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清“禁武”与明朝武术繁荣

内家拳的历史发展过程3

内家拳的科学 

由于宋代是以文治国的王朝，宋代帝皇鉴于前朝武将篡国的历史教训，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武将的权力，以文官压制武官，提倡儒家理学，松弛武备，使斯文柔糜之风熏染于朝廷内外，社会主流舆论中再也见不到唐代那种尚武崇侠的热情了。在人们的价值观念中，以文为崇，以武为耻。

在宋王朝建立不久，便对民间武术活动严加禁止。如《宋会要缉稿·刑法》[3]中记道：“江南盗贼间作，盖起于乡间愚民无知，习学刀、枪、棍、剑。艺之精者，从而教之，一旦纠率，惟所指呼，习以成风。”由于统治阶级认为，百姓习武就会变为“贼盗”，所以要严加禁止民间习武。在开宝三年(970年)五月就下诏曰：“京都士庶之家，不得私蓄兵器”，稍后的淳化二年(991年)再次申明“不得私蓄兵器”之禁。而到了宋真宗时期，就直接明令：“禁河北诸州民弃农业，学禁咒、枪剑、挑棒之技者”。并且朝廷为了弱化民间反抗力量，再度强化了对铁器的控制力度，甚至下令民间赛社活动中所用的仪仗兵器也一律只能用“竹木为器”。到北宋末年，索性连木刀木枪也在禁止之列。

正由于武术被当时人们所不齿，再加上统治阶级的禁令，此时武术的发展受到了封建政治文化的巨大挑战，使得武术的生存环境变得极其狭小。但是，受军事武术影响的民间武术是不可能被简单的否定掉的，而是会改变原有的存在形式，寻求一种适合生存的新形式。其中，一种重要的方式就是依附于宗教，特别就是道教。

宋代是道教发展的第三个鼎盛时期，而且当时统治阶级对其极其信赖。武术要解决生存问题，依附于道教是最好的选择。另外，军旅武术传至民间后，其原始形态是很单纯的技击技术。但是随着武术文化的积累效应和层次递增，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从技术内涵中产生出强烈的理论升华和文化归属的内在要求。道教以它本土宗教的民间性和包容性，满足了武术的这种热切需求，从而武术走上了和道教文化相融合的道路，也就为内家拳的产生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条件。

道教产生之时即确立了长生久视、得道成仙的基本教旨，起初，其修道之要偏重于服药练形、安神固精，以求“白日飞升”，即为外丹术。道家外丹术初创于两汉，到唐代臻于极盛。炼丹服食在整个唐帝国内蔚然成风，服食金丹者日多，但金丹中因含有汞、砷等剧毒物质，以致因服食金丹而中毒死亡者难以计数，如唐太宗李世民、大文学家韩愈就是服食金丹而亡。

外丹术逐渐没落后，内丹术逐渐兴起，到宋代以后，道教修炼由外转内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到宋神宗时期，张伯端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道教内丹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系统的阐发与变更，内丹道由此更加兴旺。张伯端的《悟真篇》和《周易参通契》被称为“丹经之王”，其本人也被奉为道教南宗的开山祖师。其内丹理论、大小周天内丹术极大影响后世拳学、养生术的理论发展，直至清末民初时期，还有许多内家拳师如孙禄堂先生等都以丹经来指导拳学修炼，以求由武入道。

内丹术侧重于对人体自身的体悟内省，使修炼者感知自身丹田的存在，所谓感受到的丹田其实就是感受到人体总质心在地球重力场作用下的存在，也就是人体重心，鼓动丹田就是动员了人体总的质量，可以产生极大的动量。

到了元帝国时代，处于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民族的恐惧，元代政府为严防人民反抗其民族压迫的统治，对于兵器的管制尤胜于历朝历代，先后九次下禁令，严禁民间私藏兵器和习武[4]，甚至有若干户人家才能共用一把菜刀的规定，民间竹木形制的棍棒亦在禁止之列。朝廷明文规定：除军人外，包括官员在内的任何人都不许随意隐藏、执把兵器。凡隐藏全副甲胄、10副弓箭或刀枪者，均处死[5]。但是高压之下必有反抗存在，我认为，正是由于禁止民间拥有、携带、藏匿兵器，在元代，民间拳法反而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会，此时除了可继续依附于宗教，与前代不一样的是，在元代，戏曲业发展迅速，可能正如同之后在清代一样，很多武技譬如像拳法，可能就是在戏班的武戏训练、表演活动中传承发展。

元代的统治时间并不长，很快红巾军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也解除了元朝统治者对民间习武的禁令。武术在明朝时期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是中国拳法发展的一大高潮，明朝非常重视军队训练，皇帝亲自督促练兵。如朱元璋便“屡命元勋、宿将分道练兵，又定教练军士率。”又如在世宗嘉靖六年，“令每营选枪，刀、剑、牌各一二人为教师，转相教习，及更营制，分兵三十枝，设将三十员，各统三千人训练。”

