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时代的我们，为什么越来越无法接受不同的观点？
社交媒体时代的我们，为什么越来越无法接受不同的观点？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燕京书评（ID：Pekingbooks）；作者： 凯斯·桑斯坦，原标题：《极化与撕逼：社交媒体时代的我们，为什么越来越无法接受不同的观点？》文章部分文字有删减；
作者注：社交媒体时代，撕逼越来越成为常态，舆论也越来越群体极化。为什么在接触了更多的群体之后，我们反而为什么越来越无法接受不同的观点？搜索也是为了寻找自己心底预设的答案。是技术带来的后果，还是人性本身的弱点？
互联网可以将人们聚集在一起，而不是让他们分散。数不清的人正在利用社交媒体组成更大也更多样化的群体。但是，也存在以利基社群（communities of niches）形式窄化人群的趋势。在Twitter的帮助下，行为科学研究者很容易就能找到与之交流的同行。如果你想要了解该领域的最新进展，Twitter能帮上大忙。例如，行为科学家们对“损失厌恶”感兴趣，这是指与同样数量的收益相比，人们更难以忍受损失。如果你对行为研究中的新案例、异常情况或详尽细节感兴趣的话，你会发现Twitter简直棒极了。没错，Twitter上有一个“损失厌恶”的标签。
那很棒。但是，对于专门领域的学术研究来说，这里存在的风险是Twitter将成为只属于他们自己的回音室。人们当然可以找到许多代表着不同主题或观点的标签。 许多高度专业化的网站、讨论组以及各种数不清的网络订阅源不断产生。这样的结果会产生什么问题呢？
《标签：社交媒体时代的众声喧哗》
[美]凯斯·桑斯坦著，陈颀、孙竞超译
麦读MyRead丨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1月版
▌适当倾向性
许多人最愿意相信，也最喜欢看的是用“适当倾向性”的内容讲述每天发生的事情。他们做出特定的选择，以确保可以相信自己所读到的内容。或者他们是想让自己远离那些难以置信的、极不靠谱的或惹人反感的观点。每个人都认为某些观点是无法接受的，并且如果有可能，我们会过滤掉这些内容。我在芝加哥住了很多年，热爱芝加哥熊队（现在我仍然爱他们——只是差了一点点）。当他们出现在全国性的电视频道上时，我就会关掉声音，然后听本地解说员的解说。我这样做，不仅因为本地解说员解说水平更高，还因为他们偏向于熊队。当熊队表现不佳时，他们会与我一起伤心。
或者想想这种情况，购买了一辆新车后，人们通常喜欢看到那些满腔热情地赞美他们刚刚入手的同款车型的广告。那些广告让人感到欣慰，因为它们可以证实购买这款车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此处，我们可以做些区分。某些群体的成员，想要与大多数或其他所有人隔绝，仅仅为了维持某种程度的舒适和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另一些群体，则有一个自觉的社会计划，甚至是一种改造他人的“战斗任务”。在提供其他网站链接的时候，这些群体的目的往往是为了证明竞争对手的观点有多么危险或卑劣。这在Twitter和博客上，可谓是家常便饭。
凯斯·桑斯坦（Cass R. Sunstein），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2009年-2012年曾任白宫信息和监管事务办公室主任，是当今美国法学学术印证率最高的法学家。他著述颇丰，出版有《助推》《网络共和国》《信息乌托邦》《弹劾》等极富影响的著作。
▌信息过载、群体主义与“合众为多”
面对传播选择的激增，信息过载的风险无处不在——太多的选项、太多的话题、太多的意见，各种声音嘈杂纷乱。事实上，过载的风险与过滤的需求相伴相生。在我看来，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的音乐永不过时，但是他风行于20世纪90年代的歌曲《找遍57个频道没有一个可看》（57 Channels and Nothing On）与当前海量的节目选择一对比，就显得滑稽和过时了。过滤经常体现为缩小选择范围，是为了避免过载并为海量的信息源强制设定某种秩序时的惯常之举。你的Twitter信息流，将仅限于推送你想要看到的内容；而你的Facebook好友，也只是人类的一小部分。
