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舆论》——盲人摸象
读完了《舆论》、《富可敌国》、《史记的读法》，这是今年所读的第69~71部书籍，主要写《舆论》的读书笔记。（本文15000字左右）
这两个月读的书有着一条脉络，《乌合之众》、《狂热分子》、《大众的反叛》、《娱乐至死》，其实都是讨论“民治”的书籍。理论上接下来要看的那本书是《幻影公众》。但是下载完《幻影公众》的电子书后发现，李普曼在之前还写了一本《公众舆论》，北京大学出版译作《舆论》。而《幻影公众》是在《公众舆论》的基础上做的推演。本来以为《舆论》和最近读的前几部书一样，都是一本书讲一个观点。等到真正开始读才发现，李普曼的这本书堪称巨著，深深的震撼到了我。很多关于制度的思辨，在百年前早已有前辈深刻剖析，并且以如今的视角来看完全未过时。李普曼身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在1922年就指出了民主制度的一项BUG，甚至是许多制度共有的BUG——那就是自治的人民没有能力通过创设一套知识机构的方式去超越其自身的偶然性经验和偏见。（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虽然我读书笔记写的不怎么样，但是这本书非常推荐阅读。这可能是我今年读的除《毛选》外最好的书籍。）
由于时下的热点，就算不怎么上网的人，也能感受到网络舆论上的撕裂感。而这种撕裂感正是舆论的常态。就拿上半年的巴以冲突来讲，支持以色列的轰炸和同情巴勒斯坦者皆有，更别提涉及我们自身利益的一系列大国竞争议题下的针锋相对。当你和网友吵的不可开交时，无奈或许会指出对方“被洗脑了”，对方也会同样指责你“被洗脑了”。这是因为，通常来讲，我们很难对加诸自己头脑并影响自己行为的那些信念进行反思，却又总是自以为是的嘲笑其他民族或其他时代的人所迷信的世界图景是这么荒诞不经。
对我们来说，真实的环境总体上过于庞大复杂，且总是转瞬即逝，令人难以对其深刻理解，我们实在没有能力对如此微妙、如此多元、拥有如此丰富可能性的外部世界应付自如。然而，因为我们必须在真实环境中行动，为了能够对其加以把握，就必须依照某个更加简单的模型对真实环境进行重建。这就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当时的家庭主妇温舍尔小姐的脑海中，仅仅是霞飞将军和德皇威廉之间的私人决斗。
上述温舍尔小姐的想象，便是一种“拟态环境”，它是真实环境（大世界）在我们小世界（脑海）中的一种投影，指导着我们在大世界中如何行动。相互区分的小世界乃是通过个体、群体、阶层、地域、职业、国家等标准被人人为划分出来。庞大的社会及其对各色人等施加的政治操控也正是作用于这些小世界来实现。这些小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难以描述，这些人脑想象的产物，对人的政治行为发生着决定性的影响。
将一望无际的外部大世界呈现给我们的主要渠道是词语。寥寥几个词语，比如一句口号（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往往可以代表一系列行为、思想、情感及结果。这些词语如同货币般反复流通，今天用来指代这样的图景，明天又要用来指代另一种图景（比如“同志”)。同样的词语在报道者的脑海中唤起的内容，并不一定和其在读者的脑海中唤起的内容相一致。并且在英语世界中，用词越是丰富和精妙，就越是生僻，其本来意图就越会在传达至国民脑海中的小世界的过程中发生扭曲。
并且实验指出，轻微的精神疲劳、内心分神或是外界干扰，都能使人对外界反应的质量变得“扁平化”。具体的案例有“咣当反应”：在轻微干扰下，当听到cat这个词时，脑袋中有可能出现hat这个词。如果一个实验室中节拍器的声响就能影响人的思维能力，那么不妨想想那些在有轨电车和地铁上读报并以此作为政治观点的全部依据的人。他们忍受着喧嚣、高温、空气污染的工厂环境，每天工作8~12个小时，或者终日与打字机、电话铃和摔门的嘈杂声为伴。
其他的干扰因素还有：政府审查和保密行为在信息源头设施的阻碍，这在涉及政治问题时时常发生；物质环境加诸信息接收层面的限制，可阅读的时间成本与信息接受的渠道成本；社会环境加诸信息接收层面的限制，在社交圈子中形成的信息茧房。总而言之，舆论在其对环境进行观察和反应过程中遭遇了各种各样的信息偏折。信息本身就已扑朔迷离，上述限制又成为横亘在我们与环境之间的障碍，这使我们想清晰、公正地把握真相变得无比艰难，是我们常常形成远离事实的假想而非建设性建议。
多数情况下，我们是并非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在庞杂、喧闹的外部世界中，我们会优先认出自己的文化里已有定义的事物，然后又倾向于按照文化意义在自己脑海中设定好的刻板印象去理解这些事物。书中的例子是，某人仅看过一些挂在客厅里的风景画，这些画给他留下了一些关于风景的印象，如玫瑰色的落日、经过尖顶教堂的乡村小径以及银色的月亮。有一天他来到了乡间，滞留了几个小时，都没有注意到任何风光。直到太阳在落山时散发玫瑰色余晖的那一刻，他才骤然识别出这番景致，并随之发出“美不胜收”的感叹。然而两天之后他试图回想自己在乡间究竟看到了些什么，这多半只能追忆起客厅里挂着的那幅画而已。
