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五昌/2020年中国新诗之一瞥
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广泛普及，人们在网络上开设博客、微博、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交流平台，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与现象。我本人对于新媒体技术知之不多，了解不深，可以说对于网络新媒体这一崭新领域并不在行，但我非常知道，在当下，我们人类的生活离不开新媒体技术，离不开数字化生存的21世纪人类生活新模式，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新媒体技术为我们人类的生活提供了以前不敢想象的方便与快捷，尤其重要的一点是，新媒体技术为我们提供了海量的知识与信息，对整个人类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潜在而深刻的重大影响，一句话，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我们只有以良好的心态积极面对并充分利用好新媒体技术，才可能对于我们自身的日常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加以理想化的塑造。
说到微信公众号，这是在网络新媒体领域颇受人们关注与重视的一个交流平台，近些年广为流行与普及。我本人在许多学术团体开设的微信公众号与许多名人开设的微信公众号里，读到过许多具有时代特质的诗文，这些诗文或充满思想性、学术性、人文性，或彰显艺术性、纪实性、信息性，我自己感觉，绝大多数微信公众号是一个颇为理想化、纯粹性的交流平台，因为交流双方志同道合，不存功利之心，大家是出于相同的爱好、兴趣、追求而走到一起来了，而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微信公众号（无论是文化名人还是吃瓜群众），说白了，就是微信公众号创建者本人为自己搭建的一个召唤志趣相投者的无限广阔的朋友圈与交流空间，微信公众号建立起来后，志趣相投者（或朋友）越多，人气越旺，应该越能展示该微信公众号的存在价值。前几年，有一些弟子与朋友私下鼓动我以个人名义开设一个微信公众号，我出于谨慎，婉言谢绝了。前些日子，胡建文、蓝冰琳、盛华厚、牛国臣、曹谁、陈琼、吴迪、赵目珍、白心、孙大梅、郭思思、灵岩放歌、马慧聪、刘雅阁、马文秀、王长征、袁翔、罗强、颜华、王利平、寒江雪、唐梅、贺小华、史庆、陈桂明等朋友、弟子、老乡极力鼓动我以自己名义开设一个微信公众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很有才华的青年诗人与艺术家，而且非常熟悉与了解网络新媒体技术。在受到他们热情的鼓动与反复劝说后，我终于下决心开设一个微信公众号了。希望以我本人名义开设的这个微信公众号，能够团结到一大批热爱诗歌、热爱文学、热爱艺术、热爱精神生活的诗友文朋，期望我们大家能够通过这个交流平台长久收获我们生命中最为纯粹、丰富、美好的精神财富。
最后向大家交代一下，鼓动我开设谭五昌微信公众号的朋友、弟子、老乡们建议我的微信公众号在2020年5月1日正式开始运营，因为大家一致善意的公认我是当下华语诗坛的“劳动模范”，所以选择劳动节这一天推出自己的微信公众号特别具有象征意义。
是为前言。
谭五昌
2020年4月30日夜
写于北京京师园
2020年中国新诗之一瞥
文 | 谭五昌
