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名窑，宋代的哥官汝定钧，明代的景德镇官窑，清代的景德镇御窑，都盛极一时，那些时代的精品，正是今日当代拍卖场上的宠儿。进入民国，似乎只有景德镇珠山八友的瓷器能和前代相比。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景德镇陶瓷行业经历了从民营到国有，从分散到集中的发展，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
随着时间的流逝，1949年后的瓷器已经慢慢变成“古董”，从一些大收藏家到一些拍卖场上的成交作品来看，我们发现，一张收藏盛宴的幕布正在缓缓拉开，一些大收藏家的秘密，正在慢慢揭晓。这个秘密收藏的瓷器品种就是从1949年建国前就开始秘密筹建，到1951年正式建立的建国瓷厂生产的顶级“当代官窑”瓷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他提出了组织建国瓷生产的建议，旨在抢救、挖掘和恢复全国各地的名窑名瓷，弘扬祖国的民族文化。
高庄来到景德镇后，从各个工艺美术合作社和私营瓷厂内抽调了三十多位在彩绘、成型及颜色釉配制卓有影响的老艺人如王大凡、王步、魏庸生、潘庸秉等人和极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工人组织学习和培训，这些年轻人中有王锡良、张松茂等人。培训的地点设在景德镇久弃的天主堂，这里环境安静。场地宽大，不易受外界的噪扰。参加培训的人大多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人甚至说是政府“发彩”(分配彩烧瓷器)，烧制类似于“洪宪瓷”的仿古瓷。
于是，一些人把自己精心彩饰的重工粉彩瓷交来评选。高庄因势利导，结合这些瓷器讲述了清代康雍乾三朝由于景德镇设御窑厂，故而“任其百尔，执事媚滋一人”，一切都以皇帝的爱好和要求为旨准。现在的陶瓷艺术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所以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大胆革新。像康雍乾三朝的瓷器要去其糟粕，选精去粗，再也不能有繁缉、庸俗封建迷信的旧习，再也不能脱离人民大众的社会基础而一味仿古。话虽说得尖锐些，但仍有人不以为然。当高庄把特意带来的许多民间工艺美术品如竹雕、年画、剪纸等摆出来让大家参观品论时，有人就说：“什么民间剪纸？不就是妇女家用的鞋样子嘛。”只有曾龙升对天津泥人张的《包饺子》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段茂发则对新安版画看得痴迷入神。而王锡良、张松茂等人始终兴致勃勃地听高庄对各类民间工艺品的讲解和分析，觉得如醍醐灌顶，耳目一新。第二天恰逢星期日，高庄嘱大家不必上班，自由安排活动。许多人都觉得很新鲜，因为大家在私家红店、作坊干活，哪有什么“法定休息日”的概念。本来几个年轻人相约到“厂前”逛逛， 听说梅健鹰、祝大年去郊外写生，都临时改变了主意，也随大学生们去黄泥头看看。
这一去，使得王锡良、张松茂等人懂得了什么是写生，什么是素描，什么是油画，什么是水彩画，懂得了艺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大自然的造化，更理解到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道理，有了“搜尽奇峰打草稿”的感性认识。从此后，受到启发和影响的一大批景德镇陶瓷美术工作者都把野外写生作为艺术创作的必由之路。在当时封闭而保守的陶瓷艺坛，吹进了一股清新鲜活的春风。
杨永善在他的《中国的陶瓷》一书中写道：“建国瓷的设计制作工作由1952年10月开始，到1954年9月结束，完成了73556件产品。”江思清在《景德镇陶瓷史稿》记述：“建国瓷委员会在这年(1953年)创设了' 建国窑’，用科学方法制造了建国瓷器，烧造中西餐具、茶具、咖啡具、烟酒具、花瓶、花盆及其它日常用具和纪念礼品等，以民族形式及大众方向，作为艺术标准，以表达出新中国的蓬勃气象。”
