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古瓷：款识鉴定深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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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元以前部分瓷器款识鉴定

【 瓷器款识 】

所谓瓷器款识是指刻划或书写在一件器物的器身或底部，用以表现器物的年代、用途及工匠姓名的文字，亦称铭文。

制瓷业很早就采用了这种做法，瓷器上的铭文也是鉴定古陶瓷年代的主要依据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文物收藏热的兴起，仿古瓷大量的出现，仿品上的伪款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常使人们误入穀中。

因此需要广大收藏爱好者对古陶瓷款识应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以便更好地掌握古陶瓷的鉴定本领。

古陶瓷款识需要注意的是字体、书写方法、书写内容、表现形式以及伪款等，为方便初学者能快速对款识有一个大概了解，以下按时间顺序对款识以及现今伪款的状况作一些简要说明。

  一、魏晋南北朝瓷器款识

魏晋时期的青瓷款识以胎体刻划为主，有的刻划后施釉入窑烧造，有的直接就在胎体上刻划而不施釉。清代许之衡著《饮流斋说瓷》中有所谓“瓷器有款识肇始于宋”的说法。

黄矞《瓷史》中提出“瓷器之年不自宋始”，并见过三件带有“乾元年制”（唐肃宗时期）的器物。实际最早的瓷器款识始于魏晋时期。

如：1. 浙江宁波鄞州文物管理委员会藏有一件 1977 年鄞县东吴公社嫁子山出土的东汉越窑“王尊”款青釉双系小瓶（图1），“王尊”二字刻在无釉的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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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三国孙吴时代的青釉谷仓（图 2）。

谷仓的正面堆塑龟趺碑铭，上刻“永安三年时，富且洋（祥），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意（亿）万岁未见英（殃）”等 24 字。

字体刻在小碑上，外面罩釉。谷仓上所塑人物、鸟兽皆生动多姿，反映出丰收兴旺的情景，象征士族豪门的富有和权势。这一作品充分表现了匠师的巧妙构思，是件标志技艺成熟的青瓷代表作。

3.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件“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款青釉虎子（图 3）

为三国孙吴时期的越窑青瓷。

4. 浙江绍兴县文物保管所藏一件绍兴凤凰山永嘉七年墓出土的青釉火盆鐎斗（图 4），，其 外 底 刻 有“ 徐龙”2 字。

以上诸例证实我国古代青瓷的器物款识多为胎体上刻划铭文，有的罩上青釉，也有个别不施釉的，字体多潦草，不规正。

铭文有刻纪年的，也有纪年墓中出土的，刻划内容有吉祥语或工匠、物主的姓名，在南方地区的墓葬中出土较多。魏晋青瓷目前市场上流传很少，现代仿品也非常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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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五代瓷器款识

隋唐五代时期总体来说带有铭文的器物较少，由于唐代瓷业迅猛发展，全国南北方地区瓷窑广泛兴起。几十年来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工作，发现了带有纪年款或人名款的唐代青瓷、白瓷。除此之外还发现有唐代长沙窑、邢窑、邛窑等一些瓷窑中有刻划铭文。

如：1. 浙江省博物馆藏有一件唐代越窑青釉四系蟠龙罂（图5），此器肩至腹部一侧刻直行铭文“元和拾肆年四月一日造此罂价值一千文”；

另藏有一件唐代越窑青釉墓志罐（图6）

此罐呈直筒型，筒体阴刻志文一周，自右至左，共 28行 330 余字，每行数字不等，其中有“咸通七年”的明确纪年。

2.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几件刻划人名款的唐代瓷器。

一是唐代邢窑白釉皮囊壶（图 7）

底部划刻“徐六师记”4字，为工匠自己的题记；

2，是唐代白釉刻花小瓶，腹部划刻“丁道刚作瓶大好”7 字，由于 7 字暗刻在花间，字迹不清晰；

3.是唐代邛窑青釉小碟，一件在碟的边缘处刻有“徐家沉”3字，另一件刻有“丙午岁造蒋应”6 字（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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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几例唐代器物的款识，不仅可以知道陶工的姓名、制作年代，还可以看出工匠如何欣赏和宣扬自己的作品，表现出唐代工匠开放的性格。

