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起再唱一首老歌
马富强、席玉星、王淮旺、李士勇，我们五个人若是在一起唱一首老歌，调门一定是起始于蚌埠西郊的涂山脚下。
唱起来后得分二声部，在一个点上重合，再分开再重合。
如今就连中小学的新校区都是殿堂级的水准了，涂山果园场里四十三年前搭了几排平房就算是一所大专便显得极其寒碜，很像抗战流亡时期匆匆迁来的临时学校，宿舍是平房，教室是平房，厕所也是平房。一群人低着头，整天不是教室就是宿舍，到很晚教室都有灯。食堂是礼堂旁边接出的一大截的棚棚屋；我们吃饭，六个人一圈的围着饭盆、菜盆，蹲在食堂前的空地。从来就没人在图书馆借过书、读过书，那里无书可借、可看。上课用的课本全是手刻的油印讲义。
条件简陋到几十年来我都羞于称它为学校。
它的地标就是背依涂山面向果园，矗立在校园中间的一棵大松树。
五六米高，像一只张开很多翅膀的大鹏。
我们以它为背景的所有纪念照，看起来都像是光荣就义的革命英雄。
似乎是为了安慰我们，毕业证上蚌埠师专的名目前面加了个安徽大学的帽子。
小城的淮师大当年也有顶这样的帽子，它叫“安师大淮北分校”。
这顶帽子狗屁用都没有，谁也不会把你牌子前面的“安徽大学”的几个字当真，只有“蚌埠师专”才是烙上我们脑门的印字。
过去老想把它遮挡起来，如今却想着如何在“蚌埠师专”几个字上面涂金抹粉。
直到读西南联大的事情，才信服了几排破平房也能办出中国最好的大学。不过我们的运气差许多，这几排破平房没有出一个西南联大那样的高材生。
后来想，不都怪我们这些学生，老师也有责任。
你看他们穿一色的中山装，中规中矩到毫无辨识度。
也有穿戴考究的，你像教我们古典文学的老师，进门先把围巾很工整的摆放在讲台上；潘岳老师的一身衣服配他身材、戴着的宽大黑框眼镜也很鲜亮。
但就是缺些器宇轩昂。
西南联大的教授们怎么穿？
朱自清有时候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
身材高大的金岳霖经常穿着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常年戴着一顶呢帽，总是微仰着脑袋，走路深一脚，浅一脚的。
闻一多有一阵子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长袍，是一个亲戚送的，领子很高，袖口很窄。一次在龙云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闻一多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
那一天他穿的就是这身长袍。
我有时想蚌埠师专绝对不仅仅是我们人生调门的一个起头。
它开出的报到证，把七七级八个蚌埠师专的蚌埠当地学生塞去了北去行驶的火车。一两年以后，其中六人坐着永久的单趟回程票告别了淮北。
他们像下放知青回城一样兴奋的回到了淮河边上的那座城市。
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又恢复了蚌埠人的身份，而我不管如何怀念蚌埠它都已是我的故乡了。
就觉得有些孤单，心里空了一大块。
那年我们分开，在两地相望。
回蚌埠我们在张公山合影。
我看自己笑得跟大哭一样夸张。
这些事情说起来，一晃就有四十多年了。
四十一年前我离开蚌埠时，蚌埠二中一个叫李晓强的同学送我一个军用挎包。他也是航校大院子弟，住东营房。