刻板印象的存在有着对于节约成本的考量。由于我们需要从零开始并细致入微的观察和认识所有事物，却又由于精力不济或生活繁忙而无法将其归入各种类型，故通过刻板印象来观察外部世界，就成了一种经济便捷的方法。不过在亲情、爱情、友情还是敌对的关系中，我们没有捷径可走，而只能将对方当做一个个独特的个体去认识。那些我们喜欢和欣赏的人往往是能掌握每个人特性的人，他们不会将他人划分到某个类型里。因为就是难以言表，我们凭直觉也能感受到任何试图对他人进行分门别类的处理的做法，都有可能导致我们不愿看到的结果。任何忽视他人独特性的行为，都有可能导致人际关系中呈现斯文扫地的局面。
另外，刻板印象也是我们个人传统的核心，是对我们社会地位的一种保护。把我们的刻板印象总结起来，就是有关这部分世界的一幅连贯有序的图景。这幅图景或许不能完整的反映整个世界，却能反映我们所适应的那一部分世界。在这一部分世界中，万事万物均按照我们的预期的方式运行。我们会在这部分世界中感到心安理得，感觉这些就是它的一份子。它让我们感觉亲切、寻常、可靠，我们对它的每一个角落都捻熟于胸。尽管我们选择停下人生的脚步栖居于这个世界，并意味着委身于某种束缚并放弃众多其他可能性。然而我们一旦融于其中，便会立刻如同穿上自己那双适脚的旧鞋般感到舒服、安然。因此也难怪，当自己的刻板印象面临质疑时，人们会感到整个世界的根基都受到撼动。
若不格外留神，我们很容易就会将自己觉得熟悉的事物，悉数用脑海中既存的概念去理解。因此，美国人关于“进步”和“成功”的看法，自然体现着美国人对于社会和人性的观念。对他们而言，有助于创造自己所认可的人性和社会，才是理想的人性和社会。于是在描述一个成功人士、一桩成就，或者为成功归因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发现其实自己脑海中的刻板印象早已预示了“成功”所应具备的品质。一旦一个人摇身变为成功的榜样，是不会时常反思自己是否已经踏上了经济学家或其他权威人士设定的成功路径的，更不会停下追求更大成功的脚步，而对此费尽心思的通常会被打上失败者的标签。
这是因为当刻板印象系统已完全固化，我们的注意力便会被吸引到那些能够支持这个系统的事实上去，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与该系统有矛盾的某些事实。所以，善良的人总能为善良找到理由，邪恶的人也总能为邪恶找到理由，这大抵皆因为我们的刻板印象系统会趋向于接受那些与自身相符的事实。当我们遭到对方反对时，我们就会视对方为一个不安分的蠢货。对方会因为“罪过全在你我没错”的立场，成为我们眼中格格不入、专搞破坏的坏家伙。无论如何，反对者的存在对我们的观念体系构成了干扰，且此体系深植于我们的意识，且建立在不容辩驳的逻辑推演之上，故我们不得不在该体系中为反对寻找一个位置。比如从根子上给对方打上一个劣等人的标签。
固化的刻板印象存在于每一套道德准则的核心。每套道德准则都存在着一张对于人性的写照，一幅有关世界的图景和一套关于历史的说辞。只有针对(这样被构思出来的)人性，在(这样被想象出来的)世界中，基于(这样被理解的)历史，这套准则方能适用。作为道德准则之核心的刻板印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能看到什么，以及从什么视角去看。这也就解释了为何资本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面对同一系列事件，自始至终都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事实和人性的不同方面，并坚持认为自己所见的才千真万确，而对方偏执且情绪化。事实上，资本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真正的分歧只是观念上的，其视角的差异其实产生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观念所拥有的不同的刻板印象体系。
想要迎合人们的刻板印象，需要利用我们大脑所固有的认知规律。人的头脑有着无穷无尽的想象力。我们对脑中记录下来的图像进行加工，在最大的程度将其私人化；这些图像或被淡化，或彼此融合，或根据实际情况被大脑强调压缩。总之，图像不再无力的附着于大脑的表层，而是借助想象力被转化为每个人独有的印象。我们本人则于其间做出种种取舍，并参与了这一转化的过程。对于未曾亲见的事物，我们不太可能有很大的兴趣，也不太可能受到太大的触动。由于我们每个人所能目睹的公共事务非常少，故其总是让人觉得味同嚼蜡，直到有人通过艺术的手段将其抽象化成电影，我们才会兴致勃勃的去关注。
图像始终是传递思想最确凿的方式，比这种方式再低一级的是能从记忆中唤起图像的词语。然而我们只有在对图像的某些方面的内容有所认同的情况下，才可以认定其传递的思想，成了我们自己的思想。在一些大众化的再现方式中，对于认同过程的处理，几乎都可一望而知。你会一眼就看出谁是正面角色。而如果标识不够清晰，选项不够明确，那么这样的内容可能根本无法在大众中流行。这还不够，观众还需要有事可做，因为仅仅观看真善美，并不算是在做事。为避免呆滞的面对图像，观众需要被图像调动起来，这一点对于新闻、报道、小说、电影都适用。有那么两种调动形式，无论从操作便宜程度还是人们对寻求刺激的渴望程度来看，都是远胜于其他形式，那就是性激情和斗争。