更珍贵的是从唐代越窑青瓷铭文了解到平常俗称的大瓶、大罐古代称之为“罂”。

还有一独特的产品是外壁刻划墓志铭的青釉桶形罐，俗称罐形墓志，铭文可达数百字。

如浙江省博物馆所藏唐光启三年青釉罐形墓志等诸多器物，可见这是唐代的一种丧葬习俗。长沙窑是唐代著名瓷窑，以釉下彩绘和模印贴花为主要装饰手法，多年来从窑址出土的大量标本以彩绘花鸟、花卉、诗文、成语、题记最为多见，极少见到纪年款者。

1975 ～ 1989 年，长沙市文化局文物组在窑址发掘的大量残破标本中仅收集到一件长沙窑釉下彩绘白鹭壶（残缺），壶腹一面书“大中九年正月二十八日书记”（图 9）。

另有一件长沙窑遗址出土的釉下褐彩鼓价器，外壁褐彩书“大中拾年拾日叁造鼓价”（图 10）。

这是较为难得的两件带有唐代纪年款的器物。遗址中还发现绘有阿拉伯文的四系瓶残件，完整器物在大英博物馆有 收 藏， 反映出唐代瓷业对外贸易的繁荣。

唐代邢窑专烧白釉瓷器，“盈”字款为邢窑最具代表性的单字款识。河北省内丘邢窑遗址，陕西省西安唐代大明宫遗址、青龙寺遗址和西明寺遗址均发现过刻有“盈”字款的唐代邢窑瓷器残片，器型以盘、碗为主。

完整器如 1975 年河北省易县唐代咸通五年墓中出土的邢窑白瓷执壶，壶底刻“盈”字款；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唐代邢窑“盈”字款白瓷盒；河北省内丘邢窑博物馆藏有一件“盈”字款菱花形盘。

据考古学家研究，“盈”字款器物是唐代大盈库在邢窑定烧的瓷器，“盈”字乃是唐代宫内大盈库（皇家私库）的简称，只有皇家自用，外人不能随意使用，赏赐除外。“盈”字款常出现在邢窑的白釉碗上。

而刻有“翰林”款的器物则为唐代翰林院在邢窑定烧的瓷器，常刻在罐上（图 11）。

除以上二类款识外，1996 年在印尼海域发现的“黑石号”沉船上还出水了唐代邢窑白釉绿彩葵花口碗，底部刻“盈”字款（图 12）

另有一件白釉绿彩盘，底部刻“进奉”二字款（图 13）。

这两件带有刻款的白地绿彩器极为少见，尤其是“进奉”款，据史料记载，唐代邢窑设有“进奉瓷窑院”，是专门管理宫廷供奉瓷器的机构，所以带有“进奉”款的器物应是为宫廷特制的瓷器。

至于宫内贡瓷为何出现在“黑石号”沉船上，很可能是因为沉船搭载了外交使节或兼有外交使命，所以从大唐返航途中携带了作为国礼的皇室专用瓷器。

邢窑为唐代著名的白瓷瓷窑。

经冯先铭考证，除邢窑外，的瓷器标本看，唐代定窑多生产盘、碗、炉之类的生活用品。近年来在某次定窑研讨会上，从藏家处征集到一件刻有唐“大中拾年”纪年款的定窑白釉塔式罐，与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的一件唐三彩塔式罐相类，可见塔式罐为唐代典型的佛教用器。

此件白釉塔式罐高大庄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应注意的是，唐代刻划款识的字体多为楷书，虽然潦草，但字体结构严谨，笔划有力，转折自如，具有古朴的风韵。现代新仿器中，仿制“盈”字款的白釉瓷较为常见（图14）。

但仿品的“盈”字款笔法生硬，有的笔划软弱无力，唐代字体风格的神韵难以仿制。再结合胎釉分析，唐代邢窑瓷器胎质洁白细腻，釉质润泽如玉；仿品的胎质和釉则过于细白，有的釉色宛如景德镇烧制的白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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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宋代瓷器款识

