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佛系”备考指南：进入心流状态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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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科举考生选择教辅书不必太纠结，认真读读《昭明文选》总是不错的；宋朝情况稍为复杂，但好好温习下苏家父子三人的文章，再找来东莱先生吕祖谦的几部作品看看，终究不会有太大差池。
可要是你不幸穿越到了明朝的中后期参加科举考试，那么选择教辅书就着实不易了。
当时林林总总的教学参考书，可谓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就算和当下的高考教辅市场相比，也毫不逊色。
今天有《五年高考，三年模拟》，那时有《皇明历朝四书程墨同文录》；今天有《历届高考作文名师精解》，那时有《睡庵汤嘉宾先生评选历科乡会墨卷 》，已经颇具市场意识的书商，还不忘在扉页上打个小广告，大意是：“新科翰林呕心沥血之作，带你中举带你飞！”
看到这里，对那时历史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可能会产生疑问。明清时代，程朱理学是主体思想，文章形式主要是八股文，思想单一而且形式固定，要那么多种参考书是什么缘故呢？其实，这种印象多少有些片面：
首先，形式相对固定并不代表出题就不刁钻，别忘了八股文还有另一个常用的马甲叫“时文”，顾名思义，时文和时事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信手拈来时事素材的出题老师,恰似飞花落叶都可以用来伤人的武林高手，没点充分的准备，考生还真的很容易被秒杀。
其次，程朱理学确实在明清两朝的大部分时间是占据压倒性优势的主导思想，但这个“大部分时间”并不包括明朝中后期，那时思想的多元化倾向其实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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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分析下考官出题格外刁钻的原因：
经过了近千年的发展，科举在明朝已经成为相当完善的体系，一个读书人的家族要想有依靠，关键就得看你能不能在科举上折腾点名堂出来。
据估计，明朝隆庆年间,科举生员达到了35万～50万人之间。
考生多了，试卷批改量增大，考官难免审美疲劳，对千篇一律效仿古人模板的文章感到厌烦。
正如如今的高考阅卷老师，看到例证中的司马迁、爱迪生和马云几大经典案例人物，就会有撞墙的冲动；那时的考官，看到了三千位高仿的陶渊明，或者五千个山寨版苏东坡，恐怕也不会有什么拍案叫绝的冲动吧。
名人模仿策略失灵，大多考生自己原创能力又实在有限，怎么办？
好在考生的智慧是无穷的，他们把睿智的目光投向了水平远远高于自己，却又没有陶渊明和苏东坡那么树大招风的模板。
于是，最近几届的状元、会元以及翰林院的学士们的文章汇总的时文集，就成为考生热衷模仿的对象；除了这些牛人的模版外，有多次参加考试经验并最终取得功名的考生经验分享，也很受人欢迎。
实践出真知，读时文集的考生和老老实实读古文集的考生经历了几个回合的PK，后者完败，这就像是捧着新概念英语教材的学生，会在GRE和托福考试被熟练掌握新东方应试技巧的考生碾压的体无完肤是一个道理。
久而久之，就连当时的家长和老师也认识到，“得时文者得天下”。举子要是不看时文集而是去看古人的文章，往往会遭到老师和家长的阻挠。
典型案例是明朝有个叫孙慎行的考生，临近考试了还不开窍的继续阅读唐宋八大家的文章，被他父亲看到后，大为光火，对他的迂腐大加批判。
受时文集火爆的影响，万历年间，以会元、状元或翰林之名选编或评点注释的举业用书竟然达到了近百种。
到了晚明社会更是呈现出“书坊非举业不刊，市肆非举 业不售，士子非举业不览”的形势，教辅市场盛况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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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时文的大行其道，充满了短期的投机色彩，看上去似乎有百害而无一利，但事实并非如此。多种多样的教辅书籍，在很大程度上，给占据主导思想多时的程朱理学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当然，程朱理学在明朝中后期遭遇挑战有更显性的原因，那就是阳明心学的兴起以及佛道发展规模的扩大。
但具体到科举考试命题思想的多元化这件事儿，以刊载时文为主要内容的教辅的作用还着实不小。
由于明朝已经有了市场经济的萌芽，出版业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商业程度，再加上写时文的作者五花八门，官方的教学参考书已经无力涵盖，举子用的大多是民间的参考书。
而主考官在阅卷的过程中发现，水平比较高的考卷，大多是和民间的教学参考书有类似风格的。久而久之，就连主考官的风格也难免受其影响，偏离了从四书五经中命题的传统路径。
比较著名的“跑偏型命题人”是李春芳，没错，就是此前提到的那位《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好友，后来成为宰相的李春芳。
李春芳深受道家思想的熏陶，这从他有吴承恩这样一个写怪力乱神类小说的好友可见一斑。
1568年，在李春芳担任主考官时，他就出了一道相当与众不同的题目，在破题时，李春芳写下了这样的一句：
圣人教贤者以真知,在不昧其心而已。
圣人教贤者以真知,在不昧其心而已。
在今天的人看来，似乎平淡无奇，可对于那时的人，却相当具有颠覆性。
百度一下儒家的五经，你会发现，其中根本没有“真知”两个字，倒是在和儒家唱对台戏的《庄子·大宗师》中，出现了真知二字，原文是：
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
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
考官积极跨界，考生也毫不示弱，在十年后的一次科举考试中，一名叫杨起元的考生答题时引用了佛学典籍，后来竟然也被录取了。
