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诊疗思想的区别
陆广莘:不要问“病从何来” 只需问“治向何去”
中医临床有效但用实验方法证明无效，只能说明实验有问题
近百年来，对中医的争论，一直都没有停止过，问题也一直没有解决。最开始提出问题的是梁启超，他的问题是：“中医尽能愈病，总无人能以其愈病之理由喻人。”最近那些主张要废医验药或废止中医的人只学了一点西医的皮毛，学识和经验两不足取。几十年来我们用西药的疗效标准来检验中药能不能除去病因、能不能消除病灶、能不能消炎、能不能降血压等等，全国各大中医院校、中医院等做了大量实验，结果多数是“阴性结果”，也就是无效的，即使少数有效的也不及西药。那么问题来了，你实验无效但临床有效，这说明实验有问题。
医学不等于药学，保持健康也不是老得吃药。但是半个世纪以来，这个观念一直没有改变。中医不认识病因，药理学实验认为中药无效，但它却能治好病，说明你药理学有问题。
例如SARS来了，西医还没有搞清楚它是什么病毒，到底是支原体、衣原体，还是其他病毒，中医已经有了对抗的方法。还有，过去中医治疗天花、麻疹、乙脑、流行性出血热、肝炎等病毒感染性疾病，都没有用所谓的抗病毒药物，但都治好了。这个就是诊疗思想的问题。因此，这个讲究病因、病理、病位的医学不可能就是终极真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商讨，但不要对骂，“金刚怒目不及菩萨低眉”嘛！
中西医根本不同点在于诊疗思想的不同
西医诊断就是努力找到病因、病理、病位，治疗就是除恶务尽，消除病因，纠正病理，清除病灶，他们认为是科学的，但是效果还是不理想，而且形成了当代的世界性的医疗危机。
第一，病因。例如，治疗糖尿病有胰岛素，高血压也有很多抗高血压的药物，但是到现在为止，糖尿病、高血压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即使血压下来了，但是心梗、脑梗的患者多了，说明它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高血压、糖尿病只是一个现象。
第二，病位。解剖定位是不是就定在那一个地方，也值得考虑。比如说肝炎，肝炎就在肝吗？肝炎有胃里的毛病，有肠道的，有胰腺的，还有肌肉的。
第三，病理反应。炎症是不是都是坏事，抗炎是不是都对，发烧及白细胞升高是不是都是“敌人”？实际上机体的很多反应都是抗病的反应。医学今后发生质的转变就是把病因、病理、病位的诊断改变成抗病反应的自我调节问题上，也就是人体的防卫功能、抗病机制的调节上。
这个问题是怎么警觉的呢？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个女科学家卡逊写了一本书《寂静的春天》揭示农药化肥的滥用所带来的生态破坏，引发了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医学界从农药化学的教训中得到启示：抗生素犹如农药，激素犹如化肥，外源性的替代和补充，对生命健康有不利影响。
1970年人们鉴于医药源性疾病的教训，提出“从哪里去寻找健康的钥匙”的问题。拜因豪尔等认为：医学的发展要有质的飞跃，在诊疗思想上，不能专注于疾病的病因、病机、病位，应转到机体的防卫抗病反应及其调节机制上来。
1993年我在美国讲学，他们给我出了一个题目叫做“人的自我痊愈能力”，这个命题就很有道理，愈病之理不光是病因、病理、病位，还包括人的自我痊愈能力。
例如，伤口拉开又缝合上了，这就是人的自我痊愈能力。1993年十四个国家提出医学的目的再审查，反思当今世界性的医疗问题，指出现在高科技的医疗对人类健康的作用只占8％。当代世界性的医疗危机，其根源就来自近代医学模式的主要针对疾病的技术，统治医学的长期结果。
在这以前，他们是把认识疾病作为科学，中医你不认识疾病就不科学。医学自身实践本应是“治向何去”的问题，但却被转换成为疾病对象认识的“病从何来”的问题，这就是现代医学的最大误区，这就是百年来把中医骂得一塌糊涂的原因。
所以这百年来争论的问题是诊疗思想的问题，他们要废也是废诊疗思想。现在谈论半天，不触及这根本的问题怎么行？中医的诊疗思想中，如推拿、针灸、刮痧、点穴等没有药物进去，是怎么治病的呢？扎针可以治疟疾，针灸可以杀疟原虫吗？这只是现象问题，其本质还在诊疗思想上。就是它要发现什么，如何去发现？它要实现什么，如何去实现？
早在《汉书·艺文志》中把中医药本质功能归纳为：“方技者，皆生生之具。”指导中医诊疗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宇宙演化论哲学，不单是唯物质的世界观。因此我们要讨论“生生之具”，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为着人类生命的生存健康发展进化服务的方法、技术和工具。
中医的诊疗思想就是要发现生命体自身的自组织演化调节的功能、目标、动力等等，而不单是对疾病本质的结构原因进行的治疗，在病中积极发现机体自身的防卫、抗病和它的控制能力，不光是被动地消除病因、病机、病位。