就过滤本身来说，这并不是问题。然而，当选择极大丰富之时，许多人会抓住机会只听或多听那些他们最为认同的观点。当然，对许多人而言，重要的是享受我们看到的或读到的内容，或从中学到东西，而我们不一定要从中获得安慰。然而，人类有一种自然的倾向，在选择娱乐和新闻时，并不希望它们妨碍我们先前的世界观。
我并不是说互联网是一个孤独或反社会的领域，绝非如此。与电视相反，当下的许多选项都非常社会化，极大地增强了人们与其他个人和群体建立联系的能力，而这些人是我们原本完全无法接触到的。Facebook、Twitter、Instagram、Medium和Vine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引人注目的机会，借此创建新的组织和联系。这构成了讨论碎片化风险的基础。
一群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美国人需要从四种新闻内容来源中选择其中一种，分别是福克斯、全国公共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以及英国广播公司。这一结果算不上出人意料，但的确有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人们对于完全一样的新闻内容所感兴趣的程度受到网络标签的极大影响。对某些人而言，福克斯的标签让同一新闻标题变得更有趣，内容也更加引人入胜。事实上，当顶着“福克斯”标签时，这些人对同一新闻内容的点击率要高出三倍（有趣的是，当体育和旅行内容带有该标签时，其点击率也翻了倍）。而另一些人则对带有“福克斯”标签的故事表示厌恶，而CNN和NPR的标签则适当增加了他们的兴趣程度。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设想，该结论适用于网络行为——倾向可识别的人们，正在查阅匹配他们偏好的信息源，并且正在回避那些没有迎合他们偏好的信息源。
所有这些仅仅是冰山一角。因为互联网使得寻找志同道合的个体变得更容易，它能促成并加强拥有相同意识形态但地理上分散的边缘群体。因此，粒子物理学家、《星际迷航》粉丝利用互联网找到了彼此，交换信息并激发彼此的热情。在许多情况下，只要地理分隔将他们稀释至百万分之一，他们热络的对话可能永远不会达到临界质量。
人们正在努力“激发彼此的热情”，这个观点值得重点关注，因为它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的确，许多对特定话题有坚定立场的人几乎只与立场相近的人相互交流，比如控枪、堕胎或移民等话题。社交媒体的推送和链接，也遵循类似的模式。
所有这一切都非常自然，甚至相当合理。那些访问他们认为，具有恰当倾向性网站的人，很可能想要访问带有同样倾向性的网站；而那些出于特定观点创建某个网站的人，不大可能宣传他们的对手——人们倾向于喜欢与自己相似的人所喜欢的东西。许多人带着独特的视角查询网站，他们并不会将自己局限于想法相似的信息来源中。然而，今天我们对个体行为的认知，支持了一种普遍观点：许多人主要在倾听由自己声音产生的更多和更响亮的回音。
在互联网到来的许多年前，在电视台屈指可数的时代，人们在报纸和无线广播之间做出了带有自我意识的选择。在任何时代，大多数人都希望获得安慰而不是受到挑战。以杂志和报纸为例，它们常常会以特定的观点迎合有明确喜好的人。自19世纪早期以来，非裔美国人普遍会阅读非裔美国人主办的报纸，而这些报纸就公共问题提供的报道与面向白人的报纸明显不同，并且就哪些问题才是重要问题，他们也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白人则很少阅读这些报纸。
但是，新兴事物仍具有重要的变革意义。伴随选项数量的急剧增加和定制能力的增强，实际选择范围也相应地增加。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选择很可能符合人口统计学特征或既存的政治信念，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这当然有很多好处，尤其是它大大增加了信息的总量、选择的娱乐价值以及选项的纯粹乐趣。然而，这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果形形色色的群体看到和听到的都是完全不同的观点，或者关注完全不同的话题，那么人们可能很难相互理解，而解决全社会所共同面对问题的难度或许也会增加。
考虑一些例子。许多美国人认为，大多数接受福利救济的人都好逸恶劳，依赖他人的救济为生。根据这种观点，包括削减救济品在内的“福利改革”名副其实，这是鼓励人们自食其力的必要步骤。但其他的许多美国人则相信，接受救济者们常常处于严重的不利境地，如果能够获得体面的工作，他们将完全愿意去工作，而根据这种观点，削减救济的“福利改革”是一种不公。