宋代是我国制瓷业蓬勃发展的时期，全国瓷窑大约有200 余处，除官、哥二窑之外，多为民间瓷窑，汝窑、钧窑、定窑也是在民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烧制宫廷贡瓷的窑口。宋代瓷器款识无论官窑还是民窑，表现手法多为在胎体上刻划，其次是模印或墨书。其内容较为丰富，有纪年、吉言、诗词，或物主、工匠的姓氏。清宫旧藏的五大名窑瓷器底部还多有内务府玉器作刻制的乾隆御题诗等。首先先介绍宋代五大名窑的款识。

1. 宋代汝窑款识目前已知有三种款识。

第一种为室名款。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汝窑盘，器底刻有“寿成殿皇后阁”6 字（图15）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汝窑纸槌瓶、出戟尊，器底刻有“奉华”2 字（图 16）

均为宋代皇城宫殿名，是宫廷玉作工匠后刻。

第二种为物主的姓氏。

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各收藏有一件器底刻有“蔡”字的汝窑盘（图17）

据冯先铭考证，“蔡”字款可能指的是宋徽宗时权臣蔡京或其子驸马都尉蔡鞗。

第三种为天干款，如“甲”（图 18）

“乙”（图19）

“丙”（图 20）

等字，是清乾隆朝给汝窑瓷器划分等级时由宫廷玉器作所刻。北京故宫博物院有两件刻“乙”字汝窑盘；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三件刻“甲”字汝窑盘、一件刻“丙”字汝窑盘（此盘口镶有铜边）。

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汝窑的仿品较多，早在 20 多年前河南省宝丰县汝瓷研究所为了重现汝窑的神韵就开始研究并仿制汝瓷，现代文物市场受趋利影响更是极尽所能仿制汝瓷，

许多仿品的底部刻有“清凉寺”款（图 21）

，或刻“蔡”（图22）

“甲”“乙”“丙”及乾隆御题诗（图23）

等款。仿品所刻款识与传世品不同，有楷书款也有篆书款，有阴刻也有阳刻；有的款识字体虽规正，但笔划粗重；有的阳刻诗文款的文字全部带釉，这在传世品中是绝对没有出现过的现象。

此外仿品的诗文款不仅刻在器物的底部，有的还刻在圆器的里心或琢器的腹部，刻款文字内还涂有酱釉或金彩，这些现象与传世品都是有区别的。

所以看汝窑瓷器时一定要更多地结合胎、釉、造型特征去鉴定，比如有的带有乾隆御题诗的仿品釉色很精美，但天蓝釉的釉色过于鲜亮，与宋代汝窑的那种乳浊状不透明又温润如玉的近似天蓝色釉相比差别极大。

2. 宋代官、哥窑款识宋代官、哥窑从传世品来看基本上都是无款的。

仅见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底部刻有“古”字的宋代官窑盘（图 24）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的两件刻有“文”字（图25）

“殿”字的官窑盘。（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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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刻款均为后刻，其意义何在尚有待研究。

需要注意的是官、哥二窑历代仿品很多，明清时期景德镇官窑就多有仿制，但其仿品都具有明清官窑特征，尤其是清雍正、乾隆朝官窑仿品都署有本朝官窑纪年款。

近几十年来浙江地区及景德镇窑场对宋代官、哥窑都有仿制，一般的仿制品为现代艺术瓷，真正的仿古瓷有的足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但古代器物的神韵是很难仿制的，为了误导藏家，作伪者便在仿品的底部添加各式各样与官窑相关的款识。

其作伪样式多在仿品底部中心留出一不施釉的方框，施酱釉，在上面阴刻或阳刻“官”字款（图27）

“柴”字款（图 28）、

“柴世宗”款（图 29），

或刻划与官窑有关的文字如“郊坛下官窑”款（图 30）、

“大宋官窑”款、“修内司”款“南宋官窑”款等（图 31）、

入窑烧造后底款便呈酱色或火石红色。带有此类款识的官、哥窑瓷器皆为仿品。

3. 宋代定窑款识。在宋代五大名窑中，定窑是款识最多的窑口。

根据考古发掘结果、专家考证和藏家的收集补充，定窑的款识大约有几十种之多，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宫殿名。

