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病”的提出者徐凯文教授：青少年心理健康出问题是全社会心态合谋的结果
最近，国内知名的精神科医生、心理学教授徐凯文接受了国内知名精神疾病患者互助康复平台“渡过”创始人张进老师的专访。
专访全文：对话徐凯文 || 渡过
相信很多读者对张进老师和“渡过”并不陌生。
张进老师原是财新传媒常务副主编，后来罹患重度抑郁症（后张进老师称其实是被诊断为双相障碍）。经临床治愈后，张进老师开始致力于抑郁症、双相障碍等常见精神心理障碍的科普和资源整合，创立了自媒体“渡过”平台。
该平台集合了患者、家属、心理咨询师和精神科医生等资源，推出了“陪伴者计划”等活动，在国内有不小影响力。大家可根据需求多作了解。
而徐凯文教授在国内精神科、心理学领域同样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是一名执业精神科医生，又获得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担任北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教授。早年，他因提出部分大学生有“空心病”而受到社会关注。
换言之，徐凯文教授既懂精神医学、又懂心理学，在精神科临床诊疗和心理治疗中都有丰富经验，是国内难得的跨学科人才。
我与徐凯文教授有过一些交流。我在济南创业期间曾免费救治国内“反抑郁症歧视第一人”的袁毅鹏，希望帮助他摆脱疾病的折磨，尽快恢复基本的社会功能。但当时袁毅鹏与IBM的劳动纠纷还未解决，他面临着“找不到工作”的现实难题。
而徐凯文教授曾担任IBM公司的心理顾问，他也一直关注着袁毅鹏的病情。我便辗转联系到他，希望他能为袁毅鹏提供一些协助。徐凯文教授与我沟通后，对袁毅鹏能康复得这么好感到非常惊讶，对我们的心理干预效果表示认可。
这次在“渡过”平台上读到对他的专访，再次感到他与大部分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和学院派心理学教授的不同。
跨学科学习和从业的经历，令他看待精神心理障碍和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时更加独到、深入，有一些理念更是与我们的临床心理干预发现不谋而合。不过，对于他的一些观点，我也有不同的见解。
“马加爵事件”令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得到社会各界关注，教育部要求所有高校建立心理咨询中心。当时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对该事件进行了点评。从多学科诊疗模式（MDT）精神心理学角度，我对“马加爵事件”也有不同的看法，后续有机会再撰文分享。
而2008年汶川大地震给整个中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痛，大量心理咨询师参与灾后心理救助。可徐凯文教授说，当时流传着一句话，“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这意味着这些所谓的心理咨询师并不完全受到灾区人民的欢迎。
为什么？因当时的心理咨询师所掌握的专业知识不足，尤其是不具备创伤治疗的科学心理学知识和技巧。
当时，很多汶川地震的灾民处于急性应激障碍（ASD）或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发病前期。很多前往援助的心理咨询师一味让幸存者反复阐述刚发生的创伤事件，将他们的创伤反复激活，但又没能力将其高效修复。这就相当于幸存者的心理伤疤一次次被揭开、流血，痛苦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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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虽然大众对心理卫生健康越来越重视，心理咨询行业仍在继续发展，但该行业提供的服务仍远未能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
徐凯文教授指出，从2003年到2017年，人社部的心理咨询师考试培养了150万咨询师。但该考试门槛低，重考试不重实践培训，所培养出的心理咨询师其实并未掌握科学的、高效的心理学理论知识。
为此，徐凯文教授建立了一个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系统，该系统准入标准更高，规范性强，能更好地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目前，该系统认证的督导师、心理咨询师和助理心理咨询师大约有4000人。
这个系统的建立和运转对国内心理咨询行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不过，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个严峻的事实，过去通过人社部考试培养出来的150万心理咨询师中，真正比较专业、规范的可能只有极小一部分。