在这段时间里，高庄、梅健鹰、祝大年等师生们与景德镇陶瓷艺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设计瓷上的装饰纹样，一起试制失传的颜色釉瓷，一起烧造器型新颖的日用瓷，赚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尊重。同时，也激发起他们日益高涨的积极性，时年七十多岁的艺人吴龙发老当益壮，精心绘制了一块尺八青花大圆盘。在预展中获得中外专家的一致赞誉。此外，在恢复失传的颜色釉中，其中釉里红、窑变花釉、钧红、祭红(郎窑红)、美人醉(桃花片)、霏红、天青等七种获得了成功， 可与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媲美。同时还研制出蓝花釉、孔雀蓝、仿宋钧三种色釉。
历时三年的建国瓷生产，经过设计委员会的严格甄选，共计73556件，而景德镇入选的有24531件，占全国产瓷区的三分之一，成绩最为突出。这些瓷器是分批送审的，1953年景德镇送审的有10438件。当年十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保和殿举行的“建国瓷”预展中，景德镇瓷器的新面貌、新气质和新形象给人印象最深。徐悲鸿和梁思成、林徽因、李宗津在高庄、王逊、莫宗江等人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展览，并指出：建国瓷的制作，是新中国的创举，是陶瓷事业新生命的开始。所以在工作进行之前，必须澄清陈腐的传统观念，在工作进行之中，必须经常总结经验，在即将完成任务之际，要保持清醒头脑，保持不骄不燥的工作作风，逐步使建国瓷的质量提高到应有的水平。陶瓷乃中国文化之代表 建国瓷 大行世界，弘扬中国文化为了加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周恩来总理指示，从建国瓷中精选部分赴国外展出。景德镇瓷器在1953年先后在苏联、保加利亚、瑞典、德意志(莱比锡)、蒙古等国展出；1954年复在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罗马尼亚、印度、缅甸、叙利亚等十四个国家展出：1955年在蒙古、朝鲜、瑞士、英国、法国展出。
在历次展览中，人们对景德镇瓷器评价最高，可谓观者如云，好评如潮。他们对各种颜色釉、青花、古彩、粉彩、斗彩、薄胎花瓶、薄胎碗等均极感兴趣，视为珍品，如200件青花斗彩牡丹花钵和粉彩十二牡丹的薄胎碗、粉彩人物《梁红玉击鼓》花瓶、50件粉彩《木兰从军》花瓶，古彩描金《荷花》梅瓶、粉彩《万花》尺六果盘、黑叶描金《牡丹》茶具，一致认为装饰大方、色调鲜明、富有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息。对反映现实题材的作品，如《采茶扑蝶》、《迎红旗》、《志愿军在朝鲜》、《祁连山探勘队》、《小孩放鞭炮》、《东北舞》以及反映民间故事的《梁祝姻缘》、《白蛇传》等，认为这些作品随着内容的变革，突破了原来单纯的传统模式，在创作上并吸收了剪纸、年画、雕刻的表现方法，是充分体验生活的成功创作，赞誉为“划时代的进步”。
建国初 余翰青绘粉彩花卉、翎毛、走兽、虫草纹四方笔筒倍受徐悲鸿等艺术家关注并赞赏的霏红瓷，它那种光辉绚丽夺目但又深邃入火的红釉色彩，使人感到愉悦而又尊严。这种富有民族内涵的红釉瓷从宋代到清代时传时衰，曾几度失传。此次藉“建国瓷”的东风不仅有了恢复和提高，而且做了科学的物化分析并记录在案，为今后的普及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展品中的数件霏红装饰的扁肚天球瓶和四方芭蕉瓶，就雄辩地证实了这一点。
