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箍桶匠｜原乡

箍桶匠，图片来自网络，感谢网友提供

“锤子敲击木头或者金属的声音，回荡在马丁的世界里，因为他父亲也是镇上的箍桶师傅，制作桶和其他器皿。”

当我的目光扫过莎拉·贝克韦尔的《存在主义咖啡馆》一书中对20世纪哲学大师马丁·海德格尔童年生活的描述时，一个原来已经渐行渐远的记忆复苏了。我在该页边上的空白处写下了三个字：“箍桶匠”。

我过去从没想到，也没有注意过，海德格尔竟然出生在箍桶匠家庭。而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对海德格尔的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下子让我有了亲近感。有关箍桶匠的记忆，迅速像电影一样闪现在眼前。

与故乡做其他营生的比如泥瓦匠、木匠、雕花匠、裁缝、铜匠、捉鱼佬、杀猪佬、换糖佬等等不同，我所认识而且知道的箍桶匠，整个前黄往北只有一个人，就是我的寄公公葛寿相先生。

寄公公即北方地区说的干爷爷意思。

故乡常武地区旧俗，父母为了孩子成长顺利无病无灾，或生肖与父母相冲，找个与孩子生肖相合的父辈或友人，男女没限制，男为寄爹，女为寄娘，两家结成寄儿亲家，俗称寄亲，双方父母也互称亲家公亲家母。但寄亲却与过继无关。寄公公是我父亲的寄爹。

我没有问过父亲，祖父母为什么给他找了葛寿相先生为寄爹。我也没问过，葛寿相先生是哪儿人，我自小就听得他讲话，江北口音很重。按说，在故乡，地域歧视还是很重的，我小时候村里有个孤寡老太太是江北人，我们小孩不懂事，老去骚扰骂人家，所谓骂，也就是远远见了喊“江北老太婆”而已，而老太太则会气得跳着小脚回骂，当然家里长辈其实是不允许孩子这般无礼的，毕竟是礼仪之乡。

寄公公的江北口音，到去世都没改过，我不知道他是江北什么地方人。本地木匠和雕花匠多，但箍桶匠却少。汪曾祺先生在他的名篇《受戒》里说，苏北有的地方就产箍桶匠，大概寄公公跟汪先生笔下的地方脱不了干系。

寄公公自苏北南漂，落户武进前黄镇东北的水车桥村，离我家大概5华里。在这里，寄公公以一身箍桶的手艺，站稳脚跟，娶妻生子，家门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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箍桶是一门俗世的营生，手艺。从前，在塑料制品铝制品没有出来之前，木桶木盆之类，是农村生产生活的基本器具。比如厨房里用的锅盖，舀水用的斗（吴语方言音奥斗），挑水用的水桶；洗脚用的洗脚盆；起夜用的马桶，浇水浇粪用的粪桶，浇水用的撩勺；以及采菱用的菱盆，打鱼用的脚盆，都要靠箍桶匠做，甚至，生产队河泥船破漏的简单修补，也是靠箍桶匠。

尽管这些生活生产器具一旦做好，很多年不会添新的，除非女儿出嫁要做新的陪嫁。但即使这样，没大活，箍桶匠的小活也是不少的，木制品易损，修补的活总是少不了的。

箍桶匠属于广义的木匠，但其专业名称叫圆作木匠，与一般木匠不同，工具手艺要求都不同。前两天偶遇一位出生浙江木匠世家的大律师，他就坦承，箍桶匠的手艺要求比一般木匠要高。木匠盖房子做家具，棱角分明，但他们做不了桶盆，桶盆有弧度，过去没有机械设备，全靠手艺和简单的工具，所以，箍桶匠有自己的不传之秘，汪曾祺老笔下的苏北某地产箍桶匠也就可以理解了。

寄公公箍桶手艺怎样，我无从评价。反正，我小时候，箍桶匠我只见过寄公公，从没见过第二个箍桶匠从村上走过。

箍桶匠做那些活计时，跟木匠用墨斗弹直线不同，他需要划弧线，算得要精准，再用锯子锯；就是用刨子，也跟木匠不一样，木匠用刨子平着前推，而箍桶匠却是斜着往下推；木板推好后，用小钻头打上孔，用削好的竹签或者木签插好，把每一块带着弧度的版前后串起来，把桶盆的底也和桶板串起来——木匠是所谓榫卯，严丝合缝（当然做锅盖最简单），然后用竹篾编成绳状，套在桶上，箍套上去后，还要用工具一点点把它敲紧，敲严实，箍住箍紧，防止散开，所谓“箍”即是此意。除了竹箍，还有铁箍——我们小时候玩的滚铁环的铁环，其实都是废弃的木桶上的铁箍。

箍桶匠做的桶盆，除了美观之外，它的实用性，尤其体现在真正的“水泄不通”上，其实是需要非常细致的功夫的。这点，要比一般木匠讲究得多。

因为有了箍桶匠做亲戚，家里和堂叔家的桶盆坏了，都是寄公公帮着做，父亲打鱼的脚盆，也是寄公公帮着打的。那可是大活。但既然是帮寄儿子打，最大的活也是不收钱的，请吃饭喝酒就行。寄公公喜欢喝一点酒，酒量似乎和我祖父一样，都不大。记得小时候寄公公帮干完活在我家吃饭，有时会打点酒，他总是笑眯眯地用筷子蘸了，逗我和弟弟。

每年，寄公公都会挑着箍桶匠担子，喊着“箍桶喽”，在四邻八村转悠，看哪家的桶盆破了，需要修补。当然到我们村，他不用喊，只要把箍桶担子往我家门口一搁就行了。夏天干活的时候，通常坐在晒场边上的三棵榉树下，其他时候则坐在我家里。

有时，四周村里人家的桶盆甚至河泥船破漏了，会赶到水车桥村去报信，或者让人传信，告知有活要做，接信后寄公公会在约定的时间赶去干完，因为都是生产生活的器具，耽搁不起。

当然箍桶匠新做的桶盆，都会打上桐油，放在太阳下，一来防止干裂，二来防止虫蛀。大的物件比如河泥船脚盆粪桶之类，也是每年都会上桐油。

寄公公到1980年代的时候，箍桶生意已经大不如从前了，只是还有一些散活，这时他年纪已经很大了。1980年年代江南经济复苏，塑料制品攻城掠地，迅速占领了木制桶盆的市场，当然，父亲的打鱼脚盆的地位当时还没受太大影响。但很快，寄公公的箍桶生意一落千丈，转瞬就消失了。

当然消失的不仅是寄公公的箍桶市场，还是寄公公曾以此立身的行业，箍桶匠这一行，在故乡再也没有见过，比篾匠消失得更早。寄公公的手艺也没有传下来，他的亲生子女，都未承继父业。

我小时候过年时常跟着祖母或者父母到寄公公家吃年饭。我上初中的时候，我跟着祖母父亲母亲挑着寿面去给他老人家做过寿，场面很大，他有很多亲戚，都是带着江北口音说普通话的，是城里人（我后来才知道，都是常州戚墅堰的，大概是制造火车机车戚机厂的员工）。这是我最后一次去他家。寄公公去世的时候，父亲作为寄子，按旧俗，披麻戴孝为他老人家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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