【该文刊发于《当代文坛》2021年第四期】
内容提要：
2020年度的中国新诗在创作方法与艺术风格层面呈现出多元化的美学格局，从诗歌写作的具体向度而言，可以将2020年度的中国新诗创作主要归纳成灾难书写、人性书写（人性化写作）、神性写作、修辞性写作（词语写作）、智性写作、日常生活写作、审美写作等七种写作向度。本文结合相关诗人的作品，对前述七种诗歌写作向度进行简要的论述与阐释，以此宏观地勾勒并呈现出2020年度中国新诗创作的整体风貌。
关键词：灾难书写、人性书写、神性写作、修辞性写作、智性写作、日常生活写作、审美写作
2020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极不平凡的年份，年初，一场在武汉、在全国以及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来势凶猛的新冠病毒疫情，对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生命安全构成了严峻的冲击与挑战。在中国人民处于疫情困扰颇为严峻的情势下，绝大多数中国当代诗人自觉拿起笔来，以笔为旗，发出了勇敢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诗歌之声，创作了大量的以疫情为表现题材与主题的诗篇，由此形成了“抗疫诗歌”潮流的形成。从写作性质的角度，可以将“抗疫诗歌”写作潮流命名为“灾难书写”，因为“抗疫诗歌”的书写内容主要是表达作者对于灾难的态度、情感体验与思想认知，体现出诗人们强烈自觉的现实关怀精神与社会使命意识，灾难书写在2020年度中国诗坛的广泛流行与蔚然成风，客观上与国人的现实生存危机状态紧密相关。
毫无疑问，灾难书写是2020年度中国诗坛最为鲜明、最为突出的一种诗歌写作向度。除此之外，人性书写（人性化写作）、神性写作、修辞性写作（词语写作）、智性写作、日常生活写作、审美写作等写作向度，也是2020年度中国诗坛值得关注的写作现象。下面，即对以上七种诗歌写作向度结合有关诗人作品进行简要的论述与阐释。
一、灾难书写
前面说过，灾难书写主要反映诗人的灾难意识以及对待灾难的情感与态度，当然在诗人的具体作品中，其笔下人物的灾难意识以及对待灾难的情感与态度，与作者本人存在一种同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诗人们的灾难书写不仅仅具有个体意义，更具有集体或普遍性意义。
在众多的灾难书写诗篇当中，王家新的诗作《跑吧，兔子》对于深受疫情围困中的普通民众精神状况具有深度把握能力，该诗表现角度十分巧妙，诗人的目光聚焦于“在一座封城三十天后的围城|惊慌出现的兔子”，通过与那头在车灯前面拼命逃生的“兔子”想象性的精神对话方式，把疫情之初普通民众对于瘟疫与死亡的恐惧挣扎心态，刻画得生动传神，入木三分，淋漓尽致，可以说描画出了疫情之城民众们的一幅集体精神画像，展示出诗人高超的心灵观察与艺术表现才能。郭新民的《今日春分》则对于武汉及全国处于疫情之下的人生百态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描述，犹如一幅疫情社会的浮世绘，诗作前面部分情绪低沉，后面部分展示出充满希望的精神底色，与诗作标题的应有之义构成对应关系。王涘海的《这一刻》以一种矛盾修辞的表现手法，呈现了一种矛盾的社会现象，表达出一种矛盾复杂的人生体验，诗人在诗中发出的“让我们忘记这一刻”与“让我们铭记这一刻”这种表面互相冲突的生命诉求，其实在更高的层面上极为真实、深刻、有力的传达出了人类普遍性的灾难情感体验。高兴的《江南，微雨之夜》则把疫情带来的生命困境与诗人心目中美好江南风景的失落，颇为自然的叠合在一起，诗作的忧伤情绪为沉重的灾情增添了一层动人的审美色彩。
