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职教生涯(4):校长离任起风波
到校办工作后,校长书记对我的看法开始转变。这样说不对,应该说,他们先是转变了对我的看法,然后才把我从后勤调到校办的。
近距离地接触后,我对揭校长和齐书记才有了真正的了解。
我开始触摸到揭校长的坚强意志和雄心壮志,也深切地感受到齐书记的光明磊落和一身正气。
开教职工会议,揭校长的讲话既鼓舞人心,鼓舞士气,也直面问题,直击要害。齐书记讲话高门大嗓,很有气势,我都能感觉到他的声音在会议室上方回荡,把我的耳膜震得一颤一颤的。
揭校长表面上温文尔雅,骨子里透着霸气,是非分明,从不含糊。齐书记不苟言笑,不言自威。
言归正传。
我的职业生涯的第一次坎坷是因揭校长而起的。
记不清具体时间了,有一天,财政局来了两个人,召集全体党员、教师、行政人员到校长室开会。20来个人把校长室挤得满满的。齐书记身体不好,常常不在学校,那天好像也没在,揭校长还面带微笑招呼着大家坐好,看样子他也不知道会议内容。
会议由财政局两位中的一位主持。说主持其实不准确,因为就他一人讲话。他清了清嗓子,很严肃也有些紧张地拿出了一份文件,没有开场白,没有过渡,直接开始宣读文件,念完了文头、文号开始念正文,大意是:根据工作需要,经×××××研究决定,免去揭益康同志江苏省徐州市财经学校副校长(根他是主持工作的副校长)的职务,另行安排工作,任保增同志(即同来的那一位)任江苏省徐州市财经学校副校长……
就在这时,只听“啪”的一声巨响,打断了文件的宣读,也打破了屋子里的安静,原来是揭校长怒气冲冲地拍桌子站了起来,他情绪非常激动,怒目圆睁,指着主持会议的那位说:“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了,他妈的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调动干部的!你转告他们,我不服从,我要上告!……”
会议是如何结束的?财政局那位是如何收场的?我都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新任校长任保增从头至尾没有说一句话。
会议结束后,大家各怀心思走出了校长室。
为什么说各怀心思?
揭校长是个有理想、有思想、有激情、有才干、有胆识的校长。前面几条叙述起来比较啰嗦,也容易落入俗套,按下不表。这里只说说他的有胆识。因为正是“有胆识”这三个字使他站了起来——作为一个人;同样地,也因为这三个字让他倒了下去——作为一个有级别的领导干部。
胆识 ,指胆量和见识。在官场上,能让一个人倒下去的肯定不是有见识,而是有胆量。在1980年代,一个官员若是说别人不敢说的话,不说别人都得说的话,做别人不敢做的事,不做别人都得做的事,有了这样的“胆量”,恐怕乌纱帽就难保了。
揭副校长(校友回忆,他在会议上曾经对学生讲,不要叫我揭校长,应该叫我揭副校长)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有“胆量”的领导。
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揭校长与上级领导究竟有什么矛盾我不是完全清楚,因此不能仅凭个人印象评判对与错、是与非。我只能如实写出我所知道的、有关他的“胆量”的一个具体事例。
我还在后勤工作的时候,揭校长就在学校会议上说,学校要“创收”,要生财。在那个年代,谈“创收”无异于天方夜谭。就在大家充满疑问的时候,揭校长说,只有想办法,创收并不难,比如学校的大粪现在是无偿地送给附近的农民,为什么不能收费?有需求,就有机会。不信可以试试看,谁给钱、谁给的钱多就让谁把粪便拉走。还有,学校的废品处理,过去都是随便处理了,废品也是可以卖钱的,还有废旧桌椅……。后来实际运作结果表明,果然有农民愿意出钱拉学校的粪便。学校的废品处理扎口管理,收入归公。为此,他还叫我设立了专门账户,说了大约有七八个“创收”项目。
有一天学校说要发放福利费,每个教职工人均有份,是10元还是20元我记不清了(印象是20元)。就在要发钱的当天上午,上级来电话说,学校不能发放所谓的福利费。我当时是在后勤还是在校办记不清了,反正不知是谁让我赶紧把上级的指令向揭校长汇报。那一幕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他在处理事情,我把他叫到校长室门外,向他汇报了上级电话的内容。他犹豫了几秒钟,果断地对我说:他妈的,卖大粪的钱为什么不能发?他妈的,照发!