美国的政治议题中很少真正涉及性主题，这一主题至多在为数不多的战争狂热浪潮、偶尔爆出的丑闻与黑人及亚洲人的种族冲突中出现。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主题，实在有些牵强。只有在电影小说和杂志上的虚构文章中，劳资关系、商业竞争、政治及外交关系，才会涉及到某个女人。不过争斗主题却是美国政治的家常便饭。政治一旦涉及到争议，就立刻变得引人注目起来。若缺少了冲突性氛围的润色，与世界没什么直接关联的人，便很难对其产生持续的兴趣。政治议题的图景在与之无关的人眼中是模糊不清的，为了令此模糊不清的途径变得有意义，就必须吊起这些人对于斗争悬念和顺利的胃口。
作为艺术传播的同一个故事在不同人的耳朵里，有着截然不同的版本。每个人都会从与他人不尽相同的角度进入故事，因为没有两个人的经历完全相同。人们会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演绎，将自己的情感渗透其中。那些口耳相传的英雄传奇在变成白纸黑字的书面故事之前都经历过一个类似的过程。存在于传言中的故事的最初版本，无论是真实的还是编造的，都会在随后的流变中长出翅膀、犄角、蹄子和喙，仿佛艺术家在利用每一次闲谈对其进行创作。于是观众的成分越复杂，其对于故事的反馈就会越趋多样化，观众的数量越庞大，其共同使用的词汇数量就越少，故事的每个人而言所具备的共性也就越抽象。
然而，我们不会认为自己个人的故事，不过是更为宏大的社会环境的一个局部样本而已。相反，我们往往不加思索的认定所有的宏大社会环境，其实是对自己个人故事的放大和模拟。若从宏观的层面切换到细节层面，你就会更容易看清，人在不同的事情上体现出的特质无法一概而论。每个人都会有若干个自我，这些自我的基本内核或许是相同的，但是在具体的方面必然存在差异，没有人会在全部情境下表现完全一致。并且，没有任何一个自我能持续起作用。因此，在舆论生成的过程中，搞清楚人的哪一个自我在发挥效率就显得十分重要。例如，当日本人企图争取在加利福尼亚的定居权时，我们将这种企图理解为想从事水果种植业或将其解读为想娶白人的女儿，其结果截然不同。
现代心理学家倾向于将成年人的外在行为，视为一系列因素交互制衡的结果，例如来自环境的抑制，在各个成熟期被压抑的欲望以及显在个性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旦意外的因素出现，我们就会骤然产生对自我的新理解。所有对我们施加过影响的人，都对我们构建自我的过程起了一定作用。这些被构建起来的自我或只是我们在特定环境中应当怀有何种冲动并规定冲动的强度和指向；而对于所谓的特定环境，我们早已预先学会了该持有何种态度。人的经验有明显的种类，在某一特定的经验中，人的某一种性格往往会占据控制地位，主导其全部自我中的某些显露在外的部分。人在扮演父母、子女、雇主或政客的角色时，就算已经气得说不出话，也不会轻易怒形于色。可一旦战争爆发，你就会发现自己崇敬的人都认为杀戮和仇恨是理所应当。
经由前文的论述，在每一个人对不可见的外部世界所知的印象中，始终存在着诸多变量。与外部世界接触的时机，对外部世界刻板印象式的预期以及被激发出来的兴趣都是因人而异、不一而足的，其中又有以兴趣的激发机制最为微妙。任何一个人在某时某刻形成的印象都是内在且相当私人化。因此要了解整个人群在某时某刻形成的共同印象，就成了一件异常复杂且难以把握的事。即使在美国大选中，有1,600万选票投了共和党，有900万选票投了民主党。仅凭投票结果，也未必可以判断选民是否在争议最激烈的国联问题上表得态。在几百万投票给民主党的选民中，很多人这样做不过是为了维持南部地区的继承秩序而已，无论对国际联盟的意见如何，这些人都不会投给共和党。而把票投给了共和党的人的观点同样异彩纷呈，有强硬抵制国联问题的参议员，也有为国联辩护的国务卿。
政客们经常会使用一些象征性措辞来唤起人们的刻板印象，令双方都觉得自己站在他们一边。比如当共和党中的进步党和保守派争的面红耳赤、趋于分裂时。休斯便演讲道“本次代表机会是一个可喜的征兆，它意味着重新联合的力量，它意味着林肯的政党的复兴。”粗体字是一种刻板印象，它起着黏合剂的作用，用林肯这个名字唤起人们心中的虔诚感，移花接木到如今的共和党候选人身上，唤醒共同的记忆。再比如休斯先生的另一段演讲：“我主张毫不退缩的维护陆上和海上一切美国的权利。”这段话的背景是，当时每一派别都坚信，只有自己反对的那些欧洲国家在侵犯美国的权利。休斯先生似乎在对那些亲协约国的人说，我将制服德国。而那些亲德派坚持认为英国的海军力量对我们大多数权利构成了侵犯。这一说法使用了粗体字作为象征来容纳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
最初触发我们情感的可能是印刷和口头的话语在头脑中唤起的一系列图景。而后这些图景渐渐被消除，其轮廓和力量均难以保持稳定。渐渐地你开始明白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却不再知道为何会产生这种感受。被消除的图景被替换为其他图景，然后又被进一步替换成名称和符号。而情感会持续存在，现在能唤起它的东西变成了取代最初图景的那些名称符号和新图景。于是你就会采取名称符号样本来对其进行简化。但是你若忘记自己进行过替换和简化，那就一定会限于字面意思开始，只用名称来指代事物。实际上这也就是言之无物。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难意识到名称已经脱离其所指代的事物本身，而与其他东西不合时宜的纠缠在了一起。社会大众在认识政治的过程中，更加难以避免这种漏洞百出的替换机制。这种现象即为条件反射，情绪可以与不止一种想法相关。