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定窑“寿成殿”款白釉螭纹盘（图 32）

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定窑“聚秀”款白釉刻花葵瓣洗；

北京故宫博物院陶瓷组在窑址采集的定窑“慈福”款残片标本等（图 33）。

（2）宫廷掌管医药或膳食机构的名称。

如北京故宫博物院陶瓷组在窑址采集的定窑“尚食局”（图 34）

“尚药局”残片标本。（图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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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献记载和专家考证，北宋宣徽院下曾设六局，分为尚药、尚食、尚衣、尚舍、尚酝、尚辇。其中，“尚食局”专门掌管膳馐之事，“尚药局”专门掌管药剂诊候之事，除设有官员外，下面设有膳工及医师。

所以定窑白瓷上刻有“尚食局”铭文的器物应是北宋宣徽院下“尚食局”专用器皿，而刻有“尚药局”铭文的器皿则是“尚药局”专用器皿，它们都是北宋宫廷专用之物，为定窑专为宫廷烧制的贡瓷。

（3）人名款。

人名款极为少见，目前仅见有定窑“子瞻”款白釉洗（图 36）

，为胡云法所藏。“子瞻”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之字。

（4）纪年纪事款。

1969 年河北定州发掘了北宋静智寺和净众院塔基地宫，出土了 200 多件定窑瓷器，许多器物都独具年款。

如北宋定窑白釉双蝶纹洗（图 37）

，器底墨书“供养舍利太平兴国二年五月廿二日，施主男弟子吴成训，钱叁拾足陌”；北宋定窑白釉舍利盖罐，腹部刻“舍利主僧□□，两瓶舍利。西草土住人男弟子于慧岩、妻张氏、侄男陈留，男弟子陈知绪、妻于氏，女菩萨、女□□□□佛留。至道元年四月日弟子于岩记”共 59 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北宋定窑白釉卧童枕（图 38）

，底部墨书“元祐元年八月十七日置，□□□谨记此”，字体遒劲有力，工整大方。

（5）一、二、三个文字的标记。

如“崔”（图 39）

“龙”“花”（图 40）

“合”“官”“新官”“会稽”“易定”“长寿酒”等。（图 41）

这些款识的内容有的是吉祥语，有的是物主姓氏，有的是说明器物用途，有的是说明器物属地。

比较特殊的是带有“官”（图 42）

“新官”（图 43）

二款的器物大多数出土于五代至北宋前期的墓葬、窖藏或塔基内，如浙江吴越国钱氏家族墓葬群、河北定州北宋静智寺和净众院塔基等。

据冯先铭考证，定窑带有“官”“新官”二款的器物出土和传世者达 80 余件，可见数量之多。

以上定窑多种款识的器物，据专家结合考古发掘资料分析研究，大部分都是官府定烧的器物，是为皇室和贵族生产的精美产品。

所谓“官”“新官”二款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供皇室专用的官窑瓷器，而是一种画押，表明是官府定制的标记。

在五代越窑青瓷或宋代耀州窑青瓷上也发现有“官”字款，应是签押的文字。值得注意的是定窑中带有宫殿名称的款识，都是成品入宫后由宫廷玉作匠师镌刻在器物底部的。其余各种款识大都为釉下暗刻，纪年款和姓氏款则多为墨书。

【 结语 】

现代定窑仿古瓷的制作水平很高，典型器物如大梅瓶、孩儿枕，及盘、碗、瓶、罐、炉等，高仿者相当逼真，定窑胎体的竹丝刷纹、渣点，乳白色釉上面的蜡滴痕等特征都能表现出来，从造型到纹饰仿制得都非常精美，但缺乏古代神韵。

款识上仿“官”字款、“新官”款的器物较为多见，但刻划字体的笔划显得笨拙，不如古代款识痩劲有力。

第二部分：元以后部分瓷器款识鉴定

四、金代瓷器款识

金代是女真族于 12 世纪在我国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有关金代陶瓷业的生产状况早年很少有人重视和研究。

近几十年来经过考古学家对北方古窑址、古墓葬的发掘以及对藏品的研究，证明金代陶瓷业不仅在宋、辽的基础上有一定的发展，同时还有创新。

金人进入中原以前在辽宁一带的窑场主要生产白釉、黑釉、酱釉的生活用瓷，以盘、碗、瓶、罐为主，入主中原以后，北方许多著名窑场在金代的统治下仍继续生产，如定窑、磁州窑、钧窑、耀州窑等，均成为金代著名瓷窑。