除了这件事外,还有一些事情足以证明他的“胆量”,然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秘书,只是一个旁观者,没有具体参与其中,因此,许多事情的真伪我不能妄加判断。
总之,对错是非姑且不论,揭校长是一个不惟命是从、不明哲保身、有主见、既敢于犯上也敢于“犯下”的人,这一点是肯定的;他不讨上级喜欢、下级有对立面是肯定的;他性格中存在缺点,方法上有些生硬,策略方面急于求成,这一点也是肯定的。因此,他的“被”调离,而且是采用如此方式调离,对当时的教职工来说,内心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说“各怀心思”也是肯定的。
至于他的工作调动(后来去了市计生委的一个部门)是打击报复,还是正常调整,留给历史解密吧。
“胳膊拧不过大腿”,文件已经宣布,揭校长不得不走了。几位老科长、老教师、老同志经过商量,让食堂准备了一桌饭请揭校长一起坐坐,相处一场总得有个欢送仪式吧。这样的场合我自然没有资格参加。但是出于我对揭校长的尊敬,我希望同事们的真心送别、真情话别能让他感到一丝温暖和抚慰。然而我意想不到的是,后来我听说那天晚宴原本约好的人半数没有出席,场面非常冷清也非常尴尬。原因是什么?是忌惮还是自保?是薄情还是寡义?我不猜测,当事人心里最清楚。
揭校长离开学校的具体日期我记不清了(印象是1980年底或1981年初,但校史馆资料显示是1980年10月,学校资料应该无误),但那一天的情景我记忆犹新。
那天我骑着自行车下班回家。快到校门口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揭校长推着自行车默默走出学校,自行车后座上捆绑着他的被褥,两个车把上挂着网兜之类的,里面应该是他的日用品和办公用品。我下了自行车,和他打了招呼后就默默地陪他走着。他催促我回家,我却坚持陪他。是一路骑车还是一路步行我记不清了,路途中我们几乎没有交谈。到他家时天早已黑透了。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可以负责任地说,我陪他回家的举动别无他意,只是出于一种本能——对一个寂寥落寞的孤独者的同情。我是学校的新人,他是一校之长,而且我也是刚到校办工作,我们之间互有好感,但绝无私交可言,更不是所谓的“心腹”。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我对揭校长是充满敬意的;揭校长后来对我是关心和信任的。
对自己的行为,我这么想,也这么说,然而有人不这么想,也不这么说。
任保增校长(好像也是副校长主持工作)上任后,在学校工作的时间不长(校史馆资料显示:1980年10月至1981年9月)就调回财政局了。接替任校长的是刘志新(也是从市财政局过来的)。刘志新先是任校长,1982年学校建制升格为县处级后,他任副校长,主持工作。
刘校长上任后不久就找我谈话,严肃地告诫我,你还年轻,有些问题是政治问题,你要清醒,要站稳立场……。他的这番话,我不明就里,听得云里雾里,但我隐隐约约觉得和揭校长有关。因为他调离学校后一直在“上告”,还给我打过电话,并约我到他家去了一次,主要是谈他“上告”的情况和进展。对待揭校长“上告”这件事,我从始至终是非常“清醒”的,我“清醒”地知道自己不应该参与掺和。不参与,不掺和,不是因为我的政治立场“站得稳”,而是他“上告”的内容我都没有亲身经历,也就是说,他的“冤屈”“受打击”“遭报复”“被陷害”都是我不了解的。常识告诉我,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不要置身其中。因此,对他的诉说我从来都是没有态度的,既没有表示支持,也没有表示反对,我只是默默地听着。他向我了解学校情况,我也以“不知道”“不清楚”搪塞过去。得不到我的回应,揭校长也感觉无趣,后来就再也不联系我了。
“清者自清”,“清者”也只能“自清”,不能要求所有人都知道认同你的“清”,否则这句成语也就不成立了。有关上级以及刘志新校长就不认为我是“清”的。刘校长看我没有明确态度,也就没再说什么。但是他看我的眼神显然充满了不信任。
没过几天,刘校长再次找我。这一次他没有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什么,而是直截了当地质问我:“前段时间有人找过你吧?你去他家了吧?你们都谈了什么?你要如实向组织上说清楚。这关系到你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前途问题……。”刘校长的一席话,顿时让我有一种人身自由被干涉、人格独立被玷污的感觉,我坐不住了。在这紧要关头,“坚持做自己”的那个我顿时附上身来,我立刻站了起来,严肃地回答刘校长:“没错,他是找过我,还叫我去他家一次。但是,在他的问题上我没有任何的参与行为,也没有对他说过学校的情况。谢谢你好意提醒,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说完,不等他再说什么,我就带着怒气离开了校长室。
“我本将心托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我来学校工作时间不长,只想老老实实把工作干好,谁知竟生出这么多的事端。先是得罪了书记校长,情况刚刚转机,又必须面对校长的调离和信任校长的怀疑和告诫,是我太个性、太任性、太自我,还是命运故意捉弄我?
在刘志新校长来学校之前,我已从校办公室调到了教务处任教务员。这次岗位调整,完全是因为一个人的执意坚持,诚意相邀,否则我也不会离开校办的。这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职业发展。
2019年9月19日,2019年9月23日修改,9月25日再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