除加强军队武艺的训练外，政府还取消了禁止民间习武的政策，并效仿古代寓兵于农之制，“立民兵万户府，简民间武勇之人，编成队伍，以时操练，有事用以征战，无事复还为民”(《明会要》)，一方面允许“边民自备器械，团结边防”，给民间习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习武之风日益兴盛，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武术的发展，使武术在不同的地域出现了不同的风格，形成了不同的武术派别。明代的民间武术在兵农结合之制的推动下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明代中叶江浙福建沿海的御倭战争对明代的习武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不仅使明军武风得到了振奋，促进了沿海地区的习武热潮，更重要的是因之产生了许多带有武术理论的军事著作。如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何良臣的《阵纪》、唐顺之的《武编》等。特别是《纪效新书》，更是戚继光抗倭斗争的经验结晶，书中所述的拳法、刀法、枪法、棍法、射法等武艺，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戚继光生活于明代嘉靖时期，在调任浙江抗倭的第六年(1560年)著成《纪效新书》，根据实战需要，戚继光博采众长，“择其善者三十二式”首创性地把拳术理论《拳经捷要篇》写入军事理论之中。《拳经》上就记载了宋太祖三十二势长拳、六步拳、猴拳、囵拳等风格各异的十六种流派。虽然他在《拳经》的开篇便声称：“此艺不甚预于兵，能有余力，则亦武门所当习。但众之不能强者，亦听其所便耳。”认为贴身肉搏的拳术对长枪大戟纵横的沙场战争作用不大，但是对古代拳术具有承上启下作用。

繁多武术流派的产生一方面繁荣了明代的武术文化，使传统武术开启了它的璀璨之旅，另一方面却也成了后世拘囿狭隘的门派之见和真伪难辨的繁杂理论的滥觞。但《拳经》“以各家拳法兼而习之，正如常山蛇阵法，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其身而首尾相应，此谓上下周旋，无有不胜”，以高人一等的视角，综合诸家所长，删繁就简，为后世综合性武术理论开了先河。《拳经》还吸收消化了冷兵器运用的某些技巧。戚继光作为抗倭将领，非常注重军队兵刃战在拳法中的体现。《拳经》图解中一些动作就是由长枪的刺、扫，刀的劈砍，棍的砸、戳等演化而来的。

到满清入主中原后，由于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清代统治者在全国各地都驻有重兵防范，加上建立政权的满洲人尚武、重骑射习俗的影响，清代军队中的习武活动十分盛行。《清史稿·兵志十》记载：“为领侍卫府三旗亲军训练之制，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每月分期习骑射二次，习步射四次。八旗骁营训练之制，每月分期习射六次，都统以下各官亲督之。春秋二季，擐甲习步射，由本旗定期，擐甲习骑射，由部臣定期。”此外如前锋、护卫、健锐诸营皆有习武的制度，即便是火器营也必须“月习步射六次，骑射六次，马上技艺六次”。统治者一再强调“以满洲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有马上枪箭熟习者，勉以优等。”除传统的骑射训练外，八旗军也以“长矛、藤牌、扁刀、短刀之属，各因其地之宜，以教士卒，咸有成法。”军事武术的发展提高了士兵的战斗力，促进了武术的普及与发展。

清朝建立后，一方面是加强军队训练，但另一方面推行民族高压政策，为避免人民反抗，严禁民间习武。如顺治五年(1648年)清政府颁布禁武令，禁止民间养马和收藏武器，即便是习武举者，也只许有一马、一弓、九箭。后来虽以“民无兵器，不能御侮，贼反得利”为由放开了禁令，不过此后禁武令并没有持续松弛，相反更加严厉。雍正五年(1727年)上谕称：“向来常有演习拳棒之人，自号教师……着各省督抚转饬地方官，将拳棒一事，严行禁止。如有仍前自号教师及投师学习者，即行拿究。”[6]同时，禁武令被写入了《大清律例》：“游手好闲之流，演习拳棒，教人及投师学习，又舞棍遍游街市射利惑民者，枷号一个月。”[7]如此严厉的禁武政策，对民间武术产生消极影响。

但事与愿违，此举不但来能遏制人民的反清斗争，反而进一步激化了满汉民族矛盾。民间习武活动或公开或隐蔽，使武术活动特别是拳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清王朝的统治下，民间武术传授改在深夜里教和学。教师们自称干的是“夜藏行”[8]。无独有偶，粤人谓习武技者为“食夜粥”[9]，据称是因为广东人晚上练武之后补充体能消耗有喝粥的习惯，故称之。实际或许是在禁武令下，习武者只能晚上偷偷练习，久之便成其名。这个情节在香港纪录片《功夫传奇》第一季《咏春无华》那一集中就出现过，雷明辉师傅和徒弟们就是在练拳后就一起出去喝夜粥。