这场在神州大地肆虐横行、目前尚不知起源病因的疫情自然引起了诗人们的追问与反思。梁晓明的《蝙蝠》采用蝙蝠的视角与口吻，以独白手法，叙述了蝙蝠与人群保持的距离及不信任感，由此含蓄地暗示出疫情产生的可能性原因，作品构思巧妙，发人深思。与梁晓明诗作的含蓄相比，远岸的《病毒的同谋》显得直截了当，诗人在诗中直接指出：“人类本是地球的病毒|病毒的同谋”，这种表面看似有些偏激的观点，本质上却是对人类自身弱点与劣根性的自觉反思，可谓深刻、尖锐，振聋发聩。此外，安琪、华海、荒林、南鸥、夏放、胡少卿、韩春燕、安娟英、彭桐等诗人在其疫情题材诗歌中均表达出了反思意向。总之，诗人们对于疫情原因角度不同、姿态各异的追问与反思有力凸显了诗人的人类思考者形象与人类良知者形象。
二、人性书写
人性书写是指诗人在文本中以人性作为重点揭示内容与表现主题，显示出诗人生命意识的深入与深化。人性书写当以展示人类灵魂内部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图景为最高目标，以展示人性本身的无限丰富性、复杂性为创作追求。
在当下的疫情背景中，我们作为正常人的一些心理弱点与人格缺陷常常有意无意地被暴露出来。汪剑钊的《英雄这个词》在这一方面显示出敏锐、可贵的自我观察与表达能力，诗人以心灵独白的方式，把在灾难面前普通人的怯懦心态真实而坦率的言说出来：“你一定要原谅，我们是平凡的同类|自燃，光亮微弱，间或照亮人间有限的黑暗”，这种真诚的态度与质朴的意象能够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
更多诗人的人性书写脱离了当下的疫情背景，指向社会现实或个体经历。例如，刘川的《空城计》借用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的一个经典情节，对发生在当下一个大城市里一名弃婴被无数过客熟视无睹的现象，予以了反讽性的叙述，诗人运用简洁、精确的语言，对于当下中国社会司空见惯的看客心态进行了不动声色的揭露，人性的冷漠令人不寒而栗。而哨兵的《露天电影》回忆了诗人童年时代观看露天电影的一段难忘经历，童年的“我”对于电影中英雄与恶棍客观中性的评价，令充满文化偏见的成人对于人性的本真面目幡然醒悟。诗作儿童视角与儿童口吻的运用，对人性主题的表现恰切而有力。
也有一些诗人，则主要是通过自己某种业已形成的思想理念与审美趣味来展开其人性书写的。例如，吕约的《永恒的美已经过时》以简洁、直率、有力的语言，宣称“永恒的美已经过时|永恒的丑|正跃跃欲试”，展示诗人在先锋艺术理念上审丑心态对审美心理的背叛与超越，诗中所言其“生怕被古老的美所拖累”，这种先锋主义的趣味在传统观念的读者看来无疑具有某种“变态”心理，而这也呈现出该诗作人性主题的复杂内涵。潘洗尘的《鸟儿问答》采用寓言的方式，叙述了诗人与鸟儿想象性的日常对话，最后发现原来“不说人话的鸟儿”“竟然变成了一群不说真话的鸟儿”，这在隐喻与象征的意义上揭示了虚伪乃是人类最为普遍的劣根性，令人警醒。
还有一些诗人，则直接面对着自我的心灵与灵魂状态展开其人性书写向度。潇潇的《庚子年的一封信——给20年后的自己》叙述自己在晚秋时节给未来的自己写一封信的情景，诗人运用敏感的生命细节与心灵自白，细腻、生动的描画出自己的精神面目：“面对未来的自己|灵魂袒露出悲伤虚无的脸”，对于死亡与虚无的内在恐惧，有力的暴露出诗人内心的无比脆弱，这无疑展示出人性书写的精神深度。陈先发的《远天无鹤》运用穿越时空的优异想象力，从人脸的角度来表达生命的绝望、黑暗体验，与生命的希望、光明体验互相交织的复杂关系，最后，生命意志在激烈的较量中艰难地占据了上风。杨廷成的《大雪中过临洮——兼致诗人阿信》通过与另外一位诗人阿信的精神对话方式，回顾了他们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真诚友谊。诗作运用质朴的语言、丰富的意象呈现出深刻的乡村生活经验，而诗人的苦难童年记忆一直留存在心灵深处，展示出人类精神状况的真实性与复杂性。
