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战争带回来：胜仗与拉美现代国家形成

文献来源：Schenoni, L. L. (2020). Bringing War Back in: Victory and State Formation in Latin America.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作者简介：Schenoni, L. L.，康斯坦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系博士后

基于“战争制造国家”的军事-财政理论(bellicist theory)可以说是现代国家形成研究中最为经典的理论。从人类学到经济学，已经有大量研究对其作了验证。但也有不少研究，基于非欧洲的历史经验对这一论断不断地发起着挑战。在拉丁美洲，战争似乎并没有推动现代国家的形成(Soifer 2015, 202; Kurtz 2013, 6; Saylor 2014, 52)。Centeno(2002)的研究发现，在国家存续得到保证的情况下，如果国际战争的密度和烈度都有限，且国家主要依靠外国贷款和关税作为战争的财源，那么战争就很难像理论所预期的那样推动国家构建。

拉丁美洲

事实上，对拉美现代国家形成的既有研究混淆了拉美历史上的两个不同时期。由于20世纪拉美国家间冲突较少，当代拉美国家的能力也稍弱。但是在19世纪下半叶，拉美国家之间的战争在频率和烈度上都与欧洲不相上下(Holsti 1996,152)。在拉美，20世纪早期国家能力排名的格局与今天无异(Mahoney 2010, 190)，早期战争的胜利者也是今天国家建设成效较好的国家，国家建设较为失败的国家也是之前战争的失败者。

战争与国家建设

对军事财政理论存在两个最为普遍的解读。一是强调国家形成主要在战争的准备阶段(Thies 2005, 451)。二是强调战争淘汰了那些国家建设水平差的国家，起到了优胜劣汰的作用(Spruyt 2017, 78)。本文则提出了第三种解读视角：战争对国家的塑造作用不仅发生在战时，而且发生在战后(postwar phase)。战争的胜利巩固了国家的自我强化路径，战争的失败者则失去了完善汲取制度的合法性并进入了自弱性的路径依赖进程。总的来说，在拉丁美洲，胜仗制造了国家(Victory made the state)。

图1展示了对军事财政理论的不同理解图示。在三个图中，Y轴都代表国家能力水平，X轴都代表着时间，并被分为和平、备战/作战和战后三个阶段。根据烟花路径，国家形成的进程大体上没受到战争影响，发挥作用的是优胜劣汰的机制。根据备战的逻辑，不论是战争的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会因战争而推动国家建设进程。本文认为，经典的军事-财政理论预期战争会使胜者和败者分途，就像图C表现得那样。

图1

理论机制

19世纪的拉美为经典军事财政理论的检验提供了绝佳的情境。此时的拉美既发生过不少战争，且与欧洲不同，拉美的战争并未导致国家的消失。认为拉美国家战争的频率和烈度都较低的观点是不自觉地以20世纪的全面战争作为参照。从1820-1914年，拉美国家之间的战争几乎与欧洲一样多（8 vs.11)，且平均持续时间更长(25个月vs. 6个月)，并在相对意义上造成了更严重的伤亡(死亡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1.23% vs. 0.29%)。表1展示了拉美1860-1913年主要的几场战争，并列出了战争的胜者和败者。

表1

此外，按照19世纪的标准，责备拉美国家过度依赖间接税和外债也是标准过高了。许多欧洲强权在19世纪也有着类似的财税结构，以及比拉美国家更高的外债水平。数据显示，在1900年，治理和乌拉圭的财税汲取能力几乎高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

在19世纪，拉美主要存在两类国家精英，可称为中央精英与地方精英，他们在根本上影响着现代国家形成的进程。前者支持强化国家制度与中央集权的措施，他们主要是城市精英，并与首都的政府和官僚有着更加密切的联系。相反，边缘精英更在意地方性利益，其根基通常在乡村或次要城市，在那里，军阀、教会和地主精英维持着自治秩序。两派精英之间的互动往往影响着国家建设的进程。