考官出题用庄子，考生答题用佛经，这反过来又为一系列画风更加清奇的教辅书籍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比如兼备阳明心学和佛学气质的《游艺塾文规》和《游艺墅续文规》等备考书籍，而他们的作者，正是因《了凡四训》而闻名的明代思想家袁了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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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了凡出生在1533年，本名叫袁表，后来改名叫袁黄，最初的号叫空海，后来改名叫了凡。
从这些持续迭代的名号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受到多种思想冲击，三观发生多次改变的人，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就统一称呼为袁了凡吧。
同为教辅书编者，萧统是南梁皇帝的儿子，吕祖谦是北宋宰相的后代，而袁了凡的身份就远远没有那么显赫了，他的长辈们，从事的主要是医疗行业。
按照家族传承的手艺，袁了凡大概率会成为一名大夫。不过，在人生不同阶段，他遇见了几位名师，从而改变了人生轨迹。
根据袁了凡自己的回忆，年轻时他结识了一位姓孔的易学大师，大师告诉他未来能当官，甚至详细的算定了他在人生各个阶段的细节。于是，袁了凡放弃了医疗事业，专攻科举，若干年后，小有成绩，但孔老师的宿命论思想，也让袁了凡深感人生已成定数，心如止水。
袁了凡第二位重要的老师是云谷禅师，这位禅师严厉的批评了袁了凡同学的宿命论观点，告诉他“命自我立”，自己的命运要靠自己改造，并传授给他一系列的具体做法，这也成为袁了凡的那本非科举类畅销书《了凡四训》的主要思想来源。
而对袁了凡影响至深的第三位师傅，是被称为“荆川先生”的唐顺之，也是阳明心学的第三代传人。
虽然并未得到王阳明老师面授，但在文武双全这一点上，唐顺之却应该是心学传人最接近王阳明的，没有之一。
文学方面，唐顺之写得一手好文章，和归有光、王慎之并称为“嘉靖三大家”；数学方面，唐顺之不仅写下了《勾股弧矢论略》、《勾股六论》等一系列的数学著作，还掌握了一手打算盘的绝技；更让人称奇的是，唐顺之竟然还是一名优秀的武术家，拳法和枪法相当了得，就连抗倭名将戚继光也曾向他请教枪法。
当然，袁了凡和唐顺之老师主要学习的不是武术、也不是数学，而是文章的写法，这也成为他的系列作品中阳明心学色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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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不妨回顾一下王阳明老师对于科举的态度，虽然王阳明本人对于科举并不太感冒，年轻时也常因这个缘故被他的状元老爸王华责骂，但成为一代宗师后，王阳明对于科举的态度却缓和了很多。
在王阳明看来，既然科举是士人实现抱负的一个重要阶梯，就不应该彻底否定他，参加考试的学子只要能端正动机和态度，努力复习参加科举，无碍圣贤之道。
受到诸位老师阳明心学和佛学思想的影响，加之自己积累了参加六次会试和六次乡试的丰富经验，袁了凡老师相继写出了多本科举畅销书，虽然这种偏重于“场景知识”的作品在后世并未产生像《了凡四训》那么大的影响，但在当时，袁了凡却无愧于金牌教辅作者的称号。
在这些教辅书籍中，袁了凡老师针对读书和写作，给了考生不少颇为独到的建议：
首先，要把文章写好，必须善于涵养心性。
在袁老师的眼中，文章只是枝叶，而根本在于内心。要凝神静气，消除杂念，眼耳鼻舌身意都要在放在题目上，保持专注的凝视，写文章自然也就开窍了。
袁老师在他的一部作品中还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描述了自己是如何进入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心流状态”中的经历。
一年春天，袁了凡在南京的燕子矶读书，每日除了写作就是沉思，心中没有杂念。看起来整个人处在神游的状态。朋友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带他出去放放风。
爬上山顶后，袁了凡望着江上的云。突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从此就再也不会因为写文章而焦虑了。
第二，写文章要趁早，人过中年太油腻了，就很难写出好文章了。
袁老师很看重文气，他认为，小的时候，不良习气沾染的少，容易写好文章；而年纪稍长俗务缠身，文气衰竭，想写出高水平的文章就变得困难了。
第三个建议，有条件不妨静坐半年再读书。
要达到阅读的最佳效果，需要扫除心里的污秽，沉浸在本心的美好中。条件允许，最好是静坐上个半年，这个时候再拿起书依次来读，状态自然就不一样了。
最后，袁老师激励考生，不妨把考试的挫折当成一种修行和磨砺。
面对考试的失意者，袁老师援引佛经上的内容，让他们能对挫折和毁谤泰然处之。
他说：每一尊佛出世，都会有一个像提婆达多（与佛陀敌对之恶比丘）这样的对头给他毁谤，让他遭遇挫折，每遇到一次诽谤，必然会有一番警醒。每受到一分挫折，也都会对身心有所磨练。
袁了凡的这些颇具“佛系”气息的备考书籍，经过众多考生实践，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深受广大科举考生的欢迎，先后再版了多次。而这些书籍的风行，也投射出了明朝中后期思想多元化的状况。
总结一下，明朝中后期，程朱理学遭受阳明心学和佛道思想的挑战，科举考试的套路和反套路如火如荼，也由此诞生了诸多特别的科举参考书。
袁了凡等人编撰的融合了阳明心学和禅学思想参考书，得以登堂入室，成为备受考生青睐的教辅书籍。
清朝建立后，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再次强化了程朱理学思想的一统地位，科举考试日益僵化，最终走向衰亡。
但闪烁在明朝中后期的那些多元化思想的光辉，鼓励考生们创意写作，真挚表达，时至今日，仍有值得我们回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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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内容参考了天津社会科学院张献忠研究员多篇文章中的观点，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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