[楚欣作品]50年再访”榜山风格”发祥地

50年前，即1963年春夏之间，作为省广播电台的派出记者，我曾多次行走在九龙江两岸，报道龙海人民火热的抗旱斗争，宣传名扬全国的“榜山风格”。如今——2013年，又是春夏之交的时刻，我随着作家采风团到了龙海。无论走到哪里，脑海中都会自然地涌现出半个世纪前“丢卒保车”、堵江截流的动人情景，这让我在确定选题的会上，主动请缨，用文字再次叙述那个曾经令全国人民为之动容的龙海1963年。

“九龙江有水不算旱”

九龙江，福建的第二大河流，丰沛的江水滋润着闽南大地。

龙海县，1960年由龙溪与海澄两县合并而成，位于九龙江下游。那里盛产水稻，是福建著名的粮仓，在“以粮为纲”的年代，它的地位十分重要。

1963年的2月4日是“立春”，按照农事季节的安排，已经该浸泡种育秧了，可是从上一年的10月份开始，在长达120多天的时间里，龙海没有下过一场透雨，旱情非常严重，春耕几乎无法进行。怎么办？当时县里正在召开党代会，为了鼓舞人们发扬革命精神开展抗旱斗争，会议提出了响亮的口号——“九龙江有水不算旱！”

2月6日，县委一班人就带领几个相关公社的代表，乘坐汽船沿九龙江西溪勘察水源，目的是对堵江截流的可行性进行实地调查。通过几处现场分析，参加勘察的人一致认为，如果在榜山公社的洋西大队进水口堵江，可使西溪每秒22立方米引流量中的15至17立方米，经洋西水闸，进入迂回曲折、长达32公里的九十九湾和南溪渠道，直至终点南溪灌区，而闸口上游的步文、颜厝两公社则可以引水入田，这个就能解决全县的缺水问题，确保按时育种插秧。由于作出堵江决定的那次会议是在船上召开的，人们因此称它为“舟中会议”。

“舟中会议”的决策虽然正确，但实施起来并不容易。困难在于，九十九湾需要从榜山公社经过，水位上涨，必会淹掉榜山公社洋西等六个大队地势较低的田，总数达1300多亩。这样做对他们是个不小的损失，农民能否接受是个未知数。然而面对堵江截流将会出现的这个难题，榜山公社的农民却表现出令人感动的牺牲精神。他们认为：“小利应该服从大利，小我应该服从大我，从全局出发，我们没有意见！”洋西大队的女社员林兰说：“要是下游的几万亩田插不上秧，我们这里就是丘丘结金子也没用。”当过队长的郑水龟说得更具哲理，他指出：“淹掉一小部分田，换来几万亩好收成，这是丢卒保车，很值得。”

2月15日，轰轰烈烈的堵江截流工程终于开始。需要作出牺牲的榜山公社依然走在前面，他们挑选出3000多名强壮劳动力和近百只小木船前往参加。这种崇高的集体主义精神感染了全县人民，“丢卒保车，顾全大局”，迅速成为人们的行动指南。那天，参加堵江的一万多名农民，自带工具、粮食与被褥，从四面八方步行赶到工地，各级领导干部（如县委书记刘秉仁、榜山公社党委书记苏海成），纷纷深入第一线，既当指挥员，也参加劳动。经过六七天的艰苦奋斗，一道长535米、高8.5米、顶宽4米的大坝巍然矗立，将西溪拦住，使源源不断的九龙江水，顺着九十九湾和南溪渠道，流进了下游的石码、莲花、东泗、东园等公社的田地，春耕因此按季节进行。之后，人们又回过头，帮助被淹的洋西等大队排水抢插秧苗。这样，既做到了保“车”，又捡回了被丢的“卒”。

对于西溪堵江这一壮举，2月21日，《漳州报》以“龙海万人胜利堵截九龙江”为题，作了报道。4月7日，《漳州报》在报眼的小栏目“黑板报”里，首次提到了“榜山风格”。6月21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刊登了该报记者、著名诗人郭小川的长篇通讯《旱天不旱地》，讴歌闽南人民的抗旱斗争，其中对龙海县的堵江截流作了详尽的描述，并配发短评《“榜山风格”的光辉》。从此，“榜山风格”传遍全国，为人们所熟悉。

事实上，1963年龙海的旱情并非只发生在春天，而是一直延续到炎夏时节。因此，继西溪堵江之后，县里又组织力量，先后对北溪和南溪进行截流。经过不断地抗旱斗争，大灾之年的龙海，粮食生产获得了空前的丰收，全县水稻亩产平均超过千斤。人们总结经验时把它归功于“榜山风格”的发扬。