此外也有一些诗人，主要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来表现人性的主题。例如，欧阳白的《蚂蚁》叙述了自己年幼无知时用香烟烫死蚂蚁的残忍行径，在如今的某个时刻突然忏悔、害怕遭到报应，这种真实的后悔与敬畏心态令人为之动容。田原的《母鹿与雪豹》用形象生动的语言，与鲜明的画面，谴责猎人对于国家珍稀动物的猎杀行为，以此揭露人类的贪婪本性。中岛的《他像婴儿：给洪烛》是悼念诗友洪烛的诗篇。诗人以见证人的方式，通过质朴、生动的语言及意象，叙述了洪烛比较短暂一生的主要经历，重点言说了亡友生前的孤独与寂寞，塑造出洪烛“诗歌之子”的动人艺术形象。而大卫的《苍穹》、唐成茂的《我在河滩上追不上你的温情》、王舒漫的《二月有寄》等表达爱情主题意向的诗作，也包含着人性关切的思想元素，引人回味。
三、神性写作
一般而言，神性写作具有神圣性、庄严性、超验性的审美特质，通常对应于“日常写作”或“世俗写作”，它是对于人性书写的升华与纯化，具有宗教体验或准宗教体验的色彩与意味。
被公认为中国当代诗坛神性写作重要代表诗人的吉狄马加，在2020年度为我们带来了一首意味独特的神性诗篇《但我的歌唱却只奉献给短暂的生命》，这首诗里出现了大量的充满彝族文化色彩的意象，洋溢出浓郁、真挚、热烈的民族情感与爱国之情，而这一切，均是为了衬托作者吉狄马加对于其诗人身份的高度认同，作品运用庄重的语调，丰富的想象，表达了作者对于自己作为一位民族歌手的诗人角色的坚定追求，自我塑造出了一位怀抱诗歌信仰的崇高诗人形象。全诗语言流畅、精确，意象鲜明、生动，情思庄严，立意超迈，感人至深。与吉狄马加热爱故乡、热爱诗人角色的作品立意有些类似，远村的《我要靠近一条河庞大的身躯》表达了诗人对于中华民族母亲河——黄河的热爱与敬畏情感，诗作运用大气的语言与意象，刻画出了黄河苍茫、辽阔与神圣的大河形象，展现了诗人的黄河崇拜心态。
有些诗人从自然现象与日常事物身上激发起神性体验。例如，刘以林的《雪中的岩石》、亚楠的《坐在石头上远眺》则把石头作为观照对象，两位诗人均通过超现实的视听觉体验，艺术性地表达出了一种浓郁的石头崇拜情结。冯景亭的《落日的推手》则发挥诗人童真般的出色想象力，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一幅大地落日图景，充满魔幻般的童话色彩，让人过目难忘。李云的《从呼和浩特飞往乌兰巴托》描述了诗人一次真实的飞行经历，诗作运用描写与独白相结合的手法，对于高空的天堂想象，予以了亲切而又神秘的艺术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还有一些诗人，则将宗教或准宗教体验作为神性写作的表现内容。例如，李自国的《低头礼佛》书写了诗人的一次礼佛过程与体验，作品叙述节奏从容不迫，语言简洁、古雅、干净，语调宁静、平和、豁达，对佛教文化的生命感悟，达到了神秘、澄明的禅宗境地。
另有一些诗人，则通过人物崇拜的内容书写来展示其神性写作的特质。例如，阎安的《在大海上安放骨灰瓮的萨福》以古希腊文艺女神、著名女诗人萨福作为书写对象，诗人展开出色的想象力，描绘了其心目中的文艺女神萨福在大海上安放骨灰瓮的魔幻情景，作品中排比、反复手法的刻意运用，正好恰切有力的表现出诗人身上的萨福崇拜情结.
