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振振：明诗新解（2）
钟振振博士 1950年生，南京人。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古文献整理研究所所长。兼任国家留学基金委“外国学者中华文化研究奖学金”指导教授，中国韵文学会会长，全球汉诗总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中央电视台“诗词大会”总顾问、《小楼听雨》诗平台顾问、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特聘教授等。曾应邀在美国耶鲁、斯坦福等海外三十多所名校讲学。
感兴（七首其六）
[明]刘基
天弧不解射封狼。战骨纵横满路旁。
古戍有狐鸣夜月，高冈无凤集朝阳。
雕戈画戟空文物，废井颓垣自雪霜。
漫说汉廷思李牧，未闻郎署遣冯唐。
关于“古戍有狐鸣夜月”
羊春秋先生《明诗三百首》：“《史记·陈涉世家》：涉‘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此用其事，以指元末农民起义军蜂起云涌。”（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1页）
按：将这句诗和《史记·陈涉世家》里的相关文字作一比较，便能发现，两者相同之处有二：
其一，都有“狐鸣”二字。
其二，都有“夜”字。
不同之处亦有二：
其一，在《陈涉世家》里，是人模仿“狐鸣”；而在刘基诗里，至少在文字层面上，还是真实的“狐”在“鸣”。
其二，在《陈涉世家》里，所“鸣”之地为“丛祠”，即野外丛林中的神庙；而在刘基诗里，所“鸣”之地却是“古戍”，即古老的军事堡垒。
两相权衡，就数量言，异同各半；就分量言，显然异大于同。
因此，说此诗句是用《陈涉世家》故事，颇为牵强，难以成立。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为陈涉、吴广事属农民起义，从而引申说此句“指元末农民起义军蜂起云涌”，那就更难令人信服了。
私意以为，此句并没有用什么故事。它的字面义是说：月夜，“古戍”里有狐狸在鸣叫。
“有狐”，言外之意便是“无人”，即没有戍守的军队，可见军垒荒废已久。概括地说，只是“武备不修”四字而已。
关于“雕戈画戟空文物”以及“漫说汉廷思李牧，未闻郎署遣冯唐”
羊春秋先生《明诗三百首》：“此诗亦当作于入明之前。其时战乱频仍，农民起义军蜂起蚁附，而不能延揽人才，任用良将，以迅速推翻蒙古贵族的统治，致使文物被毁，生灵被屠，感而有赋。”（同上，第12页）
按：羊先生用“文物被毁”四字来概括“雕戈画戟空文物”句，揣摩其思路，是以“雕戈画戟”为战争的代名词，以“空”为毁坏义，以“文物”为今所谓古董之类。笔者以为，这三点都理解错了。
这里的“文物”，其实是特指帝王宫廷中作为国家礼仪规格的那些特殊器物。
《后汉书》卷一一九《南匈奴传》：“其后匈奴争立，日逐来奔，愿修呼韩之好，以御北夷之冲，奉藩称臣，永为外扞。天子总揽群策，和而纳焉，乃诏有司开北鄙，择肥美之地，量水草以处之；驰中郎之使，尽法度以临之；制衣裳，备文物，加玺绂之绶，正单于之名。于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
《晋书》卷三五《裴宪传》：“及勒僭号，未遑制度，与王波为之撰朝仪，于是宪章文物拟于王者。”
《宋书》卷一四《礼志》一引魏明帝诏：“自五帝三王以下，或父子相继，同体异德；或纳大麓，受终文祖；或寻干戈，从天行诛：虽遭遇异时，步骤不同，然未有不改正朔，用服色，表明文物，以章受命之符也。”
《南齐书》卷一七《舆服志》：“文物煌煌，仪品穆穆。分别礼数，莫过舆服。”
《梁書》卷五六《侯景传》：“景迎豫章王栋即皇帝位，升太极前殿，大赦天下，改元为天正元年。有回风自永福省吹其文物皆倒折，见者莫不惊骇。”
《陈书》卷一六《刘师知传》：“若言文物并吉，司事者凶，岂容衽绖而奉华盖，缞衣而升玉辂。”
