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在《吐槽大会》上提到的那本梁启超，除了“好多字”，还有哪些亮点？
最新一期《吐槽大会》播出后，#许知远有文化的吐槽#登上微博热搜。有网友感概：“稿子写得好，表演也得当。”也有网友评论这是高级式劝学，看得想买梁启超传了。
许知远在《吐槽大会上》上模仿薇娅卖关于梁启超的书，说：“我很难想象她会怎么卖梁启超的书？这本书，好多字啊！你看了以后就会觉得好多字啊，而且好实惠！现在全网最低价，梁启超来了，都拿不到这个价！”
许知远花了五年时间写成的《青年变革者：梁启超 1873—1898》，是梁启超传记三部曲的第一部。集中讲述梁启超从求学、进京赶考、师从康有为、结集同道、上书清帝、办刊《时务报》，直至遭遇戊戌政变前夜的早年时期。
梁启超从偏远的南方小城走到中国政治权力的中心北京，穷毕生心力推动中国社会转型。在这本关于梁启超的书中，许知远以梁启超作为思想者与行动者的姿态展现出一代人的激情与渴望，并透过一代青年变革者的挫败与迷惘，揭示近代中国在传统与变革之间的艰难转型。
今天，在梁启超诞辰148周年之时，活字君与书友们特别分享许知远所著《青年变革者：梁启超 1873—1898》中“时务报馆”一节，还原维新读书人乱纷纷蜂酿蜜的事功得失。
时务报馆
本文节选自《青年变革者：梁启超 1873—1898》
文｜许知远
许知远
作家、单向空间创始人。他出版的著作包括《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游荡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新闻业的怀乡病》等，部分作品被翻译成韩语、英语与法语。他创办的单向空间是中国著名的独立书店，他也是《东方历史评论》主编，同时还是广受欢迎的谈话节目《十三邀》主创。
第一期杂志如期在七月一日(8月9日)出版。封面设计朴素，刊名“时务报”三个魏碑体大字居中，右上侧是出版日期“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一日”，右下角则是地址“上海四马路石路”。左侧直接标明售价：每册取料纸费一角五分，订阅全年者取费四元五角，先付赀者取费四元。
六月二十六日(8月5日)《时务报》连续四天在《申报》刊登告白:“本报定于七月初一出报，石印白纸，慎选精校，每本三十二页，实价一角五分，每月三本。订阅全年每月取回印资四角二分，先付报赀者每年收洋四元，本馆按期派人分送不误。”
杂志栏目分为“社论”“恭录谕旨”“京城近事”“域外报译”诸项。在谕旨栏，有湖南巡抚陈宝箴查办劣幕任麟、山东巡抚黄河漫溢的奏折，还有关于今年万寿节的拜祭礼仪、广西缴费的奖励与云南兴办矿物的请求；京城近事是强学会改为官书局的消息，王鹏运奏请开办商务局，广西开办铁路；域外报译既有译自《伦敦东方报》的英俄两国在东方的势力争夺、英国领事对中国厘金弊端的批评，还有关于西藏喇嘛与廓尔喀人的冲突。编辑对于日本的动向颇为关注，有译自日本《西字捷报》有关两国关系的分析。与期待的战争胜利情绪不同，日本人对未来充满焦虑，“以华人身壮力强、地大物博，即使日本幸而小胜，终必为华人所败”。还有关于日本铁路的报道，它的造价、已铺设的里程，都令中国铁路相形见绌。
令人兴致盎然的是对科技的报道，潜水艇被称作“入水船”，“船亦浮亦能沉”；无线电“凭空发递，激成而浪，颤动甚疾，每秒跳二万五千次”，X射线——“当照相时病者之旁偶有一石，待照毕晒上纸片，以察疮管之病”，甚至提到了“挪勃而君”(诺贝尔)设立的奖项，包括格致(物理)、化学、医学、文学、和平五项。该期开始连载欧文《华盛顿传》的译文，翻译者是遵义人黎汝谦，曾任驻神户理事，他撰写的前言充满中国的演义特色：“华盛顿者，合众国开创之君也，泰西人士数近古豪杰必称华盛顿、拿破仑二人。”报上还刊登了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这部小说在伦敦正大受欢迎，如今以《英国包探访喀迭医生奇案》的标题连载。
