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宋凤鸣古琴，一窥宋初的文人风尚

宋代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都有高度发展。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堪称顶峰，在理学、文学、史学、艺术等领域硕果累累。古琴文物，作为文化的实物载体，其型制、制作工艺、铭文、音色等特点，无不反应斫琴时代的文化艺术审美以及工艺水平。不可置否，宋代的传世古琴文物为后世瞻仰宋代的文化礼乐盛世之华光提供了丰富的依据和理想的空间。此通过对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宋代凤鸣琴的介绍与分析，一窥宋初的文人风尚。

凤鸣琴简介

凤鸣琴正面

凤鸣琴背面

凤鸣琴，伶官式，通长127.7、隐间117.7、肩宽22.3、肩厚5.3、尾宽15.4、尾厚4.3厘米，1951年西南文化处移交。此琴木质面底皆桐，薄鹿角霜灰，通体髹黑漆，牛毛断加流水断。有竹贴格，龙池23.4×2.8、凤沼11.3×2.8厘米，皆为长圆形。纳音微拱，顶平。蚌徽，檀木岳山及琴尾附件，冠角为后配；足池正当九徽处。琴底顶部题篆书琴名“凤鸣”二字，其下阴刻草书四言诗两行：“凤皇来仪，鸣于高岗。文章瑞世，其道大光。”落款为：“景祐元年春日，清画堂主人题。”款下一方章，篆文为“王元颖印”。此琴曾著录于《今虞琴刊古琴征访录》。景祐为宋仁宗年号之一，景祐元年为公元1034年。

凤鸣琴铭文

铭文赏析

古琴铭刻“凤鸣”二字为篆书，构思新奇，圆劲中带古风，在承袭前人的基础上，带有一定的创新。“凤”左半边残损较大，从残存部分依然可清晰看出其整体疏朗工整，结构多用方折，方中显圆活行笔之势，右垂笔修长而隽逸。从“鸣”字可清晰看见“鸟”的上半部起始笔画为左右居中，最末一笔微向上挑，与常规不同，用意新颖生动。中部与下部的弯曲笔画则极力表现鸟的圆润婀娜身姿，用意与古人相同。对比历代篆书家所书《千字文》的“鸣凤在树，白驹食场”，于唐李阳冰篆书之圆润，宋代篆书稍加融入方的美感。正如宋代雕塑给人以扁圆的视觉感受，整体尽显柔美之风。而宋元以后的篆书逐渐融合小篆、大篆等篆书体特点，追求方圆结合、篆隶相结合，棱角硬骨逐渐分明。

历代篆书千字文“鸣凤在树白驹食场”

“凤皇来仪，鸣于高岗”，出自《诗经·大雅·卷阿》。“凤皇鸣矣，于彼高岗”，在中国古代，凤凰也记为凤皇，凤皇降世，仪表非凡，这是古代盛世祥瑞之兆。《史记·夏本纪》记有“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皇来仪，百兽率舞”以歌颂虞舜帝之伟德。琴铭巧妙地引经据典，既用到了四言古诗的格式来歌颂盛世，又将琴名“凤鸣”二字隐藏其中。

景祐元年春日，正值章献太后刘氏驾崩后，宋仁宗开始亲政的第一年，举国上下可谓一片新朝之象。以文治国，是宋代的政治风气，以文章明道遂成为北宋文人奋发向上的自我追求。仁宗之父真宗以“崇道重儒”著称，他一方面对大量道教经典进行重新刊印，另一方面则鼓励读书人读书科举、参政治国，使得宋朝能够广招贤士。《周易·益·彖》有云：“自上下下，其道大光”，道义从上方施利于下方，必能大放光彩。北宋诗人黄庭坚在赠高子勉四首诗中写到“文章瑞世惊人，学行刳心润身”。由此可见“文章瑞世，其道大光”铭文，有借道家经典歌颂新朝景象之意，也同时涵盖了文人雅士一种励志自勉的情怀。

宋初，文坛受晚唐影响，诗词多艳丽，而北宋末年，政治腐败，文风萎靡，多有浮空之词。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玲珑玉”铭文：“峄阳之桐，空桑之材，凤鸣秋月，鹤舞瑶台”。凤鸣琴的铭文与其相比，有积极向上的气息。

宋初书法尤为推崇二王，宋太宗赵光义曾广集天下翰墨名迹，命侍书王著摹刻禁中，成贴十卷《淳化阁贴》，贴中有一半是“二王”的作品。宋初书法家传世作品中经常可见行书兼有章草笔意的作品，如蔡襄中晚年的作品，整体如行云流水，其中仍然贯穿篆隶书的平铺直叙、点画线条的迟涩感，有些字体仍然取横势，带有波折和凝重感。凤鸣琴的四言诗铭文正是如此，大部分字独立，只有“鸣于”二字之间稍有连带，“高”字、“世”字、“道”字明显带有章草笔法痕迹。

宋代初年，南唐遗臣徐铉对《说文解字》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宋代文人对篆字的研究和创作，这在宋代篆书墓志铭、印章等都可以得到印证。“王元颖印”，属文人姓名印，篆刻人以笔画的卷曲变化填充并且美化字的布局，使得线条圆浑而有骨力。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曾规定士庶雕木为文，禁止私铸印章。因此，在琴底面留下木刻印记，也属于当时文人信手拈来之举。作者王元颖自称为清画堂主人，但从其诗文和书法来看，至少是一位笃诚的儒士。非常巧合的是河南济源市延庆寺藏景祐三年刻书的《大宋河阳济源县龙潭延庆禅院新修舍利塔记》碑的撰稿人名为马元颖，是北宋赐了紫鱼绯袋的官员。“元颖”二字可能是当时士大夫较为亲睐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