退一步讲，对持有如此对立观点的人来说，要达成任何共识或在根本问题上取得进展，都会变得很困难。人们会去相信相反的“事实”。想想看，如果人们不了解与自己相反的观点，总是避免互相交流，并且意识不到该如何处理同胞们的不同问题，这些困难又将会增加多少。
如果我们关注群体极化现象，我们就能加深自己的理解。这一现象激发了严重的问题，即许多人最终生活在他们自己设计的回音室里。在互联网上，极化是一个真实的现象；我们或许甚至可以称之为“网络极化”（cyberpolarization）。
群体极化现象对社交媒体和广义的互联网来说显然很重要，至少在具有鲜明身份认同的群体参与群体内讨论的程度上是如此。如果公共领域四分五裂，并且如果不同的群体正试图打造他们自己偏好的通信程序包，那么后果将不仅仅是趋同，还可能更加四分五裂，因为群体的成员彼此之间将朝着比其最初倾向的观点更为极端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不同的审议群体，每一个都由一群想法相似的人组成，将被驱使着渐行渐远，这仅仅是因为大部分的讨论发生在群体内部。
当然，我们大多数人并没有使用这种力量来过滤，从而隔离其他的观点。许多人在Facebook和Twitter上，创造了类似回音室的东西；他们希望他们自己的观点得到确认。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成千上万选择报纸、无线广播台和电视频道的人们身上，因为他们能够听到他们自己声音的某种变体。
这足以造成明显的两极分化，并造成严重的社会风险。通常，恰恰是那些最有可能过滤掉不同看法的人，才是最应该听取不同看法的人。社交媒体使人们更容易用想法相似者的观点将自己围住，并使自己免受竞争性观点的影响。仅仅因为这个原因，社交媒体就成了极化的温床，同时也成了潜在威胁。
▌为什么会产生极化？
关于群体极化，有三种主要的解释。当前，已经有大量的证据支持这些解释。
说服性论证和信息。第一种解释强调了说服性论证和信息的作用。这就是一种简单的直觉。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任何一个人在任何议题上的立场都与令人信服的论证成函数关系。总体上看，如果因为群体讨论的缘故，你的立场开始动摇了，它很有可能向群体内部所支持的最具说服性的立场偏移。在很大程度上，最具说服力的立场由其支持的合理性和论据的数量所界定。
这里的核心观点是：如果群体成员已经有了特定的倾向，他们会提供朝着同一方向开展大量讨论，而对相反的观点讨论极少，这两者所占的比例相差极大。讨论的结果，自然就使人们沿着他们的初始倾向走得更远。
出于这种原因，群体极化背后的核心要素，即是存在一个有限论据池（limitedargument pool）——它朝着某个特定的方向扭曲（在纯粹描述性的意义上）。我们很容易看到线上讨论组可能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一点有助于解释每天社交网络上发生的事情。如果你的Twitter推送中都是那些像你一样想问题的人，或者说如果你的Facebook好友分享了你的理念，论据池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事实上，转变不会发生在参与讨论的个体身上，而是发生在只向广播、电视或互联网查询他们已有倾向的想法之时。这种查询倾向，会巩固并增强既有立场——经常最后演变为极端主义。
声誉的考虑。第二种机制，涉及人们对自己声誉的关注，始于一种合理的联想，即人们希望其他群体成员能了解自己好的方面，也认为他们自己很好。一旦他们听说了其他人认定的事，他们经常会向着优势立场所在的方向调整自己的立场。德国社会学家伊丽莎白·诺艾尔－诺依曼（Elisabeth Noell－Neumann）将这种想法作为一种关于公共意见的一般性理论的基础，这就是“沉默螺旋”（spiral ofsilence），即持少数派立场的人会让自己保持沉默，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立场可能会从社会上被消除。这种现象不只发生在威权社会中，也可能发生在民主社会中。这有时是好事；当社会聚焦于科学和道德真理时，那些认为太阳围着地球转或者认为奴隶制是好主意的人最后会自我沉默，使得谬误或令人憎恶的信息消失（或几近消失）。然而，沉默螺旋不总是良性的。对当前的论述目的而言，核心观点在于当人们关心他们的声誉时，他们在组内讨论中所说的内容会受到影响。这样一来，群体会变得更为极端。