在清代，民间习武活动中有几个群体特点：即文人习武、宗教政治社团习武、镖行习武和梨园习武。尤其是文人习武，因其文化素质较高，对内家拳学理论的总结提高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清代有不少文人受习武之风的熏陶，研习武术，成为文武兼备的学者。如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就善于技击，《清史稿·黄宗羲传》说他父亲为魏忠贤阉党杀害，他曾入京复仇，并大获成功。相传他为了学习梨州技击，苦不阶进，“乃伪为受业于门，三年，乃尽传之”。可见他为了学习武术所费的苦心及对武术的痴迷。清初著名思想家、学者顾炎武，不仅富有学术成就，而且其膂力技击出众，清兵南下时，他还曾举兵进行过抗清活动。此外如王夫之、陆世仪、颜元等，都是当时极具民族气节、文武兼备的著名学者，特别是他们在参加反清斗争失败后，纷纷遁迹山林或归田讲学或出家避世，有的在主持书院期间，还倡导学生习武，更助长了清初大量知识分子习武的热潮。

大量知识分子参与习武，使得清代武术论著与明代最大的区别是军事武艺的内容明显不再占有主导地位，而受传统文化的滋养，清代武术论著逐渐涉及诸如周易哲理、内丹术、中医学、佛学道经以及古天文、历史、心理、美学等领域，并与其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了“内外兼修”、“形气合炼”等思想，逐渐勾勒出武术与文化相融的新面貌，使武术最终在内涵与外延、思维方式与形式表达乃至行为哲学上都具备了完整而独特的新形态，为内家拳学文化形态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从三大内家拳的历史来看，最早出现的是心意六合拳，其重要文献标志即为《九要论》，且影响后世很多拳法，如形意拳、太极拳、八卦掌……

到清代乾隆年间，河南汜水人苌乃周以易理、医理阐论拳理，创立了苌氏拳系，在他的武术著作《苌氏武技书》中以自己深厚的武术修为以及易学、中医学、道教内丹修炼学为基础，写下了《中气论》、《过气论》、《行气论》、《点气论》、《养气论》等论气专篇。首重“中气”之研炼，具体论述了拳技与“中气”内外兼修、形气合炼之学理与方法，并对有关“中气”之学理及锻炼之方法，紧密结合武术技艺特点，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论述，《苌氏武技书》内容之丰富，论理之独特，具有很高的拳学成就，是最早、最系统地论述拳法为何要进行内外兼修，“形气合炼”的拳学文献，开创了内功拳学之先河，堪称精品之作。因而促进了古代武术尤其是拳学，在拳功特点与学理深度上，都得到了新的发展。另如，武氏太极拳武禹襄宗师就是廪贡生、候选训导，先于太极拳大师陈清平处受教太极拳月余，后受王宗岳《太极拳谱》启悟，放弃科考，“惟日以上事慈闺，下课子孙，究心太极拳术为事，”以儒家学说为指导，参以兵家奇正虚实之术，医学经络气血之说，养生家吐纳导引之功，技击家蓄发提放之巧，多年潜心研习，神乎其技，开创武氏太极拳一派。

另外，白莲教、天地会、天理教、青红帮等宗教政治社团习武，以及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的镖局习武，梨园习武，都对内家拳法的传承发展也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到了晚清时期，由于火器在战争中的广泛使用，特别是火器所显示出的巨大威力，使战争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支军队作战能力强弱是由这支军队装备的火器数量及质量决定的。武术逐渐失去了它在军事活动中的价值，也就意味着内家拳学面临着被历史淘汰的局面。要么彻底的消亡，成为历史；要么去寻求新的发展方向，开辟一个新领域，这就要求内家拳必须走上一条探索发展的新道路。正是由于内家拳独特的调心(调控心理活动)、调息(调控呼吸运动)、调身(调控身体的姿势和动作)方法，可以达到防病治病、健身延年的目的，所以，其技击性便逐渐减弱，慢慢的成为现代人们养生保健、身心锻炼方法。

所以，中国内家拳的出现，是由于中华民族独特的战争历史经历和宗教文化孕育，是无数先贤在外家拳的基础上，对军中、民间搏击技术进行提炼、升华，取其精髓与道家学说、内丹理论相融合，以太极、无极、阴阳、五行、六合、八卦理论进行朴素的哲学解释，而创立了的训练方法和搏击方式。内家拳绝非某人在某天一觉醒来，手舞足蹈一挥而就的即兴创作，也不是某人闲得无聊、闷来造拳就能创造出来的，而是无数代人无数次地实践和提验，总结出的中华武学精华。

参考文献

[1]（宋）曾公亮.武经总要[M].四库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宋）韩琦.韩魏公集[M].商务印书馆，1936.

[3] 宋会要缉稿·刑法 [M] 165之2转引自马明达《说剑从稿》[M]．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3：258．

[4]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三四[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64.

[5] 陈高华，史卫民 著 白钢 主编 中国政治通史(第八卷 元代) [M]．人民出版杜。l996 l2：229

[6] 《世宗宪皇帝圣训》卷二十六“厚风俗·十一月庚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史部·诏令奏议·诏令之属”。

[7] 《大清律例》卷四十一“杖十六·刑律”。《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史部·政书类·法令之属”。

[8] 唐豪.嵩山少林传习的和汇辑的体操[G] / 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第五辑).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58：30.

[9] 银蜡《食夜粥》，1925年第2期《佛山精武月刊》。见《民国国术期刊文献集成》卷4，第2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