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背负四条人命的暴徒,竟然在关键时刻心中善念一动……

一个背负四条人命的暴徒,竟然在关键时刻心中善念一动……

由王小帅监制、邬迪执导的《上山》,情节框架是:甘肃警察老翟在苦苦追踪17年后,孤身一人深入重庆山区的玉皇观,准备抓捕犯有两宗命案的逃犯李宝才。影片并不苦心经营情节的曲折复杂,也没有在重重迷雾中像剥洋葱一样层层深入揭秘真相,而是在开头就锁定了目标人物的藏匿之地。影片唯一的情节反转是,老翟认为疑点重重的“和尚”居然是无辜者,真凶深藏在玉皇观的暗处。显然,这种情节设置方式难以制造足够的情节张力和强烈的悬念感,甚至无法撑满100分钟的影片时长。因而,影片采用了情节向前发展与往后回溯的方式,用人物大段的闪回来填充情节容量并丰富人物的深度,努力使影片的主题内涵超出一般意义上的“正义战胜邪恶”,于人物的命运遭际中提炼出别有深意的人生感悟。

影片中的老翟年过半百,患有严重的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因中风导致的偏瘫。面对这样一个称得上“老弱病残”的警察,观众自然不会期待那种刚猛凌厉的打斗,也不会憧憬个人英雄主义的豪迈。

非常规的情节设置、闪回织就的情节副线、主人公受限的行动能力,三重因素叠加决定了影片只能另辟蹊径,在惊悚氛围的营造、人物心理的挖掘、主题的深刻等方面彰显自己的个性和存在感。

《上山》剧照

影片中那座位于深山老林的道观,天然适合上演惊悚片。道观结构复杂,正殿、天井、过道、楼梯曲曲折折,胜似迷宫,加上采光不合理导致的昏暗、面积有限形成的幽闭,像是到处隐藏着见不得光的秘密。影片还常常在情节的关键处,用密不透风的音乐形成一种风雨欲来的压迫感,让观众随着人物的危险处境和心理压力的累积产生一种窒息感。但是,创作者可能也知道,如果过分标榜“惊悚”的标签,无异于避开了警匪片的俗套之后,又滑入另一条歧途。这就可以理解,影片在不断展现老翟与“和尚”、李宝才的言语交锋、细节角力、内心较量的同时,也通过老翟、李宝才的闪回,将情节的前史编织成一个血腥残忍又令人深思的故事。

17年前,在甘肃的一个县级剧团,台柱子苗丽因为虚荣和软弱,依附于庞团长,却受到欺骗和殴打。在苗丽的周围还有两个男人,一个是真诚羞涩的李宝才,另一个是街头混混王大庆。在这个复杂的四角关系中,混杂着真情、名利、暴力。苗丽想利用男性达成自己的目标,却终究被男性玩弄;几名男性想操纵女性,却因女性死于非命而亡命天涯。这个“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故事,折射了现实的污浊和荒诞,也流露了报应不爽的痛快。但是,影片并不想讲述一个“传奇”故事,也不想在普法的层面劝诫观众“谨言慎行”,而是从“尊严”的角度来解释李宝才的行为动机,并在“尊严”的烛照下连接老翟要抓捕李宝才的执念。

影片试图证明,杀人犯李宝才并非十恶不赦的杀人恶魔,而是在世间的堕落、他人的欺骗与伤害中奋起反抗的失意者。至于老翟,他追捕李宝才似乎不是为了正义,而是要洗刷个人身上的“屈辱感”。老翟对李宝才说,因为自己的无能,三次让李宝才逃脱。这么多年来,他受尽领导的白眼、同事的讥讽,被老婆抱怨,被儿女看不起,他需要将李宝才绳之以法,才能平复心中的挫败感。此时,影片的价值底线行走在危险的边缘:多多少少模糊了正邪的分界,从“人性”的共通性来为李宝才开脱,从“尊严”的刚直将李宝才与老翟相提并论,却没有意识到两人对于“尊严”的理解、追求“尊严”的方式有着天壤之别。

横跨17年的时光,相隔上千公里的空间距离,影片在甘肃和重庆两个时空之间,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勾连和对话关系。17年前的甘肃故事中,有着世俗欲望的直白表达和粗鲁追逐,并带来血腥和杀戮。看起来,这是因名利和情欲而带来的人性失控,影射了人世间的堕落与毁灭。重庆的玉皇观周围,郁郁葱葱,简朴低调。神经大条些的话,这里是一个理想的清静之地。然而,玉皇观的生活同样暗流涌动,甚至氤氲杀伐之气。看来,无论身处纷乱的社会关系网络,还是置身于青灯黄卷的清冷之中,只要有欲望、有恐惧、有挂碍,就没有真正的“世外桃源”。

老翟对李宝才说,上山容易下山难。联系影片的片名,所谓“上山”,就是指做出某种选择。每一个选择背后,都有相应的后果和风险。当李宝才用利刃刺向庞团长,当老翟坚持追凶,他们都明白,人生因这个选择而变得血雨腥风或者艰苦卓绝。这样,“上山”就有了意味深长的隐喻意味。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都会因各种机缘决定“上山”。这个决定可能是轻率、冲动、鲁莽的,也或许是坚忍、执着、决绝的。一旦“上山”,要么再无回头路,要么弃之不甘,只能以遍挨遍尝的方式,体验生活的大喜大悲。正像影片开头的老翟,乘坐出租车进山时,遭遇道路阻隔,历经风雨交加,在玉皇观还吃了两次闭门羹,他有无数机会可以选择“下山”,但他在17年前决定“上山”时,人生就已经没有退路。

《上山》在类型片的框架里融入人生的禅意,在商业片的情节套路中追求反类型的文艺风格,固然值得赞赏,但毕竟无法救赎情节的单薄、人物的空洞。尤其影片忽略对人物性格与心理的深入揭示,却要让人物在关键时刻做出异于常人的选择,有点强人所难。例如,李宝才当年在甘肃的县城杀庞团长和王大庆,尚可勉强算是激情杀人,那么在重庆的大山杀害两位只是侵犯了他隐私的游客,无疑就是残忍的表现。更何况,让一个已经背负四条人命的暴徒,在关键时刻心中善念一动,放过老翟,这就有点想当然了。

还有老翟,虽然他一出场我们就知道他不是力量型选手,但作为一名资深刑警,在抓捕李宝才的过程中至少应该体现过人的智慧。可惜,老翟两次命悬一线时,都是由于外力才得以幸免于难。一次是老翟被困在绳梯上,有人突然出现,李宝才只好放弃行凶;还有一次是李宝才快要勒死老翟时,因为脑中闪回了苗丽等的身影,以及自己在道观忏悔的场景,于是“放下屠刀”。另外,在老翟拖着病躯追击李宝才的过程中,李宝才意外地被猎人布下的绳索吊起来,这种巧合过于“奢华”。因此,老翟在影片中的人格形象有点孱弱,固然勇气和毅力可嘉,却缺少一个刑警队长所应有的那种机警、冷静和缜密。

影片模糊正义与邪恶的界限,从空洞的“尊严”层面将人物的行为与选择进行合理化解释,又通过“上山”这个意象在影片中抒发人生哲理,或许可以突破类型电影的刻板形象,完成更有反思性的主题表达,但离开了观众对于人物的深度共情与认同,忽略了扎实的现实逻辑与情感逻辑,任何高深的思想表达、突破常规的艺术尝试,都会成为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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