西医和中医的主要区别在于：一、中医不是疾病医学，而是健康医学；二，中医不是物质科学，而是生命科学。第三，中医不是认识论上的知识论，而是实践论。
中医的思想是“养生保健治病必求于本”，是人本主义的实践观念，是“治向何处”的问题。问题的回答是“治”到哪里去？走什么路？依靠什么？
1908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德国医学家、免疫学家欧立希所做的实验表明，用锥虫红治疗锥虫病，在实验室需要全计量，但在感染锥虫病的动物身上只需实验剂量的1/6即可治愈。其余的5/6的差额从哪里来呢？这是医学的重大命题，只能推断说是生物体的自身功能，我们医学的任务就要重点调动这生物体的5/6，而不仅仅是在这1/6上做文章。
西医的物质科学的对象思维认识论，把对象定位在“病”上，问题意识是“病从何来”。要回答的是：病在何处？什么性质？什么原因？把疾病分离出病因、病理、病位，这是建立在物质科学的基础上的，扭曲了医学与科学的关系。
医学不必拜倒在科学脚下
医学发展到现在，它本身就有着很多不健康的成分，现在中医和西医的吵架，就是医学不健康的一种表现。
我们首先回答医学是干什么的？医学是为人类的健康和生态的目标服务的。科学是一种理论假说，假说经历实践检验，就成为科学，医学是一种实践。近现代西方科学是物质科学，是我们身外之物的物质构成的科学。近代几百年来是医学从属于科学。其实科学应该为医学服务，它必须站在为全人类更好地生存和发展的高度去思考问题。现代医学力求客观化、科学化，而“医学的科学化”却是一个误区，“科学的医学化”才是正道，而我们的危机就在于医学拜倒在科学的脚下。
稳态调节与中医养生保健
疾病医学走到今天，其局限性越来越突显，其所带来的新的疾病和危机令人类倍感忧虑。面对“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多”的困境，医学应该走向何方？
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在《迎接21世纪挑战的报告》中庄严宣布：“21世纪的医学不应该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研究领域，而应该以人类的健康为主要研究方向。”医学科学院院长巴德年曾在文章中这样表述：“如果我们过去所理解的医学主要是以防病、治病为主要任务的话，那么21世纪的医学，将主要以保持健康和增进健康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
在医学思想发生重大变化和调整的过程中，美国医学家恩格尔的影响比较大。1977年，恩格尔提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他尖锐地指出：“今天统治西方医学的疾病模型，是生物医学模型。这个模型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上的至上命令，即它现在已成为一种教条，认为疾病的一切行为现象，必须要用疾病的物理和化学原理来解释，这是还原论的办法。
而任何不能由物理和化学原理来解释的，或任何物理、化学诊断没查出来的就要从疾病中清除出去，把敢于对生物医学模型这个终极真理提出疑问并且主张建立更加有用的医学模型的人视为异端。”统治西方医学的医学模式在西方尚且如此，我们国家就更成为疾病医学模式的奴隶。
多年来，疾病医学模式一直占统治地位。那么，什么叫疾病医学呢?总体来讲，看病就是找病因、病理、病位，如果这三个要素齐备的话，那么在疾病分类学上就有了它的位置。
如果其中一个说不清楚，就称之为综合征，据说综合征也有几千种。诊断时，首先是找病因，发现了病因，就消除病因，发明一些药物，比如说抗生素、抗病毒和抗肿瘤药物等。其次是找病理，发现了病理，就纠正病理，如血糖高就降血糖，血脂高就降血脂等。再次就是找病位，清除病位或直接切除，或用药物直接到靶点去对抗或补充，比如受体的阻滞剂、通道的抑制剂等。
这种医学模式的发展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加速药物淘汰，如过去用青霉素，一天5万~10万单位，现在却要800万~1000万单位；另一个是患者对纠正病理的药物产生依赖，如降血压、血糖的药必须经常吃，一旦停吃，血压、血糖即刻就上去。
实际上，这些药物仅仅是暂时帮你压下去，自1937年诺贝尔得主发明胰岛素以后，糖尿病病人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而且糖尿病的并发症更多了。又如，对高血压患者使用降压药，按理说发展为心血管病患者的数量理应减少了，但实际上，中风的病人、充血性心衰的病人减少了，但缺血性脑病、缺血性心脏病反而增多了，这些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被发现和证实。
随着时间的推移，疾病医学模式不断受到冲击。1962年，美国女科学家卡逊写了《寂静的春天》一书。春天本应是鸟语花香、生机勃勃、草木繁茂的季节，为什么却寂静了呢？
