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17篇  红山文化 “玉巫人”的发现与“萨满式文明”的有关问题1...

红山文化“玉巫人”的发现与“萨满式文明”的有关问题
郭大顺(辽宁省文化厅研究员)
红山文化有没有玉人,这是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虽然有几件玉人形象的传世品被列入红山文化,但多有疑点,其中有的可能形制较古,但并不一定属于红山文化。就是个别有出土地点的收集品,时代或形象也都不够明确。然而,在牛河梁和东山嘴等红山文化遗址中,已发现有众多陶塑或泥塑的人物形象,且有大、中、小各种规模,采用高浮雕和圆雕等技法,写实性很强,红山文化玉器则以在写实基础上高度抽象的各类动物形象为主要造型特点,无论泥塑人像和玉雕动物都表现出超乎意料的高水平,尤其是在红山文化和先红山文化诸遗址,近年陆续发现有石雕人像,有的也高度写实。这些都说明,红山文化已完全具备了制作和使用玉人的技术条件和文化背景。看来,红山文化玉人的发现,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2002年10月,辽宁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牛河梁考古工作站在第十六地点发现了一座大型墓葬,随葬的玉器中有一件玉人。这是红山文化玉器中单独的人形象的第一件正式发掘品,这件玉人个体较大,极具特征,与以往所谓的红山文化玉人完全不同。这件玉人的发现,不仅为红山文化玉器增加了一个新的类型,而且因为人的具体形象明确,从而又具有高于其他玉器包括玉龙、玉凤等各类动物形玉器的价值。
第十六地点位于牛河梁遗址群最西部一处海拔高度为550米的山冈上,东距女神庙遗址约5000米,原名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是1979年辽宁省文物普查试点在凌源县进行时发现的。遗址所在山冈较为平整,山冈上的红山文化积石家被一座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堡所叠压和扰动。当年进行了试掘,发现红山文化墓葬3座,出土玉器13件,并初步进行了早晚分期的探索。1990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日本中国考古学研究会以“东北亚考古学研究”为题进行的合作研究,又将这个遗址列入研究范围,对该遗址进行了复查和测绘。以后随着牛河梁遗址发掘工作的进展和对牛河梁遗址群认识的加深,得知这个地点也属于牛河梁遗址群范围,遂编为牛河梁遗址十六地点。
为配合牛河梁遗址发掘报告的编写,了解第十六地点的全貌,2002-年对该地点进行了全面揭露,又发现红山文化墓葬12座,出土玉器20余件,并从地层上进一步验证了这批墓葬早晚期的划分,特别是对晚期积石冢和墓葬的确认。出土玉人的墓编号为M4,属于晚期墓。由于该遗址的红山文化遗存被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堡所叠压,属于晚期积石冢的地上设施,如积石冢的冢顶堆石、冢界的多数砌石和置于冢上的陶筒形器群,大部分已不存,有的冢界砌石还被夏家店下层文化移作建筑房屋时使用,所以积石冢的整体情况已无显露。不过从个别保存原位的冢界砌石和局部石墙的走向看,中间并无界墙或割断的迹象,故可推测在这个山冈上营造的晚期积石冢为一座,其总体情况为:冢顺山冈的走势呈东北至西南走向,冢界呈长方形,南北长近50米,东西宽近30米。在牛河梁遗址已发掘的诸积石冢中,这样的规模属于大型积石冢。M4正好位于这座晚期积石冢的中心部位,也在整个山梁的主脊上,墓穴的所在,为山冈上裸露于外且也呈东北至西南走向的一条变质花岗岩的岩脉,墓穴就直接在这条坚硬的花岗岩石脉之上凿造。墓口南北长3.9米,东西宽3.1米,墓穴深4.68米,墓底距地表5.22米。墓的南壁陡直下深,北部一侧的墓壁从墓口向下1米处也为陡直的墓壁,再下则呈斜坡状,又似起有台阶。发现时墓口以上的土层有被烧过的迹象,烧土以下铺有石块层,散布在墓口四周约卯平方米的范围并延伸到墓扩内,经分析这些石块层是筑墓时开凿下来的岩石块作为填石又回填到墓扩内外而形成的,致使该墓的填“土”大部分为基岩石块。凿下又作为填石使用的岩石块大小比较均匀,一般为边长约15厘米的方块状。墓扩中央上部的填土内,并置一以石片搭筑的形似“井”状的砌物,“井”作多角形,长1.35米,宽1.16米,高0.56米,无盖无底。墓底砌筑一座石棺,石棺共用17层石板,棺内壁整齐,长侧略呈外弧形。石棺内壁长1.9米,宽0.5-0.55米,高约0.65米。有用石板铺盖的棺底板和顶板,底板的选材多数较大,上下部位的底板都用整块石板横置,棺顶板也都为横置,用做顶板的每块石板虽窄小,但拼接紧凑。墓主人为一成年男性,年龄为45-50岁,仰身直肢葬,头向近于正东。人骨保存较完整,部分骨骼有扰动移位的情况,尤以右侧股骨扰动较甚,横置且股骨头部分搭于棺壁上。随葬品只有玉器,共8件,除玉人外,还有玉凤(简报中称为“玉鹄”,见本刊本期)1件,横置于头下,斜口筒形器1件,竖置于胸部的右侧,玉镯1件,置于右臂处。另有玉环2件,绿松石坠饰2件,置于左侧骨盆处。其中绿松石坠饰,从牛河梁遗址其他墓葬出土的同类器来看,为耳坠,原位置应在两耳侧,考虑到部分人骨有扰动的情况,推测这2件绿松石耳坠也是因外力如鼠扰而移位到人体下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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