我们在津浦大塘公园春日里的池塘边没心没肺的告别，笑出了四季如春的模样。
四十一年足以埋葬一个人的我们那时根本不知道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的“青春”。
师专中文班的一帮老同学在毕业四十年的时候在蚌埠搞聚会。
我没有去。
我不想装作情深义重的样子，或是做一个掘墓人把那些日子翻腾出来。
何况墓碑的碑文早已模糊不清。
但马富强、席玉星、王淮旺、李士勇我们几个人，把当年分配我们去淮北的派遣证当结婚证一样的保存了下来。在淮北这一段结下的友情，就跟被赋予魔咒一般的追随着每一个人。
从一九八零年二月十八号的那列火车，一直到前几日我在高速入口挥挥手，就像个道道地地的淮北人一样跟他们道别。
老席还想着明年二月十八号再来聚，庆祝我们来淮北四十二周年。
我说你滚蛋吧。
看着他就跟下放知青一样看待四十年前的那段日子，我心里就极为不舒服。
你可以把你的人生的一小段很当回事，但你不能给它涂抹成万紫千红。
发霉了都不是。
我们中午十一点三十七分走到相山庙门口，老席就想进去看看。对相山庙不叫相山庙却叫显通寺，他困惑不已。他说当年挂的就是相山庙牌子。
他甚至怀疑门楼子都是后来建的。
跟他真说不清楚。
老席其实是想进去看一眼皇帝的手书“惠我南黎”，他最近迷上了书法。
进不进庙五人投票决定，他就一票。
我拍拍老席的肩膀说，酒菜都凉了。
他的提议都没有得到合理、公正对待，气得他梗着头都走到庙门口了，我又把他喊回来。
我喊道：老哥呀，你作为退休没几天的总支书记，一头劲的跑寺庙影响不好。
他立刻转身。
李士勇和马富强有些着急了。
在杜集区新法院的南面，他们找不见老杜集中学旧址了。
一说还靠南些；一说在法院围墙外西面的那片湖里。
两个人争论不休。
我看着就很喜剧。
故地重游，故地却寻不见了。
一九八零年时的杜集中学和325地质队脸贴脸。
325地质队的大门正冲着大路，那该是一条残缺不全的省道。路到地质队门口分岔，一往左，去石台、朔里，再远到萧县、徐州；右拐则去三、四矿。
路北面，大片的农田已经开始沦陷。
事实上杜集中学和325地质队都处于塌陷区。
325后来搬到东岗楼东面；杜集中学解散时叫淮北九中。
人老了，记忆的灰尘都会闪闪发光。
李士勇说他们当年分到学校时受到高度重视，他和富强分到里外间俱全的套房，奢侈到把十几平米的外间当厨房。
要知道，那个时候蚌埠市一户五口之家都要挤在这样的面积里。
我们高岳的几个，没事就往杜集这里跑。
他兴奋的叨叨着。
我边给他们拍照边在那里笑。
李士勇，我们当年蹬个破自行车，或是在高岳三十六处学校门口挤上往三矿去的公交，绝对不是看上了你俩的厨房。
1980年代的杜集中学是立于乡野里的学校，四周都是麦田，教工宿舍后面则是蛙鸣虫吟的池塘。
厨房有个后门，打开就是水面。
很多日子，我们就在这旷野里的池塘边，随便收拾几个菜，支上桌子，晕晕的喝酒。我本滴酒不沾，一小杯白酒就让我头晕脑胀。
迷糊糊的跟李士勇、马富强他俩闲扯，直到身子一歪，躺在他们的床上睡去。
现在去想那些喝酒的日子，食而不知酒之甘醇，佐酒的也就是小菜，有几颗肉星子。
李士勇貌相粗犷，手下却出细活。
他绝对算是掌勺的高手，平平常常的菜肴，经他手一调料，一淬火，味道极香。
李士勇的厨房长什么样我们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但他的菜长什么样、什么味道依旧栩栩如生。
还有他从蚌埠带来的价钱更便宜的散酒。
我没告诉李士勇。
朋友送我的埋在地里头四十多年的芋头杆子酒我一直就没舍得喝。