梁启超的两篇论说刊登于杂志最显著的位置。“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同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粤之于中原邈若异域”，他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以一连串类比开始，他相信国家也是如此，“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梁启超认为，这正是“中国受侮数十年”的原因。
该文章既是发刊词，也是创办哲学，它相信报馆正是贯通中国最有力的工具，与国家的强弱直接相关——“报馆愈多”，“其国愈强”。
文中接着列举了中国新闻业的四个弊端：
·“记载琐，故采访异闻非齐东之野言，即秘辛之杂事，闭门而造，信口以谈”；
· 对军事情报的记载不实，即使已经战败，却刊登捷报；
· 对人物与时事的评论缺乏标准；
· 语言陈旧、言之无物、断章取义。
因为这些弊端，使得“海内一二自好之士，反视报馆为蝥贼，目报章为妖言”。
梁启超心目中理想的报纸是西方大报，“议院之言论纪焉，国用之会计记焉，人数之生死纪焉，地理之险要纪焉，民业之盈绌纪焉，学会之程课纪焉，物产之品纪焉，邻国之举动纪焉，兵力之增减纪焉，律法之改变纪焉，格致之新理纪焉，器艺之新制纪焉”，它们的影响力惊人，“朝登一纸，夕布万邦”。
他自我期许是《泰晤士报》主笔式人物——“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文甫脱稿，电已飞驰”，主笔本人即是政治领袖，“有昨为主笔者，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他在文末引用了顾炎武的名言：“或亦同舟共艰，念厥孤愤，提倡保护，以成区区，则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
倘若读者因这篇论说而激动，这种激动在第二篇还将继续。“昼夜而变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鸟，飞鱼飞龟，袋兽脊兽，彼生此灭，更代迭变，而成世界”，在《变法通议自序》中，他以一连串天文、地理、生物学的例证表明，“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接着他把笔锋转到制度与传统，“两税变为一条鞭，井乘之法变为府兵，府兵变为彍骑，彍骑变为禁军。学校升造之法变为荐辟，荐辟变为九品中正，九品变为科目”，因而“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接下来他不无陈词滥调地引用了《易经》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相信此刻中国需要新的变法。他公布了一个庞大的书写计划，将围绕变法，分十二个门类写六十篇相关文章。这是他的典型作风，急于建立一个宏大目标，赋予它独特意义。像他一生中的许多事业，这个计划也无疾而终。
这两篇文章气势恢宏，充满来自国内外的例证和比喻，鲜明的否定与肯定，以及各种感叹助词，这是梁启超日后最令人赞叹也饱受病诟的风格。只要对当时的社会思潮稍有了解，一定可以感到这份杂志在编辑、思想、文风上的尝试。它不局囿于宫廷的斗争、琐碎的社会见闻或对外部世界的简单介绍。它代表着新型知识人对于国家变革的严肃观察，创造了一种关于中国现状的新叙事，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内部的发展进程、中国在世界图景中的位置，还有姿态鲜明的改革话语的讨论。
十天后，第二期《时务报》出版，延续了首期风格。梁启超撰写了《论不变法之害》，继续鼓吹变法之必要。他把中国比作即将崩坏的千年巨厦，其中的人有三种反应——“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睹其危险，惟知痛哭，束手待毙，不思拯救”，最好的结果是做出细节上、技术上的补救，“补苴罅漏，弥缝蚁穴，苟安时日，以觊有功”。他建议进行全面的变革，若不变革，等待中国的将是印度、土耳其、埃及、波兰的灭亡命运——“印度，大地最古老之国也，守旧不变”，最后沦为英国，而土耳其“横跨三大洲，立国历千年”，如今也被瓜分。中国若想不亡，就要学习俄国、普鲁士、日本的自我变革精神。