因为书中描述了农药和化肥的祸害，揭示了以农药为代表的直接对抗和以化肥为代表的直接补充带给人类及其生存环境的化学污染。例如，农药DDT曾获诺贝尔奖，但后来被取缔了。可是几十年后，在我国的沈阳，从哺乳妇女的乳汁里还发现有DDT，DDT进入土壤，被菜吸收了，之后人通过饮食而间接吸收。
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的《消息报》有一篇文章谈到，不管人们怎么奇怪，许多疾病的发生恰恰是因医学，甚至是药理学引起的。与此同时，当时的西德医学界也认识到与药物有关的化学污染问题，西德的两个科学家拜因豪尔和斯马克提出一个命题：“对调节机制和防卫反应的活动原则，如果一旦有所阐明，这就意味着医学的发展具有质的飞跃。”这里只提到了抗病、防卫和调节能力，到了1977年又加上了心理和社会因素。
医学领域的头号问题是整个医学观念需要改变。应该把我们的注意力、诊疗思想放到自身的调节能力、抗病能力，即自我痊愈能力上来。医学应该由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生态医学、稳态医学转化。
1993年，美国邀请我去讲学，讲的就是自我痊愈能力。回国后，美国的哈斯汀研究中心发给我们一个邀请信，邀请我们参加他们在1992年发起的一个国际研究计划——“医学的目的再审查”。他们为什么要发起这样一个研究计划呢？因为：第一，当代世界性医疗危机；第二，医疗费用不断上涨，达到了不可承受的地步；第三，药物的加速淘汰，药物的研制难度越来越大。
病菌出现了抗药、耐药、多元抗药，现在抗生素的效果越来越差。例如，用广谱抗生素可以引起胃肠道的伪膜性肠炎、菌群失调、菌交替症，呼吸道同样也可以造成菌群失调；消除纠正病理的治疗，如降血糖、降血脂的药一旦停服，血糖、血脂立即又上来，只得一直服用；清除病灶，针对靶点直接对抗也导致了一系列不良结果：白细胞正常值8000~12000/ul，现在下降为4000~6000/ul，男性的精子数下降了1/3~1/2，女性子宫肌瘤、卵巢囊肿、乳腺增生发病率达30%。
所以，抗生素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说：“抗生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应该是微生态的时代。”微生态就是细菌和人和平共处。我们不但不能全部消灭细菌，有时还要提供细菌。因为人体的皮肤和黏膜的细菌数是体内细胞的10倍。杀完细菌，人也就完了，认识这个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应淘汰这种制造疾病的医学模式，因此《医学的目的再审查》报告提出：“当代世界性的医疗危机，根源于近代医学模式的主要针对疾病的技术统治医学的长期结果，就是技术统治医学。”这句话非常尖锐，生物医学模式相当于我们在医院里找病，哪个医院水平高，就是确诊的能力强。
医学的发展似乎只有一个标志就是诊疗技术能力的提高，然后根据病原病理发明相应的药物。例如降血压，原来是靠微循环，后来靠肾素，结果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20世纪70年代有人提出，医学的发展要有质的飞跃，其诊断思想必须转到人的自我健康能力、预防能力、抗病能力、自我调节能力上来。
美国生理学家坎农曾写过一本书《躯体的智慧》，他提出了内稳态的概念，认为人体各种指标都能调节在一个稳定的范围内，并认为内环境的稳定是细胞生存的必要条件。任何破坏稳态，使稳态震荡的东西，都要给以利和害的价值标准，都要服从、服务于稳态这个命题。
中医学几千年的学术思想与现代稳态医学理念极为相似，中医学的原理是调动自我痊愈能力而达到治病的目的。阴阳调和的过程也就是对内稳态的适应整合调节过程。
实际上，中医的原理是调动自我痊愈能力而达到治病的目的。自我痊愈能力归纳的话，一是肌表屏障功能；二是界面的全息效应；三是气血津液的流通。如痰由开始的稀和清的，变成后来的黄和稠的这样一个过程。西医认为清、稀是病毒感染，变得黄和稠是继发细菌性感染的表现；中医恰恰相反，从清和稀变成黄和稠，是由里及表、化热化燥的过程，说明快要痊愈了。中医要把阳气动员起来化热化燥，稳态调节促使气血津液的流通。中医主要是通过发掘自我痊愈能力来实现治疗的全过程的。
中医强调阴阳调节，阴阳是什么呢？阴阳可理解为维持生命的目标动力系统，是向生命稳态的适应性调节，健康的核心问题是稳态，稳乃健，适应是为稳态服务的。所有适应都是为了稳态，为了生存服务，但过度的适应又会使人毁灭。比如说文化大革命中的过分适应者，在运动一结束就完了；而对文化大革命不适应、被关了牛棚的人，运动一过就又都起来了。因此，过分适应是不对的。
稳态并不要求彻底消灭致病因素。中医强调稳，经常阴阳调治，并不要求全部都去解决，所以疾病去掉十之六七就行了，治之太过会伤及人体的元气，“正胜邪退”，其余的二三分可经过锻炼，调动自我痊愈能力而自愈。例如小儿发烧，如果快速把烧退了，小孩儿却可能变成一个虚弱儿。烧是旺气，是功能的亢进，是机体没有达到抵抗疾病之目的的正反馈，因此应该帮助它去实现这个目的，目的达到了就不需要发烧。中医理论包含许许多多这样的道理。