四、修辞性写作
从语言与形式层面来看，现代主义的诗歌文本非常注重写作技艺，属于一种修辞性写作，简言之，词语意识或修辞意识是现代主义诗人身上最为自觉的写作意识与写作伦理。
修辞性写作现象在当代先锋诗人身上普遍存在。在此举出部分诗人的诗歌文本为例：龚学敏的《北极熊》以跳跃、冷峻、充满内在反讽的诗句与语调，对北极熊的形象与命运进行客观性的叙述，文本适度晦涩的语言风格与内在幽默的美学情调彼此映衬，扩展了文本词语与思想的双重想象空间。燎原的《我好像在读一首诗》则直接描述了作者创作一首诗的过程，诗人极为细致地还原了其在构思过程中对于词语的审美感觉、选择、分析、判断，以及与词语进行搏斗、最后完成词语组装成就一件艺术品的写作情景，其出色大胆的词语想象能力，给读者以深刻印象。大枪的《红柳》以精准的观察、精确的语言立体化地描述了一颗红柳的艺术形象，从容绵长的叙述节奏与红柳的形象互相匹配，诗人关注的重点是叙述本身，而非叙述内容。彭志强的《平安桥》在对平安桥的景色描述中，诗人比较巧妙的发挥出了词语的联想能力，注意词语与事物之间的内在关联，而且文本充满某种现代性的幽默审美品质。梅尔的《巴西烤肉》与倮倮的《在阿赫玛托娃故居》则均以国外旅行经历见闻为素材，梅尔用高度艺术化的语言描写了巴西烤肉的美味诱人，展现了巴西的民族文化风情，最后诗人以此为反衬，重点表现自己更为浓烈的思念祖国与家乡的乡愁，展示出词语之间的张力。倮倮用的是一种跳跃的、蒙太奇的艺术手法，描述了诗人在异国他乡的所见所闻所感，重点表现的是他与阿赫玛托娃、布罗茨基等俄罗斯杰出诗人的灵魂对话与交流，诗作想象丰富，风格诡异，词语的高度跳跃状态为文本拓展出开阔的诗意空间。
五、智性写作
所谓的智性写作是指诗人在其诗歌写作中是为了追求一种思想的发现，对于人生的哲理性感悟，展示诗人的生命智慧，带有程度不同的哲思色彩。这也是现代主义诗学的重要特征之一。
童蔚的《生与死》通过一场冥想中的对话，表达了诗人对于生死问题的幡然醒悟，如同诗作结尾所言：“我知道死亡住在|抽屉里，我知道抽屉里的东西——”，从时间不可逆转的角度，来揭示死亡现象的不可避免性，呈现出诗人敏锐非凡的生命智慧。树才的《团山》叙述了诗人一次登山观湖的生命经历，作品运用简洁、澄明的语音来表达诗人对于事物的奇妙感悟：“看吧！这莫名的内心|何奇妙哉”，诗人妙不可言的生命体验，充满着浓郁的禅悟色彩。梁平的《有些话可以不说》运用一种充满幽默感的话语，对于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深刻体验，进行了一次自我总结，诗中对于话语状态与生命状态的复杂性对应关系的体悟与表达，展示出诗人过人的生命智慧。黄亚洲的《一江山岛断想》描述六十年前战争遗迹景象给诗人心灵带来的强烈触动，然后通过火与水之间地质变化的轮回关系的认知，来表达诗人对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感悟，不失为一种智慧的体现。臧棣的《圣物简史》运用理性的修辞，描叙并梳理了一座纪念雕像与历史之间应有的关系，最后在爱的主题确认中，诗人感悟到“聪明的孩子，才是我们这些混账成人的父亲”，由此彰显了一种闪光的思想。与臧棣同属于学者型诗人，华清的《师大上空的乌鸦》在修辞与技艺方面有着令人称道的表现，诗人运用出色的观察与联想能力，对许多北京人习以为常的北师大上空的乌鸦，予以了充满知识分子趣味的生动而幽默的描述，诗中的乌鸦“仿佛另一世界的学子”，由此，诗人有意无意的更新了人们传统观念中的乌鸦形象，展现出智性写作的独特魅力。
全面来看，诗人们智性写作的取材范围颇为广阔。其中，田湘的《石头门》、萧萧的《在衡山不看山》、李斌的《清淡》、胡建文的《奔跑的蚂蚁》、卜寸丹的《时间》、唐晴的《端着一杯葡萄酒就是端着你的人生》、王霆章的《烟花》、刘剑的《修行》、王桂林的《长椅》、姚风的《新年诗》等一大批思想艺术品位不俗的诗作，均程度不同的展示出智性写作的色彩与内涵。
六、日常生活写作