他试图减缓人们对新法的疑虑，宣称中国人自身就蕴含着变革基因，日本人的成功恰好证明了这一点，“所谓新法者，皆非西人所故有，而实为西人所改造。改而施之西方，与改而施之东方，其情形不殊，盖无疑矣。况蒸蒸然起于东土者，尚明有因变致强之日本乎？”
当读者反馈到来时，梁启超或许才会意识到自己到底创造了一个怎样的新事物。帝国幅员辽阔，直到这一年年初才开始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邮政系统，铁路更是处在萌芽状态，所以颇费了些时日，《时务报》才被运到各个行销点。在距离颇近、水路贯通的南京，第一期杂志在七月初七运抵。
在当天的日记里，心高气傲的郑孝胥写道：“缪小山来，以《时务报》十本属代劝售，即汪穰卿等所创也。”但他没有记下任何阅读感受，或许还没来得及翻阅。但纪钜维却给汪康年发来热情洋溢的信件：“顷见《时务报》第一册，体例既精，式亦雅饬，人必爱观”，而“纷纷市井诸报，不可同年而语”，他期望“从此风气打开，俾中国士大夫渐变空疏之习，皆知讲求时务，君之功岂可量哉!”他对一些小纰漏如错字、漏字提出了指正，还主动介绍可能的销售点，比如天津文美斋。纪钜维是一位古书鉴赏家、词人，四库全书总编纂者纪晓岚之后，也是张之洞幕府中的一员。读到第二期时，他的褒奖更加热烈，尤其夸赞《论不变法之害》一文“沉着痛切，言言扼要”，说梁启超“真晓人也”。
北京的汪大燮读到前两期杂志后松了一口气，之前人们盛传新杂志第一册的首篇文章会是《寇连材传》，第二期是王幼霞阻止圆明园工程的奏折。汪很担心这将招来大祸。“诸君愚不至此，印此等无关交涉之事，而徒取怒于西方。”“西方”意味着“西太后”，这种隐晦是当时通信、交谈的常见方式，也是政治恐惧的延伸。
身在武汉的邹代钧还没阅读杂志，只听说杂志销售不错，就去信给汪康年：“报能畅销，甚慰，虽由公之擘画周详，亦赖卓如大笔如椽，足以震动一时耳。”当他读到了第一期杂志，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之情，“阅之令人狂喜，理识文兼具，而采择之精、雕刻之雅，犹为余事”，他也看到了它的标志性意义，“足洗吾华历来各报馆之陋习”。邹也是张之洞幕府中的一员，曾出访英国与俄国，对地图绘制兴趣浓厚，正在筹建舆地协会。他一定对刊登的有关地图公会的启示非常满意。他是个挑剔的读者，建议地名、人名的翻译倘有先例，就不要再用新词，比如中国原有对“尼泊尔”的用法，就不必再译成“聂包尔”；其次是译文的详尽性，对西方情况的介绍过于省略，不要刻意与《万国公报》不同。他尤其喜欢《医生奇案》，“既可观其风俗，又能引人入胜”。
吴樵则在重庆舟中抒发自己读到第一期杂志的感受，“急读之下，狂舞万状”，觉得《华盛顿传》“尤妙不可言”，并用他一贯夸张的语气称赞道：“谨为四百兆黄种额手曰：‘死灰复炽。’谨为二百里清蒙气、动物、植物种种众生额手曰：‘太平可睹。’”
连张之洞的态度也转变了，观望与怀疑转变成热情的支持。在两周前，黄遵宪还不无沮丧地说张之洞无意公开支持《时务报》，但七月二十四日(9月1日)，张之洞已经命幕僚致电报馆：“头期报三百五十，二期二百，速寄。”第二天，他又命湖北文武大小衙门学堂一律官费派阅，各局书院预估自己的订阅数量，并预先支付半年报费。他评价这份旬刊“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尤其满意它“系中国绅宦主持，不假外人”，因此“实为中国第一种有益之报”。
1896年9月25日，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孙宝瑄、宋恕、吴嘉瑞、胡庸七人在上海光绘楼合影。
这些反馈令报馆同人欣喜不已，但他们迫于截稿日期的压力，没有太多时间庆祝。第三期《时务报》如期出版。在最后两页，报社人员与捐款者集体亮相，标志着报馆在编务与组织上的成熟。在报社名单上，总理汪康年、撰述梁启超、英文翻译张德坤、法语翻译郭家骥、日文翻译古城贞吉，还有负责印刷与财务的黄春芳，依次排列。