在萧县龙城书院喝这酒的时候我就赞不绝口。倒出来稠得跟蜂蜜样，入口甘甜。
院长曹涯见我欢喜，把最后一缸放到了我的后备箱里。
李士勇他们来我就挖出来了。
一点点舍不得的感觉都没有。
为了酬答当年杜集中学时士勇兄的饭菜，我特地约下来东篱东院，朋友帮忙摘地里的蔬菜，支个锅烧出柴火鸡。
我老婆赶早便去一起准备。
如今用这种方式招待人，你得是贵宾。
没有找到老杜集中学确址的马富强、李士勇其实并没有多少沮丧。
他们从分到这个学校的第一天开始就琢磨着如何调回蚌埠去。
有许多关口：学校、郊区教育课、市教育局政工科；商调函、回复函、调令。
每一道关口都让他们辗转反侧。
如今他俩要是装出多么留恋多么悲伤的样子，留在这个城市的我非常可能借机臭骂他们一顿。
当王淮旺开着他的毛驴一行四人拿着导航找我家都能跑错道，你就知道他们的故地重游更像是外出旅游。
他们在车里谈起当年情景是多么的兴致勃勃、慷慨激昂。
故地重游好似快乐的慰藉之行。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当年仅剩一个年龄最小的小老弟被扔在这个地方，几个家伙急急慌慌跑回蚌埠匆匆结婚生子、成家立业。恁四个家伙此刻不该多少表露出一点愧疚感么？
四十多年之后再来看看，他们也算是结了感情账。
按支个场子喝酒的说法，这叫埋单。
淮旺、老席我们仨跑到龙山路北头去找高岳中学老校区旧址，也是稀里糊涂的茫然。按讲这一块从没塌陷过，该好找，不像杜集中学在塌陷区里完全沉沦、消失了。
我们去报到的高岳中学不在街上，由街口的高岳搬运站往南有条土路通刘庄。学校就在庄口。可现在哪是哪儿连我都糊涂。
看一条老街有点类似，记忆却无动于衷。
就站在这一条旧街上祭奠吧。
我们仨同在高岳时还都是青春少年。
他俩是同年同月生。那年他俩是25岁，我不足20。
高岳街的记忆标签首先是搬运站，我们要在那里打开水。
当时我们烧的是煤油炉，跟个电饭煲那么大，用它煮开水太奢侈。
好像也在搬运站那里买过饭票吃饭。
老席记得我们曾经买过碳；我一点记忆都没有了。
那时东岗楼附近有个方顶碳厂很有名；可李士勇硬是说我们跑杜集中学那边的煤球厂去拉的。
我就是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当年我和老席住一屋，长条形的一间，教室隔出来的，在学校的最南头。
宿舍门口立着坟头。
学校南头没有围墙，一大片麦地，圈着个小水塘。
那年夏天一个小娃在池塘游泳淹死。哭哭啼啼的声音飘过来，便站住不走了。
周末老席跑回蚌埠和未婚妻团圆；遇见停电，点上蜡烛，一点小风那火苗就忽闪忽闪的灭去。
我就在黑漆漆的屋子里早早的蒙头大睡。
高岳街是车行大道，供销社最热闹，挨着菜市街。
三十六处学校最繁华，三层楼的大手笔；对面工人宿舍区四层，屋里有厨房卫生间。
我们跟三十六处学校的老师打球，他们竟把我们看作是乡下人。理由很简单，他们学校在街面上，我们学校在庄子里。
这让我们几个还没有从蚌埠人身份走出来的城里人很受伤，上篮动作左突右拐的粗鲁。
我们洗澡要跑六矿。
就是在那里，我们见到了刚出井口的矿工，要不是眼白、白牙，一个个跟黑乎乎的雕塑人物。
四个老家伙在这条显然没有记忆坐标的街上东看西瞅的，还想发思旧之幽情。
但就是找不到能够勾引记忆的熟悉地方抒发。
就像一口大酒下肚，桌上却看不见下酒菜。
淮旺、老席是幸运的。
老高岳中学由高岳街搬到了杜集区委后面的时候，我们都在。
后来它改名八中，再后来就是现在的开渠中学。
更幸运的是，学校牛校长知道我们是高岳中学的老人，很热情的带着我们转。
