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州作家】常玉国：故乡陈年
中州作家，从文学到美学【No.742】
故 乡 陈 年
河南济源 常玉国
在似云似雾的迷离记忆中，我分明感受到曾经有一种期盼的、陶醉的、浓烈的、温馨的年味，长久地封存在我的脑海深处，驱之不散。在这又一个感到没有年味的春节里，我稍稍启开封存的盖子，那浓烈的气味仍从远方扑鼻而来，氤氲在我神往的依稀回忆中……
“过年”的程序是从“腊八”启动的，腊八粥是大自然送给人们的第一缕年味。说是腊八粥，其实豫西北的农村，起码我家，就是一顿平时不多吃的白面条晚饭，葱花香油俱全，好吃一些而已。但，它带给人们特别是孩子们的信息，却在那碗白面条之上。——“年”，要来了！
此后，人们的计时模式都从阳历切换成了“阴历”，并显示在孩子们的数指头上。男劳力们在地里的劳动强度和速度，逐步降了下来。妇女们磨面碾米、裁布缝衣，盘算着节日的饮食和全家的衣着。需要表演节目的人员，被大队抽了出来，脱产排练。小学生们放了寒假，与幼儿们如同群鸟，欢快的雀跃声充满着大街小巷
暮色初临，家里的灶王坛上已摆上祭灶火烧、菜食等供品。随着三炷香冉冉升起青烟，母亲虔诚地跪地祈祷，请求灶王爷“上天言好事”，室外也响起一阵鞭炮声。据说当天晚上子时，天下的灶王爷要到天庭参加年度的七天大会，汇报各家一年来的家事情况。玉皇大帝则根据汇集的信息对各家进行考核和奖惩。不过，灶王上天如何汇报，是否有像人间那样“吃人家口软”的贪赃枉法营私舞弊行为，却不得而知。敬过灶王，一家人便喝着稀饭，吃着以红糖为馅的火烧，浓浓的糖汁顺着口角流下，初尝着过年的甜头。
听老人们说，灶王爷上天的交通工具是毛驴，在夜半时分，一声毛驴的铃铛响起，灶王便启程了。初一五更时，叮铃一声，便是灶王归来的信号。我曾经几次熬眼等到半夜，仄耳细听，也没有听见过铃响。难道我家灶王的毛驴没有戴铃铛？
此后，各家都进入了紧锣密鼓的准备日程。从腊月二十三到三十都是通用的吉日，办婚事特别多。零星的鞭炮声伴着孩子们的欢笑声不时响起。家家打扫卫生，拆洗衣服，换上新窗纸，贴上红窗花。母亲每天夜里都要坐到半夜，赶缝一家人的新衣新鞋。
腊月二十六、七，家里一般都要把萝卜切成小方片，煮熟后泡在大盆里，以备春节间熬菜吃。生产队里每年都要杀两头猪，按人分肉。余下的可以再买，一般三、五毛钱一斤。队里还要按人分菜，没有的菜比如莲藕、海带、黄花菜、木耳等，人们纷纷进城购买。大人们常说：“能穷一年，不穷一节”。所以，都要尽可能地做到食材丰富。
蒸年馍是家里的一项大活儿，一般都需要两三个人，有的人家还互相帮忙。头天晚上要先做一锅小豆、绿豆、豌豆、柿饼等合成的豆馅，然后开始用酵母发面。面基发好后，接入大团的面坯，按在一个小缸中，放在煤火台上利用余温让继续发酵。晚上，母亲还要起来两次转缸，以保持温度平衡。第二天，面坯膨胀到满缸，再加上面粉和碱面反复揉压。那时，家里的小麦面并不多，都要往面坯里加上2、3成左右的白玉米面。不过，加玉米面的“白馍”也很好吃，特别是放几天后，凉馍吃起来酥甜可口。蒸年馍一般都需要快一天，我也参于烧火和揉面。上初中学过《化学》后，当面坯中的碱面放多了蒸馍发黄时，我就利用“酸碱中和”原理，往馍上洒层醋水，颜色就变白了，有效地减少了次品，深得大人夸奖。天快黑时，床上或桌上展开的苇席上，就堆满了一大堆打上桃红点的圆馍、花馍、长糕、小糕等成品。待晾凉后，装入瓮和缸中备用。那时，我村没有大米，春节的主食就是饺子和蒸馍。
