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如落叶。代代人大多乱七八糟地活、稀里糊涂的死，少数坚持明白地活、尊严地死的反思其中的滋味，留下悲欣交集的词章，后人的解读不过拾几片落叶。后之视今如今之视昔，这条精神链扭结着误解与希望……”
——周月亮
大多数人认识周月亮先生，都是因为知道他是阳明心学领域的大家，出版了多部心学研究专著，其中常年再版的《王阳明传》，曾被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列为推荐书目，推荐给全体中央和国家党政干部们阅读，而媒体也给他贴上了“国内阳明心学研究第一人”的标签。标签从来不能概括一个人，更何况是一个思想深邃、学术视野宽广、终身学而不厌的思想家。今天人们越来越缺乏耐心，通过读一本书去解一个人，似乎已是时间成本极高的事了，和贴标签一样，一切都无可避免地滑向简化与速度。有的简化是武断，有的简化，却是合了大道。在周月亮先生十三卷本的作品集上，关于作者的介绍也很从简：“1958年出生，插过队，当过工人，1978年考入河北师院中文系。1998年调入北京广播学院，现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这样的简化，来自先生不妥协的坚持。出版社为了给书宣传，想去补充作者的履历、呈现先生的功绩和成果，都一一被先生无情的拒绝了。先生大半辈子都努力走在远离头衔和帽子的路上。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沧桑巨变。无数同代人奔上时代的滚滚邮轮，顺势起航，在一个巨大红利期里，热情地争抢着头衔与帽子。而先生作为那个“与时俱进的不合时宜者”，在书房和讲台之间，从容穿行四十载，如同驾着一叶扁舟，如愿以偿地走进了孤独，也发现了属于自己的大陆。作为80年代的研究生，先生是赶上了好时候的。那时候国家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那时候正值“下海大潮”，经商暴富的机会也很多。先生却是一盏青灯，忙于研究“无所用处”的古典文学。当时，很多和他一样的青年学者跟他说：“周兄，你先做着学问，我去挣个能买三间房的钱、挣个孩子出国留学的钱，就回来，再跟你一起好好做学问。”三十年后先生说，当年这样说的人，基本一个都没回来。去凑热闹的人，消失在了热闹里。等的人，失望几次后，再有来告别的，就只欢送，不等待了。决绝的先生一头扎进了千年冷传的文化根脉中，独自寻路。他写《孔学儒术》摘发了孔学经官方利用变成了秘书学（儒术）的过程。把千年儒脉的嬗变，浓缩成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写《水浒智局》透析了《水浒传》中智慧、权利、暴力的关系：函三为一，一分为三，合则为局、析则为戾。他的《性命之学》以性命作为重估文人价值的标准和依据。穿透了虚文世界曲折的遮蔽，才能探讨人自身的性命下落。书中先生为李卓吾、唐伯虎、曹雪芹、龚自珍、鲁迅等人谱写了心性剧。《元代文运》一书，发现元代的文人像妓女一样获得了自由，却承受了空前的失败。其失败心路、失败哲学成为极权体制中文运的标本。《儒林士风》全书提取了《儒林外史》展示出的贤人困境、奇人歧路、名士风流、八股士的愚痴等士子典范，评述和梳理的是中国的士文化传统。《释家箴言》展示了佛学有益于人生的三大亮点：1.自性自度，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的希望哲学；2.转迷为悟、变贪嗔痴为戒定慧、摆脱误解的解脱知见；3.赤身担当、布施无畏、转凡成圣的大雄人格。现象即本体，影视通巫术，方法须直觉，效果靠博弈：他的《电影现象学》一书旨在使影视艺术能有自己的本体论、方法论。这本极具开创性的影视哲学著作，至今一直是影视学硕博士们的经典读物和教材。也是电影学博导的先生，曾应邀去法国访问，讲中国电影美学。当时《欧洲时报》以《中国教授巴黎讲电影》为题对先生的法国电影讲学给予了高度评价。文化即传播，只要一“化”就有传播在焉。《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写的是文化的传播即传播的文化。