1993年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有一个航天学家问我：“中医的阴阳怎么解释?”我说：“相当于你们的导弹。”他很纳闷，我说：“你们的导弹是目标动力系统，打到哪儿是目标，怎么飞行是动力，阴阳的目标是内稳态，动力是适应协调。那么对稳态的适应协调过程，也就是阴阳调和的过程。”
调节是指一个机体在天人互相作用中，从环境中取到空气、水、食物等营养元素，将其自我生成，最终变成自己的。在自我生成、自主演化过程中，有个整合、管理的机制，就是服从于整体的稳态，这个多了不行，那个少了也不行。
此外，要服从于对外的适应。这个调节机制是进化了几十亿年的。35亿年前，地球出现单细胞生物，10亿年前出现多细胞生物，从单细胞生物到多细胞经历了漫长的25亿年。多细胞生物和单细胞生物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多了一个多细胞间的信息网络，使得那么多的细胞能服从于一个整体的调节，这个信息进化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因此中医一开始就把注意力放在人的调节能力上去了。
正确理解人的生理、病理现象，如果不能调节了，生命也就随之结束了；能正常调节的就是健康的；有调节，但不完善的，叫疾病。这样高水平的医学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医学的贡献。
实际上，从阴阳调节的角度、从稳态的角度也可解释气功、太极拳能够健身的道理。现在健身运动搞得那么复杂没有必要。气功也很简单，随时随地都可以做，人静、意守、调息，时间可长可短，10分钟也可以解决问题，长期坚持，身轻体健，没什么奥秘。太极拳的道理也是一样。可是搞得太神秘了，适得其反。
从更深的角度去理解阴阳，阳主动，阴主静，阳主调动，阴主节制，而谓调节。人的生命健康是在调节的层次上去理解的，不是在物质的成分上去理解的，而物质和能量代谢都是在调节之下，这个调节，中医称作神，“阴阳者，神明之府也。”所谓“上工守神，粗工守形”。所以《灵枢·天年》称：“人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形体在那儿，神没有了，气也没有了，终矣，也就是死亡了，这个时候泡在药汤里有用吗？扎针有用吗？
因此，中药不只是作用于形体的，更主要的是作用于神和气的，书中讲到“针药治其外，神气应乎中”就是这个道理。中医治病运用的就是机体的调节机制对外来刺激的反应，它没有反应，就没用了。现代医学所研究的就是这个“形”，在“形”上做文章，只研究细胞的作用、分子的作用等等，这是不够的。
纵观20世纪中医学的发展，历经了被彻底否定、废医存药等一系列曲折。但在国际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人就认识到中药的作用机制有三：①双向作用；②正常化作用；③适应原样作用。无独有偶，英国也有人认为：中医药的治疗思想是追求内环境的稳定以抵抗疾病，胜于直接治疗疾病。
中医学，在20世纪的命运是非常悲惨的，甚至面临着被彻底消灭的危险。
1914年，北洋政府把中医开除出教育系统。1929年，南京政府通过废止旧医案，虽然没成功，但中医一直在走下坡路了。
正如梁启超所言:“中医尽管能愈病，但终没有人把中医愈病之理告诉大家。”陈独秀在给青年人的一封信中也说，中国的医学不知道科学。原因有三：其一，不知人体的构造，没有解剖学；其二，不从事药物的分析，没有药物化学；其三，病毒和细菌全然无闻也。
但是真正给中医下了不科学定义的是胡适，他说，西医能说清楚得的是什么病，诊断病在什么地方、什么性质、什么原因。中医能治好病，但就是说不清楚得的是什么病，所以中医不科学。从这里来看，中医科学不科学，不在于能不能看好病、是否有疗效，而在于能否说清楚是什么病和如何治好病的。
到了1935年，余云岫提出来，中医的诊疗思想是不科学的，阴阳五行、治病必求于本、用药如用兵的指导思想都没有用。他认为中医治病的道理在方剂里，研究中药成方，中医治病的道理就可以说清楚了。这样的命题一直持续到解放后的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该次会议指出：“第一，现在重要的是把中医的实践疗效证明出来；第二，如果有效，说明是什么道理。”
1950年的时候，开始做药理实验，检测有没有降血糖、降血压的中药。到了1960、1961年，全国药理学会第一次开会，实验结果发现80%~90%中药是无效的，即使少量有点降血压作用的，还不如1片胍乙啶效果好；有点降血糖作用的，效果不如胰岛素；有点抗感染作用的，效果不如青霉素。
这次会议的召开，等于宣布了中医的死刑。在临床上效果突出，而仅仅是在实验室里没有效果，只能说明实验本身有问题，实验的疗效标准不科学。