这一年的秋天，著名的教育家、作家叶圣陶先生访问福建，听到有关“榜山风格”的介绍，非常感动，欣然写下一首七律，以表示钦佩之情。诗云：“弥望黄垂禾穗丰，从知抗旱奏全功，截流闻说五千道，引水曾经数十重。协力同心无反顾，先人后己见高风，但听一语相传告，三面红旗看越红。”

从芗剧《碧水赞》到京剧《龙江颂》

许多中老年人都知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曾活跃过一批“样板戏”，其中京剧《龙江颂》所反映的“龙江精神”，原型来自1963年的“榜山风格”。但是，新闻报道中的“榜山风格”，是怎样演变为戏剧中的“龙江精神”，人们却不一定都了解。此次笔者到龙海，就此请教了熟悉情况的人，他给我作了介绍。

据有关资料表明，1963年的四五月份，就出现过歌颂龙海那场抗旱斗争的文艺作品，其中有龙海县文化馆副馆长柯振兴所写的芗剧表演唱《榜山风格赞》：

九龙江水听使唤，改造流进九十九湾。

十万亩田解春旱，清清流水好播田。

布谷鸟催春叫不停，十万良田一片青。

百里悠悠长流水，点点滴滴榜山情。

时任福建省文化局局长的陈虹看过县芗剧团的表演唱，很感兴趣，但他觉得，表演唱形式比较简单，还不足以反映那场轰轰烈烈的抗旱斗争和崇高的“榜山风格”，便组织人员以漳州地方戏剧——芗剧的形式编写剧本《碧水赞》，此据参加省汇报演出并得了奖。就在那时，福建省话剧团为了准备参加华东地区汇演，决定在芗剧《碧水赞》的基础上创作话剧，而剧本的主要执笔者之一正是省文化局局长陈虹（化名江文）。这位“喝九龙江水长大的”领导干部，早年投身革命，曾是新四军的一员，此次又深受“榜山风格”的震撼，于是“怀着儿子于母亲般的深情”，深入实际体验生活，在获得大量素材之后，与其他主创人员一起，争分夺秒完成了写作任务，剧名定为《龙江颂》。不久，福建话剧团带着五幕话剧《龙江颂》参加华东地区汇演，之后又奉命晋京。周恩来总理曾亲临观看，并作了很高的评价。上海新华京剧团发现这一题材后迅速把它改编为京剧，剧名仍为《龙江颂》。

1966年5月，此时已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夜，江青正在大搞“京剧改革”，当她看完新华京剧团《龙江颂》的演出时，用一种大老板收购货物的口气对张春桥说：“这个戏，我要了！”由于“革命文艺旗手”想干预这出戏，深受观众喜爱的京剧《龙江颂》也就因此被停演。这一停三年，直到1969年江青才下令上海京剧团组建“革命京剧”《龙江颂》剧组，并投入排练。然而审看时，她发现戏中的主角仍然是男的（即龙江大队党支部书记郑强），不禁大发雷霆，说是重男轻女，绝不可以。据记载，当时这个不可一世的“旗手”发出指令，“剧本要改写，要把男支书换成女的，戏里要表现阶级斗争”。于是，原有的主角由男的变成了女的，即后来人们所熟悉的那个“高大全”形象——大队党支部书记江水英。

由于江青的插手，京剧《龙江颂》的身价也就徒然升高，成为当时红遍全国的样板戏之一，并被搬上银幕。毫无疑问，在“史无前例”的岁月里，这出样板戏曾产生过一定影响。今天，人们再回过头审视，虽然它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但其所颂扬的“龙江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

故地重游忆当年

对于50年前龙海的那场抗旱斗争，作为见证者，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总想有机会再去那里看一看。这次采风，让我实现了这个夙愿。

当年因堵江截流而被淹的洋西大队，是我最惦记的地方，“榜山风格展览室”就设在洋西小学内。接过采风任务的当天下午，我即迫不及待地前往那里参观。其时有三位自称是“龙江精神传人”的四年级女学生，分别给我讲解，她们有板有眼地介绍，令我这个当年的记者仿佛回到了半个世纪前。参观后，我问起堵江时所筑的大坝，主人告诉我，大坝的旧址现在是西溪桥闸，建于1967年至1970年，这个工程的主要效益体现在引水、蓄水、防洪、排涝、纳潮、通航等方面。我又问起当年的洋西大队党支部书记邱程溪和大队长郑流涎，他们是那次堵江截流的关键人物之一，由于他们的大局观，洋西大队真正做到了“舍卒保车”——宁愿让自己的土地遭淹也要拥护堵江截流。从芗剧《碧水赞》、话剧《龙江颂》直到最初的京剧《龙江颂》，主角的原型都来自于他们，但是到了样板戏《龙江颂》，他们的事迹就转而由女主角“江水英”去完成了。可惜的是，郑流涎已经于去年病逝。