年三十，迎春的大剧拉开了帷幕。上午，大队给军烈属家里贴春联。锣鼓乐队开道，大队干部手捧红春联，穿遍大街小巷到军烈属家送慰问品，贴春联。下午，家家户户也都贴上了红彤彤的春联，屋里也贴上几张崭新的年画，整个村庄笼罩着一派喜气洋洋的过年气氛。由于初一这天不能往外倒垃圾，不能从水井打水，所以主妇们把垃圾都腾扫得非常干净，男人们则连续几次去担水，把家里的水缸存得满满的。
除夕在人们的期盼中款款地踱步而来。每家的大门基本都开着，街门前横拦一根棍子，以防邪祟入门。——那时候不需要防坏人。院里的玉帝、土地爷、门神爷的壁龛中贴上了黄纸写的牌位，牌位前燃起了红蜡烛，香炉中插上了三炷香。待敬过祖宗和天地神灵，便是燃放鞭炮。先放三个大炮，然后开始放鞭。像一场战争一样，骤然间爆炸声此起彼伏，接连不断。鞭炮的浓烟徐徐地飘向黛色的天空，或缓缓地缭绕在如盖大树的枝丫中。
这时候，不管是晴天，还是刮风下雪，都成了孩子们最劳累、最兴奋的时刻。我们一群大小不一的孩子，像游击队一样，哪里有鞭炮声，就往哪里跑。在这家捡完残鞭，立刻又跑向下一家。有时还没有跑到那一家，近处又响起了鞭炮声，随即又急转身跑了回来。即使在雪地里摔倒了，立即爬起来带着满身雪又跑，生怕落在别人后边。在每一家，借着门神壁龛中蜡烛的微弱光亮，在烟火的笼罩下，紧张地在地上摸抢着没有爆炸的小鞭炮。有时候，没有放完的鞭在头上炸响，有时候刚抢到的炮又在手中爆炸，我们就揉揉发疼的头，搓搓发麻的手，立即又投入战斗，没有一个小伙伴中途退出火线。就这样，在半个村里跑到小半夜，随着鞭炮声渐渐零落，我们才停了下来。然后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战利品”，一边互相对比多少，一边又开始做游戏。小炮有捻的，就用香头点燃，啪啪声不断。没有捻的，就把小炮从中间掰开，两两相对地近距离放在地上比赛。点燃一个，小炮里的黑炸药变作火星喷射到对面的那个，就像两挺对射的机枪，看谁的先停火谁就算败阵。有时候摆一圈的半截小炮喷射着，煞是好看。这时候，我们的心里没有风雪酷寒，只有难以抑制的兴趣、热情和激奋。淡淡的硝磷气味，与煮肉的香味、饺子的香味，混合成特殊的除夕味道，使古老的乡村深深地陶醉在欢乐的氛围中。
夜深了，在大人的再三召唤声中，我们兴犹未尽地回到家中。但是，大人小孩都不能睡觉，要“熬百岁”。—— 睡得越晚象征寿命越长。在堂屋里，放一个铁铸的火盆，讲究点的家庭将预备好的柏木干材烧起火来，没有柏木的就用玉米芯或秕谷作燃材。一家人围坐在火盆周围，谈论家事，回忆过往，计划来年，对孩子们讲一些古老的故事。融融的火盆，浓浓的亲情，把一家人的和谐和希望，坚实地奠基在这岁末年初交替之时。
酣睡不久，晨曦已露，远远近近的鞭炮声又陆续响了起来。我睡眼惺忪地随着大人立即起床，洗漱过后，母亲将昨晚包好的饺子煮好，然后焚香献祖敬神，父亲和我负责放鞭炮。我第一次放炮时，在父亲的指导下拿着大炮点燃炮捻，结果没有扔出就爆炸了，将手崩的疼了两天。放完自家的鞭炮，我便又像昨晚一样加入到抢拾残鞭的“游击队”中。
部分老人往往不能上街看表演，因为拜年活动开始了。家族中的长辈家里，堂屋正中挂着家谱中堂（平时是卷着的），中间放一张八仙桌，两边各一把太师椅。桌前地上铺一张芦苇席。晚辈的年轻人三五结群地去给长辈跪地作揖拜年。长辈则给晚辈发压岁钱，大都是一毛至五毛，超五毛的已属大款。一圈跑下来，口袋里也都微微地鼓了起来。