那年岁当三十岁的王锡良创作的一件尺二《采茶扑蝶》圆盘，其造型之新颖，色感之馨和，主题之鲜活，为众人所瞩目。1954年10月27日的《人民日报》评论说：“景德镇青年一代的陶瓷艺术人员，在贯彻'百花齐放， 推陈出新’的文化方针下，加强政治思想领导，提高了创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发扬了我国陶瓷艺术的优良传统，积极创作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作品。《采茶扑蝶》的主题和表现方式是健康向上的、明朗清新的，随时在唤起人们对青春、对生活的热情。”“建国瓷”自1953年到1955年期间，先后在三十多个国家展出。诚如缅甸总理吴努在参观展览后写给驻缅大使姚仲明的信中所言：“给我特别深刻印象的是构成展览会中最出色的、独一无二的效果的一些瓷器。我认为：它们的式样的精巧和色彩的调和是无与伦比的。”
建国瓷的生产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但她毕竟在中国陶瓷史和景德镇陶瓷发展史上，留下了足以引人自豪的难忘的一页。最被遗忘的收藏角落，亟待开掘的金矿 收藏骄子 建国瓷我国拥有悠久的瓷器收藏历史，上至宫廷，下到民间，因着瓷器使用的寻常可见。古代先民惜物，即便瓷器“冲线”了，在可能的情况下还是请焗瓷匠来修好，然后继续使用，而对于精细的或先祖留下的瓷器，则会更细心使用、保管。因而，老瓷器还是留下来很多。民间有“民窑”，宫廷有“官窑”，江湖和庙堂都在瓷器文化的熏染下，对瓷器爱惜有加。一代代传下来，碎了存，存了碎。一般年代越久远，留下来存世的完整器就越少。
但如今，发现一个有意味的现象：收藏爱好者包括古玩店、艺术家等，一说起“老瓷器”，都认为最起码是民国以前，“古瓷器”则应在清末以上。很少有人提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建国瓷”。而以年代论，这些瓷器是“最近”烧造的瓷器，按理存世量很多，且无论是民间还是国有文博机构，应保存、搜罗一批精品。但事实是，它们恰恰在当下很少被看到。
小编也接触过众多瓷器收藏爱好者，看过大量古玩店、文物商店，鲜见它们被“先知先觉”的藏家收藏。大多数瓷器藏家，以“年代太近”而不将其视为“文物”，或以“政治意识太强”、“缺乏文人气息和艺术特色”等理由一概拒之。
以古玩或艺术品的几个收藏标准来衡量，“建国瓷”正是一个有待藏家关注的“被遗忘的角落”，是一个亟待开掘的“金矿”。自身实用价值反映了藏品创作、制造之初的实用目的，是一个类别藏品得以继续传承的基础原因。
由于“建国瓷”产生在热火朝天的建设时期，年限很短，只有20年，记载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氛围，这是历朝历代瓷壶无法比拟的。“建国瓷”的历史科研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也非常独特。它是特别年代、特殊审美的承载物、见证物。文化艺术作品中，瓷器和文学有所不同。
有人说，解放后“17 年文学基本已是废纸一堆，但17 年的绘画依旧是瑰宝”。因为文学指向永恒性，需要发现那个人类共有的普遍的经验，书写那些永恒不变的人性，而绘画不是。瓷器也一样，更多样式的工艺品也同样如此，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记录的是时代的奇观和特定的风俗。“新的意识形态美学造就了一种全新的视觉”，它凝固在瓷器或画面上，让我们明白，人们曾有过这样的念头，从而让我们通过这种画面视觉回到那个时代。
新中国成立初期，诞生了千年瓷都“景德镇十大瓷厂”之类的大型陶瓷生产企业。这些工厂里的老陶艺家，几乎个个都是名家。如景德镇雕塑瓷厂的曾山东、蔡敬标、何水根等，皆为成名于民国晚期的雕塑名家；再如，前身为明清御窑厂的建国瓷厂的瓷器，均由徐悲鸿、齐白石、梁思成等宗师级的人物亲临指导把关；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里还有民国“珠山八友”中的刘雨岑及其“八友”的后代和传人：王锡良、汪桂英、刘平、王怀俊、徐亚风、胡庐、周国桢、张松茂等人。由此，一些专家评说，“'建国瓷’的工艺水平不亚于任何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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