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精粹道德经（三）

第三章：为无为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矣。

字面理解

不尚贤，使民不争。

如果统治者把各行各业平等看待，不把其中的某些行业拿来尊为高贵，把某些行业鄙视为卑贱的话，人民就不会为名誉而纷争。

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

如果统治者不把玩物珍宝当成贵重之货的话，就没有价值连城的宝贝了，因此就没有人会起盗心生邪念了。

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如果统治者没了有非分之想，那么人人都可以安居乐业，人心就会平静不会浮躁了。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所以，圣人的治理原则是：要使人民都虚心待人，使人民衣食充盈，使人民没有野心，使人民身体强健。

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

如果全民都形成了谦虚谨慎不出风头、安居乐业不欲壑难填的风尚的话，那么，即使其中有个别的“聪明人”，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了。

为无为，则无不治矣。

采用这种无为而制的治理方法，就没有治理不好的人民。

1、通俗理解

老子那个时代，周王朝衰败，诸侯争霸，实际统治者就是诸侯王。

如果统治者把各行各业平等看待，不把其中的某些行业拿来尊为高贵，把某些行业鄙视为卑贱的话，人民就不会为名誉而纷争。如果统治者不把玩物珍宝当成贵重之货的话，就没有价值连城的宝贝了，因此就没有人会起盗心生邪念了。如果统治者没了有非分之想，那么人人都可以安居乐业，人心就会平静不会浮躁了。

如果在全社会都大力提倡：艰苦朴素、勤俭节约风尚，不把玩物珍宝当成贵重之货，不把名牌当奢侈享受的话，那么社会上还有什么价值连城的奇珍异宝呢？还会有人起盗心生邪念吗？

如果全社会的人都没了有非分之想，那么，人人都可以安居乐业，人心就会平静不会浮躁了。

古代圣人的治理原则是：要使人民都没有那么多的奢望，都能够虚心待人。使人民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地种。人民安居乐业了，就没有那么多的不满情绪了。人民心情愉快了身体也就强健了。如果全民都形成了谦虚谨慎不出风头、安居乐业不欲壑难填的风尚的话，那么，即使其中有个别的“野心勃勃”的“聪明人”，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了。采用这种无为而制的治理方法，就没有治理不好的人民。

要特别强调的是：老子的“常使民无知无欲”绝对不是使人民“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愚民统治思想。恰恰相反，老子的意思是：统治阶级不要把管理人民复杂化，让人民搞不懂，动不动就触犯法律。老子的管理思想恰恰就是在倡导“为无为，则无不治矣。”的“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

2、不尚贤

老子说：“不尚贤，使民不争。” 如果统治者把各行各业平等看待，不把其中的某些行业拿来尊为高贵，把某些行业鄙视为卑贱的话，人民就不会为所谓的“尊贵”而纷争。

卫青是骑奴出生，所以他能够与各级将士同甘共苦，同时还可以使他们建功立业。卫青全歼匈奴右贤王军队以后，汉武帝接到战报，喜出望外，派特使捧着印信，到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加封食邑8700户，所有将领归他指挥。卫青的三个儿子都还在襁褓之中，也被汉武帝封为列侯。卫青非常谦虚，坚决推辞说：“微臣有幸待罪军中，仰仗陛下的神灵，使得我军获得胜利，这全是将士们拚死奋战的功劳。陛下已加封了我的食邑，我的儿子年纪尚幼，毫无功劳，陛下却分割土地，封他们为侯。这样是不能鼓励将士奋力作战的。他们三人怎敢接受封赏。”汉武帝随后又封赏了随从卫青作战的公孙敖、韩说、公孙贺、李蔡、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李沮、李息、豆如意等。所以，将士们都愿意追随于他。

我们不妨把老子的论述在引申一下，引申到全社会，我们就可以更深层次的来理解老子本段的深刻内涵了。如果在全社会都大力提倡：把各行各业平等看待，不把其中的某些行业拿来尊为高贵，把某些行业鄙视为卑贱的话，那么，各行各业都同样光荣。对个阶层的人民都平等对待，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商人都是劳动人民，人民都当家作了主人。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就不会为名誉、地位而纷争了，就不会出现心理不平衡了。

3、不贵难得之货

老子说：“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 如果在全社会都大力提倡：艰苦朴素、勤俭节约风尚，不把玩物珍宝当成贵重之货，不把名牌当奢侈享受的话，那么社会上还有什么价值连城的奇珍异宝呢？还会有人起盗心生邪念吗？

