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祥森：历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刍议
本文作者为《史学月刊》杂志编审、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周祥森教授
本文原刊于《史学月刊 》 201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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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国内人文和社会科学诸学科都越来越强调问题意识。但是，究竟什么是本学科所应有的问题意识，却大多语焉不详。鉴此，本文就历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问题，略陈管见。在历史研究实践活动中，问题意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要而言之，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在历史研究过程中，提出一个恰当的历史学问题，是选题的核心环节。历史研究作为一种学术实践活动，走的基本途径无疑是学术的途径。什么是学术的途径？“学术的途径就是，首先从事实说起。”[聂敏里：《存在与实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首先在事实层面回答对象性事实(科学角度)或对话性事实(人文角度)是什么的问题。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这里的“事实”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过去的存在”的事实[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298页]，也就是“历史本体论范畴的历史事实”，或者说“客观历史过程中的历史事实”，可以称作“历史存在事实”[李振宏、刘克辉《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第三次修订本)，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6页]。这种意义上的事实是历史研究首先要建构和确立的对象。二是作为当下存在的“现状”的事实，可以称之为“现实存在事实”。这种意义上的事实是历史研究的现实出发点。历史研究从研究者的时代和社会的现实状况出发，并加以否定，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是“唯一适当的方式”[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版，第200页]。然而，作为“过去的存在”的事实，对于历史学家而言，恰恰是最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在一定意义上，历史研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把客观的历史实际(历史存在事实)转化并建构为主观的历史事实(历史认识事实)的过程。通过历史认识、历史阐释或历史解释生产具有可积累性和可传承性的历史知识，或者通过历史表现、历史叙事以及历史体验获取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都离不开这个基础。由于“(历史存在)事实是什么”的问题并不那么容易回答，因此中外历史学家大多把提出一个有意义、有价值、恰当的且关乎历史事实的历史学问题，作为历史研究过程的首要的或核心的环节。比如，19世纪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Droysen,Johann Gustav,1804-1884)在《历史知识理论》中说：“有一定的历史问题，才可能开始找寻遗迹、纪念物及文献资料；也就是说：找答案。”[德罗伊森著，耶尔恩·吕森、胡昌智编选，胡昌智译《历史知识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李振宏先生指出：“历史研究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要提出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这是研究的前提。”[李振宏：《历史研究的一般程序》，杨玉圣、张保生主编《学术规范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另参见李振宏、刘克辉：《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第三次修订本)，第585页]科学哲学家有着同历史学家一样的认识。20世纪西方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说：“科学在其发展中在任何时候都遇到问题。科学不能从观察开始，或不能从‘资料的收集’开始，这是一些研究方法的学者们所主张的。在我们能够收集资料之前，我们对某类资料的兴趣必定己经产生了。这就是说，问题总是最先出现的。问题的提出又可以由于实践的需要或者由于科学的和前科学的信念(因某种缘故)而有修改必要之故。科学的问题总是因为人们需要某种解释而被提出来[的]。”[卡而·波普尔著，杜汝揖、邱仁宗译《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页]卡尔·波普尔在这里所说的“科学”是指自然科学。他并不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也就是说，他在这里说的“问题最先”的科学发现逻辑原则，至少在他看来是不适合于历史学的。历史学究竟是不是一门科学，可以见仁见智。我们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而且，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146页]。也就是说，任何一门学科，只要发展或成熟到科学的水平，就必然是历史科学。历史学化是任何一门学科走向科学的必由之路和归宿。虽然在以“去科学化”“去知识化”为旨趣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甚嚣尘上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不承认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但是，从研究的逻辑上讲，如历史学家们所认识到的那样，它其实和自然科学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是以提出一个“恰当的问题”作为“最先”步骤的；而且，历史学的问题也“总是因为人们(现实地)需要某种解释而被提出来”的。其次，问题意识是历史研究活动本质特性的一种体现和内在要求。根据柯林武德的说法，历史研究本质上是一种“提问活动”（questioning activity)，遵循的是“问答逻辑”(Logic of question and answer)，而非“命题逻辑”(Propositional logic)。