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英傑：談兩周金文中的訛字問題
訛字在出土與傳世的先秦秦漢文獻中大量存在，歷代字書、韵書收有大量訛字辨識成果。高郵二王之《讀書雜志》《經義述聞》，所闡述及歸納的理論方法與校勘通例，影響深遠。近現代以來，古文字構形理論日趨完備，出土文獻不斷公布，訛字的辨識和考證成果豐富。
有鑒於此，由清華大學趙平安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先秦兩漢訛字綜合整理與研究”，旨在以數量龐大的先秦秦漢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材料爲依托，以文字學、訓詁學、文獻學、心理學的相關理論研究爲支點，通過文字考證、文獻校讎等方法，全面整理先秦秦漢文獻中存在的大量訛字，編纂《先秦秦漢訛字全編》，并在此基礎上從文字構形、字形演變、背景分析等角度，總結訛字現象在共時層面和歷時層面存在的規律，進而校讀文獻，還原文獻文本原貌，促進先秦秦漢出土文獻的整理、釋讀及傳世典籍的解讀、研究。
“先秦秦漢訛字研究叢書”爲該項目的前期成果，目前已由中西書局出版《戰國文字形體混同現象研究》《出土文獻與古書形近訛誤字校訂》《訛字研究論集》三書。其中《訛字研究論集》收録28篇訛字研究論文，聚焦甲骨、青銅器、戰國秦漢簡帛、陶量、璽印、刻石等出土文獻材料和《詩》《書》等典籍中的訛字問題，材料豐富，方法多樣，視角多維，反映了當前訛字研究的最新成果。現從中選取部分文章，作系列推送，供讀者閱讀參考。
今天推送陳英傑教授《談兩周金文中的訛字問題》一文。該文以文本和圖片相結合的形式呈現。
陳英傑，1975年9月生，現爲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首都師範大學青年燕京學者、福建師範大學閩江學者講座教授，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主要研究領域是商周青銅器及其銘文研究，研究中貫徹器與銘相結合的理念，充分重視器物因素對銘文所可能産生的影響，研究特色體現於以異體字爲核心的金文形義系統動態研究和青銅器學術史研究。近年又從漢字學學術史入手，以唐蘭先生的研究爲切入點，探討古文字學理論方面的一些問題。迄今出版學術著作3部，發表學術論文80多篇。
【脚注】
①在較早的研究階段，學者們往往把訛變、訛混、訛誤、訛别等現象置於同一個層面進行討論，隨着研究的不斷深入，各種文字演變現象逐漸得到科學的界定，有關術語的内涵與外延也逐漸取得比較一致的看法。近年來有不少碩、博士論文以訛變、訛字、形體混同等作爲研究選題，相關研究成果，可以參考這些論文的研究綜述部分。
②比如甲骨文的内容多是卜辭，文字爲契刻，所以甲骨文中的訛字就有不少的干支訛字和因刻寫技法造成的訛字，表現出不同於商周金文中訛字的特點。詳參王子楊《甲骨訛字研究》、李宗焜《略説甲骨不謹之作》，“先秦兩漢訛字學術研討會”論文，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2018年。
③這裏所説的“正字”，意思是“正確的字”,據理據和語境、辭例而推定。
④春秋戰國之交，文字開始擴散到民間，進入戰國以後，文字的應用越來越廣，使用文字的人越來越多，文字形體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劇烈變化，這主要表現在俗體字的迅速發展上。秦國地處西僻，繼承了西周王朝所使用的文字傳統，文字的劇烈變化開始得比較晚，大約從戰國中期開始，俗體才迅速發展起來。秦國的俗體比較側重於用方折、平直的筆法改造正體，其字形一般跟正體有明顯的聯繫。戰國時代秦國文字的正體後來演變爲小篆，俗體則發展成爲隸書，俗體雖然不是對正體没有影響，但是始終没有打亂正體的系統；而且在戰國時代的秦國文字裏，繼承舊傳統的正體仍然保持着重要的地位。戰國時代東方各國通行的文字，跟西周晚期和春秋時代的傳統的正體相比，幾乎已經面目全非。由於俗體使用得非常廣泛，傳統的正體幾乎已經被衝擊得潰不成軍了。在能看到的六國文字資料裏，幾乎找不到一種没有受到俗體明顯影響的資料。在戰國晚期，至少在某些國家裏，俗體字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傳統的正體字。參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第58、63—64頁，商務印書館2013年。由於戰國時期“文字異形”情形加劇，且俗體對正體文字造成很大衝擊，所以本文主要針對西周、春秋時期文字而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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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是銘文和青銅器的複合體，研究文字現象時會受到諸如摹寫、拓印、剔字、製範、澆鑄等因素的影響，本節就談談這方面的問題。