郭家骥与古城贞吉象征着这份杂志不断扩充的雄心。创办人不满足于仅仅从英文报纸获取信息，希望增加更多的语种。郭是北洋海军学堂的教习，曾留学法国，他在这期翻译了《巴黎日报》的三篇短文，分别有关英国的商务发展、奥匈帝国制造的新枪械，还有巴尔干半岛几个小国酝酿的联盟，想摆脱奥斯曼帝国之统治。
三十一岁的古城贞吉生于熊本，有一对招风大耳，说话声音洪亮。他是自修中国文学与经学的汉学家，热心研究李白与《西厢记》。在刚刚出版的厚达734页的《支那文学史》一书中，他用西方文学理论来梳理中国文学的脉络。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并未减弱他强烈的民族情绪，中日战争爆发后，他写信给朋友，“请寄日本到，将随军赴辽东”，他的一个弟弟也阵亡于朝鲜。
创刊前，汪康年就曾委托驻日本使馆帮忙物色日本翻译，在中国派驻日本将近二十年后，竟很难找到可以信任的此类人才，他们只能粗通口语，很难将日文文章翻译成中文——这也是中国智识停顿的缩影。古城贞吉最终成了最佳人选。汪鼓励古城搬到上海，加入报馆。这预示中国士林的知识风气的转变，日本因素变得重要起来，人人都想知道它富强的秘密。
第三期《时务报》专为古城开辟《东文报译》一栏，他翻译了四篇文章，分别是美国共和党的新政、伊藤博文对台湾现状的评论、日本领事论驻外的日本渔民问题，还有来往欧亚两洲的轮船业情况。报馆还期许古城提供译书的服务，“日本近习西法，译新书甚多，以东文译华文较为简捷，今除译报外兼译各种章程并书籍”。古城最终成为这份杂志最长久而稳定的供稿者，对于很多读者来说，他就是通往日本知识世界的窗口。
梁启超撰写了两篇文章。《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是他变法系列文章的第三篇。他直截了当地否定了洋务运动三十年的努力，尽管洋务运动也“讲求洋务”，“创行新政”，却不是真正的变法。对于甲午战争后盛行的种种变法观点，他逐一批驳。以练兵为例证，他发问：“然将率(帅)不由学校能知兵乎，选兵不用医生，任意招募......体之羸壮所不知，识字与否所不计”，兵饷微薄，更没有抚恤机制，这样的士兵怎么会有战斗力？至于作战的基本要求、作战地图、战时演习，统统都没有。各项变法项目都有类似困境，因“不挈其领而握其枢”，必然失败：“矿物学堂不兴，矿师乏绝，重金延聘西人尚不可信......机器不备，化分不精，能无弃材乎？道路不通，从矿地运至海口，其运费视原价或至数倍”；“商务学堂不立，罕明贸易之理，能保富乎？工艺不兴，制造不讲，土货销场寥寥无几，能争利乎？”
尽管人人都在谈论练兵、开矿、通商，他发现很少有人探究具体的实施、内在逻辑。变法者被两种弊端所困：官僚系统的贪腐无能，以及对西人的盲目崇拜——相信任何变法必须要依赖西方人。两种弊端背后是中国社会的混合心理：一种是盲目乐观，认定只要把这美好的计划付诸官僚系统推行，就能实现；另一种则是失败主义，只有任用西方人才能成功，理由是“西人明达，华人固陋；西人奉法，华人营私”。梁启超将这些想法归咎于中国官吏的非职业化带来的伤害，“一人之身，忽焉而责以治民，忽焉而责以理财，又忽焉而责以治兵”，且“责任不专，一事情必经数人，互相牵掣，互相推诿”。他也怀疑对西人的过分依靠，洋务运动就招募了不少西人，仍未带来起色。与士大夫普遍强调人才的重要性不同，他对制度更有信心，“立法善者，中人之性可以贤，中人之才可以智”。他不满于当前制度“塞其耳目而使之愚，缚其手足而驱之为不肖，故一旦有事，而无一人可为用也”。
他提醒读者，变法是一个系统的事业，有其内在逻辑——“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他为此设定的逻辑是“官制不改，学成而无所用”，科举不改，“聪明之士皆务习帖括，以取富贵”，更无意去研习新知识。只有他们改变了，才能鼓励兴建学校，钻研新技能。他用日本作例证，认为正是有了这些措施，“区区三岛”才在“外受劫盟，内逼藩镇”情况下，化弱为强。他甚至引用了很可能是臆造的俾斯麦的评论。据说，这位卸任的铁血宰相三十年前就预言过中日两国的结局，他看到中国人前往欧洲时只往船炮工厂跑，找廉价的产品买回去，日本人则讨论学业，研究欧洲制度，“讲求官制”。
