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头们被留在了小地方

'

近年来，中国总流动人口不断下降，但大龄流动人口却成为一组逆向数据。陪读、照顾孙辈的中老年女性们，成了新一批进城的主力。而她们的丈夫，年老的男性们，则被留在了小地方。

这是城市化过程的一个小问题，生活的崩解与重建，并不容易。

老头们喜欢三三两两坐在太阳底下聊天，有时选在杨国富屋后的向阳空地，有时是村头碾麦场前的小卖部。他们严肃讨论着什么，热火朝天，辅之以各类拌搅的手势，杨国富凑近了听，才知道是在互相传授厨艺：

“浆水要常翻搅哩，一天一搅就不会白花（变质）。”

“和面要一边往面盆里倒水，一边要用手揉捏。”

杨国富恍然大悟，以前自己不懂，每次都用筷子和成稀糊糊，做出来的面就很难吃。

在这个位于甘肃东南部的村落里，每一件新鲜事都已经被重复了一千遍，年轻人们外出打工，学校逐个撤离，带走一大批孩子和陪读的父母。连菜贩子也不常进村，挣的钱还抵不上来一趟的油费。小卖部的货物积压着，蒙尘，等着过期，像一种生活隐喻。

过去，男人进厨房，会被视为没出息的表现。如今已经顾不得了，妻子们进城带孙子、陪读，留守的老男人们一下子生计无着——妻子儿女不在身边，怎么吃一顿像样的饭菜？

有了老哥们儿的指导，六十多岁的杨国富学会了做浆水面，浆水卧一大缸，于是一连几天，顿顿只吃这个。浆水精髓在于酸爽，杨国富舀起尝一口，砸吧好一会儿才品出些许酸味，不像老伴儿做的味道。

自从儿子在兰州工作安家，老伴儿也一道搬过去，帮忙照看上幼儿园的孙子。女儿在十几公里外的镇上当老师，离他最近。但她有家庭工作，每周只能来一次，添些果蔬、油盐酱醋和备用药品。

像杨国富一样的老人不在少数，在这个空心村里，老年男性数量最多，他们的老伴，通常是进城照料儿孙的老漂一族。

近年来，中国总流动人口不断下降，但60岁以上的流动人口却成为一组逆向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的调查数据，全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流动人口从2000年的503万人增加至2015年的1304万人，年均增长6.6%。

截至2016年，中国随迁老人已有1800万人，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老人比例高达43%。这也同时意味着年轻人们对上一辈女性的倚重。

老来挪根，这是许多夫妻从未设想过的生活变轨。陪读、照顾儿孙的母亲们，成了新一批进城的主力。而工作、生活相对稳定的老男人，则被留在了小地方。大多数情况下，妻子是男人们稳定生活的轴承，如今，她们随时有可能被撤走。

对于住在河北县城的李兵来说，独居生活起初是一种自由的假象。李兵40岁，是相对年轻的留守父亲。儿子一年级起，就要到北京的小学上学，妻子则正式成为陪读妈妈。送母子俩离开那天，李兵起得很早，出门买好早点，妻儿还没有出门的意思，他已经赶着把行李放进车子后备箱。

结婚以来，妻子的照料和管控一同渗入他的生活。儿子出生前，连修剪指甲的小事也不必李兵自己动手。每天上班，妻子叫的网约车在楼下准时等候。叫外卖的技能也是多余的，嫌单位饭菜不好吃，只要跟妻子说一声，过阵子就会听到外卖员敲门。

唯一的烦恼是妻子的洁癖。上二楼、进厨房，不同场景专门配有不同的拖鞋，进门必须换居家服，内衣裤袜要叠好，在衣柜里分开放。一天下来，生活多出许多琐碎流程。有时工作忙，架不住儿子纠缠，要陪他看上一两集动画才能脱身。

独居刚开始，李兵进门不换衣鞋，直奔客厅，鞋印留在地板也没人管，窝在沙发里看电影、玩手机，日子过得清净舒坦。与妻儿视频时，他尽量不露出自己的愉悦，可还是让妻子看了出来。

变化发生在妻子离家的一个月后。有时刚进门，李兵就感到被一大团黑暗裹住。到厨房掀开锅盖，剩菜剩饭都凉透了。打开电视，想在睡前制造点热闹的声音，却更衬出他的孤寂。早上起床，李兵拿着冷饼愣在电烤箱前，琢磨半天，还是得打电话求助妻子。