古代曾著録過的青銅器，其中有不少我們今天還能看到宋人、清人的摹本，這些摹寫的字形難免失真甚至摹錯，如清人把走簋 (《集成》4244西周中期)“司”字摹作
，
父卣（《集成》5243西周早期）“彝”字摹作
（蓋銘）等。
拓印的情况也會影響對文字的辨認和判斷，如西周晚期的鼄伯鬲（《集成》669）自名字作，字畫未完全拓出，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三）》（文物出版社1988年）494所收拓片清晰完整，作
。①
【脚注】
①我曾考證此字爲“甗”之象形初文，所據爲《集成》拓本，劉釗先生曾懷疑下部是“犬”之訛，我後以《商周青銅器銘文選》拓本示之，劉先生云“疑慮頓消”。參拙文：《談金文中一種長期被誤釋的象形“甗”字——兼論“鬲”、“甗”的形體結構》，《簡帛》第七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該文曾提交“中國文字學會第六届學術年會”（2011年7月30日—8月1日，河北張家口），會上劉釗先生給拙文提出寶貴意見，會後我又通過郵件向先生請教。
無論是出土器還是傳世器，銘文每每爲銹所掩。容庚先生云：“銹之甚者，拙工加以刀剔，有似僞刻。余於編纂《寶藴樓彝器圖録》時，如蘇公子癸簋、毛伯簋、卣三器銘之經剔者，擯不入録，蓋以此故。程洪溥所藏竟寜元年雁足鐙，字爲青緑所掩，達受和尚爲清剔其文。又元延二年鈁，程氏得時不知有款識。達受細視隱隱有字跡，並爲剔之，二器皆得明晳可讀。然誤剔竟寜鐙考工爲寺工，是知剔字之不能無失矣。畢沅所藏鼎，今觀拓本誤剔之字不少。”①
【脚注】
①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第14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蘇公子癸簋（《集成》4015春秋早期）參見圖1，毛伯簋（《集成》4009西周晚期）參見圖2。
圖3 鄭虢仲簋 圖4 齊陳曼簠
古人在鑄器之前會對銘模進行校對修改，器物上會留下遺蹟，研究銘文，對這些情形要有自覺的認識。鄭虢仲簋（《集成》4024西周晚期，圖3；《集成》4026爲同銘器）器銘第一句作“隹十一又月”，“又”作
，下面的
是鈎識，標明應與上面一字調位，即古人所謂“乙正”。齊陳曼簠（《集成》4595戰國早期，圖4）第一行末字“般”右上角有
鈎識，標明“般”字應與左邊的“逸”字相調。①或隸爲“
”，非是。
【脚注】
①參張振林師：《商周銅器銘文之校讎》，臺灣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國訓詁學會主編：《訓詁論叢》第三輯《第一届國際暨第三届全國訓詁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778頁，[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這兩個例子均由郭沫若首先指出。
圖5 秦公簋 圖6 攻吴王夫差劍
圖7 之乘辰鐘
銘文中有每字爲一範者，合多範而成文，如秦公簋（《集成》4315春秋晚期，圖5）、曾姬無卹壺（《集成》9710—9711戰國中期）。①這種單字範有鈐錯的情形，秦公簋“畯疐在天”的“天”即爲“立（位）”之誤。又如攻吴王夫差劍（《集成》11636春秋晚期，圖6），爲單字印模印範所鑄造，每個字都有一個方框，方框是在鑄造過程中先刻陰文單字印模鈐在泥範上，再澆銅灌注而製成的。印模很小，而“夫”字與“元”字又極相似，因而鈐錯了。②2003年春浙江省紹興市越城區塔山脚下一建築工地出土的之乘辰鐘（《銘圖》15360戰國早期，圖7），也是用單字印模範所鑄造，銘文末句“世世鼓勿”的“勿”字與“後孫之忘” 的“之”字左右相鄰，互相鈐錯。
【脚注】
①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第131頁；陳夢家：《中國文字學》第137頁，中華書局2006年。
②參張振林師：《關於兩件吴越寶劍銘文的釋讀問題》，《中國語文研究》（香港）1985年第7期。摹本采自該文，張師所作。
澆鑄
圖8 叔五父匜 圖9
仲雩父甗
銅器在澆鑄過程中可能會發生沖範現象，從而造成範損移位，主要是因爲灌注高温青銅溶液時，有可能對内範銘文字體筆畫或偏旁或整字造成毁損、移位，如陝西眉縣楊家村單氏家族銅器群中的叔五父匜（《銘圖》14938西周晚期，圖8）的“孫”字左下筆畫和“作”字横畫即被溶液沖斷而移位，逑盤（《銘圖》14543西周晚期）則有幾處文字整字缺失。仲雩父甗（《集成》911西周晚期，圖9）“旅”字作
，該銘存在沖範現象，“旅”字右上筆畫應該是“父”字筆畫被沖斷後游移過來的。
應公鼎（《集成》2553西周早期）的“公”作
，似“口”，跟銘文範的製作當有一定關係。①
晉侯蘇鐘(《新收》870—885西周晚期)共16件，“
”出現12次，最後一次作
（《新收》883），右上偏旁頂上一斜筆應該是泐痕，並非“穌”字。
