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开心灵与自我的中西哲学之辩
无论是在中国哲学还是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史上,“心灵”与“自我”都是被不断探究的概念。那么,关于这两个概念及相关命题,中西哲学能否在对话中产生相互照应的思想关切?8月12—13日,“'东西心灵模式及自我转化概念’笔谈”研讨会在线上举行。与会学者围绕中西哲学史上关于心灵与自我的思考,展开思想交锋。
发现心灵与自我的思想史意义
哲学归根结底是对人类理性思维的无限追问,中西哲学史上心灵与自我的出现,体现了人类理性思维中主体性的觉醒。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聂敏里在对“唯心主义”概念史的回溯中发现,对于存在之于心灵和自我的关系,中西哲学有着人类思维共同的思想关切。古典哲学以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为前提,总体上是无主体的哲学,或者说是对主体性不自知的哲学。而确立了主体性的现代哲学,始终活动在思维与存在的紧张关系之中。
对此论断,有学者提出商榷,如中国先秦各家学说对心、性的反复言说,可否被看作主体性的确立?聂敏里认为,无论是希腊哲学的斯多亚学派,还是先秦儒家哲学中的自我或者心灵,皆是道德主体。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王中江基于对有关“心灵”概念出土文献的分析发现,东周的心灵论、心灵哲学,整体上是同个人精神与理性的培养、伦理修炼以及政治实践结合在一起的,同安东尼·朗的《心灵与自我的希腊模式》中的“心灵论”具有一定的类似性。
如果说西方哲学史上自我概念的出现,意味着在认识论上主体性原则的确立,那么,早熟的中华文明在先秦哲学时期对尽心知性以知天的追求,则更具有“精神突破”的意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赟认为,先秦哲学时期,以原初宇宙体验为核心的宇宙论秩序崩溃,向以个人为指向的心性秩序转化。气化思想的介入,深刻影响了中国的“轴心突破”特征。“气”是人体验自我、体验宇宙、体验社会的场域性概念,以气化哲学所确立的自我,通过“尽心”到“践形”,而实现宇宙节律与身心平衡。
中西哲学中指向伦理性的自我建构
在中西哲学的比较中,如果认为西方哲学只重视认识论的自我建构,中国哲学仅倾向伦理道德性的自我确立,那么必然会有失偏颇。事实上,西方哲学亦有道德论的指向,而中国哲学亦不失认识论的维度,尽管二者旨趣相异。
就中国哲学而言,不仅有人们津津乐道的儒学,还有先秦诸子百家留下的丰富哲学思想。那么,儒家、道家、墨家、法家、杂家关于心灵与自我,形成了哪些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编审王正注意到,先秦诸子在“知止”问题上体现出一致性,在认识论上均持一种认知当有界限、不可无尽发展的态度。儒家给出了道德性的“知止”理由,“知止”是人在人伦关系中,认知到自己所处的位置及由此决定的恰当行为;道家则给出了生命性的“知止”理由,认识到自身生命的本真性意义,“知止”是一个重要的生命状态或心灵境界。在先秦诸子看来,通过“知止”将认知限定在真正具有生命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目标上,认知才具有价值。
关于德国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对于道德自我的论证与构建,郑州大学哲学学院(老子学院)教授杨伟涛认为,康德实践理性和道德自我观,是以认知为基础的理性主义伦理学,坚持实践规范问题的真理性能力,以理性和理智为基础建立自己的原则。然而,康德用先验形式来规定道德法则,并以之适用于一切有理性的存在者,道德法则和律令离开了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现实生活内容,离开人的阶级性、环境的复杂性,道德自我所固守的定言命令和形式主义义务论,也就表现为空泛软弱、缺乏生活实践效力。但黑格尔道德自我观,体现了社会伦理取向的精神特征,立足于实践和现实社会的客观伦理的客观主义,构建了历史主义和时代感统一的道德自我观。
揭示中国哲学的独特性
在中西哲学心灵观与自我观的比较中,中国哲学的独特性能够得到深刻揭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姚新中认为,西方哲学中的自我是实体,儒家的自我是一种境界。西方哲学中的自我是“心”,强调心身区别;儒家的自我强调心身合一,强调心的道德性而不仅仅是理性。西方哲学中的自我强调自我的个体性,儒家的自我强调自我的关系性。西方哲学中的自我侧重于稳定性,儒家的自我强调自我的生成性。
近年来,出土文献为学者研究中国早期哲学中的心灵概念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文本探讨空间。通过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研究,王中江发现,在东周时期特别是战国时期,诸子学在探求宇宙和万物之根源的同时,还关注和热心探讨人的内在性、人心的本质以及身心关系问题,并建立起了以“心”的概念为中心的“心术论”。出土文本中的“人心论”不同程度上都是“二重性的”,其中的“身心二分论”,在“心”的合理的能动性、道德的主体性前提下,都是“身心主从论”,强调心灵对身体的支配和主导作用。“心术论”不同程度上都主张“心灵”的修炼和培养,其中,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和《五行》最为突出。
早期中国思想在探讨心灵概念时,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隐喻的方式。这一现象受到学者的关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陈之斌认为,早期中国思想关于心灵的探讨,最重要的特征均是通过隐喻来建构的,并试图通过具体的意象来表达抽象的道理。这些隐喻并非简单的、随意的比附,它们有着广泛的文化和社会基础,支配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恰恰是中国哲学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早期思想对“心”的探讨并不是孤立的,它们还把“心”同个体的精神修炼和社会公共秩序联系在一起。“心”的合理化与正当化,不仅为个体带来真正美好和幸福的生活,还是社会乃至宇宙走向秩序与和谐的重要保障。
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郑州大学哲学学院(老子学院)共同举办。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清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