我们已经知晓象征符号的来源丰富多样，意义复杂多变，那么特定的象征符号是如何被植入特定的人的观念的呢？答案是由另一个被视为“权威”的人所植入。理论上无论对什么事物我们都应该选择去相信那些最具权威性的专家的解释。然而尽管选择专家比选择真理来的容易，但我们在实践中仍时常感觉无力。说实话，就连那些被当做某一领域的专家的人，也往往搞不清楚谁是该领域最权威的专家。而且就算我们认准了一位专家，他也往往会因为过于繁忙而无法接受咨询，甚至干脆联系不上。但是有一些人尽管不是专家，我们也能够不暇思索地对其加以信任，这些人包括父母、老师以及身边那些有本事的朋友。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发现自己对于某些人是很信任的，这些人就成了我们将自身与位置领域相联系的中介。
对于领袖来说，若想要获得成功，就务必要通过使用象征符号来对其追随者加以组织。那些时刻关注流行情绪的领袖往往会有意识地对群众情绪做出迅速反应。大众在观念上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令自己所见、所感的政策能够与自身最初的情感保持关联；这种关联最好是逻辑上的，实在不行，模拟式的或联想式的也可以。坐在任何一个机构的领袖宝座上的人都有其与生俱来的优势；他们有更多的渠道获得信息，他们的办公室里堆满了书籍和报纸，他们有资格参加重要的会议，他们有机会接触到重要的人物，他们有特定的职权。因此，对他们而言，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并令公众对自己的话深信不疑绝非难事。
对共识的制造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作为一门古老的技艺，它本应随着民主制度的出现而消亡。事实上，制造共识的手段反而在技艺上得到了巨大的改进——以往这一过程往往借助于经验法则完成，而今却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因此，在心理学研究和现代传播媒介的综合作用下，民主的实践正在经历一个发展的拐点。劝服（persuasion)已经成为一门自觉的艺术、一项大众政府的常规职能。我们如今不应该再一口咬定管理人类事务的种种知识会从人类心底自然生发出来，尽管早期的民主主义者如此宣称。但如果我们对此仍然执迷不悟，那表明我们已在浑然不觉间成为“劝服”的受害者。事实证明，在与自己能力所及范围之外的世界打交道时，我们根本不能对体制、良知或自己那偶然出现、灵光一闪的观点有半分依赖之念。
舆论被理所应当的视为民主的首要推动力。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去验证我们自身对政治局势的认识。所谓确信感的出现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自省意识的强化。确信感的存在，使我们对夸夸其谈的行为时刻保持警惕，且一旦自己也成了一个夸夸其谈的人，就会从心底由衷生发出对自己的鄙视之情。若非养成了在阅读、言谈和做决定的时候，对舆论进行分析的习惯，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会去追求更有价值的观点；就算更有价值的观点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也会无动于衷。这样一来，我们也就丧失了对于政治观念试图操纵我们的各种新的手段加以辨析和防御的能力。在其他社会形态下，人们通常习惯于将事物的发展方向，结果归因于某种神秘的力量；而在民主社会中舆论就成了那个神秘的力量。
在判断究竟谁最适合做统治者的时候，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程度成为一项不言自明的标准。贵族制度的维护者坚信只有那些有能力做大事的人具有成为统治者的天赋，而民主主义者声称所有人都具有成为统治者的天赋因而也就都能成就大事。至于统治者究竟应该对外部世界有何种了解，却并不存在于这两套说辞所包蕴的政治理念中。若你真的为人民着想，那你根本无须费神思考如何让选民随时拥有知情权的问题。只要年满21岁，人们自然就获得了作为选民的基本政治素养。最重要的是，要拥有一颗善良的心、一套理性的思维方式，以及对事物做出公正判断的能力。这些素养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成熟，但没有必要去对究竟如何启迪心灵、培育理性的问题刨根问底。人类对事实的接受就像呼吸一样自然。
不过人通过这种徒劳的方式所能获得的事实，实在少的可怜。他们有可能对自己生活和居住的地方的风俗习惯和某些鲜见的特征有所了解，但对于未知的外部世界，他们只能去想象；而这种想象并不是他们的本能，他们也不可能仅从生活中就汲取到关于外部世界的可信赖的知识。故而，唯一有可能哺育出自发政治的环境，就是由统治者直接而确定的知识体系所限定的那个环境。科学告诉他们，政治其实是一种天赋，而天赋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但民主主义者心中的愿景促使其坚信大环境中的所有人都只可以做统治者的能力。在理想与科学的尖锐冲突中，民主主义者备受煎熬，摆脱这一困扰的唯一方法是不暇思索的认定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这是一个严重的悖论，也是一场高昂的赌局。