如果有要真正地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国家卫生部门的大力介入，鼓励各大医院借鉴世界医疗“圣地”美国梅奥医疗中心的相关经验，大力推广多学科诊疗模式（MDT），医务工作人员都应该具备基础的心理学知识，掌握基本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和临床沟通技巧。
若多学科诊疗模式（MDT）得以大力推广，不仅能够大大缓解国内心理咨询的供需问题，还能令国内临床领域加快从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化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更早、更准确地识别精神心理障碍，并在早期进行专业的干预。
在专访中，徐凯文教授非常难得地道出了西方心理学理论、心理咨询方法的一些弊端。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西方的只能借鉴，不能照搬，也照搬不了。为什么呢？一个是人口问题。中国有13亿人口，要达到西方这样的标准很难；再就是我觉得在“生物-心理-社会”模式这个层面上，西方做得并不好。”
确实，国内心理学、心理咨询起步慢，长期以来以学习西方模式为主，尤其是德国的心理咨询师培训体系。很多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以接受过中德精神分析班的培训为豪。
其实中西文化的差异历来很大，而精神分析流派尤其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现在来看，并不符合科学的心理学研究和发现。
专访中，徐凯文直接对精神分析的“鼻祖”弗洛伊德表达了不认同：
“弗洛伊德是犹太人，犹太是一个受压迫和屠杀的民族，所以他对问题的看法比较负面和问题取向，他可能更多看到症状，但可能失去对人的整体理解。
中国文化恰恰相反，更强调人的自我觉悟。我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本土智慧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可能会对我们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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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中更强调的是人有原罪，但中国文化则以“人之初性本善”为主流，这两者就有极大的冲突。
所以，当父母因为不当的教育方式对孩子造成心理伤害时，精神分析往往用“控制欲”“攻击”去解读，这不但极不符合父母的初心，更与国内文化背道而驰。
如果精神心理障碍患者接受了这一套解读，非常容易走极端，变得怨恨父母，甚至对父母拳打脚踢，这不仅极不利于患者的康复和亲子关系的修复，而且很可能会被大部分精神科大夫诊断为双相障碍。
更符合国内现实和文化的解读应该是，虽然父母曾给孩子造成了叠加性心理创伤，但其出发点往往是好的；只是当时他们不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知识，愚昧、无知，用错了方法，故对孩子造成了伤害。
这就是我多次强调青少年精神心理障碍患者要尽量避开精神分析流派的主要原因。
当然，精神分析只是西方心理流派中的其中一种，西方心理流派有400多种，几乎每一派对抑郁症的认识都不尽相同，但也都有其局限性。
经过那么多年优胜劣汰，精神分析流派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逐渐式微了。目前以第二代和第三代认知行为治疗、家庭治疗为主。希望国内的精神卫生从业人员多学习这些科学的精神心理学理论和知识，再结合国内本土文化，为大众提供更加容易被接受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服务。
徐凯文教授在专访中提到一组数据：上世纪80、90年代，国内抑郁症发病率是0.05%，也就是平均1万人里约有5个患者。
而现在国内抑郁症患病率约为6%，也就是1万人里大概有600名患者，是20年前的120倍！
徐凯文教授认为主要的原因是社会因素。比如，随着经济腾飞，整个中国社会运转速度越来越快，整个人群的睡眠时间都在减少；人们作息不规律，缺乏锻炼，甚至网络造成的社交问题等等，这些恐怕是更深层次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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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青少年群体在抑郁症患病率增长现象中首当其冲。
徐凯文：我可以这样讲，如今我们的孩子，是处于整个社会压力焦虑链条的最底端。所有成人的焦虑和压力，会层层传递到孩子身上。学校要出政绩，要提高升学率，家长很焦虑。
如果将徐凯文教授的话简化一下，那就是这个社会的普遍“鸡娃”现象正在把很多孩子“鸡”出了问题。
中国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希望孩子用优异的成绩换取更高的社会阶层地位，更优越的生活条件，这无可厚非，甚至可以说值得认可。
