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第一功臣”华信

把历史读给你听

杭州位于东海之滨,经济繁荣,人文荟萃。今日市区高楼大厦鱗次栉比,西湖四周则花圃名园林立,绿茵如画,楼台亭阁,红墙碧瓦,若隐若现,掩映在茂林修竹之中。更有三面青山怀抱,峰峦逶迤似龙飞凤舞,景象万千。古老的历史名胜,古刹钟声,石窟造像,遍布其间,点缀着武林山水,凝结着先民的智慧,令人心旷神怡。早在唐代,曾任杭州刺史的大诗人白居易,离任后依然眷恋着西湖,发出了“未能抛得杭州去,半勾留是此湖”的赞美之声!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则称“钱唐兼天下之美”,元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盛赞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而我国民谚则将杭州和苏州并誉为“人间天堂”,其美丽繁华可想而知。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旅游事业的发展,今日的杭州名胜遍布日新月异。

坐落在西湖之畔的岳王庙,殿宇巍峨壮丽,墓园肃穆庄严,为凭吊南宋民族英雄的胜地;宝石山上玲珑俊秀的保俶塔,卓立山巅,直插云霄;雄踞于夕照山上的雷峰塔,富丽堂皇,气势不凡,而近年杭州市委、市政府兴建的西湖西进工程,则更使西湖青春焕发,绰约多姿,益加迷人。

杭州不仅具有“春夏秋冬皆好景,雨雪晴阴各显奇”的西湖旖旎风光,同时还拥有丰富的人文景观今日,整治后的西湖,可谓美不胜收,盛况空前,吸引着络绎不绝的中外游客。这是千百年来的先民辛勤治理的结果,也是历代县令、州官打造的杰作!然而,纵观上下五千年,杭州史上的“第一功臣”则要数东汉之时的会稽郡议曹华信。

华信,为东汉时人(疑为东汉晚期),生卒年不详。我们仅在南朝刘宋元嘉年间(424—453年)任钱唐县令的刘真道所撰《钱唐记》流传下来有限的文字中,得知华信曾任东汉时的郡议曹,议曹为汉时郡守所降属吏之称,应是协助郡太守工作的官员。不过,据陈志坚先生考证,这里的郡之议曹应是“都尉府之议曹”,因为钱唐本地的议曹来办理本地之事,乃属顺理成章,如果是郡之议曹,华信理应在吴县或山阴县,离钱唐县较远,不如本地人来得关心,是很有道理的。刘真道在《钱唐记》中载:

“昔一境逼近江流,县在灵隐山下,至今基址犹在。郡议曹华信乃立唐以防海水,募有能致土石者,即与钱。及成,县境蒙利,乃迁此地,因是为钱唐县。”

由此文中可知,早先的钱唐县(相当于后代所说的县城)濒临古钱塘江,因其民居地常受钱塘江潮水的侵害,故华信便招“募有能致土石者”,在江边筑建起捍海塘,“以防海水”吞没陆地,“及成,县境蒙利”,百姓咸欢,安居乐业,生齿日繁,因之,便将原在“灵隐山下”的钱唐县治也搬迁到“此地”来了。对此,我们早已指出:

“华信所筑防海大唐内侧早已成陆,而且已有较大型的聚落存在。不然,何必兴师动众筑此防海大唐呢?”

后来受钱塘江潮患冲击,故华信发动民众筑了捍海塘,后因县境蒙利,连县治也搬迁来了。

可是,由于《钱唐记》一书早已散佚,幸被唐宋文献有所摘录,虽不致绝迹,却又产生出不同的版本,北魏道元《水经注・渐江水》就是一例。书日:

“防海大唐,在县东一里许。议曹华信乃议立此唐,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一斛土者,即与钱一千。旬月之间,来者云集。唐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唐以之成,故改名钱唐焉。”