所谓的日常生活写作是指诗人将发生在当下的日常生活场景作为诗歌素材进行处理，在通常情况下，它采用口语化叙事的表现方式来试图客观性地呈现日常生活经验，在艺术上比较普遍重视或追求语感。
以擅长日常生活叙事而著称于诗坛的尚仲敏，2020年度为读者带来了一首口语性诗篇《五月》，该诗运用幽默、反讽的语调，生动描述了一些习惯于享乐的诗人进入五月时，为了满足自身对于美色与美酒的追求而“八方游走”、躁动不安的戏剧性情景，令人忍俊不住。马非的《纪事》发扬了其一贯的口语叙事风格，诗人通过对于诗友晴朗李寒销售美国女诗人格丽克诗集事情的调侃式叙述，巧妙暗示出其对于2020年10月份格丽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事件的态度，诗作节奏从容，语感颇佳，韵味十足。李皓的《看见田垄》以流畅、结实的诗句叙述了诗人的一次乡村劳动体验，诗中的身体意象与土地想象有机连接、融合于一体，展示出诗人接地气的优异想象力。
有些诗人的日常生活写作主要聚焦于人物身上，让其笔下的人物各自展现其本真面目与精神风貌。例如，陆健的《路过》以灵动、简练的语言与出色的艺术想象，描写了一位城市底层工人在某座商场高楼擦落地窗玻璃的惊心场面，诗人充满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细节刻画与场景呈现，塑造出了光彩熠熠的城市底层工人形象，令人肃然起敬。曾凡华的《湘西十八洞人物写生》运用质朴的语言与想象力，刻画出了一系列真实、生动的底层精准扶贫先进人物形象，充满正能量的主旋律写作色彩。与曾凡华的诗作相反，赵立宏的《在好友吴涛母亲的葬礼上》则以纯粹的民间审美趣味，叙述了诗人自己在好友吴涛母亲的葬礼上的所见所闻，流畅的口语，清晰的叙事，内在幽默的语调透出一种人情的温馨体验。罗鹿鸣的《小果果的梦》与箫风的《亲亲的宝贝——写给小孙女》则以亲切的语言、童真的想象，生动地刻画出两个活波、可爱的小孙女形象，体现出二位诗人作为爷爷的舐犊情深。
七、审美写作
审美写作是指诗人在写作中重点凸显或自觉追求审美价值，而在具体的写作中，诗人们往往是通过写景状物、叙事写人、忆旧怀古或直抒胸臆这几种表现模式来抒发与呈现其审美情感体验的。下面分别简要述之。
在写景状物方面，不少诗人有着优异或抢眼的表现：叶延滨的《最旧的是那春光》运用明朗、精确、细腻的语言，与反复、铺陈的手法，层层递进般的抒发诗人对于春日风光的无限热爱与一往情深，诗作标题与诗篇段落中的矛盾修辞，极为巧妙的揭示出诗人热爱春光的内在深厚情结，由此充分彰显出全诗的艺术张力。李强的《五月的二月蓝》以绿色的海洋为灵感的聚焦对象，诗人动用了出色的色彩想象力，围绕二月蓝这种色彩意象展开了丰富的联想，诗作语言简洁、生动、有力，节奏明快、紧张而热烈，审美情调浪漫唯美，境界阔大，令人沉醉。雁西的《洪江之晨》描写了盛夏时节的洪江之晨景。诗作意象丰富，画面鲜明，语言清新、质朴、自然，叙述流畅、生动，尤其是诗人在作品结尾对于宇宙的孤独与个体生命的幸福体验，一下子让该诗境界全出。安海茵的《苔藓在深林中》利用晨昏变化来描写苔藓及深林景致，诗作视野开阔，想象丰富，感觉敏锐，给读者传达出一种现代性的审美体验。赵晓梦的《竹林》以中国文人传统题材竹子为书写对象，作品语言风格冲淡、雅典，充满机趣，给人以深刻的阅读印象。庄伟杰的《石雕的魅力》与林秀美的《天湖之石》均以灵石为情思寄寓对象，前者对于作为工艺品的一座石雕的构图、形象、细节予以了细致、空灵、生动的描述，似真似幻的审美境界的精心营造，物我对话的微妙精神互动，展示出诗人状物抒情的过人才华；后者对于一块具有悠久历史的天湖之石进行了大气、粗犷的描摹与刻画，超越时空的出色想象，结实、简短、有力的诗句，充溢着豪迈的浪漫主义气息。