李兵深知北漂不易，因此不敢向妻子诉苦。他把小舅子请到家里吃饭解闷，几杯酒下肚，才开口：“你看我过的这是什么生活？”

同样，来自湖北的老刘也离开了妻子的庇护。只是他没有想到，46岁的妻子从没出过远门，第一次到上海，就生出了留在大城市的念头。

老刘的女儿在上海工作两三年，本来各安一隅，直到女儿患有抑郁症的朋友与她同住，老刘才忙不迭让妻子飞过去照料一阵，实在不行，就帮忙把那位朋友送回老家。

没过多久，妻子发来消息，在女儿小区楼下找到一份小食店帮工的工作，老刘才明白，妻子做好了长期分居的打算。

得知消息那天，刚好临近老刘的生日。接下来的连续两周，老刘借故和朋友们庆生，整日浸泡在棋牌室里。他开始喝酒，一连几天，不眠不休，被赢钱的心按在赌桌前。

和家人视频通话时，女儿发现老刘神色呆滞，以往和她调侃逗笑的段子也不讲了。“你是不是状态不太好？”女儿问他，老刘连连否认。

夫妻俩近两年争吵不断，有时几天都互不搭理。老刘断定，妻子想离他而去。有一天，借着酒劲，他一连给妻子发过去几段长语音：

“我快窒息了，我要崩溃了。”

“如果你想走，那我也会开始我自己的生活。”

母女俩都不明白，老刘独居的一个多月里经历过什么。老刘性子拧巴，不擅长情感表达，进一步唐突，退一步又显得冷漠，始终跟身边人隔着距离，却希望对方主动迈过来接近他。

第二天酒醒，老刘才知道自己在妻女面前失了态。女儿打来20多个电话，老刘觉得窘迫，一个个挂掉，扯了“喝醉”的由头打发过去。

图 | 老刘家的乡间景色

长久以来，人们总是认为女人会渴望稳定，而男人们渴望漂泊。婚姻是男人葬送自由的墓志铭，家庭则是女人们的战利品。

老刘的妻子不同。她更像一个天马行空的幻想家，时不时跳脱出老刘务实经营的生活。

图 | 老刘的妻子

2020年，妻子所在的国企光景不再，她辞了职，闲在家里，家务活填不满她多出来的精力，老刘便劝她，每天打牌、做瑜伽，跳跳广场舞，吃喝不愁，日子不也挺好？

他不愿妻子再扑腾出什么新花样，就像九年前，她一边上班，还执意要开家小型歌舞厅，还拉来了老刘的好友入伙，一起劝说他。歌舞厅最终在一个小场馆里开张了，门票5元，提供舞池、音响、带队老师和零食茶水。每晚，舞厅人流多达两三百人，都是父母岁数的中老年人，合着流行曲，硬着关节舞动。

后来，夫妻俩和好友因利益纠葛闹了矛盾。同行挖走了领舞老师，歌舞厅最后被迫关闭。老刘为与好友闹掰感到痛心，他是入赘到妻子家来的，在这座小城里，关系亲密者寥寥。而妻子却将这当成一次创业经验的累积。

很快，她不再满足于打工，托了女儿与老刘商量，准备在上海创业，自己开家小食店。

老刘格外悲观，“如果发展起来，不要爸爸了怎么办”。他有些赌气地回应：“那我把房子卖了，支持你们。”有时候，老林觉得生活像一辆即将失控的快车。

身在安徽县城的段老头也察觉过这种失控。妻子考上博士，在家里办了庆功宴。亲戚们道喜，每一句祝贺，都加深了老段脸上的阴影，他冷不防回应道：“不就是博士吗？”妻子扯着嘴角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2009年8月20号下午，老段将妻子与在北京就读的儿子送到火车站。妻子困于北漂琐事，对老段没有过多关心。自她与孩子走后，做了十几年饭的老段极少再进厨房，临近饭点，就随意在附近选家饭馆。

偶尔有假期，妻子也会坐9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回到安徽老家。那时，老段搬进刚买的二手房。妻子一边收拾家里，一边感叹：“这房子挺大的。”老段答她，“好是好，可不就一个人吗”。

两人陷入沉默。此前，妻子是乡镇职工医院的耳喉鼻大夫，医院效益不好，她不愿意停留在原地，决定考博，选了心仪的北京同仁医院。那一年，医院仅仅向全国开放七个博士名额。旁人觉得太难，只有她硬着头皮报了名。