因而有人问我，“你说中医应不应有RCG即所谓双盲、对照?”我说，“不能。”不是现在我说不能，1983年我就说不能。那年在上海开会，有位西学中的老人家，很有见地，他说，“我们现在对老年病一个方法或一个药地观察其治疗先后的对照，对比其某些指标的显著差异，显著性差异越大，说明疗效越好，那么差异小于0.05如何处理，我表示怀疑。”当时没人发言，他点名让我说说，我说：“我想我今天讲的是虚证和老年病，是内伤病，吴鞠通（清代医学家）有句话，‘治内伤如相，坐镇从容，神机默运，无功可言，无德可见，而人登寿域。’追求长寿，应追求身体内环境的稳定，而不是追求对身体功能的干预。所以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来验证其疗效。”
20世纪60年代初，在我们国家出现上述情况的同时，当时的苏联正在研究我国东北的3种药材：黑龙江的刺五加、辽宁的五味子、吉林的人参。
他们在研究中发现了3个现象：血糖高的能下来，血糖低的能上去；血压高的能下来，血压低的能上去；白细胞高的能下来，白细胞低的能上去。
他们对中药作用机制做了如下解释：①双向作用；②正常化作用，高于它的往下走，低于它的往上走；③适应原样作用。
这项研究报道在我们国内没有引起任何反应，学术界保持沉默，而在英国却引起了一场大辩论。英国大百科全书有个条目里说：“人参是毫无治疗价值的，它的所谓治疗作用，完全是心理性的作用。”然后又解释道，“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篇有份量的文章说，用人参后对哪些疾病的实际疗效是多少。”这就是说，没有类似人参治疗肝炎多少例，疗效是多少的研究数据，因而人参有治疗价值的结论在西方是通不过的。
1963年英国《新科学》杂志发表一篇署名文章引用了前苏联的理论研究结果谈到：“人参在中国《本草》里居于上品，是药中之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医注重的是通过内环境的稳定来抵抗疾病，胜于你直接治疗疾病。”
20世纪60年代的苏联、英国对中医的诊疗思想、中药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而我国却走进了废医存药的误区，其危害是巨大的。龙胆泻肝丸事件的要害在医不在药，也就是说在于用药的医生。你减肥用它，泌尿系统感染也用它，这样用是错误的，产生这些问题是中药西用的结果，是弃证就病的结果，是不辨证只辨病的结果。
你辨病就会导致全过程用药，就会出问题。证是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的，中医讲究证变药变，所以中医药几千年来一直有用。而西药以辨病来用，100多年来发现其很快就会失效。中药西用，其结果会与西药命运一样。20世纪西药层出不穷，并不意味着进步，而是狗熊掰棒子。这是因为西药消除病因，带来了多元抗药，纠正病理带来了受体超敏，譬如说原来细胞膜上1个受体阻断，细胞为了生存会变成2个，再阻断，会变成4个。
通道阻滞剂可以扩张血管、降低血压，因此广泛用于高血压、心肌梗死的病人，希望他们活得长一点、生活质量高一点。但到了1993年，其跟踪结果并不理想，证明该通道阻滞剂的应用需重新被审视。循证医学之所以被重视，是因为出了问题，而现在又认为循证医学是一根救命稻草，这也是不对的。
有人问我：“你是不是东垣学派（补土派，以温补脾胃为调节的基础）？”我说我倒也不是，但想想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况就不难理解，凡是来看的病，都是经过西医看过的，而西医发热也好，内伤、外感也好，都喜用苦寒、寒凉药物，这往往是中药西用，是不科学的。
李东垣之后，温病学派认为要宣透，不要过早清热、冰敷。从养生的角度讲，年纪大的人应适量少吃降压之类的药，而应吃些补药，如补中益气之类，关键要因人而异，贵在坚持。
中医治病，靠的是人的自我痊愈能力，针灸、药物仅仅是为其创造条件。中医学提出“上工治未病”，这本身就是健康医学，我们不宜提倡站在某一个疾病的角度来看待中医。
从另一角度，针灸的角度同样可以理解中医稳态调节，调动自我痊愈能力来解决问题的治疗思想。
麻醉师在为心脏手术的病人做针麻时，发现病人的血压、心率均有所缓解。根据中医学原理，针刺、按摩内关，可以调节心脏。心主血脉，心主神明就是这个道理。
我老伴今年75岁，以前心律不正常，经常按摩内关，心跳就正常了，偶尔犯一次，自已按摩按摩就好了，这样既可抢救自己，又可以调节胃肠。日本人喜欢用灸、泡脚以及按摩内关、足三里的方法强身健体。这种治疗思想是从我国远古流传下来的。
在神农尝百草之前，有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砭石时代，那时人们发现，刺激局部可影响远隔部位；刺激体表，能影响内脏功能。进而发明了砭石、针灸、推拿、按摩、捏脊等方法，这无疑提高了我们的药学思想。
我们体表具有屏障功能，实现主体的开放，同时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实现了界面的全息效应，皮下有经络和腧穴，为什么不可以充分利用它们来自我保健呢？日本东京大学校长曾说：“擦背可提高抗癌能力。”现在我们知道了皮下广泛分布着APC细胞，抗原提呈细胞等，刮痧的原理也就可以得到科学的解释。