这天，最不受孩子们欢迎的就是“请新媳妇”，就是本家上年娶回来的媳妇，初一的中午都要请吃一遍，也是让新过门的媳妇认识一下本家的门。我们的家族有十来家，每年基本都有娶亲的。这十来家都在这个中午“请”，时间上非常紧张。每家都要做八至十道菜，凉热各半。因为清贫，热菜基本是都是“垫碗”，即碗下半部是熬白菜，上半碗则是肉、丸子、鸡蛋、豆腐等，反正客人也吃不到下面的。主妇们早早地把菜做好，用空碗扣上以保温。然后都要到“新媳妇”家里去邀请。快到中午时分，婆母领着新媳妇按先后次序挨号上门。由于这么多家，坐下来也就是动几下筷子的事，但主妇们做菜却一点不能马虎，以免给新媳妇留下“不如别家”的印象。挨在后面的家可能错过中午了还轮不到，还要动态的去催请几次。我与妹妹看着一年来都没有吃过的满桌子菜，垂涎欲滴却不能吃，怨声载“心”。一直盼到她们来了，只得藏在卧室的门帘后边（那时都没有房门），透过缝隙一边偷偷看，一边为她们光顾说话、而不太吃菜感到奇怪。
初二开始走亲戚。这天都是回娘家，拿的是大礼。所谓“大礼”，就是二十个蒸馍（回来时还要剩几个作回礼），一条礼肉，放在用柳枝编成、黑红两色漆油成的圆斗篮里。有的是新婚夫妻，有的是带着几个孩子，络绎不绝地行走在大路和田间小道上。一眼望去，到处都是纵横交错来来往往的走亲行人。极少的家里有牛车，则将苇席在车上扎成圆棚，借队里的牛拉车前往。以前，每年都要下几场大雪。有时下雪形成溜冰，人们虽然小心翼翼地彳亍前行，但仍有不少人在路上滑倒，篮子里的圆蒸馍滚了一地。他们笑哈哈地拾起馍来仍是干干净净，新衣服也洁净如初。初三到初五，甚至于初六、七，依次是去舅家、姑家、姨家等亲戚。这些亲戚家拿的都是“小礼”，就是点心、汤圆、罐头之类的礼品即可。但那时一般都是一天专门去一个亲家，而且都要招待吃饭，亲戚们喜气洋洋地拉家常，续亲情。不像现在春节走亲戚像送快递一样，开着车一晌去多家，放下礼物就走。—— 现在是礼重情轻，过去是礼轻情浓。
无论是跟着大人们去走亲戚，还是在家招待亲戚，我们都是饕餮美食，挣压岁钱。亲戚往来结束后，把自己的压岁钱数清楚，留一点以买小摔炮、糖旦之类的东西，其余的都上缴给大人，作为自己一段时间内的“专用基金”。—— 也就三五块钱。在意识中压岁钱是自己“挣”来的，而不知是大人拿钱换来的。以至于有一次我对母亲立志说：“长大后我要挣更多的压岁钱让你花。”
过了初五，人们仍处于节日的氛围中。开始去地里劳动也都是晚去早归，干些轻活。年馍一般都还没有吃完，到了初九是“添仓”，就是再蒸一些馍，加到瓮或缸中，寓意“仓廪实”，预示今年丰收。这些馍一般都要吃到元宵节。
光阴荏苒，沧桑巨变。几十年春水东去，故乡焕发了新颜。楼房成排，别墅高立，绿树成荫的故乡成了整齐划一的方格子建筑群，再看不到一颗树木。今年大年初一下午，我回去位于环城路边的故乡一趟，除了大部分家的大门上贴着对联标示着春节外，很多家庭都是门闭院空，他们都是年三十从城里回来贴了春联就返了回去。不但今年防控疫情是这样，而且这些年基本大同小异。大街冷冷清清，仅有几个老人坐在墙外打麻将或嗮太阳，三五个小孩在玩耍。曾亲切地唤我乳名的邻居老人都不见了，偶尔出来个年轻人，也都是生面孔。以前过年的那种红火景象，已经荡然无存。
我站在村边的盘溪河畔望着崭新而陌生的故乡，微闭双眸，良久，良久。在这一片哺育我的土地上，百般呵护我成长的父亲母亲，热烈、热闹的“过年”氛围和浓烈的乡邻亲情，亲切地唤我乳名的老人和发小，满村的参天大树及其掩映下那参差不齐的土墙瓦房，宽宽窄窄的土路土街，村边上油绿旺盛的麦田和棋盘般的菜畦，浅浅的泛青鹅卵石河床里欢快地唱着小曲的清澈河水，等等，都哪里去了？清晰与模糊的交迭中，一个个久远的片段慢慢地在我的眼前显现又隐去，仿佛蒙太奇式地幻化成了一轴长长地、发黄了的淡淡水墨画，像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一样，卷藏进了我的心底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