《魏书》卷五三《李冲传》：“于是定都洛阳。冲言于高祖曰：‘陛下方修周公之制，定鼎成周。然营建六寝，不可游驾，待就兴筑城郛，难以马上营讫。愿暂还北都，令臣下经造，功成事讫，然后备文物之章，和玉銮之响，巡时南徙，轨仪土中。’”
《周書》卷四五《儒林传》：“帝于是服衮冕，乘碧辂，陈文物，备礼容，清跸而临太学。”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上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
《南史》卷四二《齐高帝诸子传》上《豫章文献王嶷传》：“嶷身长七尺八寸，善持容范，文物卫从，礼冠百僚。”
凡此“文物”，皆是其例。具体到刘基诗句，“雕戈画戟”本身就都是“文物”。朝廷所用的各种仪仗中，装饰华美的兵器自成一类，不可或缺。
“空”，这里是“徒然”的意思。
全句贯串了讲，是说：朝廷中不是没有戈戟之类兵器，但那都不过是些中看不中用的文物仪仗！
言外之意，是慨叹元朝当政者没有扫平地方割据群雄的军事实力，只能采用招安的下策。
何以见得？有史料为证——《明史》卷一二三《方国珍传》：“方国珍……世以贩盐浮海为业。元至正八年，有蔡乱头者行剽海上，有司发兵捕之。国珍怨家告其通寇。国珍杀怨家，遂与兄国璋、弟国瑛、国珉亡入海，聚众数千人，劫运艘，梗海道。行省参政朵儿只班讨之，兵败为所执，胁使请于朝，授定海尉。寻叛，寇温州。元以孛罗帖木儿为行省左丞，督兵往讨，复败被执，乃遣大司农达识帖睦迩招之降。已而汝、颍兵起，元募舟师守江。国珍疑惧，复叛，诱杀台州路达鲁花赤泰不华，亡入海。使人潜至京师，赂诸权贵，仍许降，授徽州路治中。国珍不听命，陷台州，焚苏之太仓。元复以海道漕运万户招之，乃受官。寻进行省参政，俾以兵攻张士诚。士诚遣将御之昆山。国珍七战七捷。会士诚亦降，乃罢兵。先是，天下承平，国珍兄弟始倡乱海上，有司惮于用兵，一意招抚，惟都事刘基以国珍首逆，数降数叛，不可赦。朝议不听。国珍既授官，据有庆元、温、台之地，益强不可制。国珍之初作乱也，元出空名宣勅数十道募人击贼。海滨壮士多应募立功。所司邀重贿，不辄与，有一家数人死事，卒不得官者。而国珍之徒，一再招谕，皆至大官。由是民慕为盗，从国珍者益众。元既失江、淮，资国珍舟以通海运，重以官爵羁縻之，而无以难也。”
又，羊先生用“农民起义军蜂起蚁附，而不能延揽人才，任用良将，以迅速推翻蒙古贵族的统治”云云来阐释“漫说汉廷思李牧，未闻郎署遣冯唐”二句，也是对刘基此诗所持政治立场的误会。
关于这两句诗所用的事典，羊先生注曰：“汉代的冯唐为郎中署长，文帝辇过郎署，冯唐为言廉颇、李牧的故事。文帝叹曰：‘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岂忧匈奴乎？’冯唐说：‘陛下虽有廉颇、李牧，不能用也。’帝问其故，冯说：魏尚抵御匈奴，军功卓著，仅仅因为虚报斩获六级，便撤职查办。文帝很高兴，即日遣冯唐持节赦免魏尚，复为云中守。见《汉书·冯唐传》。廉颇、李牧，皆战国时赵之良将。”所注除少量细节有出入，大体上还是准确的。
遗憾的是，他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元末的各支“农民起义军”，充其量还只能算是地方割据政权，怎么好称“汉廷”？
诗人之所谓“汉廷”，显然是指“元廷”！
尽管此诗对元王朝的政治颇多非议，但毫无疑问，作者当时是元朝官员，他的立场还是站在元王朝一边的。
从“未闻郎署遣冯唐”句来看，我们还有理由认为，刘基这是以魏尚自比。
《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方国珍起海上，掠郡县，有司不能制。行省复辟基为元帅府都事。基议筑庆元诸城以逼贼，国珍气沮。及左丞帖里帖木儿招谕国珍，基言方氏兄弟首乱，不诛无以惩后。国珍惧，厚赂基，基不受。国珍乃使人浮海至京，贿用事者，遂诏抚国珍，授以官，而责基擅威福，羇管绍兴。方氏遂愈横。”
刘基为元王朝抗击方国珍，有功而不得奖擢，反被责羇管，其遭遇与魏尚不是有几分相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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