针灸里有一种手法叫烧山火，一用之后，所用部位就发热；还有一种手法叫透天凉，一用之后，所用部位就发凉。针刺时，并没有任何药物进去，也没有任何药效物质进去，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效果呢？
解放大西南的时候，由于山岚瘴气的因素使军中疟疾为患，没有奎宁，我们的鲁之俊老院长就让战士们学会扎针，竟然把疟疾给扎好了。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解放后南京中医药大学邱茂良做的实验，实证了扎针能治疟疾，可是针灸肯定是不能杀死病原体的。我们有一个年轻医生，投标一个课题——小柴胡汤治疗疟疾的机制研究，在评审时，一位搞化学的药学专家认为，按国际规定，如果一个新研制的抗疟药，对疟疾的影响力、杀灭率不超过50%，就不能立项。
我说，如果这种药在试管里不能杀死疟原虫，而在临床上能治好疟疾，这种药才有价值。因为任何研究实际杀死疟原虫的药物，最后都逃避不了疟原虫对它的耐药，这是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已证明的。没有一种药能够逃避这种结果。如果有种药能在临床上治好疟疾，而又不直接杀灭疟原虫，不是更有价值吗？
中华医学是人类历史上惟一在实践领域没有被中断的医学，它所犯的错误及所吸取的教训都上升到理论了。
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所以邪气不服。因为粗工不知求属之道。扁鹊学派在当时名声很大，但著作没有留下来，黄帝学派却留下来了，为什么？因为总结了经验教训，而这些经验教训，都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中医能做到“知丑知善，化毒为药”，所以孙思邈说：“天生万物，无一而非药石。”头发、指甲、胆结石、小便都可以当药，砒霜可以当药，蚯蚓可以当药，这是多大气魄的一门医学。
中医学一开始就提出“上工治未病”，这本身就是健康医学，只有下医才治已病。中医被误会过，甚至被取消了，然而它有强大的生命力，现在在100多个国家都有中医，来中国留学学习中医的人也很多。
我们国家自己瞧不起中医，而西方国家偏偏来中国取经。在中医界，个别硕士生、博士生，甚至博士生导师对中医往往都挑剔过多、否定过多或者批判过多的现象，就是受现代科学或物质科学的实证科学和病医学观念影响的结果。我们不宜提倡站在某一个疾病的角度来看待中医。
在中医理论典籍中可以找到对伤寒、麻风、糖尿病和肺结核等疾病的精辟论述，而我们后代却退步了。20世纪中医的危机，根源在于把中医的证认同于西医的病，甚至从属于西医的病。把中医的基础理论概念、阴阳五行概念都按着病因、病位来编排，这是一种误导。我们到现在才认识到21世纪医学发展方向是健康医学，而中医恰恰一直是健康医学。
中医学所讲的养生，就是通过对人体神、气、形三方面的调养，使自身内环境达到稳态平衡状态并与外环境保持“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养生莫若求本。”中医所谈的养生又不是现代预防医学的养生又不是营养学的养生，而是辨万物是否有利于你的生命，也就是其对阴阳的贡献度。
在这基础上，我想谈一谈中医学的养生思想。健康长寿是每个人都应追求的目标。现在有些人，像中关村的一些科技精英，才60岁多一点就去世了，很可惜。还有的人甚至30多岁就猝死于心血管病。他们可能是工作上的高智商者，但在养生方面却属“健盲”，或者说对养生之道不太懂。
《淮南子》中讲到：“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意思是说，人的生命要素有三，形是生命的容器；气充满身体各部，哪个地方没有了，哪个地方就有问题；神是生命的制约者、调节者。
中医学所讲的养生，就是通过对人体神、气、形三方面的调养，使自身内环境达到稳态平衡状态并与外环境保持“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
医学的任务是究天人之际，通健病之变，循生生之道，谋天人合德。医学的层次是天和人、完全是人和自然环境生存的关系，健病之变（健康和疾病状态的相互转化），不是针对细胞，也不是分子。
中医包括两个方面：养生莫若知本，治病必求于本。前一句是在《吕氏春秋》中提到的，后一句话是《素问》中提出来的。所以中医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养生，一个是治病。健康者养生，有病者治病。那么养生莫若知本，治病必求于本中，所求的这个“本”内涵包括由疾病状态向健康转化的动力在哪里，目标是什么，方式是什么。
所以这个“本”不是单纯找找毛病，而是寻求抵抗力、防御能力、修复能力。这样我们对中医科学不科学就有底了，我们谈的养生就不是现代预防医学的养生，也不是营养学的养生，因为营养学也是成分论。中医养生怎样求本呢？察阴阳之宜，辨万物是否有利于你的生命，不在于其营养成分是什么，而在于其对阴阳的贡献度。
