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剑不止于锋利，它还应当好用”——《叶名琛档案：清代两广总督衙门残牍》整理出版记
《叶名琛档案：清代两广总督衙门残牍》是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出版后获得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自2012年12月出版，迄今已近10年，而从项目启动至今，时间则更长了。这是我进入出版行业参与的第一个大型古籍影印项目，现在回想起来，既有从业之初的欣忭，亦从中学到了很多。
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为了赶工期，2012年的大年初三，编辑室主任柏峰女士就带着我们编辑团队与编者刘志伟教授等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的小红砖楼负一层处理稿件，当时的新年欢乐气氛充盈着整个房间，而刘志伟教授“作东道主”请我们吃饭、喝酒，还给我们编辑团队中未婚成员发红包，这一场面直到今天仍是我们与作者和洽相处的“标杆”。
而在与编者、出版前辈的共事中，也让我深刻体会到，项目内容好固然非常重要，是成为好书的前提，但编者、编辑对好的内容进行精心打造，让它更切于用也非常必要。
宝剑锋从磨砺出：
叶名琛档案的价值和意义
学术界约定俗成称为“叶名琛档案”的档案，其同类的档案基本已毁坏，因此其价值和意义在历经磨难之后更显珍贵。
这批档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的炮火中得以保存下来，可以说是幸运的。
1857年12月28日黎明，两广总督叶名琛冒着炮火携带的这批档案终因中国人的出卖落入了英军手中。英军获得这批档案时曾详加检索，希望从中获取清军的军事机密，如作战方案之类的文件，但未能如愿。于是他们将这批档案交付当时英方的翻译威妥玛和法方的翻译马柯共同保管，这两位翻译又请来一些有文化的中国人，一起审读。这批档案后来运至香港，由“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属下的汉文秘书处”负责整理。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这批档案又被运至北京，放于英国驻北京的代办处（原公使馆），1959年，全部装箱运回英国，最终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
“叶名琛档案”原本比较乱，但自被英国人俘获起即已开始被整理、研究。从英法的翻译接手至“英法联军管理广州三人委员会”，他们都已陆续或聘请有文化的中国人或自己进行清理，从1861年开始至1906年结束，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就已开始给每一份文件编号。1963年美籍华裔学者张馨保与大英博物馆的恩士特合作编了目录，并撰写文章介绍这批档案。日本学者佐佐木正哉、伦敦大学历史系的柯文南博士等均曾利用这批档案做研究并有绍介。后来更得庞百腾、黄宇和、郭德思三人“约二十个寒暑的努力”，对这批档案“全部作了提要和编入了目录”。国外研究这批档案的同时，中国学者也没有相忘。经不断整理，这批档案在英国国家档案馆的编号是FO931的档案眉目才较为清楚。
在清代的官场惯例中，现任官员在离任前一般会将其任内的文件带走或销毁，只有一些继任人必须遵守的条例才会留下来。“叶名琛档案”大抵如此——在内容上主要是他任内的文件，但也包含有部分其他官员的私人物件，可以说是目前已知保存最为完整的督抚档案。
这批档案共1954份，据庞百腾博士的编目，其内容大致有六个部分：“鸦片贸易与鸦片战争，1835—1842”，共73份文件，保留了很多珍贵的地方性文献；“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施政，1765—1857”，共377份文件，主要是19世纪中叶中国的地方政治、税收、盐业、商务、士风、民变等方面的珍贵文献；“中外关系与中外贸易，1810—1857”，共529份，主要是来粤的钦差大臣处理外事事务时内部调度的一些相关文件；“叛乱，秘密会社地、军事组织与军事行动暨平乱，1811—1857”，共820份，主要是当时政府处理红兵、太平天国等叛乱的各种官方文件，包括匪徒的名单、供词等一手档案；“第二次中英战争，第一阶段，1856—1857”，共84份，含有一部分比较具体的清政府对付英方的策略等；“地图与有关说明”，共71份文件，这一部分以军用地图为多，对了解当时清军及红兵、太平天国的作战方针等亦有较大的作用。整体来说，这批档案，对我们今天重新审视清朝中央政府政策的执行情况、地方政府的具体应对以及当时的社会状况有极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研究国际关系的重要史料。