柯林武德对“问答逻辑”作了如下界定：“问题和答案在一个既定的综合体中必须是相关的，同‘属于’一个整体并在其中占据着各自的位置。每一个问题都必须‘呈现’出来，如果我们以问题‘没有呈现’为理由拒绝回答它，那么，问题的缺席一定是我们深恶痛绝的。每一个问答必须是问题本身所要求的‘正当答案’。”[柯林武德著，陈静译：《柯林武德自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问答逻辑”的“真”之所以必须是具有相关性的，之所以是包括问题和答案在内的综合体，柯林武德指出，乃是因为根据培根的《新工具》和笛卡儿的《方法论》所表述的一个逻辑原则，即“知识不仅包括‘命题’(propositions) ,‘陈述’(statements) ,‘判断’(judgements)，而且还包括陈述、命题等所意欲回答的问题。一种只关心答案却忽视问题的逻辑，只能是错误的逻辑。”(同上，第33页)根据“问答逻辑”，在历史研究中，提出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柯林武德说：“‘提问活动’(questioning activity)在认知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同上，第32页)因为，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史料文献——作为“答案”或“命题”——作者说什么远不是最重要的，最为重要的是作者为什么这样说而不是那样说，作者如此说究竟想传达什么信息；易而言之，作者意欲回答其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的什么现实问题。对此，柯林武德告诫说，我们“不可能仅仅依据一个人说的或写的陈述句子来探知他的意思，即使他是以完全符合语言要求的方式和完全诚实的态度来说或写的。为了理解他的意思，你还必须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即他心中的问题，也是他假设存在于你心中的问题)，因为他所说的或写的东西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问题与答案之间是严格相关的……某个命题所回答的问题不能再由其他命题来回答，否则这一命题便不会是对那个问题的正确回答。一个高度明确和特定的命题必须蕴含这样一个答案，它的问题不是模糊的，也不是泛泛的，而是一个与命题本身一样明确和特定的问题”(同上，第34页)。无论是坚持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还是认为它只是一门人文学科，作为“提问活动”的历史学显然不同于作为证明(或说明)活动的自然科学，它所遵循的“问答逻辑”更是与自然科学所遵循的“命题逻辑”大异其趣。可以说，柯林武德的“提问活动”和“问答逻辑”，是历史学在方法论和程序规则上的一个本质特征。准乎此，则历史学家的问题意识不仅是这种本质特征的反映，而且是其客观的内在要求。在历史研究中，既然问题意识如此重要，那么，究竟什么是问题意识呢？我曾尝试着提出如下界定：所谓史学实践中的问题意识，是指历史学家基于对其在场的、当下现实生活的观察和思考，特别是对人类命运、人类的生命运动的深切关注而转化并升华到历史学层面上提出来的，兼具现实性和学术性双重属性，且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视野、在历史学领域进行深入细致考察的问题进行自觉思考并努力寻求答案的一种主体意识[周祥森：《转向人的内在生命存在——提高中国世界史学科研究水平的本体论前提》，《史学月刊》2012年第2期，第23页]。根据上述界定，历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本质上是现实问题意识。但是，历史研究毕竟不等同于现实研究或对现状的追踪观察。历史学家在其最终成果中原则上不直接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历史学家是以反思的、逆溯的方式，并且是以历史问题意识的形式，来表现其现实问题意识的。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问题意识不仅表现了其敏锐的历史感，而且表现了其对于时代、社会以及文化的某种深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历史学家或以自己所生产出来的历史知识的方式，或以自己所体悟到、所感知到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的方式，间接地介入改变现实世界的实践活动，并表现和确证自己作为有生命的个人存在的本质力量。因此，历史学家的问题意识，不仅是其思想的生命表现的对象，而且是其主体意识的集中体现。为什么历史学家的问题意识必须特别强调“关注人类命运”的意识？在这里，我还是以当代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和他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为例作简要的说明。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在该书中文版前言的最后这样写道：“我们知识的普遍性是没有限度的，但愿亚洲、欧洲或美洲所有关注人类命运的有识之士能从这本书中获得一些启发。”[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著，许明龙、马胜利译：《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中文版前言，第5页]在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看来，如果读者不具有“关注人类命运”这种本体性的人文情怀，那么，他或她是不可能真正读懂这部历史著作的。显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直观和如实地考察”蒙塔尤山村农牧民世界，立体式和全景式地“深描”(thick description)蒙塔尤山村30年的历史，具体化地表现和完整地描述蒙塔尤村民们实际的世界经验，旨趣不仅仅在于对13世纪末14世纪初法国南部蒙塔尤山村二十来户家庭、百来号人的命运的关注，而且更在于通过经验性、直观性地再现犹如“一团泥”“一块铜”“一个指甲刀”的蒙塔尤村民们的独特“命运”，了解并展现“人类命运”的繁杂性、多面性、矛盾性和歧异性，以及无限的可能性，亦即了解并展现“在异化的范围内活动的人们”[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版，第306页]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而具有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在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历史叙述中，似乎是抽象的和虚无缥缈的“人类命运”，通过并且正是在克莱格们、皮埃尔·莫里们具体而实在的“个人命运”中获得了独特而生动的展现。因此，“关注人类命运”，在其现实性和本质上，也就是关注个体性人的生命存在、生命运动以及生命表现。任何学科都存在着“真问题”和“假问题”，而且“真问题”和“假问题”在一定的条件下会相互转化。