对外战争给中央精英提供了一个强化财政能力、建设国家军队、扩张国家控制范围的机会窗口。战争的胜利会强化围绕中央精英形成的战时联盟。胜利不仅在短期内能凭借其带来的财富激发国家建设的效能，而且还能在长期巩固制度建设的上升态势。此时，即便是边缘精英也不得不跟风支持强化国家建设的措施。国内的政治冲突仍会持续，但焦点已经从国家建设的必要性转移到对国家政权的竞争。战争的失败将会导致战时联盟的重新洗牌，并使得部分反对战争的边缘精英掌权。边缘精英将在长期内锁定那些能确保自己自主性的政策。战争的失败将国家的自弱措施制度化。

统计分析

本文使用1865-1913年间拉美国家的相关的数据对上述理论进行了统计检验。表1展示了拉美1860-1913年主要的几场战争，并列出了战争的胜者和败者。这些战争符合一般意义上对国家间战争的界定，都至少发生在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并在一年内至少导致1000人在战斗中死亡。

在对国家建设的衡量上，本文主要关注国家的空间控制范围(spatial and social control)以及国家的税收能力。前者用铁路里程来测量。19世纪时，铁路在扩张国家控制范围上发挥着核心作用(Paredes 2013)。财税能力则用人均财政收入(government revenue per capita)来测量。

变量操作化方式和数据来源见表2：

表2

为了识别出战争结果对于因变量的作用，本文使用了双重差分(DID)模型。模型中的处理变量(treatment variable)为距离战争失败的年数。由于空间限制，作者将检验DID模型前提假设的部分，尤其是验证战争发生前拉美各国国家能力变化的平行趋势放在了附录中。回归结果见表3。所有模型中，作者的假设都得到了验证。以模型2主要参考模型进行解读的话，在战败国中，平均铁路里程要少391公里，税收汲取能力要降低20%。

表3

案例研究

为了进一步深化研究，作者以巴拉圭战争(1865-1870)和硝石战争(the war of the Pacific 1879-1883)为例进行案例分析。

巴拉圭战争（1864-1870）

由于巴西人在乌拉圭颠覆了巴拉圭人支持的政府，巴拉圭于1864年向巴西宣战。巴西、阿根廷与乌拉圭结成同盟对抗巴拉圭。在战争之前，巴西和阿根廷的国家建设进程跌跌撞撞。而弗朗西亚在19世纪初就将巴拉圭初步建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其继任者通过提高国内税收和关税，实施严格的护照管制和边境巡逻制度，建立国家主导的发展计划，进一步加强了国家的力量。在战争爆发前，巴拉圭是拉美少有的自给自足且没有外债的国家。

巴拉圭地图

在战争爆发之初，巴拉圭的军队规模超过了其他三国军队规模之和。但随着战争陷入长久战、消耗战，巴拉圭还是以战败告终，在战争中巴拉圭损失了大量人口和土地，其制造业几乎瓦解，茶叶出口也大幅降低。地方精英开始在巴拉圭掌权，显赫的家族分裂为不同的派别，竞相争取着占领军的支持。在占领军于1876年撤军之后，巴拉圭军队在国内各派政治精英之间待价而沽。战后巴拉圭军队仅有2500人，远不及高峰时期的70000人，但军人工资却占国家预算的1/5。巴拉圭国内的两个主要政党都支持最小化国家存在的政策，并为“封地”的控制权而斗得不可开交。地方精英的掌权几乎让巴拉圭再也没从战争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为了更好地进行因果分析，作者使用了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来分析：如果没有战败的干扰，巴拉圭的国家建设将呈现什么发展势头。利用其他拉美国家的数据可以得出各估计参数的权重从而合成一个没有经历战败的、反事实的乌拉圭。相比于真实世界线的乌拉圭，这个反事实的乌拉圭在铁路建设和国家汲取能力上都有着极大的提升。