健康长寿问题，是每一个人都应关心的问题。现在有些人，可能是工作上的精英，但在养生方面却属“健盲”，或者说对养生之道不太懂，对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肝炎等慢性病的理解和认识上有很多误区。长久下来，势必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很大的危害。
对于比较容易理解的“形”的问题，人们还存在很多认识上的误区。
人作为地球上进化得最高级的生命体，应该适当了解自己的生命、规律，不要过度使用。大脑、脏腑、四肢用多了，就会劳损；反过来，哪个器官有病就应减轻其负担，肝脏有病就应减轻肝脏的负担，心脏有病就应减轻心脏的负担，这叫做分流减负。
现在我们在认识上往往有些误区，如胃有病，就常吃一些稀的、易消化的食物，结果造成胃加班加点工作，反而增加了胃的负担。正确的做法是，可以让口腔多做工作，常吃干的，多咀嚼，可以减轻胃的负担。长期按照器官的功能状态去使用，器官就不会受到损耗。
一般来说，肝脏的功能、肾脏的功能，每隔10年要降低10%。50年前，我学西医的时候，教材中讲到：脂肪肝-肝硬化-死亡，就这么危险，可是现在脂肪肝比例相当高，已经成为威胁生命的10大因素之一。吃饭吃得很快，血糖就会升高；相反吃得比较慢，细细咀嚼，血脂就会下降，饭后再活动活动，就不容易造成脂肪的积存。南方有句俗语“催工不催饭”，讲得就是这个道理。
年轻人出现高血压、心率异常，往往是脂肪肝的结果。因为堆积了过多的脂肪，肝脏调节糖的能力就弱了，血液里的糖就不能及时供应。大脑发现血糖低了，便会调动身体升高血糖的机制。升高血糖的机制，大概有6个，包括肾上腺素、肾上腺皮质激素、生长激素、甲状腺素、交感神经、α细胞胰高血糖素，而降低血糖的机制只有β细胞胰岛素。有这么多升高血糖的机制，身体便会根据需要自动地升高血糖，为什么呢？因为血糖是能源，相当于锅炉房烧的煤，没有煤，屋子里就不暖和。血液里没有足够的糖供应，各个组织就难以实现它们的功能。
糖尿病的危险在于心脑血管病，而心脑血管病、肾脏疾患及脚趾坏疽等都是由低血糖引起的，所以说糖尿病人的危险在于低血糖。20年前，那些国外的糖尿病人就知道带胸卡，上面写着：“我是糖尿病患者，如果一旦昏迷了，请把我口袋里的糖放在我嘴里。”1959年，日本人开始观察注射胰岛素的病人1年来眼底的动脉硬化、玻璃样变等发展情况，也就是低血糖造成的血管病变情况。因为血糖一低，大脑就得调动升高血糖的机制，一天几次，经历几年以后，就出现了眼底、肾脏以及心脑血管的问题，所以应尽量避免低血糖。
不要认为老年人这也高、那也高就不好，血压、血糖都不是敌人，它之所以升高是为了使重要器官得到充分的能量供应，因而不要将其降得过低。这些观念很重要，需要普及。
我在1958年做过一次实验，对50位糖尿病人，每人给一块消毒的海绵，让其嚼半个小时吐掉，结果显示所有人血糖、血脂都下降了，文章后来发表在1961的《中华内科》杂志上。这说明只要能很好地咀嚼，本身就可以降低血脂、血糖。咀嚼可以使腮腺活动增强，使唾液分泌增多。唾液能够使伤口愈合，而伤口愈合的重要因素是上皮生长因子，咀嚼对神经生长因子的生成有很大好处。咀嚼除了有以上一些功能，还可以固齿、美容、健脑。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内自身抗体品种就增多了，如类风湿因子、抗核酸抗体等等，这是免疫功能识别能力差的结果。为什么免疫病那么多呢？因为：①乱用药，药物本身就可以变成半抗原；②年龄大了以后，胃酸减少，吃得很多，蛋白质分解不完全，就成为半抗原，如果再接触病毒，都可以成为半抗原。我在西医院工作了30年，在研究院20年。在北大人民医院的时候，我的老师告诉我，要是能吃药就别打针，能肌内注射就不要静脉注射，当时觉得怎么那么保守呢。现在看来是对的。现在这种医生少了，大家都愿意赚钱。我从养生的角度告诉大家，不要误以为医生必须开药，必须要求患者非打针不可。
“脑为元神之府”，大脑的供血、供氧情况直接标志着人的健康和衰老状况。对大脑的保健要有科学的方法，健步行走是把下肢的血液有效地泵到大脑的一个必要手段。应进行适当的运动，保证大脑有足够的血液供应，避免形逸而志劳。
老年人大脑的保健很重要。别的动物通常四肢着地，大脑在前。人站立行走，头在最高处，距离地更远，心脏泵出的血要克服地心引力，流到大脑，使大脑处在一个良好的状态。因此，大脑的供血、供氧情况直接标志着人的健康和衰老状况。人老了，走路蹒跚，腿没劲了，说明这个人就快不行了，因为健步行走是把下肢的血液有效地泵到大脑的一个必要手段。
现代人走路少了，上下班都坐车，这对健康并没有利。实际上人老腿先老，腿有没有劲很重要。感冒了，咳嗽了，一泡脚就好了；脚和上呼吸道有关系，着凉了就咳嗽。大脑长期处于慢性缺血、缺氧、缺糖的状态，身体就会走下坡路。老年人如果走路不方便，可以在家扶着桌子抬抬脚后跟，抬脚后跟可促使腓肠肌收缩，把下肢的血液有效地输到上面去，从而保证大脑的血液供应。
使用大脑要讲究科学。我过去有时候一天写七八千字，如果写不出来，就去睡觉。现在年龄大了，基本上不写长篇大论的东西，只把各个方面的知识分几条线，捋一捋就行了。大脑对人体的健康长寿是有决定意义的。老年性痴呆，除了国外的所谓蛋白质代谢因素之外，大部分是血管引起的，做脑CT可以发现腔隙性脑梗塞不少。