商纣王在刚开始请工匠用象牙为他制作筷子的时候，他的叔父箕子就表示出了一种担忧。箕子认为，既然你使用了稀有昂贵的象牙作筷子，与之相配套的杯盘碗盏就再也不会用陶制土烧的笨重物了，而必然会换成用犀牛角、美玉石打磨出的精美器皿。餐具一旦换成了象牙筷子和玉石盘碗，你就一定不会再去吃大豆一类的普通蔬菜，而要千方百计地享用牦牛、象、豹之类的胎儿等山珍美味了。紧接着，在尽情享受美味佳肴之时，你一定不会再去穿粗布缝制的衣裳，住在低矮潮湿的茅屋下，而必然会换成一套又一套的绫罗绸缎，并且住进高楼大厦之中。箕子害怕照此演变下去，必定会带来一个悲惨的结局。箕子从纣王一开始制作象牙筷子起，就类比推理出了一种不祥的恐惧。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箕子所料。仅仅只过了5 年光景，纣王就演变到了穷奢极欲、荒淫无耻的地步。在他的王宫内，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兽肉，多得像一片肉林；厨房内添置了专门用来烤肉的铜格；后园内经过酿酒后剩下的酒糟已经堆得像座小山了，而盛放美酒的酒池竟大得可以划船。纣王的腐败行径，不仅苦了老百姓，而且将一个国家搞得乌七八糟，最后终于被周武王所剿灭。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在华东野战军4纵11师卫生所附近的山芋田中，出现了十几个人影，鬼鬼祟祟。见到一个老百姓过来，其中一人便走上前问：“老乡，附近有解放军么？” “这方圆百里之内都是解放军。”那人一听连忙从口袋中掏出一枚金戒指，往老乡手中一塞，说：“你拿着吧，不要告诉别人。”这位老乡又惊又疑：“在解放军的队伍里是没有人有这些玩意的？”于是，便报告给卫生所。卫生所派出2名通信员问话，因为他们自称11师押送俘虏，但是答不出师长的姓名，便将他们全部扣押。通过询问，这十几个人中，一个自称是中央日报社记者，一个说是汽车司机，一个穿着普通士兵服装的高个儿，自称是军需处长。其余都是当兵的，穿着与普通士兵不同的美式军装，拿着美式军械。

时任师政治部主任的陈茂辉听说了这个情况，便命令把军需处长、中央日报社记者和汽车司机带到他这边来。陈茂辉回忆，当这3个人被带到他办公的屋子时，他递给“军需处长”一支解放区的“飞马”牌香烟。没想到那个“军需处长”没有吸，反而从大衣里掏出美国的“骆驼”牌香烟吸了起来。这个细节引起陈茂辉的注意，联想到有记者还有那么多随员跟着，而且这些随员都穿着美式军装，拿着冲锋枪、卡宾枪，他当时就估计，“抓到一条大鱼了，至少是军一级以上的官，决不会是什么军需处长。”询问中，“军需处长”自称叫高文明，在13兵团，于是陈茂辉就让他把13兵团所有处长的名字写下来。但当“高军需”从大衣口袋里掏钢笔时，一伸手，就露出了洁白的手臂，手腕上还戴着一个高级游泳表；掏了半天，掏出的是一包美国香烟；再掏，又一包香烟；再掏，掏出的是一包牛肉干；再掏，又一包牛肉干。最后，才掏出一支派克金笔，可是只写了“高文明”三个字后就写不下去了。陈茂辉一阵狂喜，马上从4纵联络部拿来了杜聿明的照片，“你叫什么名字？”陈茂辉笑嘻嘻地问。“你已经知道了，何必再问呢？”“高文明”有些垂头丧气。

杜聿明连一点点伪装都没有学会：一枚金戒指、一包美国烟、一块高级表、一包牛肉干、一支派克笔，他不知道在解放区，是没有这样的“难得之货”的，他要想逃过解放区儿童团的“法眼”都很难。蒋介石的高级将领都是这种水平，蒋介石不被赶下台简直是一件怪事了！

4、不见可欲

老子说：“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如果全社会的人都没了有非分之想，那么，人人都可以安居乐业，人心就会平静不会浮躁了。

惠帝二年（前193），萧何去世。曹参听到这个消息，就告诉他的门客赶快整理行装，说：“我将要入朝当相国去了。”过了不久，朝廷派来的人果然来召曹参。曹参离开时，嘱咐后任齐国丞相说：“要把齐国的狱市（自由市场）作为某些人行为的寄托，要慎重对待这些行为，不要轻易干涉。”后任丞相说：“治理国家没有比这件事更重要的吗？”曹参说：“不是这样。狱市这些行为，是善恶并容的，如果您严加干涉，坏人在哪里容身呢？我因此把这件事摆在前面。”