我们就跟下放知青回城以后几十年，白发苍苍时来看看乡亲们。
马富强见到当地人就打听老杜集中学。
牛校长都模糊，学校塌掉后打散了，人员分到其他学校。
此地抹掉了杜集中学。
我们见到的高岳中学也完全是个新学校。
我们搬进来新盖的平房，新建的唯一一座在当时堪称伟岸的教学楼，已经全部拆完。
当年我们在的时候的同事，也已经全部退休完。
“乡”拆尽了，“亲们”无一人。
唯一拆不去是勾住我们视线的那山。
老席、淮旺说，当年高岳中学搬新校区于他们最大的便利，就是跑市教育局缠调动近了一两里路。
一阵风来，灰尘四起。
他们说找到老地方的感觉了。
想起当年上完课，急急撩撩的从杜集或高岳骑着自行车往市里跑，坐在市教育局政工科办公室让人家烦。
烦到咬牙切齿的恨不能这几个家伙赶紧滚蛋。
多少年后，一位曾经给他们办手续的政工科老人，见到我还提起那几个蚌埠人，说是真能缠。一坐就是半天，还要帮你添茶。
悲情到不屈不挠。
跑市里来回的路上，风稍大些，他们就得捂着鼻子歪歪扭扭的骑车。
风尘漫天。
从相山下来突然想起我们五个在一起聚过多次，却从未一起进过歌厅。
印象里他们四个都五音不全，能将一首老歌完整的唱下来估计也是很难的事情。
说岁月是把杀猪刀多少有点违背自然规律。
走到我们这一段时它更像是一首老歌了。
四个家伙先后不超过半年的调回蚌埠后，马富强、席玉星、李士勇居然调到一个学校，市中心太平街那一片的二十三中。
王淮旺到火车东面一点的蚌埠九中。
没有经历分到外地的蚌埠同学，不少人工作的学校位置比他们要偏远许多，有的还在郊区。
他们也是千辛万苦的才调回城里。
上天给予的不公平是相对的。
所以没有什么是值得喋喋不休抱怨的。
王淮旺回蚌埠后立即背过脸去，进了学校办的教学仪器厂。
干到了厂长。
后来自己跑出去办厂。
马富强、席玉星走上了学校管理的漫漫长路；他俩分别在书记的位置上退休。
就李士勇逍遥。
书都不想教了，进图书馆干起了闲差。
上上下下、高高低低、纷纷争争的事情绝不沾边。
各自的路看似相同或不同，但都有一份守着岁月静好的心思。
他们都下过放，又经历过被那个城市逐出、复归的艰难过程。
再也没有心高、急急往前冲的失重。
人生走了一圈，再回到起点，已是天高云淡。
没想到几个家伙回淮北那么能跑、那么想跑。
席玉星说他早上没锻炼，得把两万步走回来。
寻杜集，跑高岳，上相山。
人跑累了我就带他们泡茶馆。
蚌埠街有茶文化却无茶楼、茶艺文化。
绿茶为主，大多粗喝。
淮河水变成自来水，漂白粉味道呛鼻子，得用茶味冲。
朋友的朋友在绩溪做茶，摆开产茶、制茶、知茶的龙门阵，听得四位老哥哥入了神。
还是喝酒吧。
老友相见，何以酬情？唯有杜康。
朋友送的老酒给我长脸却闹出笑话。
一入口都说好喝。
看着五斤装的面积，人还没有酒意它竟然就见底了。
听过许多很正式很珍贵的拿出好酒来喝，结果酒基本跑完了的故事，没想到我自己也摊上。
亏好朋友手里还有一款名为“革命小酒”的白干。
拿出来填补了尴尬。
几个老家伙兴头足，我已经不胜酒力了他们还没够意思。
你一杯我一杯的，从中午喝到下午。
马富强到蚌埠了给我一条短信，就五个字：酒劲上来了。
几个老同学淮北的故地游就好像唱完了一首歌。
它是一首老歌，色调斑驳着。
不是“当你老了”或“老夫聊发少年狂”那些。
很像是那坛老酒。
看着喝不完的分量，却是意犹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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