叙事写人诗篇，也有不少可圈可点之作，例如：向以鲜的《棉花匠》用空灵生动的语言、唯美浪漫的意象，自叙了诗人童年时代在目睹到棉花匠弹击棉花的动人景象之后，萌生了当一名棉花匠的愿望，最后却戏剧性的成了一位诗人。诗作构思精巧，结构颇具匠心，尺幅之内见波澜，十分耐人寻觅。梁尔源的《履历表》以女性的口吻叙述了主人公“我”充满悲情的人生遭际，诗作采用了心灵独白方式，但又运用了充满古典意味的动人意象，来叙述“我”的生命履历，为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情感想象空间。
忆旧怀古的写作方向其实可以概括为一种记忆写作，记忆写作具体又可以细分为个体记忆写作与历史记忆写作。我们先来看看个体记忆写作的诗篇：刘向东的《在我现在站立的地方》是表达诗人怀念自己往昔与母亲在一起共同度过的温馨时光的忆旧诗篇。诗人以“两扇门”、“一缕炊烟”这样充满乡土色彩的空间意象，来表达自己对于乡村母亲与自己乡村岁月的深切缅怀之情。作品构思精巧，形式工整，语言质朴，情感深沉。高凯的《草丛里的那个孩子》与马培松的《芙蓉溪》均是以怀念自己童年经历为表现内容，抒发了诗人自己的怀旧情结。前者采用了信天游的表现形式，叙述语言幽默，具有西北文化色彩；后者运用白描的手法、质朴的语言来描写诗人童年时的一个记忆片段，平淡之中却蕴藏无穷回味。阎志的《虚石牧场》书写的则是诗人少年时代的一段记忆。作品运用质朴的语言、明亮的语调，描述了虚石牧场美丽多姿的周边风景，诗作的叙述层次清晰，画面鲜明，情感含蓄节制，淡而有味。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历史记忆写作的诗篇。例如，李少君的《误入》书写的是诗人对于古代才子佳人爱情故事一种经典性的历史记忆（实质上属于历史想象）：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在一个偶然机会爱上了邻家的千金小姐，冲动之下，那个被爱欲之火点燃的少年便“莽撞得跳窗而入”，最终的结局是，“莽撞”少年与邻家的千金小姐之间的爱情戏剧性的产生了。诗人运用古典、雅致而又流畅、机智的语言，生动地叙述了诗人历史想象中那位千金小姐游园的矜持情态，以及“莽撞”少年惊得一只青蛙跳入池塘的戏剧性场景，作品结尾的点晴之笔：“也惊醒了怀春佳人沉睡的心”，为全诗赋予了现代性的幽默审美品质。作品构思完整，情绪饱满，一气呵成，令人赞赏。
更多诗人的怀古有其具体的年代指向。例如，雨田的《秋雨中的南园》缅怀的是四百多年前诗人本地一位乡贤王锡爵，诗人站在当年乡贤王锡爵赏梅种花的南园，发思古之幽情，他从眼前一只鸟飞过展开其绵密的思绪，意象繁复、流动，情感与思考互相融合，深沉动人。彭惊宇的《咏叹：西夏王陵之黄昏》则将缅怀对象明确指向一个在历史上曾经轰轰烈烈的少数民族王朝。诗人围绕着九座西夏王陵展开其心灵缅怀之旅，场景描写笔力雄健，意象营造神秘独特，想象出色，超越时空，风格悲壮慷慨，令人心旗摇荡。
由于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诗歌的黄金时代，中国当代诗人的骨子里几乎普遍怀有一种唐朝情结。例如，车延高的《忆风骨》以作者自己一次游览西安的大雁塔为契机，诗人运用流畅、生动的现代汉语，对于一些著名唐朝诗人的经典诗句进行互文性的改写，该诗语言上的复古风格有力的彰显了当代诗人车延高身上的“大唐情结”，同时也在汉语诗歌精神的层面上充分展现了唐朝诗人的不朽风骨。侯马的《幽州》则以古代幽州为载体，虔诚缅怀唐朝伟大诗人李白，诗人叙述李白曾在幽州写下过“忧心忡忡的诗句”。在该诗中，诗人侯马以一贯的口语风格叙述了李白与幽州、与长安在诗歌意义上的深刻宿命关系。全诗语调平静，情感节制，但视野开阔，充满深沉的历史意识。干海兵的《与杜甫为邻》则是缅怀唐朝的伟大诗人杜甫，诗人从现实的境遇出发，以古今交融的浪漫情景与诗人心目中的一代诗圣进行想象性的精神对话，别具韵味。
