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知章文采与情商兼备，另加天时地利人和

贺知章他年少时就以书文闻名，而且他还是武则天时期的状元，这是李白与杜甫所望尘莫及的。他作为朝廷的御用文人，写了不少应制诗，这只是他人在朝中，身不由己；

但他也不过分阿谀奉承，让人感到肉麻，即使是应制诗，写得清闲自然，如沐春风，这应是拍马屁的最高境界。

除此之外，他的写景状物、直抒胸臆的绝句也是脍炙人口。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咏柳》和《回乡偶书》，天然去雕饰，真情满满，朗朗上口。

所以，在诗歌上，贺知章与张若虚、张旭、包融并称“吴中四士”。

与一般人不同的是，他不但工作很努力而且玩起来也玩得也很嗨，在酒场上，他与李白、李适之等人并称“饮中八仙”。

他曾与李白有过“金龟换酒”典故：有一次，贺知章请李白喝酒，但是身上没钱买酒，竟毫不犹豫地解下佩在身上的显示官品级别的金龟，换取酒菜。

这一方面看出他为人豁达豪爽，热情好客；另一方面看出他对功名的看淡，所以晚年他自号“四明狂客”。

这才是做人、做官所需要的，执著一事，并不执迷于它。表面疯狂，内心谨慎，否则伴君如伴虎，安有不出事的道理。

你看他到了晚年，他不醉心官场，要告老还乡，唐玄宗亲自以御制诗赠之，皇太子率百官饯行，荣归故里，这是对他一生的肯定。

这种荣誉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这彰显的是他做人做事做官的成功，与他的高情商分不开，也与当时开明的政治环境有关，要知道那时正处于“开元盛世”。

李白旷世奇才，但终非庙堂之器

李白向来就是个传奇性人物，他少负盛名，早年醉心于官场，过着“朝扣富儿门，晚随肥马尘”，终究入不了那个官场的圈子，所以一度自暴自弃，心灰意冷。

但是一应诏马上就原形毕露，“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小人得志似的轻狂，从这点来看他就不适合那个纷繁复杂、物欲横流的官场。

在李白想入朝为官最为关键时候，他碰到了生命中的贵人也是今后的酒友贺知章，当他读了李白写的《蜀道难》后，赞叹不已，称李白是“谪仙”。

几次酒场上下来，他最后把李白推荐给唐玄宗。而李白跟贺知章酒喝下来后，他看贺知章每天大碗喝酒、大碗喝肉，却能混的风生水起的，他就笃定今后要像他这样为官。

但李白毕竟学的是贺知章的“形”，这个“形”就是放浪形骸。他就像是官场上的“愣头青”，这种狂放不羁的性格，使他四处树敌，让唐玄宗认为他终究非“庙堂之器”，最后只能赐金放还。

而从此后，人生阅历丰富了，他虽官场失意，却让他诗歌水平达到巅峰的时候，《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一大批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品不断涌现，因而他被称作是“诗仙”、“酒仙”，这才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李白。

可以这样说，李白的诗歌水平肯定要比贺知章高，但他的情商低得可怜，不是后来他不想当官，而是官场上已经容不下他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也只是他无奈后的自我解嘲而已。

杜甫情才具备，只因生逢乱世

杜甫早年生活条件优越，但曾多次应试不举，后来多次举荐不为重用，所以自然在朝中升官无望。

而且他是他们中最小的一位，身处大唐中晚期，已经感受到了大唐的颓势又经历了安史之乱，所以他把亲身的经历写在他的作品里。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不是空穴来风，他的儿子就是被活活饿死；《春望》《三吏》《三别》等作品力透纸背，饱含最深的忧国忧民的情怀，是强烈的现实主义诗人，被称为“诗史”。

可能让现在大家想象不到的是，与上述两位诗人不同，由于杜甫的作品都是写的下层百姓生活，当时他在世时，并不怎么出名，不像现在这样如雷贯耳。

由于奸臣当道，根本没有他出头的日子，国破家亡，举步维艰，流离失所，哪还能混出个名堂？

综上所述，贺知章虽诗人名气比同时代的李白和杜甫稍有逊色，但是他的文采、高情商与生在一个好的时代，这三个重要因素造就了他在当时的显赫的地位，混得要比一般文人要好。就像现在说的那样，拼的是综合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