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人的想法是很难被修正的，而世界正有这样的人构成。由于每个人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去看待社会关系，于是人与人之间永远存在着冲突。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事物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但人们仍然惯于从个人的、阶级的、国家的或地方的有限视角对其作出判断。他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与自己有关的一些方面，并认为这就是真理。这番直白的道理，对民主哲学家构成了挑战。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民主，哲学家都深知政治知识的范围和人的自制力均有其局限性。但他们也相信人类有着决定自己命运，追求不受强权摆布的安宁生活的坚强意志。那么民主理论家应当怎样去调和愿望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呢？
他们就此展开了全面的思考，他们在古希腊与意大利的城邦发现了大量关于腐败、阴谋和战争的史料，在自己生活的城市里见证了内讧、造作与狂热的现实。在这样的土壤中，民主的理想主义不可能繁荣生长，也不可能哺育出既独立又具有高素质的人以自发的方式去管理社会各项事物。或许是在卢梭的指引下，他们将目光放远，开始去关注遥远而纯净的乡村，并最终坚信真正的民主只能存在于这样的地方。杰斐逊尤其认同这一点，它是美国民主制度途径最主要的勾画者。小城镇是美国独立战争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也是令杰斐逊领导的政党赢得选举的关键所在。在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的农业社区，如果对农场里劳作的奴隶视而不见的话，你无疑会由衷的认为自己眼前所见的就是民主应有的样子。
当杰斐逊带着某种洋溢的热情或出于动员群众的需要而以绝对化的表述来介绍自己的观点时，人们常常忘记了这套理论其实是在极为特殊的条件下诞生的，并将其视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于是杰斐逊的民主观如同政治福音书，成为美国所有政党在看待政治问题时均无法绕开的刻板印象。民主理论从未考虑过更为宏大也更难把握的情景下的问题。比如国家进入到危机关头。每一位民主主义者都从骨子里认为危险的局面与民主制度是无法兼容的，因为他们对大众的劣根性心知肚明，一旦情况危急到必须有少数人迅速作出决定的程度，那么绝大多数人都会心甘情愿地盲从。在《美国全国紧急状态法》出台的45年以来，美国总统宣布国家进入了紧急状态高达58次。
民主主义者将小国寡民视为民主制度的前提，源于其对该制度的美好而热切的期冀。既然简单而自足的社群是自治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那么民主主义者便不假思索地相信，社群中的人在管理各类简单而自足的事物是拥有一模一样的能力。若一个人的思想是从其意志中生发出来，那么他会打心眼里认为这套思想合情合理。民主制度不断假定每一位公民都有能力应付一切公共事务，而且对社群的公序良俗充满信心，认为每个人必定醉心于公益。在民主主义者眼里，每一位公民都具有公共精神，热爱自己的村镇，不断熟悉身边的每一个人，而且对其他人的事饶有兴致。对村镇事务的全情投入会很容易转化为对任何事的全情投入。
既然民主制度假定每一个人都对重要事物予以关切，那么我们也可以认为，只有那些表面上看上去重要的事物，才能吸引人们的关切。这意味着人们往往是通过自己头脑中那些不容挑战的图景去对外部世界进行构想。那些图景通常作为刻板印象，由父母或教师灌输至其脑中，而且本人的经验甚少对这些刻板印象加以矫正。活动范围跨越州界的人已不多见，有机会出国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因此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所谓的自足，只能是一种尚在襁褓之中的精神理想。乡镇的地理格局、拓荒者的孤独、关于民主的理论、新教的传统以及政治学的局限，凡此种种，莫不使人相信，只有充分释放自己的政治智慧方对得起天地良心。
由于环境报告机制和相关理念均处于缺位状态（下文会具体谈到这点），人们无法在公共生活的真实情况与头脑中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之间做出清晰的区分，整个舆论根本搞不清楚全社会的共同利益究竟是什么，因此最终真正能够做出决策的其实只有一小最个人利益超越地方势力范围的特权阶层成员。这个特权阶层在本质上是不负责任的，因其做出决策所依据的信息并非全社会成员的共同财产，他们所拥有的地位对于公众也无法想象。而且，就算要追究他们的责任，往往也只能等到既成事实以后才可以。以自我为中心的观点并不足以支撑起一个运转良好的政府。正因没有看清这一点，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才自始至终处于矛盾、冲突中。