还有一批诗人，习惯于借助某种道具（人、事、景、物）或直抒胸臆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与生命体验。例如，周庆荣的《后麦子时代》、《坐等黎明》等散文诗作品以叙述与抒情相结合的表现手法，表达了诗人对于热情、理想、信仰等精神品质的强烈认同与坚定追求，作品语言生动，想象丰富，立意高远，境界博大。陈小平的《这个下午》通过对于一个下午江边风景的生动描述，袒露出一种典型的中年心态，这种中年心态一方面对于未来仍然抱有期待与幻想，同时诗人又自叙“一些熟识的面孔已变得陌生”，这背后是某种生命热情的丧失。诗作所揭示的复杂的中年心态，展示出一种特殊的生命情感状态，值得读者重视。木汀的《我该是草原的孩子》则以一个孩子的心态直接抒发诗人对于草原、对于生命本身的热爱态度。这首诗用孩子的独白口吻与真诚、直率的语言，表达了诗人身上强烈的草原情结，作品情感的纯度与强度，是该诗最打动人的地方。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七种诗歌写作向度的归类只是为了论述与阐释的方便，而在实际的情形中，一位诗人、一首诗作在其写作向度与美学趣味方面通常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两种或两种以上写作向度交集的情况，而这正反映出一位优秀的诗人、一首优秀的诗作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性内涵。
综合来看，与往年一样，2020年度的中国新诗写作在创作方法与美学取向上形成了多元化的格局，这些数量庞大的诗歌文本在题材、主题、语言形式、表现技巧、创作方法、艺术风格的丰富性方面，以及在反映社会现实与人类精神状况的深度与广度方面，整体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限于篇幅与视野，不少优秀诗人的优秀诗作未能在此论述，这是遗憾之处。我们有理由相信，广大有情怀、有才华的中国当代诗人，在经历了2020年的疫情之年后，创作心态与诗歌技艺会日趋成熟，衷心期待诗人们在2021年度里，将有更多令人欣喜的思想与艺术层面的出色创造！
2021年3月21日（世界诗歌日）初稿，3月22日—24日改定
谭五昌
江西永新人。著名评论家。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任。兼任贵州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南昌航空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已出版《20世纪中国新诗中的死亡想象》《诗意的放逐与重建——论第三代诗歌》《中国新诗排行榜》《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海子诗歌精品》《在北师大课堂讲诗》（5卷本）等学术著作及诗歌类编著三四十余种。2012年，主编10卷本的“中国新锐批评家文丛”（昆仑出版社出版）。自2011年起至今，发起并主持年度“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近十余年来，先后担任徐志摩诗歌奖、闻一多诗歌奖、海子诗歌奖、杨万里诗歌奖、昌耀诗歌奖等国内重要诗歌奖项的评委与负责人。曾应邀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鲁迅文学院、中国现代文学馆、广西师范大学、青海师范大学、贵州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吉首大学、澳门大学等国内四五十所高校与研究机构做过中国当代诗歌、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现象等专题学术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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