在另一篇文章里，梁启超借波兰的例子来警告国人，不变法就会导致亡国，甚至描绘了一幅生动的(或许也出于自己想象)被瓜分的波兰场景，那些逃亡的贵族、富绅如羊犬一样被驱赶，“田产没于异族，妻子夷为奴仆”，他相信波兰问题在于内部，“亦自亡而非俄之亡之也”，这是不主动变法之害。
在这一期的末页，《时务报》公布了杂志的财务状况。强学会的一千二百两余款被置于汪康年、梁启超名下，黄遵宪一千元，盛宣怀则有五百两，接下来的朱石朱、黄幼农几位都是黄遵宪的朋友，徐勤也捐助了一百元，汪康年动员湖南矿物总局捐出四百元。它还刊登了各处代收捐款人——几乎是创办人的亲友联盟——在北京是西珠口麻线胡同的陈炽与李岳瑞住所，武汉是叶浩吾的自强学堂与王雪澄的织布局，烟台则是黄遵楷的潮州会馆......派报处遍及主要港口城市，汉口、南京、烟台、重庆、宁波等，还远至香港与神户。此刻，报馆收到了5200元捐助，有28个网点。
《时务报》确立起一种独特风格，这位年轻主笔的光芒尤其闪耀，《变法通议》的系列文章迅速征服了读者的心。在接下来几期，梁启超围绕学校连续写了几篇论说。他在《学校总论》中描述了一场全面性教育危机的到来，读书人不仅很少知晓西学、时务之学，就连孔子之学也都遗忘了，他们要么痴迷于许慎、郑玄这套汉学，要么是程颐、朱熹的理学，反而很少关注孔子的原本学说。他认定兴建学校是解决困境的关键，列出了一个粗略的计划：中国应该有四千万小学生、一百一十八万中学生、十六万五千大学生，如果一时不能达到这个目标，也可以先按百分之一的比例开办，中国的财力足以支持。在《论科举》中，他将科举制度视作阻碍中国进步的主要障碍，“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他还提供了三个应对之策：上策是将孔子的教育理想与西方的结合在一起，把科举与学校合一，小学相当于秀才诸生，大学是举人，大学毕业是进士，出洋学习者则是庶吉士，其余分发各部；中策是在科举中除去目前的帖括一科，设立其他科目，将西方语言、科技、医学、兵法等都纳为考试科目，并用各种办法特招人才；下策则是扩充科举考试的内容，将三场考试的题目扩大，削弱对楷书的过分重视。梁启超认为上策可以使中国富强，中策可以保中国安定，而下策则勉强让中国生存。他对未来充满乐观，“一年而豪杰集，三年而诸学备，九年而风气成”。
这些文章都展示出梁启超对“民智”的强烈信念——“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倘若人人都能拥有正确的知识训练，中国必定变得强大。而在他的心目中，正确的训练是孔子学说与西方知识的融合。“据乱世以力胜，升平世智、力互相胜，太平世以智胜”，“世卿为据乱世之政，科举为升平世之政”，“学校之制，惟吾三代为最备”，梁启超的文中充满了这样的三世论调，与德国、法国、英国例证融合一处。这是当时文人的流行论调，即使再推崇西方的知识与制度，也要置于中国的传统内，仿佛它们并非崭新的创造，只不过实践了中国黄金时代的理念而已。
上海的四马路，这里茶肆书馆遍布（1890年代）
梁启超的西学知识在编辑《西学书目表》时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现。这是一次冒险的尝试，六年前才在四马路上读到《瀛寰志略》，如今就打算将涌入中国的西学书籍进行一次分类，创造一张新的知识地图，教导别人如何阅读西书。“门人陈高第、梁作霖，家弟梁启勋以书问应读之西书，及其读法先后之序”，他一开始就在《序例》中用了一副权威口吻。
《西学书目表》收录七百多本书，书籍的来源折射了中国吸收西方知识的历程。正表三卷收录1842年通商之后翻译的352种西书，附表一卷则是从明末到通商前的西人译著，还有中国人所写的有关西学的著作。传教士在其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从明末的天主教徒到广学会的清教徒，他们一直是主要的翻译者。两股浪潮中可以看到显著的断裂，从康熙的海禁到道光年间，几乎没有西方知识输入，而这两个世纪正是欧洲的启蒙运动、科学革命的关键时刻。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书籍再度涌入，但是零散、微弱的，缺乏系统。江南制造局、同文馆、海关税务司、广学会、益智书会这些翻译机构像是帝国里的点缀物。至于中国人撰写的西学作品，大多是材料之拼凑与浮光掠影的见闻。