民主理论错就错在纠结于政府的来源问题，从而忽略了治理的过程与结果。民主主义者总是天真的以为只要政治权利的来源有合法性，那么他一定能够惠及全民。民主主义者深信既然“表达”是人类的最高利益，而人类的表达与具有与生俱来的正义性，那么对于民主制度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令人民的意志得以顺畅的表达，他们的全部注意力也就自然而然的集中到权力的来源问题上。然而无论在源头设定多少规则，我们都不可能对事物的整个发展走向实现完全的控制。民主主义者在全神贯注于建立一种对于社会权力的源头加以约束的有效机制，即一套合理的选举及代议制度的同时，也几乎将民众的其他兴趣抛诸脑后。其实无论权力是如何起源的，与民众最利益攸关的永远是权力的行使过程。我们判断一种文明发展程度的高低，主要是看其如何对权力加以使用。
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我们都须明白：使所有人均可对整个不可见的环境了然于胸，从而令其能够自发地就全部治理事务形成合理的观点，并不可能实现。退一步说，就算存在这种可能性，难道真的就会有很多人不嫌麻烦，将时间花费在对那些影响自己生活的“全部社会行动”形成观点上吗？唯一现实一点的可能性是，每一个人都能在各自的活动范围内对自己头脑中的那幅关于不可见世界的现实图景做出越来越多的反应；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以现实的眼光去看待自己头脑中的图景的能力。在我们狭隘的注意力范畴之外，还需建立一套社会控制体系，这套体系通过设立生活标准和审计程序的方式，对政府官员和行业领袖的行为进行约束。当然，我们本人是不可能如神秘兮兮的民主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构想或设计出社会制度的全部细节的。不过，我们可以逐步强化自身对治理机制的实际控制，并坚持所有的社会行动都须被清晰地记录下来，以及一切决策结果都能得到客观的评估。
人们接受舆论的渠道主要通过报纸。批评家们只强调社会加诸报纸的道德标准。他们一味地要求报社这种独特的社会机构能够像学校、教会等非营利组织那样生存，这一事实再一次折射出民主的“四面镜”色彩。所有人都认为对于信息的获取应当不费吹灰之力，信息也必然会自然而然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也就是说，信息要么是从公民的心中“油然而生”，要么就应当是由报纸无偿提供给人们。公民愿意为电话、火车票、汽车和娱乐生活付费，却不愿公开地为他们的新闻消费买单。
然而，上报的人却往往十分乐意花大钱让别人从报上读到自己的光辉事迹。有些人会花钱购买报纸版面来宣传自己。而那些读报的人在报上看到别人做的广告时，其实也就相当于间接地为这则广告付了费。之所以说是“间接地”，是因为读者为广告付费的过程隐藏在了商品价格之中，因而也就成为其无法真正理解的不可见环境的一部分。如果公开宣称只需花一瓶高级冰淇淋汽水的钱就能买到全世界所有的新闻，那么这种说法通常会被视为斯文扫地。然而实际上，公众买报纸就是只花了这么一点儿钱；如果报纸上登了广告的话，那说不定花得还多一些。公众还是会向新闻媒体付钱的，只要这个付费的过程不是公开的就好。
于是，办报就是一门投机的生意。首先，其完全建立在一种一般性的贸易模式的基础上；而作为报纸生存基础的发行机制，也非基于某种类似婚姻的牢固的契约，而更像是报纸与其读者之间的自由恋爱。因此，对于每一位报业老板来说，最主要的任务并不是吸引那些因心血来潮而时不时在报刊亭买报的“闲杂人等”，而是牢牢抓住一批忠实而稳定的读者。其次，对于报纸来说，能够拥有一个无论报纸出得厚还是出得薄均对其不离不弃的稳定的读者群，就等于掌握了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远非任何一个广告商可以抗衡，甚至能够击败广告商的联合体。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不愿花钱购买新闻的读者，是否愿意用忠诚来表示自己对报纸的支持。
而我们之所以支持哪家报纸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我们通常会较为青睐的一些报道与我们自身相关性更强的新闻的报纸。报纸所报道的新闻是极为庞杂的，远远超过了我们经验所及的范围。但在这些庞杂的新闻中，总还有一些是处在我们的经验范围之内的，我们正是通过观察，抱着对这些新闻的处理，来决定自己是否喜欢或信任一张报纸，以及是否选择成为其读者。若某张报纸对于我们自认为熟悉的事物作出了令人满意的报道，如我们从事的行业，我们的教区、我们参加的政党等等，那么我们对这张报纸通常并不可能有什么激烈的抵触情绪。
为了与竞争对手形成差异并吸引固定的读者群。绝大多数报纸都不得不在一般性新闻之外寻找其他出路，报业老板开始关注社会中那些带有劣迹色彩的领域：丑闻、罪行、体育赛事、图片、女明星、给失恋者的建议、高中择校指南、女性购物专版、烹饪秘方、国际象棋、扑克游戏、园艺、连载漫画、党派异动的内容开始纷纷出现在报纸上。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是由于出版社和编辑对新闻之外的所有东西都感兴趣，而是因为他们不得不通过某种方式去持续不断的激发读者的热情和兴趣，以维系自身的生存。