文字的訛誤跟書手的水平有很大關係，這個問題已是共識，今不贅論。各個諸侯國的文字水平也參差不齊，李學勤先生曾指出，“在春秋早期的東方，一些小諸侯國的文字每每變異奇詭，很難辨識。這大概是這些諸侯國過去很少鑄造有銘器物，又缺乏有文化教養人物的緣故。如淮水、漢水之間的小國江、黄、曾等國，甚至出現銘文顛倒錯亂的現象，與有傳統文化的齊、魯等國差距很大”，②“總的來説，春秋時期的青銅器以晉、鄭、齊、楚等大國的最爲重要，其中晉國在字形演變和器形的發展上都較爲先進”。③
【脚注】
①金文訛字的産生，跟銘文的製作肯定有一定的關係。但由於銘文製作過程迄今仍是一個不能獲得全解的謎題，所以，有些問題只能推測，不能定論。
②李學勤：《中國青銅器的奥秘》第110頁，臺灣商務印書館2002年（據香港商務印書館1987年6月初版第三次印刷）。
③李學勤：《古文字學初階》第36頁，中華書局1985年。
影響文字的器物因素以及其他非文字因素不止以上所説的這些，這都説明，我們在研究銘文文字時，對跟青銅器這種特殊文字載體有關的非文字因素對文字所可能産生的影響是不能低估甚或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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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金文中的訛字並不多見，具有偶然性、個别性和非規律性。通過上文的討論，可以歸納出研究金文中訛字的幾條基本原則：
（一）漢字是表意文字，它之所以具有穿透時空的永恒魅力，就在於它的有理性。理據是漢字的靈魂。判斷金文訛字的根本依據是文字的構形理據。
（二）要在一個共時的文字形義系統中，對每一個具體的文字進行區别分析，不能以後世的形義系統隨意比附。寫訛後，成字還是不成字，訛成何字，都是基於訛字所在的文字系統而言的。當然，我們只能根據現有的文字系統加以判斷，隨着新材料的發現，這種判斷有可能會發生變化。
（三）文字進入社會通行領域後，它就不再單純是記録語言的符號，還是一種審美藝術。文字的構形除了跟理據有關外，還跟文字的使用者和書寫者的知識素養、審美情趣、書寫態度以及認知慣性存在關聯。因此，判斷訛字時，要注意文字所在的載體以及書寫者的審美心理、認知心理等因素對文字演變帶來的可能影響。
（四）注意金文簡率的俗體文字對當時文字系統的影響。就已有材料而言，時代越晚，俗體對正體的影響就越突出。那些可以看作俗體的草率銘文，值得單獨作爲一個課題深入研討。俗體的確定應以當時的通行寫法爲參照，通行寫法的確定需根據使用頻率來判斷。金文作爲當時的正體文字，通行寫法一般會維護漢字的理據性。①
【脚注】
①通行字一般會保持理據，但理據的呈現方式會有變化（如“
”），我們要在漢字演變序列中恢復原初理據。漢字的優勢就在於字形資料的歷時連貫性，使理據的恢復具有了可能性，我們今天所談的漢字的理據，都是通過漢字演變序列的追溯而得到的（其中結合了字書記録和文獻使用情况）。
（五）金文訛字研究要注意從多角度、多層面探尋訛字産生的原因，找出訛的理路，從而服務於金文形義系統的研究。金文中有共時的訛字和歷時的訛字，關於訛的原因的探討，對於我們深入認識金文文字的形義關係以及構形系統的運行機制有着重要的意義。
金文書寫水平具有多層次性，其中既有同一時代書手個體之間的差異，也有文字演變和不同時代審美要求所造成的差異，也有因地域不同而形成的風格差異。這就要求研究者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共時的文字形義系統中細緻地參互比較，避免以偏概全。另一方面，金文尤其是西周、春秋時期的規範的正體金文，整字以及偏旁發生訛誤的情形並不多見，訛混情况也不嚴重，這説明在當時文字是有傳承的，這種傳承不但包括寫法，也包括對文字形音義的正確理解。同時，這也説明，書寫金文的大部分書手都應該是知識水平較高、精通文字的史官。
今天我們談古文字資料中的訛字，需要清醒地意識到四個方面的局限：（一）我們已經習慣了嚴格的文字規範，而古文字資料書寫時代的人們缺乏嚴格的文字規範意識。（二）今天的漢字結構、筆畫已經定型，而古文字還處在演變之中，至戰國時猶未定型。（三）時代久遠，今天我們不但對古代文獻的理解有隔閡，對當時的文字系統的把握也存在客觀上的障礙。關於這一點，楚簡文字中的“龜”、“黽”之辨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①（四）金文是鑄跡，而非墨跡，即使是銘文有墨書原本作依據，也不能把鑄跡與墨跡完全劃等號。研究金文中的訛字時，應儘量考慮到銘文製作和器物鑄造給銘文所帶來的可能影響。
【脚注】
①相關情况可參張峰：《楚文字訛書研究》第104—105頁。
2017年7月18日一稿
2017年7月25日二稿
2017年8月22日三稿
2018年8月30日四稿
附記：本文曾提交“中國文字學會第九届學術年會”（2017年8月19—22日，貴陽）、“先秦兩漢訛字學術研討會”（2018年7月14—15日，北京）宣讀，得到黨懷興、葉玉英、魏宜輝等先生的指正，在此一併致以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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