在巴拉圭战争中，阿根廷中央精英和地方精英的强化国家能力的共识很脆弱。战争初期的失利几乎使阿根廷走到内战的边缘，但最终的胜利化解了危局。在1868年选举中，阿根廷的中央精英和地方精英一致支持萨米恩托任总统。萨米恩托的就职是阿根廷历史上第一次和平的政权更迭，在他任期内形成的民族自治党持续执政到1916年。巴拉圭战争后，阿根廷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国内不同武装力量得到整合，羊毛和肉类出口拉动了经济发展。随后民族自治党和激进党仍然围绕着选举的公平性和自由性展开着政治斗争，但集权国家的建设并未受到质疑。

战争同样也改变了巴西的政治。拉普拉塔战争的胜利让巴西国内军事力量和司法机关出现集中化趋势，但是巴西的地方精英仍然很有实力，他们有着自由党的支持。乌拉圭战争的胜利使得保守党掌握了国家权力。由于预见到1869年选举的失败，自由党甚至没有参与到选举中来。当自由党在战后想要重新参与到选举中时，他们的纲领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所有分权化的政策纲领都被拿掉了，其核心关注点放在了君主制的合理性上，但仍然认同国内的国家建设工程。

硝石战争（1879-1883）

硝石战争向我们展示了智利和秘鲁这两个禀赋相近的国家是如何因战争的结果而改变了国家建设的轨道。

秘鲁和智利

秘鲁在战前开展了一系列国家建设工程。1872年当选的总统帕尔多开展的改革，改变了秘鲁的国家面貌。他通过设立市政府及组织地方选举巩固了政府的基层控制，他还引入了义务教育，建立了面向官僚的学院及海军军官学校。为了打击叛乱，他创立了中央国民警卫队，并实施唯才是举的晋升标准。1875年，帕尔多组织了第一次全国普查，这显示了其推动国家建设的雄心。像拉美的其他国家一样，这些国家建设的举措激起了地方精英的反抗。地方精英在1872、1874和1877年三次举兵反抗中央政府。帕尔多被刺杀后，秘鲁的国家建设进程也没有停歇，在与智利爆发战争的那一年，秘鲁还通过了对收入、移动资产、固定资产和糖征税的法令，这严重影响了土地精英的利益。

硝石战争源于玻利维亚违背前约单方面对智利的矿业公司征税，最终导致两国的冲突，秘鲁为玻利维亚的盟国且也在争议地区拥有利益因而也被卷入到战争中。最终智利战胜了秘鲁和玻利维亚，玻利维亚从此成为内陆国。

到1879年，秘鲁还处在建设现代国家的正确轨道上，直到战场上的失败削弱了中央精英的合法性，让彼罗拉有了可乘之机。战败后，彼罗拉趁机发动政变成为秘鲁的独裁者，他与教会、传统民兵和地方家族结成联盟，将国家资产变卖给秘鲁国债的海外持有者，国家也走上了自弱型的政策轨道。战后，秘鲁开始实行分权化的财税体制，军阀和地方强人控制着地方政治。作者也使用合成控制法对秘鲁的发展进行反事实推断，战争的结果毫无疑问极大地影响了秘鲁的国家建设进程。

在智利，战争迫使当局对财税体制进行了激烈的变革，收入税被引入，大量国内债券被发行。这些措施本有可能导致一场财政危机，但是战争的胜利强化了智利的国家信用，智利得以独占太平洋海岸地区的硝石开采权。在随后的几十年间，智利的国家规模也得到了大范围的扩张。

结论

与既有研究不同，本文发现战争在19世纪拉美现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拉美19世纪战争的胜利者，如阿根廷、巴西、智利在今天也是拉美地区国家能力最强的国家，而战争的失败者在今天也属于国家能力较差的几个国家。本文的研究结论说明，如果学者们想要看清战争对国家建设影响的全貌，那么战争的结果和战后阶段应得到军事-财政范式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