报纸编辑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上。他们的事业成败取决于广告商加诸读者的间接收费模式，而报纸能否得到广告商的青睐则又取决于其是否有能力聚拢一批有潜质的消费者。消费者往往凭自己的个人经验以及对事物的刻板式的期待来对报纸的品质做出判断，这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具备对绝大多数新闻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品读的能力。若读者对报纸的评价还说得过去，则编辑至少可以从发行中赚到一些钱；但若要将发行量维系在一个稳定的水平，编辑又不能一味地将精力用在报道那些“大新闻”和“硬新闻”上。当然，编辑会竭尽所能把这些新闻处理得有趣一些，但没有一张报纸可以仅凭一般性新闻，尤其是关于公共事务的新闻，便赢得大量读者的支持并令自己在林林总总的日报中脱颖而出。
讲完报纸的机制，再来讲新闻产生的原理。全世界所有的记者就算全天24小时马不停蹄的工作，也不可能见证世界上每一件事的发生。记者的人数也并不很多，而且没有一位记者可以在同一时间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记者不是千里眼，他也没有随时随地洞察世事的水晶球，也不具备心灵感应的超能力。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要把一系列事件变成新闻，那么这些世界就必须要以某种直白的方式显现在记者的视野中才行。这种直白在很多情况下，也极为简单粗暴。
通常情况下，只有在某个引人瞩目的地点发生了一个具有特定形态的事件时，记者才会将其写进新闻报道。其中最具新闻潜力的场所，就是那些个体事务与公共权威相交叉的地方。法律才不会管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正是在这样一些地方，婚姻、出生、死亡、契约、失败、抵达、出发、案件、骚乱、疫情和灾难等事件才会成为新闻并广为人知。因此，新闻从一开始就不是一面折射社会环境的镜子，而是对某些引人注意的情况加以记录的报告。新闻不会告诉你种子是如何在土壤中被培育的，却会将其破土而出的那个瞬间呈现给你。此外，新闻还会转述其他人对土壤中的种子的评论，甚至预测其可能不会在人们所期待的那个时间发芽。也就是说，一件事越是能够被明确察觉、客观描述、准确测量和恰当命名，便越有可能成为新闻。
因为并不存在一套判定哪些事实或观点具有报道价值的固定标准，因此所有人都认为，无论自己是否愿意被媒体关注，对于新闻递选标准的裁定权都绝不应该由记者来掌控。这样一来，雇用公关人员作为社会群体和报纸之间的“缓冲地带”，就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新闻传播的很多渠道均已被公关行业把持，而公众通过报纸所获得的信息亦多半经过了公关机构的过滤。大型企业、银行和铁路运输公司纷纷花钱做公关；所有的商业机构、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也使用公关手段造势。如今，公关行业就是新闻得以产生的中介。就连政治家，也都有了自己的公关顾问。”
这并不是说报纸一味追逐刺激、没有底线，而是说对于报纸来说，的确没有必要在无人期待任何事发生的时候，去刻意地说没有任何事发生。所以，准确地说，如果公关人员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无拘无束，那么他们就必须自己去“无事生非”，让自己希望被媒体关注的事变得“反常”以进入记者的视野。最常见的手法就是制造哮头阻塞交通、嘲弄警察，有时甚至还会刻意让自己和客户卷入已经发生的新闻事件。那些主张扩大参政范围的人对这一使俩心知肚明，他们心里虽不喜欢，但也会那么去做。他们想方设法让关于选举权的讨论长期位列热点新闻之中，哪怕对于这个问题的辩论早已陷入乏善可陈的僵局。这样做的效果就是，人们开始渐渐觉得选举运动实乃美国人生活中的一项确凿无疑的制度。
只有当“反常”的条件得到满足，比如说罢工真的发生了或警察已经到场了，人们才可以调用自己头脑中关于罢工和骚乱的种种刻板印象。此类冲突并不是可感可触的，而是以抽象的方式为人们所感知，但读者和记者使用自己的直接经验完成了对这一抽象事实的具象化。显然，他们所拥有的经验和罢工者所拥有的经验时常判若霄壤，后者所切实感受到的，包括工头的坏脾气，单调乏味的机器操作过程，令人绝望的空气污染，家中妻子的辛劳，膝下儿女的营养不良，以及居所的昏暗、逼厌等，都不存在于记者和读者的直接经验中。工人在罢工中提出的种种口号，就是从上述真情实感中所生发出来。而这一切在记者和报纸读者的眼中，不过只是一场罢工和一些口号而已。他们看待这一事件的方式，是与他们自己的感受密切相关的。比如，他们有可能感觉自己的工作受到了威胁，因为罢工导致工作所需货物的停产；他们也可能因物资短缺和物价高企而焦虑，毕竟这给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这些也是现实的一部分。在自然法则的影响下，当记者和报纸读者开始从自身经验出发，为他们所谓之“罢工”这一抽象的新闻事实“上色”的时候，工人就处在一个极为不利的位置上。工人的合理诉求几乎总是因为出现了一次对生产行为的公开攻击，才得以“变成”新闻。