通过海量的研究，这种模式得以被精确观察。如果人们对自己所想之事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并且不会让其他人的观点动摇自己，人们当然不会发生转变。但是，大多数的人在大多数时间里，并不是那么固执己见。
该观点说明了在电视、广播和社交媒体上，即使缺乏互动机会，人们也很可能受到他们接触的想法及主张的影响。注意，群体极化仅仅在接触他人观点的基础上发生。讨论不是必要的。这种“仅仅接触效应”的影响意味着，极化在一个碎片化的言论市场中可能是一种普遍现象。
想象一下，环保主义者正在浏览致力于证成基因工程和气候变化风险的网站；而环保主义的批评者们，则正在浏览那些旨在披露据称是环保主义者制造的骗局的网站。这些信息接触如果不能得到相反观点披露的补充，群体极化就成了无法避免的后果。
自信，极端主义与确证。关于群体极化，最有趣的解释是强调自信、极端主义和他人确证之间的密切联系。在许多议题上，人们对他们所想的东西并不是真的很确定，缺乏确定性使他们倾向于中间立场。我们会对复杂事务——增加最低薪酬的影响、控制气候变化的合理方式等等信息感到不确定。我们的观点是温和的、暂时性的。
只有当人们获得自信时，他们的信念才会变得更加极端。不论好坏，他们都可以被激进化，即使最终的结论不是那么激进。来自他人的认同，会增加自信。因此，在彼此商议之后，想法相似的人们会更加相信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因而也更加极端。即使在平常情境中，包括幻灯片中人的吸引力和椅子的舒适度，普通人在实验中的观点也会得更加极端，这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观点得到了他人的确证，而且他们在得知其他人分享了他们的观点后变得更加自信。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论点，它帮助我们解释了Twitter上每天都在发生什么。如果你得知“像你一样的人”喜欢某支乐队、某部电影，正准备做某种尝试，那么你或许会跟随他们的脚步。事实上，如果你得知“像你一样的人有某个立场“，你很可能会最终接受他们的立场，并且可能会很有自信地那样去做，即便你自己并没有怎么独立思考过这个问题。当人们发现其他人分享了自己的初始倾向，他们常常会变得更为自信，也因而更加走向极端。在这点上，想想社交平台带来的影响。在这些平台上，人们的观点最终会被想法相似者不断重申。
▌群体身份认同的非凡意义
对于极化来说，身份认同和成员资格的意识很重要，这对一般意义上的信息交流和特别意义上的社交媒体都成立。如果人们将自己视为某个群体的一部分，而这个群体拥有共同的身份和一定程度的团结，那么群体极化将显著增加。如果他们以这样的方式看待自己，群体极化更有可能发生，也会变得更加极端。如果说，一个线上讨论组的成员认为他们自己是动物权利的支持者，其讨论极有可能将他们推至极端方向，仅仅因为他们将彼此理解为共同事业的一部分。可以料想，类似的变化发生在不同类型的人身上。大量证据证明，情况的确如此。
群体身份认同，在另一方面也很重要。假设你正参与一场在线讨论，但你认为其他组员显然与你不同。因此，一种共享群体身份认同的意识会增强他人观点对你自己观点的影响，反之，一种不共享身份认同且存在相关差异的意识会降低这种影响，甚至有可能会消除影响。
这些结果并不奇怪。回想一下，群体极化通常是有限论据池、声誉考虑及确证效应的产物。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当群体成员在一个突出方面上认为彼此相似时，或者存在某种外部因素将他们联合起来，群体极化就会增强。如果共享了身份认同，那么有说服力的讨论极有可能变得更有说服力；那些参与讨论者的身份认同给予他们一种信任或推动力。如果身份认同得以共享，社会影响将获得更大的力量。人们不希望自己的名誉在与他们相似的人眼中受损。而且，如果你觉得群体成员在某些相关问题上的理解与你不同，他们的观点极有可能不具说服力，社会影响力可能不大，或许根本没有。如果“像你一样的人们”支持你的初始倾向，你将会变得更加自信。但是，如果“和你不一样的人们”也支持这种倾向，你或许会变得不那么自信，并且开始重新思考你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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