金代瓷器款识较为突出的是墨书“大定”纪年款，

如上海博物馆藏有金代白地黑花鸟纹虎形枕（图 78）

底部墨书有“大定二年六月六日家造”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金代定窑白釉剔花莲花纹枕（图 79）

底部墨书“大定八年正月初四日康军使宅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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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邯郸市文保所藏有金代磁州窑白地黑花腰圆枕，底部墨书“大定伍年四月十三日买到枕子一只”；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有金代黑褐釉美女枕，是 1983 年在陕西省黄陵县古墓中出土的，底部墨书“大定十六年五月”。

以上诸例不难看出，金人在入主中原以后，尤其是金世宗大定年间陶瓷业兴旺发达特别是瓷枕的生产，无论是窑场遗址还是墓葬都出土有墨书款的瓷枕，瓷枕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

河北省博物馆藏有金代棕黄釉黑花虎形枕，底部墨书“泰和五年五月初七日”九字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的宋金瓷枕达 300余 件， 可 见 产 量之多。金代瓷枕的款识除纪年款外，还延续了宋代制瓷做法，许多枕的底部都戳印有制瓷作坊的标记，戳印的字体多为楷书，阴文、阳文都有，戳印的形式较随意，有单边框、双边框或无边框，戳印时有横印、竖印或斜印，虎形枕，一荷叶，下端托一荷花。底部墨书“泰和五年五月初七日”九字款。

如河北省磁县文保所藏有金代白地黑花诗文枕、金代白地黑花牡丹纹八方枕、金代白地黑花“陈桥兵变”纹枕，底部都用不同形式的阳文戳印“张家造”款（图80）。

现代磁州窑仿品中仿金、元瓷枕较为多见，仿品胎质一般比金代细，粗糙者又过于厚重，枕面的绘画和戳印款均很粗糙。

金代低温铅釉三彩器过去由于没有纪年款器物和墓葬出土的实物，因而常常与宋、辽瓷器混为一谈，被称为“宋三彩”。近年来随着考古发掘实物的陆续发表，逐渐对这些器物有了新的认识，应称之为“金三彩”。

河北省磁县观台窑遗址的金代地层内出土了很多低温三彩器的标本，考古工作者在观台窑第三期地层发现了刻有“天德四年五月五日记杨家制”款识的素胎佛龛，“天德”为金海陵王年号，此件器物的出土为金三彩的断代和制作工艺提供了有力的纪年证据。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有金代“正隆元年”款绿釉刻划牡丹纹腰圆枕和“承安五年”三彩印花莲池纹枕，更进一步证实低温铅釉枕为金代制品。

金三彩器多数以绿釉为基调，画面点绘红、白、黄等色。北京故宫博物院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都藏有元代三彩兔纹碟，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碟外壁墨书“至元六年云云”六字款，证实低温铅釉三彩器烧至元代初年。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有数件金代红绿彩碗（图 81）

碗的外壁均有墨书：一件书“泰和元年二月十五日记”，另一件书“正大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类似这两件红绿彩碗的器物无款者较为常见，多为北方窑址和墓葬出土。此类器物当今市场上出现有后挂彩和后修补的现象，由于没有经过地下埋藏，与老彩相比，釉彩较为艳丽而没有深沉的感觉。

五、西夏瓷器款识

西夏是由党项人在中国西北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西夏瓷器作为西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中原磁州窑系影响，并结合自身民族的文化习俗创建发展出粗犷质朴、极具党项民族特色的瓷器。由于缺少历史文献记载，很少有人做过系统研究。

上世纪 50 年代以后，经考古发掘在宁夏一带的遗址和窑址、甘肃内蒙地区的窖藏中发现了不少西夏陶瓷器，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黑釉、酱釉剔花瓷器，但带有铭文或具体年款的器物极 少 见。

目前已发表的资料中仅见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西夏黑釉小口瓶（图82）

肩部一周 无 釉，腹部刻划有西夏文（字意待研究），是一件西夏典型器，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西夏陶瓷虽然少见但也有仿制，仿品胎体细，黑色或黑褐色的釉面光亮，刻划纹饰比真品呆板，纹线缺乏真品豪爽流畅的风格（图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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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元代瓷器款识