好剑不止于锋利，它还应当好用：
打造图书的一些体会
“叶名琛档案”在学界是享有大名的，但其在国外，一直不方便国内学者的使用、研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97年广州市政府拨出专款从英国引进了这批档案的缩微胶卷，并取得英方同意将胶卷还原出版，并指定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与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合作整理。
叶名琛档案是出版社的“传承性”的项目（我们戏称“胡子工程”），从立项至出版，已历数任社长，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整个项目的跟踪、维护和打造——项目的最终完成，包含有许多广东人民出版社的领导、编辑的努力，其最重要的一棒落在了我们手里。
在具体的项目编辑出版过程中，我们既学会了团队的协作、分工，也同样学到了很多具体而微的编辑方法、手段、技术。
第一，对影印档案保留原始面貌和“编辑”创新的权衡。此份档案经过许多学者整理，上面也存留了不少学者的整理成果。但无论哪种整理，最终也都可能存在“挑剔”之处。那么面对这份缩微胶卷，我们是另起炉灶重新排序、整理，还是就现存的面貌进行调整？因为无论如何编排，这批档案的内容以及价值均不会有改变。但多年来已惯于此批档案包括编号、分类、编目等的现状，因此，编者为了与英国国家档案馆里使用这批档案的研究者保持一致，在整理过程中，仍以庞百腾教授的编目为顺序，沿用英国国家档案馆的编号。
但在实际处理过程中，因为国内外学者多次查阅档案，诸多原因，档案归档时并没有按正确的方位归位，造成拍摄缩微胶卷时档案错置。整理出版时我们耗费了大量时间辨识归位，尽量将档案归位。从编者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勇气，非学力深厚者不敢造次；从编辑角度来看，这是一种魄力，非经验丰富者亦不敢随意编辑。
第二，便于读者的“一桩技术性的问题”。英国国家档案馆在把这批文件拍成缩微胶卷时，由于原文件太长，他们在拍摄时会重复拍摄上一框的文件。我们对缩微胶卷制成影印文件时，遂存在大量的重复，尽量这种重复并没有损害文件的完整性，但割裂了文件阅读的“完整性”。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决意将这些重复的地方去掉。因此在繁杂的文件中，我们做了黄宇和院士在序中称之为“一桩技术性的问题”的工作，即在细致的阅读中不断地剔除重复，然后对照缩微胶卷不断查核。编者在这上面所花费的大量时间、精力，被学界赞为有“高度的专业感”。这项工作虽然让从编者到编辑的我们都感到很辛苦，但却让我更深刻地领悟到我们社“读者在心”的做书理念。
虽是对缩微胶卷进行了裁切，但对一些不影响内容却影响版式的情况则略作了技术性的处理，但对文件中的黑点、蛀痕、折痕、浮水印、缺损痕迹等，在编辑、整理过程中还是一仍其旧，不作修改，在最大程度上保留档案本身的原貌。
第三，撰写提要，极方便检索使用。对研究者、使用者来说，通读、精读这近2000份档案，显然不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因此可以更高效地利用这批档案，对使用者来说明显是非常有必要的。为此我们要求对每一份档案都撰写简短的提要：撰写文人、事由、文件相关日期。这是“灾难性的”整理工作，但我们历经艰难，数易其稿，最终完成了，其成果就是《叶名琛档案：清代两广总督衙门残牍》中的第九册。
“叶名琛档案”的出版，前后经历了数十年，技术的进步和人事的变动给整理工作带来了诸多的不便。但编者、出版者对此书的出版都表现了可贵的责任心，一直不离不弃，十数年如一日专注于此。因为我们深知此书在学界的价值和意义，也同样以使用者之用心去打造。
“好剑锋自磨砺出”，但好剑不止于锋利，它还应当好用。（本文作者为广东人民出版社古籍文献分社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