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最全面最完整介绍孝义文化的三段视频
一、《中国影像方志》山西孝义篇
二、孝义碗碗腔
三、《国宝档案》 三晋华章
唐太宗孝义治国
参考资料：
唐太宗的治国理念
唐朝从历史纵向上看是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而唐太宗是实质上唐朝的开国君主，他为这个时代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历史上称道的“贞观之治”，为治学者所注目。这个时代，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讲，都是全盛时期，一个封建君主能达到这样的程度，是很了不起的。这与唐太宗李世民的治国理念密切相关，《贞观政要》以史书的形式向我们直接反映了唐太宗的理念，虽然不免有溢美之词，但史实梗概大体那样，具有真实可信度，可以管窺全豹，略见一斑。
唐太宗于公元626年即位，649年去世，他的治国方略可从十个方面阐述包括四十个部分，但依我看，初略地可分为，修身，崇德，重农，尊法四方面。从这四个方面进行研究，探讨其积极的一面，可为借鉴。
第一，修身
唐太宗将修身作为自已的第一要义，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他以史为鉴，考察前代的兴衰得失，用于自勉、自诫，并时时要求，既能善始，又能克终，保持自已良好的美德。唐太宗正是从“已不正焉能正人”这一理论出发，严格要求自已。他将“茅茨土阶”“恶衣菲食”奉为至高品德，崇高节俭，不恃奢华，在他的带领表率下，唐朝出现一大批清官，如魏征，戴胄，岑文本等。户部尚书戴胄死亡，太宗因为他的住宅破烂简陋，没有祭祀供奉的地方，命令有关部门特别给他建造家庙。魏征的住宅里，原来设有正堂。到生病时，太宗正准备建造小庙殿，就停工用小殿的材料给魏征建造正堂，五天竣工。太宗派遣宫廷使者带着白色褥子和布料被子赐给魏征，以满足他崇高节俭的志向。正是有这样一批清官带头，上行下效。形成唐朝清明的政治，为盛世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和组织基础。“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更没有革命的实践”。从这个层次上说，唐太宗便是一个理论家，他在仁义、忠义、孝义、公平、诚信、俭约谦让、仁测、务农方面都有自已一套独特的理论，而且为史家所称道。这些理论的形成，非一日之功，都是唐太宗严格要求自已，日积月累，渐习形成的，他将人民群众比之为水，自已比为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和毛泽东所言“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属一个方面的不同表达，具有唯物主义史观。
第二，崇德
唐太宗非常注重品德的塑造和修养，将之奉为第一要义，魏征原是李建成的谋士，向为李世民所仇视和提防。然而，李世民当上皇帝后，却不记前嫌，豁达大度，重用魏征。治书待御史权万纪上言建议开坑银坑，太宗说：“钱怎比上有德有才的人，没看见你推荐贤人，建议好事，检举违法的人，却说出开银坑获取利润。”当即令他停职回家。唐太宗追索前史，指出：凡是修行政治教化，应当在能够修行时修行它，如果一旦事变，感到后悔已经晚了。他表现出一种从善如流的性格，即便是他很不以为然，魏征等仍敢延争面诤。如无此君，则末有此臣，忠贞与直言相契，同志在抵砺中相成。唐太宗常告诫自已，得人心一定靠诚与真，而不能仅靠权术。对待生民他常以安抚休养为道，宏德教化，无为而治。这种无为其实是有为，社会道德水准得到很大提高，路不失遗，夜不闭户。史书记载当时盛况：“官史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威屏迹，无敢侵欺细民。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供或时有赠送”。反映出当时的政治修明，吏治较好，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的景象。
第三，重农
以农为本是唐太宗的主要思想，他说，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本，叫农民不误农时，勤习耕种。当时的经济主体是农业经济，掌握了农业就是掌握了经济命脉。他关心农人，不轻易扰民。君无为则人乐，君有为则人苦，这种量力而行的原则和秦皇汉武隋炀的所作所为大相经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贞观二年，蝗虫大作，太宗捧起几个蝗虫说，粮食是百姓的命脉，你吃了粮食，是坑害百姓，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遂把蝗虫吃了。这种行为，是为百姓请命的行为，有这样的感情，百姓生在其代，还不大受其福吗？在君为尊，民为贱的封建社会里，有这样作为真可不易。在贞观二年粮食稀贱的时侯，仍提供节俭，并身体力行。他把百姓之乐当作自已之乐，虽不听音乐，不去猎游亦乐在其中，是与民同乐的典范。
第四，尊法
法律和道德是调整和规范人们行迷的准则，道德不足之处，可用法来弥补，然而太宗的法制却极为宽大简约。这当然不是太宗于法疏松，却恰恰体现出了法律的功能。因为在当时，生死之间，在于狱典决判，但人治大于公理，冤死者不免。于是太宗下诏，处决死囚，在都成五次复奏，天下各州三次复奏。这样，应该惩处者，决不姑息，而情有可恕者，适当减刑，体现了刑罚的教育惩治戒功能。他说刑罚赏赐的根本，在于勉励善而惩戒恶，帝王使用刑赏之所以天下一致，是不按亲疏贵贱来决定轻重，体现了法制的平等性。这种思想虽在当时具有局限性，但已超越了前代，具有初步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雏形。
总之，唐太宗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封建君主，严格要求自已，修身养性，格物致知，使自已的思想水平上升到很高的境界；而又身体力行，为群众办了很多好事，促进了时代的进步。他的治国理念在当今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