元代景德镇瓷业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除青花外还有釉里红、红釉、蓝釉、卵白釉等创新品种，宋、金时代的地方窑至元代时则逐渐衰落。综合来看，元代瓷器在器物刻划或墨书的纪年款非常少，但在景德镇青花器及地方窑瓷器中有几例含特殊纪年款者，极具研究价值，

具体如下：1. 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图 84）。

就目前掌握的实物资料来看，元青花中带有纪年款的器物只有两件，就是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所藏的一对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上书青花铭文 62 字：“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副，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

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铭文字迹清晰，青花色调浓艳，为元青花典型器。近十余年元青花在拍卖市场大火，因此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的元青花仿品，由以仿元至正十一年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者最为常见。

有些作伪者为了误导藏家，将仿品铭文故意改为“至正八年”或“至正九年”等，有的作伪者甚至臆造五彩或青花加彩云龙纹象耳瓶（图 85）

其制作粗糙，胎体厚重，纹饰笨拙。

2. 江西省博物馆藏有两件带有纪年款的元青花釉里红瓷器，是在江西省景德镇市后至元四年凌氏墓出土。

一件为元青花釉里红堆塑四灵塔式盖罐（图86）

此罐颈部用青花书写“大元至元戊寅六月壬寅吉置”十二字，肩部从左至右用青花书写“刘大使宅凌氏用”七字。

另一件为元青花釉里红堆塑人物楼阁式谷仓（图87）

此物屋身为中央板状箱式结构，面门活动可拆卸，四周门廊微塑各种舞蹈、奏乐、侍卫俑共 18 尊，背面仓板上青花书写 159 字墓志铭一篇，内有纪年铭文：“夫人生于前至元癸巳年二月初九日戌时，殁于后至元戊寅五月二十三日申时，享寿四十六岁。以戊寅六月壬寅之吉安葬于南山。”

瓷仓左亭正面用釉里红书“五谷仓所”，右亭正面用釉里红书“凌氏墓用”。以上两例纪年器造型奇特，色彩丰富，集釉里红、红釉、青白釉、青花四种高温釉于一身，可谓世之孤品，国之瑰宝。其铭文清晰，书写流畅，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近些年照此两件器物仿制的新仿品非常粗糙，值得警惕。

3. 四川省雅安市博物馆藏有一件元“至正七年置”款青白釉双系盖罐（图 88）

是 1986 年在四川省雅安市文化路口窖藏出土。

此罐造型古朴端庄，腹部用青花书写“至正七年置”五字，青花色调浓艳，笔意刚健，是研究元代民窑瓷器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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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伊朗国家博物馆所藏元青花器、元蓝釉白龙盘或元龙泉窑器的近底处、盘沿下都有阿拉伯文的标记，此标记呈现的形式不一，有的是长方形的戳印状，有的是用青花书写的文字，有的是用工具镌刻再涂以红彩（图 89）。

据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家介绍，这些阿拉伯文的内容都是伊朗阿巴斯王所题的献词，或代表阿巴斯王的名字，或在阿巴斯宫廷内享受恩赐爵位的人名。

现在新仿的元青花瓷器很多，有的新仿器的底部或近底处作假标记。

常见的作伪方法是用釉里红书写阿拉伯文字的方章式标记，或是用青花书写蒙文款识欺骗藏家（图90）。

元青花仿品中还有一种独特的“古相 博陵第”款，其作伪方法是在器物底部粘贴一块用瓷土做的瓷牌，上面阴刻、阳刻“古相 博陵第”等字样，

有的瓷牌旁还有墨书元代纪年款。瓷牌的形式很多样，有元宝形、长方形、莲花托形等（图 91）。

这类仿品的制作工艺很粗糙，胎、釉、彩方面与真品相比差别较大。有说法是这类瓷器都是窖藏、墓葬出土，却不见传世器，也不见于明、清、民国及当代文献资料，这本身就很值得怀疑。

5. 元青花高足碗内常书有青花文字，如江西省高安元青花博物馆所藏元青花诗句缠枝花卉纹高足杯（图 92）

杯内心有青花草书“人生百年常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为 1980 年在高安元代窖藏中出土