从洋西村回城的路上，我又想起了当年的另一位风云人物——莲花公社玉枕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黄九使。玉枕是九龙江出海口的一个小岛，西溪一堵，淡水流不到那里，岛上只有咸水，而咸水是不能育秧也不能灌溉的，因此，堵江截流对他们来说，可谓“死棋”一盘。起先社员强烈反对，黄九使也不同意，但前来做工作的公社党委书记说了两句话，一句是，是你们玉枕的2000亩重要，还是5个公社的10万亩重要？另一句是，如果你不是玉枕人而是别地人，你会反对堵江截流吗？这两句话让黄九使的思想豁然开朗，并以此做队里其他干部与社员的工作，使大家由堵江截流的“反对派”转化为积极拥护者。玉枕人的牺牲精神也因此被誉为“玉枕风格”。如今，50年过去了，黄九使如果健在，应该有90来岁了。但一问，也早已去世。这让我颇为伤感。毕竟，他为我们这个社会作出过贡献。

回到市区，我前往市党史办，就一些问题请教当地的“活字典”郑厚根同志。老郑已年届八旬，上世纪50年代初在县委秘书室工作，是龙海的第一位档案员，对1963年那场抗旱斗争非常熟悉，还接待过前来采访的诗人、记者郭小川，并保留着许多宝贵资料。老郑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常应邀到机关、部队、学校做有关“龙江精神”（即“榜山风格”）的介绍，至今已有80多场，最近的一次就在2013年的3月26日。他的介绍博得了听众的好评，认为“榜山风格”应该很好地继承与发扬。

郑厚根与我交谈时，还分析了“榜山风格”的时代背景。他认为，这与学雷锋活动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1962年8月雷锋不幸牺牲后，有关他的先进事迹陆续出现在报纸杂志上，引起人们对他的钦佩之情，并纷纷表示要学习他的精神。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主席的亲笔题字“向雷锋同志学习”，使原有的学习活动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高潮。龙海的抗旱斗争正是发生在全国学雷锋活动的高峰期，而雷锋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助人为乐，无私奉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因此，在事关个人与集体、大局与小局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时，人们自然地倾向于雷锋精神。龙海人“丢卒保车，顾全大局”的勇敢决定正是因此而产生。

为龙海的未来祈福

过去的龙海县，农业吃香；今天的龙海市，经济逞强（全省十强县之一、全国百强县之一）。走进龙海，我既感到熟悉，又觉得陌生，因为变化太大了。

就市容市貌而言，采访“榜山风格”那年，县城在石码，区区几条老街；如今市区已扩大到包括石码、榜山与海澄三个镇，范围之大，不可同日而语。我对当地的同志说，那年，我是骑着脚踏车从县城出发，穿过一大片绿油油的稻田到了榜山公社所在地，现在，我是乘坐汽车驶过两旁布满高楼大厦的宽敞大道，来到榜山镇所在地。至于原来非常熟悉的石码老街，已经“隐居”于偌大的市区内。要不是在当地人的引导下，我不知该如何去找它。虽然今天再看老街，显得低矮狭窄，生活设施也比较落后，但我还是衷心希望它能够得到妥善的保护，因为保护老街就是保护那段历史。可喜的是，这方面已有了政府的明确规定。

就交通而言，采访“榜山风格”那年，全县只有几条沙土公路，车辆少得可怜，出行非常不方便。而今，不仅水泥大道沥青公路四通八达，各种车辆也激增不少，其中有的路段堪比城市，更有高铁与几条高速公路在龙海经过，开了许多出口处，加之厦漳跨海大桥（北起厦门海沧，南至龙海浮宫）的建成通车，龙海人走南闯北，不管多远，都极其方便而又快捷。

就人民生活而言，采访“榜山风格”那年，龙海虽然拥有水稻“千斤县”的桂冠，但老百姓的日子仍然过得比较紧。改革开放以来，不管城镇还是乡村，龙海人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比较快的提升，这从统计局逐年公布的城乡个人收入的数字变化可以看到。但我想举个例子，即与金门大担、二担靠得很近的浯屿岛，上世纪70年代我曾去过，原是个穷地方。这次我的一位同行到那里采风，他回来告诉我，浯屿岛的渔民由于发展远洋捕鱼业，收入大增，许多家庭年收入达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真可谓“富得流油”。

当然，也有不变的，那就是龙海人的勤劳、智慧、勇敢、诚信与热情好客。这次他们对待采风，上上下下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令采风团的同仁交口称赞。可以相信，凭着这股精神，龙海——这个曾经产生“榜山风格”（“龙江精神”）的地方，前途将不可估量。

展望未来，让我们为龙海祈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