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文本与读者及性描写的尺度[书香闻过录]

作家、文本与读者及性描写的尺度[书香闻过录]

保罗·奥斯特是当代美国著名的小说家,现居澳大利亚的J.M.库切更是200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的小说大师。在两人的通信集《此时此地》一书中,库切曾转交给奥斯特一封读者来信,信中认为库切在小说《慢人》里,以对故事进展毫无帮助的贬损方式提到“犹太人”,愤怒批评他“像你这样一位享有盛誉的作家,居然堕落到使用反犹太人的言辞,且毫无缘由,我感到失望,并视之为一种耻辱。”

库切事先没有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想先看看同行奥斯特怎么对待。

奥斯特的回复非常直接,让库切别理会那封愚蠢的来信,也别再去多想它。要不然,如果发现自己深受困扰,就写封信告诉她,“你写的是一部小说,而不是有关道德操守的小册子,那番针对犹太人的话语,还不要说彻底的反犹太主义了,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一部分,如果仅只是因为笔下的人物说了她所说的那番话,这并不意味着你就赞同她的观点。这是‘如何阅读小说’第一堂课的内容啊。难道凶杀案故事的作者就赞同凶杀?作为一名坚定的素食主义者,如果你小说中的人物吃了汉堡包,难道就暴露了自己是个伪君子?”

确实,奥斯特说得很有道理,读者绝不能简单将文本中描写的人物思想情感,或者故事情节,等同于作家的思想情感与经历,这应该是文学欣赏“通识课”学习到的基础常识。但是,文本必然承载着作家的情感与思想,并且还常更隐晦地表现了个人经历,难免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多面性,比如托马斯·曼创作的《死于威尼斯》,就在小说中暗喻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除此之外,也还存在许多因不同道德、宗教与政治等等原因造成的“误读”,甚至查禁与迫害,而这样的现象在人类写作史上,堪称比比皆是,这就是有学者研究的“隐匿写作”的可能性问题。

无疑,这位读者的“误读”是阅读活动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虽然有高低与正误之别。在作家、文本、读者的三者交互关系中,“误读”是最可能产生的一种奇异现象,也是最具魅力之处。说回库切对读者来信的想法,他倒是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就是这封信的“指控”,严重伤害了作家与读者的友善关系,“这种友善关系一旦消失,阅读就失去了乐趣,写作也将会成为一种不情不愿的沉重负担。这种情形发生之后,该怎么办呢?当一个人的文字是被人挑来拣去找出隐藏的蔑视和异端邪说的时候,为什么还要继续写作?这简直就像是回到了清教徒时代。”由此申说,不难看出,这个问题是一个多么幽深的坑。

世界文学史上诸多“性描写”的争端,思路与上面约有相似之处。伟大的作家与作品,比如《金瓶梅》、《尤利西斯》、《洛丽塔》等,绝不可能依靠色情描写就能成为世界文学的顶尖之作,文本中出现的相应文字绝对是从艺术审美与思想上考虑的。另一方面,只有那些三流作家才会以低级的色情描写来哗众取宠,而之所以处理不好性描写,一是限于才气,确实写不好,二是想别出心裁,以求吸引眼球。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的尺度,不取决于宗教、道德与政治的限度,它的最高原则只能来源于艺术审美的完整度和必要性。这是文学乃至艺术存在的先决条件,否则,就只能沦落为宗教狂热、道德说教与政治宣传的工具,不再有独特存在的审美愉悦和启智开脑价值。文学乃至艺术的发展,就是在不断反抗上面三个方面的思想诱惑中,加深认知自我独立的探索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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