内蒙古包头市文管处所藏元青花飞凤纹“寿”字款高足杯（图 93），

在杯内心草书一“寿”字。

这两件器物的文字书法娴熟，诗意豪放，是元代瓷器铭文的一大特色。

6. 元代卵白釉瓷器。

卵白釉瓷器款识的最大特点是将铭文刻印在印花纹饰中间，由于卵白釉瓷器胎体厚重，施釉也比较厚，釉面不透明，因此釉下印花和款识不够清晰。

近几十年来在景德镇窑址、元代窖藏和墓葬都出土了很多卵白釉印花瓷器，其铭文有“枢府”“太禧”（图 94）

“东卫”“昌江”“福寿”“中和”等。比较特殊的是 2003 年在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巴音塔拉镇土城子村元代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的一件元代“枢府”铭卵白釉印花盘，

此盘的印花纹饰中有“枢府”铭文，盘底墨书“药”字款（图 95）

经分析此盘有可能是经元代枢密院挑选后才流入民间的。

除此之外还见有底部墨书“王宅药铺”四字款的卵白釉碗（图 96）。

现代新仿的卵白釉器犹如白釉瓷器，釉面呈细白瓷状，胎体较轻，内壁纹饰和“枢府”铭都非常清晰，与元代器物相比差别较大。

7. 元代钧窑瓷器。元代钧窑瓷器多为民间日用品。

1970 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出土过一件元钧窑天蓝釉贴塑麒麟双耳三足炉（图 97）

此炉颈部中间正面凸起一方形涩胎题记，其上刻“乙酉年九月十五小宋自造香炉一个”十五字款，乙酉年为元至大二年，

此件器物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件有确切纪年款的元代钧窑瓷器，反映出元代中期钧窑的制作水平。

除此之外元代钧窑盘、碗的底部多有墨书或近底刻划一字到几字，表示物主或工匠姓氏（图 98）

也有用墨画一梅花标记的（图 99）元代钧窑盘、碗在烧制时需要放入漏斗形的匣钵中，

老窑匣钵在窑址中常大量出土（图 100），

现在的作伪者经常用老匣钵盛装新仿品入窑烧制，仿品的釉与老匣钵粘连在一起，形似老窑器物粘连，从而达到作伪的目的。

北方瓷窑元钧仿品很多，釉质和胎质过于细腻者都是不对的。

仿品中带凸花纹饰的香炉多见，元代钧窑器因施釉厚，所以凸花纹饰不清晰，若凸花纹饰清晰且釉面又非常光亮就值得商榷了。元钧窑器胎厚釉厚，釉面有明显的鬃眼，有的底部书写有墨书，仿品墨书的墨迹没有沉入胎骨的迹象。

8. 元代龙泉窑瓷器。目前已知带有纪年款识的器物很少：

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所藏元代龙泉窑青釉缠枝牡丹纹大瓶（图 101），

瓶口沿内刻有“括仓剑川流山万安社居奉三宝弟子张进成烧造大花瓶一双，舍人觉林院大法堂佛前永充供养祈福保安家门吉庆者，泰定四年丁卯岁仲秋吉日谨题”，

这种供奉款说明了供奉人的姓名、器物用途和烧造时间，文化含量较高；

1976 年发现的韩国新安元代沉船中打捞出的一件元代龙泉窑青釉刻花盘（图 102），

盘底刻有“使司帅府公用”六字款，据冯先铭考证，“使司帅府”应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简称。元立国后，于各道设置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今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达于省”。

《元史﹒地理志五》载有“浙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并注明其州治所在庆元，从就近定货便利方面考虑，此盘应是浙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定烧的器皿。除以上两例外，元代龙泉窑盘、碗类器物的内心常见刻印汉字或八思巴文，来表示窑主或工匠的姓氏和吉祥字句，如“张”“王”“富”“利”“寿”“福”“大吉”“金玉满堂”等。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元代龙泉窑青釉印刻花八思巴文荷莲水波纹盘（图 103）

盘心印有八思巴文。八思巴文是元朝忽必烈时期由国师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文字，于至元六年颁行全国，称“蒙古新字”或“蒙古字”，俗称“八思巴文”。

八思巴文至元朝灭亡也没有得到彻底推广，使用范围仅限于官方文书和官造器物。

（图文源自网络  作者：叶佩兰 李昊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