曹参接替萧何做了汉朝的相国，做事情没有任何变更，一概遵循萧何制定的法度。曹参从各郡和诸侯国中挑选一些质朴而不善文辞的厚道人，立即召来任命为丞相的属官。对官吏中那些言语文字苛求细微末节，想一味追求声誉的人，就斥退撵走他们。曹参自己整天痛饮美酒。卿大夫以下的官吏和宾客们见曹参不理政事，上门来的人都想有言相劝。可是这些人一到，曹参就立即拿美酒给他们喝，过了一会儿，有的人想说些什么，曹参又让他们喝酒，直到喝醉后离去，始终没能够开口劝谏，如此习以为常。

到上朝的时候，惠帝责备曹参，曹参脱帽谢罪说：“请陛下自己仔细考虑一下，在圣明英武上您和高帝谁强？”惠帝说：“我怎么敢跟先帝相比呢！”曹参说：“陛下看我和萧何谁更贤能？”惠帝说：“您好像不如萧何。”曹参说：“陛下说的这番话很对。高帝与萧何平定了天下，法令已经明确，如今陛下垂衣拱手，我等谨守各自的职责，遵循原有的法度而不随意更改，不就行了吗？”惠帝说：“好。您休息休息吧！”

乍看起来，这位曹宰相一切都按汉高祖和萧何留下来的规矩办，似乎是坚持“祖宗之法”，无所作为。其实，曹参抓住了传统的中国皇权政治的一个最深层的“要害”：在皇权国家体制下，最难治理的其实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各级官吏。只要这些“如狼似虎”的官吏能够不生事、不扰民，人民就可以过上太平日子；只要不给官吏们敲诈勒索百姓的机会，不让他们乱来，老百姓就可以安居乐业，创造出无穷无尽的财富，使国家富强起来。曹参的这套治国思想和方略被汉文帝、汉景帝继承，终于促成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

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鼓励农民发展生产。他注意减轻人民负担，常颁布减省租赋诏令。文帝对秦代的苛刑峻法在高祖、吕后改革的基础上，又作了重大改革。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安抚友好的政策，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这种做法既起到了“御胡”的目的，也起了开发边境的作用，为汉代屯田之先河。在生活方面，文帝崇尚省俭克奢，他在位二十三年，史称其“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前一五七年，文帝去世，终年四十六岁，葬霸陵。

汉景帝刘启是汉文帝的长子。在位时采用黄老治术，实行无为政治，节俭爱民。汉景帝希望克制自己的欲望，引导人民走向善良，通过使西汉王朝的统治在人们心目中高度合理化，所以文景之治得以实现，从这个角度看，汉景帝的确是一代明君。不过他太累了，统治了十六年，他四十八岁时就去世了。

汉初至汉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文,景二帝仁慈恭俭，笃信黄老，以清静不扰民为政策，海内富庶，国力强盛，世称为文景之治。为武帝的文治武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5、不和谐的杂音

老子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矣。”

但是，当今社会上确有一些与和谐社会不合拍的杂音存在。

有些媒体对明星的过分渲染，使得一些青少年们心目中的“榜样”出现了偏差，不顾一切的盲目“追星”成风。而那些奋不顾身的英雄、不怕牺牲的战士、艰苦朴素的劳模、自强不息的学者、鞠躬尽瘁的干部却被束之高阁了。如果社会上不过分的渲染某些行业，各行各业还有高低贵贱之分吗？那么青少年们还会只推崇明星吗？回想一下“雷锋”“李文学”时代，那时候的青少年，以艰苦朴素为荣，以做好事为乐，以见义勇为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改善，很多青少年的价值观出现了偏差，“非名牌不穿”，“非名牌不吃”，“非名牌不用”，一切以花钱多为标准。那些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越来越少了。乃至于，有的青少年，宁愿“打的”也不坐父母来接他的车，因为他嫌父母开来的车太差了，在同学面前丢了他的脸。如果全社会都倡导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如果青少年都明白，现在的第一要务是学习，是为今后建设祖国积累知识，而不是攀比名牌、贪图享受的话，那么名牌还有存在价值吗？

我曾经遇到一个初中生，宁愿骑单车到新华书店去买书，都不愿意在学校统一订书。我诧异的问他为什么？他说：学校要“吃回扣”。我问：“书店买的书比学校便宜吗？”他说：“价格一样。”我说：“那为什么说学校要吃回扣呢？”他说：“学校订货量大，肯定有折扣。”我感到非常痛心，为什么青少年会产生如此的想法呢？难道他们的心态天生的就这么不平衡吗？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全社会都做到了像老子所说的那样的话，人人热爱自己的工作；人人都没有攀比心，对自己的生活都很满意；人人都心态平和，安居乐业，如此的场景距离“和谐社会”还有多远？

抚民以静 偃武修文

武德九年，即公元626年，年仅二十九岁的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登上了唐朝帝位，年号“贞观”，史称唐太宗。