妻子没意识到，她的中年起跳，早已在夫妻间撕开一道口子。妻子以为，等老段接受到北京一同居住，问题就可以解决。二十多年前，老段所在的工厂破产，妻子也极力鼓动他到深圳创业。失业之后，他在家待了两三个月，夫妻俩争吵不断。老段怪妻子不明白，北京与当年的深圳一样，都不会是他选择的归宿。老段也同样不理解，妻子为何总想着离开安徽老家，镇上的人，不一直都是这样生活的吗？

有好事的亲戚在老段面前搬弄：“人都是博士了，还能要你？”

“没关系，我找个女的还不好找？”他勉强维护着面子。

妻子考上博士的那几年，老段拿下了县里几条路的修筑工程，赚到了钱。他急于证明自己，在家里大办自己的酒席，对着一大桌子亲戚，他向儿子承诺买房买车，听到儿子想出国考研究生，他不赞成，“现在有了钱，没必要再去受这个罪”。

紧接着，他又接手了一栋35层的大楼的修建，可大楼卖不出去，合作的老板只还了他贷款得来的500万，其他的钱都打了水漂。

在老家留守四年之后，老段偶然在饭局上认识了比自己小14岁的女人，她带着两个儿子，还有一个在北京打工的丈夫。女人学历不高，初中便辍了学。足够“本分”，不像妻子一样，总给他带来压迫感。

两人的相遇是寂寥生活中的一抹亮色。在女人离婚之后，老段不顾旁人眼光，与她同居。在小县城里，这样的不雅绯闻很快传开，供熟人们茶余饭后咀嚼。段家的姐妹们脸上挂不住，宣布与老段断绝关系，好几年都不来往。

老段没有丝毫畏惧，在情人身上，他找回丢失了的生活轴承。家里被收拾得整洁干净，女士丝巾和衣服挂在衣钩上，桌子堆放着化妆品和护肤品，为这个家填补上几分女主人的气味与秩序。

他乐呵呵地受女人管束，戒除打麻将的习惯，为两个继子当起像模像样的父亲，到处找关系，把孩子弄进重点中学。当年，他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也没这般关心。2018年，老段与博士妻子签署了离婚协议书。

老段的境况只是个例。对于大多数父亲们来讲，留守仍是一道会长期存在的无解难题。

在湖南邵阳的小山村里，李彦民躺在沙发上，他忽然感到头晕，胸口发闷，临近饭点，连起身吃饭的力气也没有。客厅的监控正对着自己，另一段，连接着远在深圳的屏幕。孩子们在城市里成家立业，妻子随迁，以便照顾孙辈。

监控摄像头闪着亮光，他感到被陪伴着，又害怕惊动家人。李彦民70岁了，但农村没有退休一说，他亦不肯当无价值的老人。七月份，稻谷成熟，他到地里扛割上来的谷子，六七十斤的重量压在肩上，他的每一步都迈得很小，速度也比别人慢。屋前有几只散养的鸡鸭，准备喂肥了，等邻居亲戚有到深圳去的，就拜托人家给儿女们稍去，大城市少有绿色食品，也能为家人节省些生活开支。

图 | 李彦民老家的稻田

这样的情况在农村常有，即使是有实力的家庭，将父母接到城里同住，母亲帮着照料家事，尚且是受依赖与尊重的。年老的父亲则是家庭中最边缘的存在。有的受了儿媳的冷眼，自己找了生活不惯的由头，撤回乡下。

李彦民不肯当添乱的老人。他自认身体强壮，不拖累妻子南下，就是为两个儿女省下两笔请阿姨的钱。不仅如此，他要做得比别人更多。农活忙完，李彦民拖着70岁的身体，在近40度的暑天到户外干活，只为一天200块的工钱。

干完活回来，家里没有现成的饭菜，往往几筷子辣酱就一碗饭，便打发过去，身体上的小毛病就此攒了下来。

门前小花园里的蔷薇无人修剪，底下长满杂草。厨房到处都是油渍，沾上灰尘，黑印随着老人的脚步进进出出。

大多数时间，李彦民只是独自在摄像头底下安静地坐着，盼着儿女们回老家的那几天。每年只有三次，他只能都来各种找理由，留他们再住几日。通常是在儿女们散去之后，李彦民才表现出少有的不适。

“家里空落落的，又只剩我一个人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