梁启超尝试了新分类法，将它们分为西学、西政与杂类。西学是自然科学，有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天学、动植物学等等；西政更像是社会科学，包含诸如史志、官制、法律、学制、工政、商政；杂类则是游记、报章、总论等无法归类的作品。在为重要书籍写的简短评语中，他偶尔显得刻薄起来，称花之安(Ernst Faber)的《自西徂东》(Civilization Chinaand Christian)“粗浅”，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的《治国要务》“浅略”，李提摩太的《救世教益》是“传教之书，此为最巧，录之以供借鉴”。他对翻译者蔡尔康的反感无法掩饰，称《泰西新史揽要》是西方历史的最佳著作，但翻译繁芜，有眩乱耳目的缺点。李提摩太曾告诉他，十年前的电学书可以一字不读，让他意识到知识更新之快，世上没有不变的真理。他对林乐知的《中东战纪本末》评价也不高，“其书议论之是非，稍有知识者能道之，无待余言”。对于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万国通鉴》，他也不感兴趣。他对西方知识的源流有自己的认识，“泰西政事原于罗马，与耶稣无关；泰西艺学原于希腊，与耶稣无关”。他强调拉丁文的重要性，英语、法语都来自拉丁文法，就像此刻的中文都是来自秦朝与汉朝。
“凡一切政都出于学”，梁启超相信学说最终是为改变政治制度而存在。第九期上的《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一文，是他迄今最为大胆的论述，矛头直指过重的君权。“先王之为天下也公，故务治事，后世之为天下也私，故务防弊”。他认为中国有两种政治理念，前一种出现于“先王”的三代之治，后一种则支配了秦代以来的两千年历史——“法禁则日密，政教则日夷，君权则日尊，国威则日损，上自庶官，下自亿姓，游于文网之中，习焉安焉，驯焉安焉，静而不能动，愚愚而不能智”，甚至将历代统治者视作“民贼”。尽管他将描述限定为秦朝到明朝，但有心的读者自然可以读到现状。清代正是专制文化的高峰时刻，整个统治哲学都是以集权、防范、压制为基础，雍正更是以“一人治天下”为荣。这样的统治哲学造就了“上下隔绝，民气散耎”，“上下睽孤，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这种孤立感或许可以防止内部的挑战，但“外患一至，莫能救也”。这种孤立与恐惧让国人陷入了集体无能，对所有新尝试都抱有怀疑，“故语以开铁路，必曰恐妨舟车之利也；语以兴机器，必曰恐夺小民之业也；语以振商务，必曰恐坏淳朴之风也；语以设学会，必曰恐导标榜之习也”。在梁启超看来，这种体制以保护君主一人之权为目的，却导致人人无权的结果。君主“其权将糜散堕落”，反而变成一个无人负责的状态，“天下有事......天子......让权于部院......(部院)让权于督抚......(督抚)让权于州县......(州县)让权于胥吏”，最终整个国家成为“无权之国”。
这种大胆的痛斥构成了《时务报》另一种吸引力。在私下的谈话中，人人都想指责制度的弊端，但将它公布在新闻纸上则是另一回事。整个报馆都分享这种氛围，汪康年在第四期发表了《中国自强策》，倡导设议院，“在事之人，有治事之权；事外之人，有监察之权”，以及兴民权，“千耳万目，无可蒙蔽”。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第四十五册时务报
