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毛毛：真正的赢家
余毛毛，安徽安庆人，《读者》等杂志签约作家，作品散见于海内外报刊杂志。
真正的赢家
□余毛毛
在美食一条街，“老陈牛肉面店”生意不好也不赖，老陈的的店只能放五张桌子，我一星期总要去那么三四次，在我的印象中，他的店桌子从来没有坐满过人，但桌子从来也没空过。
老陈的店几点开张我并不知道，但总要在晚上十点左右才关门。老陈和他的老婆共同打理店，老陈负责拉面，面拉好后放锅里一扔，剩下就是他老婆的事了。老陈和我同年，老陈的老婆比我们小五岁，这是我从他们与其他顾客闲谈时得知的。老陈一直叫我“老板”，老陈的老婆则有时候叫我“小伙子”，这起先让我感到愕然，后来则心安理得，滋生出某种优越感，有时说话也就对他们不那么客气。比如说有时候老陈的老婆用缺角的碗给我端来面，我就不高兴地批评她，说你好歹也要尊重我一点，得把我当人看；有时候老陈不洗手，在找了钱后又直接拉面，我也批评他，说他应注意卫生。表面上看，我批评得都有道理，但其实我自己知道，我有一种优越感，我觉着自己活得还算体面，认识许多领导，认识许多老板，认识许多形形色色的名人，我是跟这些市井卖浆者是不一样的。总之，我觉得比他们高一等。而老陈夫妇并不跟我计较这些，你叫她不用缺角的碗端面，她也就从来再也没有过了；你叫他洗手，他也就洗手。有时，老陈闲着的时候，看我快吃完了，就将根烟放在我的碗边，一根烟八毛钱，这等于是变相给我打了折；而老陈的老婆对我也很信任，有时候叫她找钱，她正在忙，就说：“你自己找吧。”于是我就拉开装钱的抽屉，自己将钱扔进去，然后自己找零，而他们夫妻看都不看我一眼，这种信任我认为非常难得。
总之，我和老陈夫妻相处得还算不错。我到他们店来吃东西，可能有五年之久了，我认为老陈并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当然也不会告诉老陈我是干什么的。老陈夫妻有个儿子，和我儿子差不多大，一样在一个末流的二本学校读大学，一样在一个末流的211高校读研究生，巧的是他们一样地在一个二线的城市找到了工作。这些情况都是晚上我在老陈店啃牛骨头时跟他们夫妻聊天时得知的。老陈的儿子我见过，放假回来时，他有时也在店里，不是坐在最后的一张桌子上玩手机，就是在楼上的阁楼上睡觉，他还给店里装了wifi，以好让他爹妈在闲时在手机上看电视，也方便了我们顾客。老陈的儿子和我的儿子运气都很差，他们没到那个二线城市之前，那个城市的房价只有万把块，但在他们的半年实习期结束后，则涨到三万块还朝上。这让我措手不及。他们的工资并不高，到手只有四五千块钱，租房就要去掉一千多，每到月底都是月光，儿子有时甚至还找我要点。靠他们自己攒钱，几乎不可能。读完研究生的人，都是二十五六岁，买房是首要问题，而首付多则要一百万，少的也要六十万。我拿不出这笔钱，忧心忡忡，我跟儿子无数次的商量，我要他到一个房价便宜点的城市，真的不行，就回老家来，四线城市也能生活。儿子也基本同意，他们研究生是可以在那座城市落户的，但儿子决定不在那个城市落户了。儿子很失落，我则很内疚，哪个当父母的不希望儿子留在好一点的城市呢？
我想当然地认为老陈和我遭遇的是一样的困境，有一天晚上，我跟他聊起这事，老陈的话让我吃了一惊，他说：“我叫儿子落户了，我给了他八十万买房。”我疑惑地看着他，那表情就是问他怎么会这么有钱，老陈说：“我们做生意，起早摸黑，手头比你们要活络些。你在区政府盖章，当小公务员，拿的是死工资，肯定比不过我们。”我问老陈怎么知道我的工作的，他说：“我是床具总厂的下岗工人啊，我买公房时找你盖过章，我去过你那。”床具总厂在十三年前倒闭，也就是说老陈在这十三年里，最少是赚了八十万。那一刻，我感到很沮丧，在老陈面前的优越感荡然无存。在我和老陈之间，真正的赢家是老陈。
（作者自负文责，图片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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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河文艺》第0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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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编 杜育龙
主 编 王 炜
副主编 吴 朝
编 辑 王 科 严新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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