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聊天】阿U的故事，几乎是个真实的故事

我的《阿U歪传》(详见【二哥●小说】阿U歪传)，是我写得最动感情最费心血最苦最累却或许又是最不能打动人最不讨读者喜爱的小说之一。正因为如此，我要特别地把它提出来，再说几句关于它的话，把在小说中可能还没有表现出来的东西而又是我想要表现的东西告诉读者。尽管这与文学规律和文学精神相左，但我还是无奈地犯犯这个“忌”。

其实，阿U的故事，几乎是个真实的故事。

写这篇小说时，我还在湘南一座县城城郊的一所中学教书。每天上学放学，我骑着单车从家里到学校，从学校到家里，每每都能看到几个年轻的乞丐，他们每天早晨从火车站候车室出来，高高兴兴地到街上去(其中有一位还时常高声唱着“天上太阳红艳艳，红艳艳……”)，很神气也很神圣；半下午，他们又欢欢快快地回到火车站候车室去过夜，很得意也很满足……

每当看到这群乞丐，我便常常想起我家乡的一位瓜葛亲戚。我记不准他是哪一年出生的，但我知道他是跟我们一同长大的。

他不大聪明，但也没愚蠢到哪儿去。那一年，他的父亲母亲都死了，我的父亲当时是大队支书，再加上是挨了点亲戚边的，于是我父亲关照着他住进了队上的公屋，并经常去照料他的生活。

后来，有了“文革”，我的父亲成了我们大队“最大的走资派”，有人就怂恿他上台批斗我父亲。我父亲有老胃病，挨斗之前，用瓶子装了开水带在身上，跪在台上难受时想喝点，不想他竟脱口而出：“他喝的是药酒!”他的话很有爆炸力也很有权威性，因而我父亲的挨批挨斗因为他而常常有高潮有升级。

后来，随便批斗、随便打人的事情少了些，他是个孤儿，只给生产队随随便便放放牛，吃着生产队的“照顾”慢慢地长。

再后来，他有一次跟着村里人上街，在街上乱跑被车子压伤了，生产队为他打了“官司”之后，一切都交给了那位倒霉的司机和他的单位。

再后来，生产队连年歉收，也没顾得上他，上街的人只看见他蓬头垢面地在饭店出出进进，回来以后谈论那么一两句。

再后来，搞责任制，分田单干了，有人提出了他。于是，许多热心的和不热心但很热烈的人趁着上街的机会经常与他聊天。他无所顾忌，讲他的生活，讲他与女乞丐的艳史，人们还惊奇地发现：他很强壮!可一提起要他回家种田，他就憨笑，就摇头，总是笑，总是摇头……

我父亲这时已经患了严重的高血压，过早地衰老了，听乡亲们说起这些事，几次想动身去看看他，却又力不从心了，只是辛酸地叹口气……

每天放学后，我回到家里，妻子妩媚动人地问寒问暖，女儿天真浪漫地扑进我的怀抱，要吃“糖糖”，要看“花花书”。一断黑，妻子或逗女儿或看书报，我便悉心地做起“学问”来或者写点什么，邻居们一个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看电影去了，参加舞会去了，上夜校去了，开会去了，或者在自家收看着电视……每每就在这种时候，我又自觉不自觉地想起我常常路遇的那几个乞丐、我的那位瓜葛亲戚和他的一切……

于是，我常常想：他们与我们，有着相仿的年龄，处在同一个时代，社会向他们同样敞开着一扇又一扇门、展示着一条又一条路，但是，我们与他们，却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他们一条路也不走、一扇门也不进，独独爱上“乞丐”这个寄生的“事业”。从生理与心理的满足上说，我们两者也许都是完美的。但从人类和社会的进步上看，又何其不同!愚蠢与愚昧、惰性与奴性、不劳而获的思想与苟且偷生的心理、强壮的体魄与麻木的精神等等，或许是他们所演悲剧的全部因素。

然而，这样想过一阵之后，我又感到心里有些隐隐作痛——这不仅因为那个曾经说我父亲挨斗时“喝药酒”的乞丐是我的瓜葛亲戚，而且更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本质上与我们并无多大区别。他们是道道地地的中国人、青年人。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培养、训练、熏陶，什么理想信仰、道德伦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等等，在他们的头脑里还是一片沙漠。祖国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祖国是全体炎黄子孙共同的母亲。母亲对自己的每一个孩子都会无私地奉献同样的爱。祖国在前进的路上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坎坷和痛苦，但她一定会创造出一种机制一种力量，促使当代中国的乞丐们(他们也是炎黄子孙)产生自食其力的思想意识，进而通过崇高而幸福的劳动去创造丰富的物质生活和高尚的精神生活，从而使他们获得新生，从而使人们在中国富饶的城市和乡村，再也看不到一个有光荣感自豪感的乞丐，那该多好啊……这，是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又一个标志呢?

于是，我怀着痛苦而虔诚的心情，写了《阿U歪传》，写了阿U。

我为阿U哭泣！我更为阿U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