这是一本填补了中国传播学史上诸多空白的著作，一本探究中国古代文化传播不可绕过的著作。《揉心学词条》是先生写的人生与艺术的断想录。书中收录了先生的“误解论”,重点总结了误解发生的思维机制（意向三歧性）、误解发生的心理机制（欲望三重化）、误解发生的语言机制（语言的三不性）、误解发生的行为机制（互动反馈误差扩大）。从未有人对“误解”做过如此深入的哲学剖析与思辨，尽管人是误解的动物，尽管先生本人也一直生活在被“误解”中。一次，一位记者采访先生，好奇地问到：“学校里的人为啥都叫你周大师或月亮大师？”先生说：“开玩笑而已，我充其量算刚知道大师是咋回事，再活两辈子也绝对当不了大师，我们（文科）上一茬和下一茬都难出什么大师。主要在于这一代人没有形而上气象，而且在流行的评价系统的规约下这种气象和真学术品格会越来越贫弱。现在涌现出许多现代化的专业人才，但缺乏真正的精神生产者。这是告别形而上的悲哀。”先生总说：“如今真正一流的声音是听不见的，我们总把三流当二流，把二流当一流。”言外之意是，我们还能知道他，证明他还不是一流。这里面有他的自谦，确也暗合着传播的规律。“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千百年以来，或许都是如此。凡是跟先生接触过几次的人，亦或喝过几次酒的人，大体都会很快给出一个基本一致的评价：真性情！看着不太像教授。风趣幽默、和乐坦易，不事边幅的先生，边抽烟边在烟盒上写随感，总把袖口烫几个洞的先生。每天练完拳，大步流星逛校园，总说自己是巡逻的，是给学校“看南门”的先生。有人说他是周伯通，有趣的老玩童；有人说他是苏曼殊，才情佯狂；有人说他像嵇康，阳刚且只管兴高采烈；也有人说他总是多愁善感。天真地深刻，豪放地柔情，有时又威严地可怕。其实误解的标签越多，只能证明先生是不可定义的。跟随先生久了的徒弟，会发现每次酒局，不管一桌有多少人，有多大的官，有多有钱的老板在，先生总会单敬一杯酒，给那桌辈分最低的人，诚意满满一饮而尽，不管对方是司机、助理是还是随从的小年轻。不过，先生时刻展现出的谦虚和随和，也总让那些不懂得和光同尘的人觉得没啥架子，没有啥派头，感觉就像个普通人。先生确实是个普通人，一个普通的好人，一个有底线与良知的普通好人，即便无一身的学问，单交这样一个朋友，也是幸运的。先生曾说自己在苟且中的一点坚持是：也许善良不是最高价值，但人类因为不善良已经不像人样了。所以，宁肯窝囊，也要善良。善良厚道、讨厌“强横”、性子急、脸皮薄、不肯麻烦人的先生，他的通达无碍和满不在乎其实也都是吃亏吃出来的。先生一生重复在犯的一个错误，也是最容易被原谅的错误就是：“把人往好处想”。一个晚辈，遇难处找先生借钱，习惯把人往好了想的先生，当即拿出一年工资帮其度过难关，结果那位年轻人，多年不还，甚至不愿承认此事。书商把合同搞得异常复杂，布满陷阱，他从不细究，笑笑就签字了。他觉得别人帮他出书，已是不容易，能被利用，证明还有点价值。他自己满不在乎，却又会提醒学生说:“不要拿性命换人情，诸葛亮绝世聪明，可最后还是被当作工具给消耗掉了。”读书破万卷，悲欣六十载，过境千帆，先生始终相信人性本善，相信人心本有之良知。这是把兴亡看饱后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因为慈悲，所以不弃众生。在先生创作的戏剧《天问》中，他给王国维写的一句台词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能够容忍这个可耻的世界，因为我们内心中也有可耻的部分。”文化的影响往往在水落石出后才能显出“江上数青峰”，评判一个人的价值与选择同样需要足够长的时间维度。纸笔千年会说话，作为一直反思着这个时代的思想家，先生四十年来坚守讲台，弘道讲学，一直在做着“唤醒”的工作，帮助那些有缘的青年人找到自己的路，活出真生命。只是能登大船的青年，有多少愿意来乘这艘寂寞小舟？但是，当泰坦尼克撞上冰山，当生命的存在与意义面临崩塌时，能救命的正是那划桨的小舟。当时代大浪过去，赶不动潮流的老辈学人们，也都开始沉默的时候，先生却还想着“拯救”，年过花甲，他创办中国传媒大学阳明书院，再次重新出发，还是那一艘小舟，还是沧海独行，但能捞一个是一个。有一口气，点一盏灯。照亮一个，便是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