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职教生涯（4）：校长离任起风波

到校办工作后，校长书记对我的看法开始转变。这样说不对，应该说，他们先是转变了对我的看法，然后才把我从后勤调到校办的。

近距离地接触后，我对揭校长和齐书记才有了真正的了解。

我开始触摸到揭校长的坚强意志和雄心壮志，也深切地感受到齐书记的光明磊落和一身正气。

开教职工会议，揭校长的讲话既鼓舞人心，鼓舞士气，也直面问题，直击要害。齐书记讲话高门大嗓，很有气势，我都能感觉到他的声音在会议室上方回荡，把我的耳膜震得一颤一颤的。

揭校长表面上温文尔雅，骨子里透着霸气，是非分明，从不含糊。齐书记不苟言笑，不言自威。

言归正传。

我的职业生涯的第一次坎坷是因揭校长而起的。

记不清具体时间了，有一天，财政局来了两个人，召集全体党员、教师、行政人员到校长室开会。20来个人把校长室挤得满满的。齐书记身体不好，常常不在学校，那天好像也没在，揭校长还面带微笑招呼着大家坐好，看样子他也不知道会议内容。

会议由财政局两位中的一位主持。说主持其实不准确，因为就他一人讲话。他清了清嗓子，很严肃也有些紧张地拿出了一份文件，没有开场白，没有过渡，直接开始宣读文件，念完了文头、文号开始念正文，大意是：根据工作需要，经×××××研究决定，免去揭益康同志江苏省徐州市财经学校副校长（根他是主持工作的副校长）的职务，另行安排工作，任保增同志（即同来的那一位）任江苏省徐州市财经学校副校长……

就在这时，只听“啪”的一声巨响，打断了文件的宣读，也打破了屋子里的安静，原来是揭校长怒气冲冲地拍桌子站了起来，他情绪非常激动，怒目圆睁，指着主持会议的那位说：“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了，他妈的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调动干部的！你转告他们，我不服从，我要上告！……”

会议是如何结束的？财政局那位是如何收场的？我都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新任校长任保增从头至尾没有说一句话。

会议结束后，大家各怀心思走出了校长室。

为什么说各怀心思？

揭校长是个有理想、有思想、有激情、有才干、有胆识的校长。前面几条叙述起来比较啰嗦，也容易落入俗套，按下不表。这里只说说他的有胆识。因为正是“有胆识”这三个字使他站了起来——作为一个人；同样地，也因为这三个字让他倒了下去——作为一个有级别的领导干部。

胆识 ，指胆量和见识。在官场上，能让一个人倒下去的肯定不是有见识，而是有胆量。在1980年代，一个官员若是说别人不敢说的话，不说别人都得说的话，做别人不敢做的事，不做别人都得做的事，有了这样的“胆量”，恐怕乌纱帽就难保了。

揭副校长（校友回忆，他在会议上曾经对学生讲，不要叫我揭校长，应该叫我揭副校长）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有“胆量”的领导。

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揭校长与上级领导究竟有什么矛盾我不是完全清楚，因此不能仅凭个人印象评判对与错、是与非。我只能如实写出我所知道的、有关他的“胆量”的一个具体事例。

我还在后勤工作的时候，揭校长就在学校会议上说，学校要“创收”，要生财。在那个年代，谈“创收”无异于天方夜谭。就在大家充满疑问的时候，揭校长说，只有想办法，创收并不难，比如学校的大粪现在是无偿地送给附近的农民，为什么不能收费？有需求，就有机会。不信可以试试看，谁给钱、谁给的钱多就让谁把粪便拉走。还有，学校的废品处理，过去都是随便处理了，废品也是可以卖钱的，还有废旧桌椅……。后来实际运作结果表明，果然有农民愿意出钱拉学校的粪便。学校的废品处理扎口管理，收入归公。为此，他还叫我设立了专门账户，说了大约有七八个“创收”项目。

有一天学校说要发放福利费，每个教职工人均有份，是10元还是20元我记不清了（印象是20元）。就在要发钱的当天上午，上级来电话说，学校不能发放所谓的福利费。我当时是在后勤还是在校办记不清了，反正不知是谁让我赶紧把上级的指令向揭校长汇报。那一幕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他在处理事情，我把他叫到校长室门外，向他汇报了上级电话的内容。他犹豫了几秒钟，果断地对我说：他妈的，卖大粪的钱为什么不能发？他妈的，照发！

除了这件事外，还有一些事情足以证明他的“胆量”，然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秘书，只是一个旁观者，没有具体参与其中，因此，许多事情的真伪我不能妄加判断。

总之，对错是非姑且不论，揭校长是一个不惟命是从、不明哲保身、有主见、既敢于犯上也敢于“犯下”的人，这一点是肯定的；他不讨上级喜欢、下级有对立面是肯定的；他性格中存在缺点，方法上有些生硬，策略方面急于求成，这一点也是肯定的。因此，他的“被”调离，而且是采用如此方式调离，对当时的教职工来说，内心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说“各怀心思”也是肯定的。