新闻只关注那些引人注意的显著动向，而报纸迫于方方面面的压力，通常只能固守这一规则。这是因为：第一，将注意力集中于那些最具刻板印象，色彩的状况对报纸来说是一种趋利避害的自然选择。第二，有能力对自己的直接经验范围之外的事物作出精准观察的优秀记者可遇而不可求。第三，即使最优秀的记者也不可能拥有足够的版面空间去系统的阐述反常的观点，令读者接受。第四，对于报纸来说，迅速打动作为衣食父母的读者，并且对自己保持兴趣，甚至避免不合时宜的报道方式去冒犯他们，是关乎自己生存死亡的经济问题。等等。当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所有这些限制问题都会摆在编辑面前，令其左右为难，于是他们往往会做出风险最小的选择，即使对毫无争议的事实进行报道，并竭尽全力令报道的内容符合读者的口味。所谓毫无争议的事实，指的就是罢工行动本身及时给读者生活带来的不便。
新闻和真相完全就是两回事。市场化下的自由媒体太脆弱了，实在无法肩负捍卫人民主权的重任，亦不能自发地提供民主主义所想象的那种浑然天成的真相。如果我们一心期待新闻媒体能够提供这种真相，那显然就犯了方向性错误。我们误解了新闻的先天局限性以及社会的无限复杂性；我们高估了自己的忍耐力、公德心和各方面的能力。我们错误地认为，这个世界上始终存在着某种毫无利益诉求的真相，而我们尚未能从自己的品位出发，通过实实在在的分析将其发掘出来。
在民主的构架中，新闻媒体被当成一个直接民主机构，而且人们对它的期待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在人们心中，除了报道新闻之外，媒体还应当发挥与递交提案、公投和罢免等民主政治程序相似的功能。报纸如同一座“舆论法庭”，不但昼夜无休，而且要对万事万物做出裁决。这一切当然是不可能实现。若考虑到新闻的天性，这一切甚至无法想象。这是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新闻的准确性与其所报道的事件在公共记录中被呈现的准确程度成正比。对于某一事物来说，除非其能够被清晰地命名、测量、赋形和具化，否则便只有两个结果：要么根本不可能变成新闻，要么沦为偏见的产物。
新闻媒体所面临的困境，与代议政府（无论是区域性的还是功能性的）和工业领域（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协作式的还是共产主义的）所面临的困境，均可追溯至一个共同的源头，那就是自治的人民没有能力通过创设一套知识机构的方式去超越其自身的偶然性经验和偏见。这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在缺乏关于世界的可靠图景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而政府、学校、报纸和教会在修补民主制度显而易见的漏洞，以及矫正人们对于外部事务（包括与那些“索然无味的大事”完全相反的“鸡毛蒜皮的小事”，以及如“三条腿的牛犊”这样的猎奇性事件）所持有的一系列颇深的成见、冷漠和偏颇的态度的问题上，始终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进展。这就是所谓的大众政府最主要的缺陷，这一缺陷深深根植于其传统，成为所有其他缺陷的源头。
好了，读书笔记就写到这里，李普曼的书我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仔细阅读。虽然本文长达15000字左右，但是我记录下的笔记有五万字之多。
《富可敌国》
《对冲基金奇才》是采访那些杰出基金经理，而《富可敌国》则是介绍知名对冲基金的历史。其中绕不过去的就是索罗斯。我大约看了下书里对索罗斯的介绍。所谓“反身性”并没有索罗斯装神弄鬼的那么复杂，就一个中文就可以概括——“势”。索罗斯对“势”的理解有点像《毛选》的矛盾论。事物内部存在矛盾的纠缠关系，一旦内部矛盾突破临界点，“势”就会由小及大的横扫一切。索罗斯的奥秘是在矛盾正处于临界点时“推一把”，然后等待多米诺骨牌自动触发。无论是狙击英镑还是亚洲四小龙，都是他们经济上处于由盛转衰的那个波峰上。就现在来看，狙击香港是合理的，香港从那时起经济就处于衰退中，只是打狗看主人，踢到了中国这块铁板。索罗斯的量子基金还引出另一个问题，就是体量过大的基金只能玩货币汇率。而这也是优秀操盘手的必须素养。
《史记的读法》
杨照吹的太过，把从太史公起源远流长的文人小心思都揭了开来。司马迁自诩伯夷叔齐，一方面表明自己为了史家伟事才苟且偷生，另一方面则和伯夷叔齐一般，打心底里看不起豪取天下的周氏，也就是打心眼里觉得刘氏配不上大好江山。刘邦以“长者”形象平定四海，可谓天下归心。然而在司马迁笔下，刘邦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由于这个形象写的入木三分，口耳之学的家伙谈起汉高祖全是鄙夷。而项羽一介匹夫，司马迁则将他的形象给浪漫化。平心而论，要是把自己代入项羽身边的人只能让人恶心坏了。书中“味最冲”的一篇是讲李广。按杨照的说法是，一个将军，立多少功绩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对待身边的人。洗，就硬洗。按现在都说法，司马迁就是汉朝的公知。文人一只春秋笔，实在是可怕得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