对于很多读者而言，这份杂志代表了一种改革话语的复苏。西方冲击给中国的经世理论带来了新内容。写作于1861年的《校邠庐抗议》象征着这套话语的开端，冯桂芬大胆地说出中国与西方之差距，“人无遗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所以必须寻求西方富强的秘密。迫于政治压力与社会习俗，冯桂芬从未彻底公开自己的主张。他将作品进呈给李鸿章，成为自强运动重要的思想源泉。但生前他从未寻求公开出版，也未见到自己的设想得到充分实现。一些敏感心灵追随了这条路径，他们看到了中国面临的危险，提出自己的应对主张。这些人可能是身处香港的新闻记者、洋行买办、外交官，抑或一名恰好曾周游澳门、上海租界的低级官员，他们看到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却无法将思想公之于众。
梁启超比他们幸运，遇到了一个恰当的时机。甲午战争改变了整个社会情绪，同样重要的是，印刷术正在重组中国人的政治与日常生活，公共舆论蔚然兴起。梁启超不再依赖奏章、幕僚式的建议，开始诉诸报刊。不同时代曾孕育出不同的写作方式：阮元推崇“文选”式的写作，借此来打破考据家过分干涩的表达；曾国藩热衷于桐城派，相信这才符合重建一个被摧毁的时代的道德需求。梁启超面对的则是一个政治觉醒与知识爆炸的时刻，他要将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与这新知识版图融为一体。他还创造了一种新文体来表达这个理念，像是对流行的桐城文体的反动，梁启超的行文“不是收敛的而是放纵的，不是简洁的而是蔓衍的”。
清末维新变法派主要发起者之一康有为，是梁启超的老师
从万木草堂到《万国公报》《中外纪闻》，梁启超的知识训练找到了释放之处。他不是一个原创思想家，亦非精益求精的文体大师，却是个情绪的把握者，知道如何刺激读者的神经、拓展他们的视野。他的思想与写作也明显带有康有为的痕迹。康圣人在万木草堂那些汪洋恣意的演说、庞杂斑驳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对孔子改制的那套设想，都渗透到他的写作中。翰林院学士蔡元培读到《西学书目表》，觉得梁启超的分类与评语颇有用，“识语皆质识”，“立意本正”，可惜“窜入本师康有为悖谬之言，为可恨也”。
这些文章引来更广泛的赞誉与支持。杂志的发行量超乎想象，汪康年估计只需四千份就可以收支平衡，但很快，发行量就达到七千份。王文韶、袁世凯等人的捐款随之而来。李鸿章也捐助了二百元，“李少荃爵相助银二百元”的启事刊登在第十期上。与一年前的强学会不同，时务报馆没有拒绝李的捐款，经由出席俄国沙皇的加冕典礼、欧美之行，这位战败者的声誉再度回升。“中国之政治家而最有名于当世者，尝游欧美诸国间，为今世之一大奇事”，“中国大员此行也，咸以为中国更始之端”，几个月后的《时务报》还将借一份译文品评李鸿章，不过除去赞扬他开了大员出访的先河，也嘲讽他“行李如山，而至携带舆具食品畜类”，与昔日彼得大帝“单身飘零，微服阔步，凡己国之习尚，一切去之，欲以易俗移风”大不相同。
梁启超不仅借言论影响时势，也试图采取行动。与同代读书人不同，万木草堂同门像一部政治机器在运转，实用性的考量常常压过他们的道德困扰。“惟科举一变，海内洗心，三年之内，人才不教而自成，此实维新之第一义也”，在给朋友的信中，梁启超将废科举视作变法之根本，并提出了具体的方案。他要联络言官，在一个月内上十份奏折，皆要求废除科举，“天高听卑，必蒙垂鉴”，自此，“人才蔚兴，庶政可举”。这次行动有赖于金钱的润滑。帝国的言官制度鼓励贿赂行为，饱受清贫俸禄的御史们很愿意为几百金的报酬上折言事，他们甚至不用亲自撰写。梁启超希望能募款三千金，“以百金为一分......分馈台官，乞为入告”。他用胡林翼的例证来自我鼓励，这位中兴名臣用四万金贿赂重臣肃顺，“求赏左文襄(按：左宗棠)四品卿督师”，奠定了此后的中兴局面。不久，他又兴冲冲写信给康广仁、徐勤，“现已集有千余矣，想两月内可成”，同时请求同人拟写奏折，因为他自己如果“独作十篇，恐才尽也”。他准备明年春天推行这个计划，在京城运作此事的任务就交给了陈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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