历史科学也不例外。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历史研究中的被视作“假问题”的问题。历史学界关于真假问题之辩，是何兆武最早提出来的。何兆武在1989年第5期《百科知识》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假问题——从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论说起》的文章。在文章中，他认为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是一个永远不可能获得真答案的“假问题”。他说：“对于一个假问题是不可能给出真答案的。或者说，一个假问题就是一个不可能给出真答案的问题……在当代(中国)历史研究的所有热门问题之中，大概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的原因的探讨，可以算是最为热门的一个问题了。”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它一直是“史学界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何兆武《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假问题—从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论说起》，氏著：《苇草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19页]。何兆武对历史学者们热衷于讨论这个问题这一史学现象深感奇怪。他说：“所有参加这个热门问题的讨论的学者们，似乎都毫无保留地而且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样一条前提假设，即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表现出特殊的长期性、或停滞性、或长期停滞性。在他们努力寻找各种答案的时候，他们好像很少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究竟能不能成立？假如能够成立，又是在哪种意义上才能成立？我们甚至可以更直截了当地问：这个问题究竟是一个真问题，还是一个假问题。对于一个假问题而要努力去寻找答案，那种努力将是徒劳无功的，那种答案将是没有意义的。”(同上，第320页)他明确认定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是一个假问题。而且，通过对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性这个假问题的个案讨论，何兆武做出了如下一般性的论断：“过去一些历史学家们过分轻率地、不加批判地纠缠于无意义的争论之中似乎太多了些，这不仅是浪费时间和精力，也不利于历史学沿着科学的道路茁壮地发展……现在是历史学界应该对过去一些似是而非的假问题进行重新批判并做出一番澄清的时候了。”(同上，第328页)对何兆武提出的假问题没有任何真意义的观点的最有力的批评，是王学典在2000年第1期《东岳论丛》上发表的《“假问题”与“真学术”：中国社会形态问题讨论的一点思考》一文。王学典认为，所谓“假问题”，在它们被提出的话语系统和时代语境中，并不是什么“假问题”，而是“真问题”。只有在脱离了原来的语境和话语系统的前提下，它们才转化成为“假问题”。但是，即使在今天看来是“假问题”的问题，也能够产生出“真学术”，带出不可估量的“真意义”;“假问题”笼罩下的中国史坛并不就是一片废墟或一片空白。“五朵金花”在今天是“假问题”，但是在解答的过程中，中国历史学家取得了众多的具有“真意义”的历史研究成果[王学典：《“假问题”与“真学术”中国社会形态问题讨论的一点思考》，《东岳论丛02000年第4期，第96~97页；《“五朵金花”：假问题与真学术》，《北京日报》,2002年6月3日]。王学典的文章出来后，关于历史研究中的“假问题”和“真问题”的论争告一个段落。在这里，我想略作进一步申论的是，如果我们认同何兆武的观点，那么，在历史学中，可以说没有一个“真问题”。因为，历史学中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几乎没有一个是被终极地解答了的。历史学家提出的每一个重大问题，都将会有一系列的答案，而且有些答案之间是相互矛盾或对立的。没有一个答案会成为唯一的、终极的答案。例如，当代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o Certeau, 1925-1986)在《历史书写》中研究历史与神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一开始就指出：“在时间的长河中，一个教义的价值是什么呢？要以什么样的标准来理解这种教义？如何以所研究的时期内出现的词语来解释它？’’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仅“富有争议”，而且“难以回答”[米歇尔·德·塞尔托著，倪复生译：《历史书写》，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何兆武提出根据可证伪原则区分历史学中的科学的成分和非科学的或艺术的成分的界限，并进而把这一原则推广应用到区分历史问题的真或假，实际上是无条件地、不加批判地接受卡尔·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的结果。根据可证伪原则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是卡尔·波普尔的一个重要思想。但是，自从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 1922-1996)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发表后，卡尔·波普尔的可证伪原则就迅速地被库恩的“范式转换”原则取代了[参见托马斯·库恩著，杰姆斯·科南特、约翰·豪格兰德编，邱慧译：《结构之后的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就是说，卡尔·波普尔的可证伪原则本身也只是科学研究的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方法论原则。历史学的历史表明，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在重新认识、重新理解、重新建构、重新表现以及重新叙述他们时代和社会所需要的历史，都在对老问题做出新解答，或者提出前人不曾提出过的问题。历史学就是以提出何兆武意义上的“假问题”并努力寻求历史性解答为特征的一门遵循“问答逻辑”的科学。在历史学中，提出一个具有“真意义”的“假问题”，比提出一个没有“真意义”的“真问题”更加重要，更加能够推动历史科学的发展。
悉数中华文化中的先贤、经典，我们不禁心向往之，却也畏手畏脚。长期以来，碎片化的输入使得我们在提起“诗经”、“唐诗”时，只能背出几句诗词，却无法掌握贯穿其中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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