有人说用抗生素、输液，我认为是被动的，至于它的害处就不说了。其实，如果一个人能多活动活动腿脚，并注意咀嚼，保证大脑有足够的血液供应，大脑的退化终归会比别人晚上几年，这就是血流、血糖、血氧的供应充足的结果。保护大脑，还须注意不要生气，老年人一生气，有可能造成脑血管破裂。哲学家康德说：“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大家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中医最重视气血，气行则血行。气血津液，气是第一位的，气的调和很重要。动脉是心脏动力，静脉的动力依靠人体的运动，如果长久不运动，静脉里的营养及氧分被排走，回流的却是废气、脏东西，那怎么能行呢？
疲劳往往是静脉血的代谢氧降低的结果，所以帮助静脉的回流，应该成为一个大问题，光靠推动心脏的挤压是不够的。现在生活方式导致的现代病、城市病、文明病、工业病就是因为用脑过多、身体动得不够，是形逸而志劳了。
关于精神调养方面，人要经得起委屈、挫折。我们这些人经历过抗日战争，当过亡国奴，去过干校，蹲过牛棚，所以能够把事情看得开一些，把名利看得自然和淡泊一些。章太炎先生说过“名医是病人对他的信仰”，名医的名不是广告推出来的，而是病人的实际感受。病被治好了，病人自然对医生就有一种信赖。
我们现在搞RCG，做对照组的时候发现有安慰剂的现象。这种现象奇怪得很，比如说用颜色、形状和实际药品差不多的安慰剂治疗，居然效果也挺好，有效率达37%。这说明如果病人信赖医生，对治疗就会有很大的帮助。因此医生应注意自已的医风、医德。如果为了发财，是不能当医生的。如果医生很端正，病人就会对其产生信赖，这个心理因素不可忽视。人们的健康绝不仅是物理化学的东西，一定还有人际关系等社会因素。
孔子认为，有大德者寿。一个人的德性高，人际关系比较融洽，就能够得到人们的尊重，处在一个积极的地位，就会长寿。一个人经常保持着平和的心态，对人体脏腑功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七情不调，会导致各种疾病的发生。
此外，“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老年人也应有性生活，这对防老有好处。对于丧偶的老年人，有再婚的想法，儿女应当支持。孙思邈在《千金方》中讲了很多这方面的道理，国外也有许多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和谐的夫妻生活可以防止很多疾病，并使人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使人的生命力、创造力得到比较好的发挥，因此，要正确指导中老年人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克服过去的封建思想。
养生并不仅仅是医学得一部分，恰恰是医学得指导思想。在医学科普方面，不单是给人们一些知识，更主要的是给人们一种思想理念。如果把具体办法背后的科学道理讲出来，人们得到了以后，可以举一反三。大众对医学的认识提高了，就不会再迷信药物。做好健康宣传事业也应有正确的思想方针。
20世纪末，UNDP世界银行评价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状况的标志有三：第一是人的健康长寿；第二是受教育的机会；第三是人均收入。这是反映社会发展状况的3把尺子。
为什么把人的健康长寿放在第一位呢？这说明人们在解决温饱之后，对健康长寿的需求更强烈了，所以你们的杂志(指《养生大世界》）会大有市场的。养生并不仅仅是医学的一部分，而是医学的指导思想。
这个观念可能有的医生也不能接受，因为我们培养的都是专科分化的医生。到20世纪末，世界卫生组织说，人类健康长寿的影响因素中，遗传因素占15%，社会因素占10%、气候因素占7%，医疗因素占这几项加在一起为40%，其余的60%就是我们自己。
现在科学界有三个前沿，第一，哲学的前沿是实践论，医学的根本是实践问题，而实践是功能目标动力学的实践。生命只有一次，不能重复，过去存在的问题既往不咎，但应认识到病因问题往往是微生态问题，病理不见得就是坏的。例如咳嗽，如果十声才咳出一口痰，那么，帮助他两声咳出一口痰，是有好处的。这是在没有完成任务时正反馈的放大反应，中医叫“旺气”，怎么办呢？“求其属也”，看旺气背后是何情况，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这样的观念如果大家能够慢慢接受就很有意义了。
第二，英国的《自然》杂志的总编到中国访问时提到，21世纪科学前沿是生命科学和信息科学的交叉，也就是生命科学的信息调节问题——生物信息学。
第三，医学的前沿就是健康医学，希望你们的杂志能够灌输健康生态医学。关于创办养生刊物，我觉得还是应该雅俗共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