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与传心》连载｜先秦儒家尊师重道典故（九）

四、孟子：儒门亚圣

孟子，名轲，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儒学大家。他承继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后世谈儒家多以“孔孟”为核心。孟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全面而巨大，后世尊他为“亚圣”。

孟子具体生卒年月不详（约前372～前289年，或前385～前304年），出生地邹国是鲁之属国，距鲁国都城曲阜约二十多公里。他的父亲去世很早，母亲非常重视对孟子的教育，这从广为流传的“孟母三迁”“孟母断机杼”的故事可见一斑。

孟子出生时，孔子已去世百年左右，孔子的孙子、曾子的弟子子思也已去世三十年，但是邹鲁之地仍然保留着孔子及其弟子们的巨大影响力。孔学在当时被尊称为“鲁学”。孟子自幼就能听到关于孔子、曾子和子思的故事，他被孔子的人格气象所感染，追随子思的一些门人学习圣贤之道。孟子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史书载：“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随着学习的深入，孔子的精神人格在孟子心中越来越清晰，孟子就如孔子向往周文王一般向往孔子，并视孔子为自己的精神导师。他依照孔子留在世间的著作修学，最终获得孔子心传，得儒门心法道统之真谛。

孟子对儒门心法不仅是继承，他还将儒门心法的义理作了更为明确的阐释与辨析，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将儒家内圣之学的义理和实践体系化的人。宋代大儒陆九渊说：“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陆九渊《陆九渊集·语录上》）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性善论”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此四端之心是我们人人先天本有的，在圣不增，在凡不减。圣贤能够时刻安处于此四端之中并能时时扩而充之，即便有失此四端之心时，也能够努力修德敬业以恢复之。“性善论”充实了儒门心法的内容，为“人皆可以为尧舜”给出有力证明。

（二）“性之”与“反之”

在孔子那里，践仁的途径是“中道”。“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然而这条中道（浑圆之路）对一般人来讲是那么难以理解和掌握。故而孟子提出了“性之”与“反之”两条修身途径。“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语，盖自孟子发之。’”（朱熹《孟子集注》）

所谓“性之”，即指顿悟之路。意思是说当我们从外界“闻一善言，见一善行”，因为相应，先天本有的仁（德性）即刻豁然贯通、圆满朗现，“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如此，我们只需时刻安处在这万善皆备、真善美圆满具足的先天本有之仁（德性）中就不会再有迷失。

所谓“反之”，即指反躬自省之路。意思是说凡夫皆因不同程度为感官所惑，为物欲所驱，为私心所宰，为无明所障，所以必须通过长期而笃实的践履德行，即“寡欲”“内省”“养气”，如此才能恢复我们先天本有之仁（德性）。这个持续向上超越自己的奋斗过程即为“尽心知性”。“寡欲”指要淡泊物欲。“内省”要求反求诸己。“养气”实为“养心”，目标是“养吾浩然之气”，只要坚持养心不懈，就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使自己的精神提升到“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皆备于我”的圣贤境界。

（三）“民本、仁政和王道”合为一体

孟子生活的战国时期，诸侯称霸较春秋时期更甚。各国都不择手段地去兼并、侵略其它弱小的国家，战乱连连，百姓的苦难进一步加深。地处西北的秦国经商鞅变法而强大起来，它依靠强大的武力征服、欺凌小国，一些弱小的国家朝不保夕，随时面临被灭国的危机，中原诸侯各国皆陷入恐慌之中。为了赢得战略上的成功，各国君主都在加紧抢夺人才，期望通过社会改革来增加国家的实力，成为一个强国，与秦国抗衡。张仪、苏秦、孙膑等纵横家、外交家、谋略家或军事家在当时就受到重用。

在《孟子·离娄上》中，孟子对这些善战者、合纵连横者、好大喜功者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因为这些人所作所为都不是为了百姓，反而让百姓遭受战争的迫害、耕作的劳累。孟子还对当时“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现象表示不满：“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

在这种政治动荡、思想混乱、人心惶惶的时代背景下，孟子结合世情实际，在孔子“仁政”“德治”的基础上，提出集“民本、仁政和王道”于一体的仁政学说，希望给当时的君主提供一个策略来实现富国强民，尽快结束几百年的战乱，救民于水火之中。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孟子“保民”“养民”和“教民”的民本思想较之前的孔子、老子和墨子更为深刻与系统。

孟子无数次地想象孔子与其弟子们周游列国的情景。大约在孟子四十岁左右的时候，他以儒学大师的身份，率领弟子“后车数十乘，随从数百人”出游齐、宋、滕、魏、鲁、薜等各国。孟子出游各国不仅是追随孔子之精神，也是想要完成孔子未能完成的政治理想。

然而，孟子在各国间奔波近三十多年，虽然影响很大，到处都有诸候以礼相待，但却无人真正实行他的政治主张。于是，他对游说诸侯实现仁政的理想不再抱希望。公元前312年孟子离开了齐国，“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孟子继承了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将教育当成实现“仁政”的途径，主张“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孟子·滕文公上》）。孟子弟子中优秀者如万章、公孙丑、孟仲子、公都子等。《孟子》一书就是他与弟子们共同编定的，孟子还与弟子们整理了《书经》。

孟子未能亲炙孔子席前，却能全然领会孔子精神，吸收孔子的圣贤气象融入自己的生命之中，实践孔子的教导，这是因为孟子相信传承圣学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自古圣人少有，亲炙圣贤的机会并非人人可得。但是圣贤的精神品格、人格气象从未消失，并且会一直持续地影响与之相应的后世子孙。孟子说：“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岁余，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下》）意思是说，孔子去世一百多年，并不久远，圣人故地也近在眼前，如果这样都无人去传承的话，那就真是后继无人了。因此，孟子当仁不让地担起了传承圣学的重任，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孟子真是孔子之传人，儒门之亚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