但他们“鸡娃”的方式往往有很大偏差，没有掌握科学的、真正的引导孩子走向成功的规律。这令孩子们承受着巨大的学习压力，缺乏积极的、健康的负性情绪释放渠道，面临着纷繁而复杂的社会环境，又与父母有着巨大隔阂，这极大地增加了罹患精神心理障碍的风险。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徐凯文教授所说的“抑郁症是结果，不是原因”，其实直接涉及了抑郁症病因的讨论。很明显，徐凯文教授认为抑郁症的主要根源可能是心理社会因素。
而且，从同样的背景出发，徐凯文教授认为青少年出现所谓的“网络成瘾”时，部分其实是他们的一种自我保护。
徐凯文：很多孩子躲到网络世界当中，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我的一位来访者曾经对我说：“你知道为什么现在还活着吗？因为我还能躲进游戏的世界。我父母、老师一直逼迫我学习，如果不能打游戏，我早就不想活了。”
徐凯文教授的这些发现和见解是难能可贵的。在国内的精神科医生中，能像他一样从社会、心理角度剖析青少年抑郁症和网瘾问题的可谓凤毛麟角。
我们一再强调，经过多年多学科诊疗模式（MDT）临床实践，尤其是大量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的实践发现，抑郁症、双相障碍等常见精神心理障碍的心理社会根源是病理性记忆，其中主要是来自于原生家庭、学校、社会及互联网的叠加性心理创伤。
那从社会的角度，如何缓解因为青少年、儿童遭受的巨大压力和焦虑？采访中，张进老师称孩子不能从学习中感受到快乐，这是“学习的异化”。换言之，如果孩子们能从学习中感受到快乐，这可能会大大缓解这个问题。
因为采访篇幅有限，张进老师这句话的具体意思我们不得而知。但我担心部分家长将此误解为“快乐教育”，甚至走了极端、走进了误区。
如果过度推崇所谓的“快乐教育”，可能反而不利于孩子的抗压能力和树立长远人生目标，不能持之以恒地努力和付出，从而难以获取真正的成就感。
而且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快乐教育”未必有助于发展高知识含量的社会领域。近几年，日本越来越多人开始反思推行“快乐教育”的利弊，我们应避免走这条弯路。
对于学习，我们不能一味强调快乐。学习对于大部分青少年、儿童、甚至成年人来讲，确实是相对枯燥、乏味的，并不能带来愉悦、快乐的情绪体验。我们无需愧于承认这个事实。
但通过学习后，我们能够增长知识与智慧，提升自己的能力，更好地在社会中生存，选择自己喜欢的道路，实现人生意义和个人价值。而这正是幸福感的源泉之一。
换言之，我们不能总是否定功利化教育，但也不能迷信“快乐教育”。只有客观、理性地认识学习的意义，父母才能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目标和观念，遇到打击时积极应对。如果父母还懂得引导孩子塑造高效学习状态，成为“学霸”“学神”，那就是锦上添花了。
不过，在采访接近尾声时，徐凯文教授称“精神分裂症”是纯生物因素所致的疾病，这一点我并不认同。
我们在临床中也接诊过不少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患者。经过深入的面诊和心理干预发现，他们患病背后都有着明显的心理社会因素。
在处理一些顽固的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时，当我们利用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技术（TPMIH）找到相关病理性记忆、并予以修复后，其症状大幅度缓解，即使抗精神病药快速减停后，症状也未反弹。我们当时对此感到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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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不否认精神分裂症的病因有生物学因素，但心理社会因素也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甚至是部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主要病因。当然，我们的理论与技术还未得到主流精神医学的广泛认可，我们会继续积累、摸索。
另外，而徐凯文教授在专访中再次提及了“空心病”的概念。“空心病”的核心症状包括价值观缺失，患者认为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迷茫。
其实从更深层次的角度上看，所谓“空心病”的症状也是表象，背后也是相关的叠加性心理创伤和病理性正性情绪体验所形成的病理性记忆。关于“空心病”的话题，明天再撰文分享我们的见解。
总的来说，徐凯文教授在专访中的分析提供了很多独特、有价值的视角。无论是国内精神科还是心理咨询/心理治疗领域，相关从业人员和国家卫生部门仍然任重而道远。
只有更多的意见交流，一起探索并实践科学的精神心理学知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发展出适合国人的高效心理干预体系，进而让更多年轻的父母掌握科学的高效家庭教育知识，通过从上而下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预防孩子患精神心理障碍，提高国内人民的心理健康水平，大幅度降低精神心理障碍的患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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