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执言

唐朝实行的是三省六部制，三省是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这其中，中书省是决策机构，门下省是审议机构，尚书省则是执行机构。这样的政府机构设置，在那个年代是相当科学的。然而，在贞观初年，唐太宗发现了一个问题：作为朝廷机要部门的中书省与门下省的官员们只会唯命是从，顺水推舟，没有一个人敢直言进谏。据此，他严肃地指出：“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烦简择，以相委付？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唐吴兢《贞观政要·论政体》）

也确实，朝廷之所以要作出这样的制度安排，其目的乃是为了努力避免中央政府在决策方面出现重大的失误。为实现这一目的，所以，才会千辛万苦地把优秀人才选拔到这样的机构中来，对他们委以重任。反过来说，假如一个官吏只知道发布诏书，抄抄写写，那么，朝廷真的没有必要这么做。因此，对于眼下这样的现状，唐太宗是痛心疾首的，并据此提出了具体要求：从今以后，上传下达的诏书如果不妥当，官吏必须直接指出来，不能因为害怕冒犯了我的威仪，心中有数却沉默不言、假装糊涂。

为什么朝廷千辛万苦选拔进来的人才，到了中书省、门下省，明明皇帝的诏书中有不够妥当的地方，心里有数却装聋作哑？或许是因为前朝历史上太多不会揣摩圣意，迎合皇上，本是出于忠心而对皇上“批评指正”而不慎触怒后者的，被疏远、被贬谪甚至掉脑袋的先例。而举凡人，有几个对自己的生命不加珍惜的？因此，风险太大，自然有可能让人心生畏惧、裹足不前。另一方面，只要是人，谁没有几分虚荣之心，爱惜自己的面子——也可以说是形象的？至于帝王之人，因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感觉自然要比普通人更好。因此，我们也就看到了，呆在中书省、门下省这样的机构中，太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小心谨慎混日子的官员。

唐太宗这样的帝王之人，其智力水平肯定远超一般人，可另一方面，无论何人，其体力、精力、视野以及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等，又都存在一定的局限。与此同时，因为其地位非同寻常的特殊性，一旦有关国家大政方针的“昭令”等出现失误，那么，带来的影响与后果将可能是灾难性的。所以，在出台各项‘昭令’之始，就该及时发现并纠正其中的错误。然而，当相关人员只知道“上天言好事”，对存在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明哲保身的时候，可能产生的后果将是极其可怕的。举例说，隋炀帝为了“巡幸”各地，享受生活而开挖大运河，建起了太多的宫殿、园林，这样的“昭令”，因为无法及时得到批评与指正，是不是一定程度上葬送了一个国家？

由于唐太宗与历朝历代的很多帝王之人相比，算得是比较开明与民主的，因此，当他对于中书省、门下省的官员们下达“必须执言”——亦即实话实说、直言不讳的昭令的时候，我们能够想象的是，其臣下这之后大概“知而寝默”的不会太多。而因为有更多的人“执言”，唐太宗在重大决策上出现失误的几率会大大降低，国家机器的运行平稳而高效则是可以想见的结果——“贞观之治”就应是这种执政思维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