至于他的工作调动（后来去了市计生委的一个部门）是打击报复，还是正常调整，留给历史解密吧。

“胳膊拧不过大腿”，文件已经宣布，揭校长不得不走了。几位老科长、老教师、老同志经过商量，让食堂准备了一桌饭请揭校长一起坐坐，相处一场总得有个欢送仪式吧。这样的场合我自然没有资格参加。但是出于我对揭校长的尊敬，我希望同事们的真心送别、真情话别能让他感到一丝温暖和抚慰。然而我意想不到的是，后来我听说那天晚宴原本约好的人半数没有出席，场面非常冷清也非常尴尬。原因是什么？是忌惮还是自保？是薄情还是寡义？我不猜测，当事人心里最清楚。

揭校长离开学校的具体日期我记不清了（印象是1980年底或1981年初，但校史馆资料显示是1980年10月，学校资料应该无误），但那一天的情景我记忆犹新。

那天我骑着自行车下班回家。快到校门口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揭校长推着自行车默默走出学校，自行车后座上捆绑着他的被褥，两个车把上挂着网兜之类的，里面应该是他的日用品和办公用品。我下了自行车，和他打了招呼后就默默地陪他走着。他催促我回家，我却坚持陪他。是一路骑车还是一路步行我记不清了，路途中我们几乎没有交谈。到他家时天早已黑透了。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可以负责任地说，我陪他回家的举动别无他意，只是出于一种本能——对一个寂寥落寞的孤独者的同情。我是学校的新人，他是一校之长，而且我也是刚到校办工作，我们之间互有好感，但绝无私交可言，更不是所谓的“心腹”。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我对揭校长是充满敬意的；揭校长后来对我是关心和信任的。

对自己的行为，我这么想，也这么说，然而有人不这么想，也不这么说。

任保增校长（好像也是副校长主持工作）上任后，在学校工作的时间不长（校史馆资料显示：1980年10月至1981年9月）就调回财政局了。接替任校长的是刘志新（也是从市财政局过来的）。刘志新先是任校长，1982年学校建制升格为县处级后，他任副校长，主持工作。

刘校长上任后不久就找我谈话，严肃地告诫我，你还年轻，有些问题是政治问题，你要清醒，要站稳立场……。他的这番话，我不明就里，听得云里雾里，但我隐隐约约觉得和揭校长有关。因为他调离学校后一直在“上告”，还给我打过电话，并约我到他家去了一次，主要是谈他“上告”的情况和进展。对待揭校长“上告”这件事，我从始至终是非常“清醒”的，我“清醒”地知道自己不应该参与掺和。不参与，不掺和，不是因为我的政治立场“站得稳”，而是他“上告”的内容我都没有亲身经历，也就是说，他的“冤屈”“受打击”“遭报复”“被陷害”都是我不了解的。常识告诉我，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不要置身其中。因此，对他的诉说我从来都是没有态度的，既没有表示支持，也没有表示反对，我只是默默地听着。他向我了解学校情况，我也以“不知道”“不清楚”搪塞过去。得不到我的回应，揭校长也感觉无趣，后来就再也不联系我了。

“清者自清”，“清者”也只能“自清”，不能要求所有人都知道认同你的“清”，否则这句成语也就不成立了。有关上级以及刘志新校长就不认为我是“清”的。刘校长看我没有明确态度，也就没再说什么。但是他看我的眼神显然充满了不信任。

没过几天，刘校长再次找我。这一次他没有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什么，而是直截了当地质问我：“前段时间有人找过你吧？你去他家了吧？你们都谈了什么？你要如实向组织上说清楚。这关系到你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前途问题……。”刘校长的一席话，顿时让我有一种人身自由被干涉、人格独立被玷污的感觉，我坐不住了。在这紧要关头，“坚持做自己”的那个我顿时附上身来，我立刻站了起来，严肃地回答刘校长：“没错，他是找过我，还叫我去他家一次。但是，在他的问题上我没有任何的参与行为，也没有对他说过学校的情况。谢谢你好意提醒，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说完，不等他再说什么，我就带着怒气离开了校长室。

“我本将心托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我来学校工作时间不长，只想老老实实把工作干好，谁知竟生出这么多的事端。先是得罪了书记校长，情况刚刚转机，又必须面对校长的调离和信任校长的怀疑和告诫，是我太个性、太任性、太自我，还是命运故意捉弄我？

在刘志新校长来学校之前，我已从校办公室调到了教务处任教务员。这次岗位调整，完全是因为一个人的执意坚持，诚意相邀，否则我也不会离开校办的。这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职业发展。

2019年9月19日，2019年9月23日修改，9月25日再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