他即位不久，北方强大草原民族首领颉利统率二十万铁骑兵临长安城下，大唐江山顿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李世民审时度势，决定以屈求伸，以退为进，遂忍辱负重，与对手签订城下之盟，为朝廷赢得了增强实力，伺机反攻的宝贵时间。李世民经过数年卧薪尝胆，厉兵秣马，最终击败了强大对手颉利，洗雪前耻，实现了大唐一统。

战争胜利后，李世民趁热打铁，大力推行“夷汉一家”的民族和解政策，缓解因长期争战而形成的民族矛盾，开创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新篇章，各草原民族倾心归附，共同尊奉李世民为“天可汗”。

国家承平后，李世民以隋亡为鉴，推行开明的治国方略，选择了“抚民以静，偃武修文。”的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把理政的重点放在发展农桑，安定民生之上，省官并职，整肃贪渎；虚心纳谏，健全法制；擢拔人才，繁荣文化；造就“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社会风尚，新生的唐王朝走上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大唐因此而成为一个四方来贺、八方来朝的强盛国家。著名的“贞观之治”从此被记录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心中永远的光荣与骄傲！

点评

唐太宗开创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采用 “抚民以静，偃武修文。”的治国方略，使得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空前繁荣。此举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唯才是举

曹操讲求“唯才是举”，哪怕“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的网罗。在中国历史上，有如此识见和气度的领导也不多见。

可以设想，当时，在许都，是一个多么人才济济的兴旺局面。就以文学来说，现在我们所讲的建安时期文学的繁荣景象，大部分作家都在曹氏父子周围。至于那些政治上、军事上的谋士，则更是曹营中的骨干力量。

官渡之战，是决定曹操能不能立足于天下的最大考验，不消灭这个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的劲敌，曹操一天不得安生，连觉都睡不踏实的。而且，袁绍手下的谋士，像许攸、沮授、审配、郭图，也都是一流的“智囊”。因此，曹、袁之战，也是一场谋士之战。结果，由于袁绍“多疑而寡决”，手下谋士又分帮结派，纷争倾轧，可以打赢的仗，也打输了。

而曹操之胜，应该说，很大程度获益于他的这些谋士的高明对策。

官渡之战，久攻不下的时候，曹操也动摇过，因为几无隔宿之粮，干脆不如撤兵算了。他同荀彧商量，这位谋士给曹操写了封信，信内建议：“公今画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官渡大捷以后，他给皇帝上表，给荀彧请功。

历史上曹操是“唯才是举”的典范， 曹操用人“不念旧恶”，比如张辽；“各尽其才”比如任峻；善于在实践中选拔人才，比如郭嘉；此外，能用度外人，比如刘备。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曹操思贤若渴，为了实现自己的霸业，不拘一格，广揽人才，知人善任，能用度外之人。

为赢得关羽的信任，曹操对关羽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犒劳，“上马金下马银”的赏赐，封关羽为汉寿亭侯，还将天下最好的赤兔马送给了关羽。即便是关羽要离开曹操了，如果没有曹操的保护，关羽是很难“过五关斩六将”的。由此可见曹操求贤若渴的心情是何等的诚恳。

汉末社会中的世家大族，魏晋时称为士族，影响很大，名士多出于这个阶层，或者在政治上站在这个阶层一边。曹操由于其宦官家族的身世，一般说来不为名士所尊重，不具备战胜出身于世家大族的割据者的政治优势。东汉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袁绍，实力和影响远胜操，在“讨曹檄文”中曾辱骂操是“赘阉遗丑”。

官渡之战时，操的文武官员多与袁绍通谋。操不得不度外用人，发布“唯才是举”的教令，拔用那些不齿于名教但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但操选官的真正准则并不是“唯才是举”，而是“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操不但不曾笼统地否定世家大族素所强调的德行标准，而且很重视对名士的争取。在其帷幄中有许多名士。

官渡战前，徐州混乱，他曾派出名士陈群、何夔等人出宰诸县，以图稳定局势。操得邺城后，立即辟用绍原来辖区内的名士；破荆州，也尽力搜罗本地的和北方逃来的士人。操越到晚年，越是以慎德为念。

点评

老子说：“不尚贤，使民不争。”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就是：“君子不问出处”，无论出生高低贵贱，唯才是举、人尽其才。

官渡之战后，曹操缴获了袁绍大量的图书、资料、文件、书信，就发现其中有自己的人写给袁绍的信，按照一般人的反应，这是通敌、背叛的证据，应该把它拿出来，一个一个按图索骥，把那些叛徒、有二心的、动摇份子都揪出来。而曹操没有。曹操发现这些一堆书信之后，看都不看，立即下令，全部当众烧毁。这个人情，曹操做得很好，曹操当着全部人的面把这些证明全部烧毁。曹操很会装糊涂，装糊涂才能宽容人，得人心，得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