有人对此解释说在郡议曹华信的提议下,修建海塘工程开始招募民工时,允诺“有能致一斛土者,即与钱一千”,因此人们肩挑车推纷纷而至。但是唐还没有建成,赏钱还未兑现之时,工程部门便宣布停工,“于是人们只好抛弃土石而去。而正是这些被抛弃的大量土石,竟然造就了一条海塘。因为形成海塘的土石原本允诺是给钱的,故名这条海塘为‘钱塘’”。以致有人说华信是一位骗子,这显然是不公正的,因为郦道元并未到过南方,他所注引的说法本身就有问题。当然,也不排除是后来的好事者添加的臆测,致使今人产生了误解。其实,我们的古人素以诚信为本,华信筑塘决不会出此下策。文中的海塘,原文就“防海大唐”,而“钱唐”之名也早已见于秦汉之时,比东汉晚期的华信筑塘要早四百余年,显与此无涉。再者,倘若此“防海大唐”果真是因“赏钱还未兑现”,人们只好抛弃土石而去,“竟然造就了一条海塘”的话,又有何坚固可言?能抵御汹涌的钱江浪潮(即“防海”)吗?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和杭世骏在《订讹类编》中,早就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以钱易土及捐钱筑塘等事,皆附会之词也”。

至于这条“防海大唐”的位置,清代陈文述认为是在吴山的云居山麓至钱塘门一带,魏嵩山教授考证后,主张“当沿今中河一线”。也有人认为“当在钱唐门至清波门一带,大致北起西湖东北宝石山脚,南至西南万松岭下,相当于今湖东湖滨路、南山路一线”。更多的学者则主张自从华信筑唐后,西湖才最终与钱塘江分开,随着泥沙日益涨远,今杭州市区的平陆也日益扩大故而认定西湖的形成应在东汉以后。好像是因华信在吴山与宝石山之间,筑起了一条如同建造水库时的拦洪蓄水大坝后,才促使西湖与钱塘江分开,从而形成为西湖,这是有失偏颇的。

关于西湖的形成与年代,上文已有闻释;而东汉防海大唐的位置,从钱唐县治和当时钱塘江流主要在今金家山至吴山东面附近一带,尔后东折,结合考古发现及有关传说,尤其是沙河漾沙坑、洋坝头(羊坝头、灞头)、水漾桥、官巷口(即古之官口)后洋街、前洋街(今竹竿巷)等地名,或许藴含着古代海湾和先民筑坝之举的历史信息。因此,我们认为华信所筑“防海大唐”的地点,可能在中山路一线的洋坝头、官巷口及至众安桥附近一带。通过对《史记》所载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会稽,“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等史料剖析,同以获悉至迟在秦朝时,钱塘江的江面宽阔,可能流至紫阳山东面附近时,便已东折而去,吴山、紫阳山至凤凰山、将台山(秦望山)及金家山东面受到钱江潮水的冲击。迨至东汉之时,钱江潮冲击点可能已北侵至今日中山路一线的众安桥、水漾桥和洋坝头东面一帯,后来经华信筑捍海塘(“防海大唐”)后,钱江潮冲击点オ南移至吴山东南,洋坝头至众安桥一带逐渐有人居住。上世纪80年代曾在洋坝头(杭州市财政局附近)发现过晋代水井造迹,附近一带还发现有晋代陶瓷片和瓦片;便可为证。至于唐李绅诗有“伍相庙前多白浪”,可知唐、五代之时钱江潮冲击点主要在吴山至风山、金家山东面,即今凤山路一带。

我们要再次强调的是,为保护百姓安宁,抵御潮水冲击侵蚀,东汉时的议曹华信毅然发动民众,招募“有能致土石者”(并不是人人都可以)等能工巧匠兴筑起的“防海大唐”,就是如同1983年在南星桥凤山路道口附近的江城路立交桥发现的捍海塘那样。当然,其时兴建的海塘只属“土石”结构,远不如“运巨石盛以竹笼,植巨材捍之”以那样坚固的筑塘方法。中山路附近的水漾桥、洋坝头等地名的来历,也许蕴含着传闻已久的若干历史信息。

正因为华信招募的是能工巧匠,采用了土石结合的方法,在钱江潮水冲击要害处筑塘并最终获得了成功,“县境蒙利”,人民受益,以至钱唐县治也搬迁来了。至于郦道元引文中的“有能致一斛土者,即与钱一千”之说,按《雅量篇》注引《钱唐记》日“县近海,为潮漂没。县诸豪姓,敛钱雇人,辇土为塘”,则应比郦注更加符合史实。

但无论如何,刘真道著的《钱唐记》,实为“迄今所知杭州历史上最早的地方志”,“仍不失为研究杭州人文历史、地理环境的重要资料”,弥足珍贵。华信的筑塘成功,对于防御潮患,扩大城区和治理西湖功不可没,为杭州城市和西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华信堪称杭州史上的“第一功臣”!

作者林华东系杭州文史研究会顾问,

浙江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作者林盈盈系文史学者

(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