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又可《瘟疫论》：明朝人是怎么发现传染病与伤寒存在区别的？
明末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小冰河期”的到来加剧了自然灾害，使全国各地的粮食都普遍欠收；而此时大明王朝的腐败也已经深入骨髓、积重难返了，在天灾与人祸的交相作用下，一场历史大悲剧就此上演。
明末大灾难
根据《明季北略》的记载，明朝末年各种奇特的灾害层出不穷。从万历四十五年起，明朝的经济中心江南地区开始发生了“鼠异”，老鼠们成千上万的聚集在一起渡江而南，成片地糟蹋稻苗；天启三年，应天府发生了大地震，常州、镇江、扬州等地都被波及；同年陕西地区的山村也出现了成群的大老鼠，它们肆意偷吃谷豆，一有人驱逐，就飞快逃走。有人抓到这种老鼠后，切开了它们的肚子，发现里面含有黍、粟、豆等粮食，几乎有三斤重，可见去为害之甚。当时全国各地都饱受自然灾害的折磨，江北地区干旱异常，江南地区则洪涝泛滥。然而，大明王朝的统治阶级此时还忙于内斗，他们刚经历完国本之争，又卷入东林党与阉党的互相倾轧之中。魏忠贤把持朝政后，不是忙着救灾救荒，而是在各地建立生祠、歌颂功德。崇祯皇帝登基时，全国性的灾荒已经酿成了。六年后，山西地区爆发了鼠疫，波及其他各省，造成大量的病患。十四年传入京师后，大街小巷尽是尸骨，更是惨不忍睹。《明季北略》说：“夏秋之交，疫疬大作，万民凋瘵，兼之凶荒相继，殡殓为艰，枯骸暴露，几遍郊野。”
在这种背景下，名医吴有性（字又可）开始了《温疫论》的写作，他要把自己的一个发现昭告于众——瘟疫是一种新型的病种，它与伤寒有着天壤之别。
吴又可在医学上的革新
吴又可是明末瘟疫灾难的见证人，他在《温疫论》的自叙中就说：“崇祯辛巳，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然而当时人并不知道瘟疫究竟是什么东西，常常将它与伤寒混为一谈，并且用医治伤寒的方法来应对，造成了许多无谓的损失。对此吴又可说：
“始发之际，时师误以为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或病家误听七日当之愈，不尔，十四日必瘳，因而失治。”
在当时，人们对瘟疫还缺乏认知，只是根据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来诊断，所以没有对症下药，导致“枉死者不可胜记”。
根据古中医理论的说法，人只要能够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制，起居有常，身体自然能够调节，得享天年，故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如果人不能顺应自然，而是逆了春风、夏暑、秋湿、冬寒四节之气，那么体内的阳气就不能正常运转，无法抵御外邪的侵犯，造成疾病。在张仲景看来，触冒了冬时的严寒而生病，才被称为“伤寒”。后人依循此论，认为患病者必然是作息不规律、或者衣食失调才犯了病。没有意识到，即使是健康的人，就算保持自己的正常生活规律，也难以逃脱疾病的侵袭，因为在伤寒之外还有着一种传染性的疾病，叫作瘟疫。
吴又可认为瘟疫不是因为逆了四时正气而产生的疾病，他说：“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种“异气”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细菌、病毒等。逆四时之气所生的病，不是温病就伤寒，前者多发生在春夏秋，后者则发生在冬天，而瘟疫却四季常在，并不一定非得在冬天才发生。如果恪守《伤寒杂病论》的方法，那就是用治疗伤寒的手段来治瘟疫了，此所谓“守古法不合今病”。这么治下去，患者要么死于疾病本身，要么死于庸医之手，可不慎哉！
因此，吴又可要写作一本专门研究瘟疫的书，填补《伤寒杂病论》以后的空白，这本书就是《温疫论》。
吴有性(1582—1644)，字又可
什么是瘟疫？
大部分疾病都是时气所感的，例如忽然降温会导致伤寒、持续高温又会造成中暑，这都在“天地之常气”的范畴之内。瘟疫则不同，它是感于“天地之疠气”而生的，这种疾病具有传染性，“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这便是瘟疫与伤寒、中暑的根本区别。
人感染上瘟疫后，疠气就从口鼻进入身体之中，但它并不寄宿在脏腑，也不粘附在经络，而是“舍于伏脊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处在表里之间的膜原，故而既不属于外科，也不属于内科，增加治疗的难度。吴又可认为患上瘟疫或者是由于自己体内变异，或者是被传染而来，但病种都是一样的。
《温疫论》认为人的口鼻是用来通乎天地之气，所以只要本气充满，疠气就不容易进来，因而居地需要通风开阔，体力也要不断增强。对于较弱的疠气来说，传染是分对象的，例如有三个人冒雾早行，空腹者死，饮酒者病，而饱食者无恙，这是后者本气充满的缘故。但如果是强烈的疠气，则传染起来就不分对象了。
一般感染上瘟疫后，先是憎寒而后发热，过了一段时间便只发热而不憎寒了。最初的两三天里，患者会昼夜发热，头疼身痛。这说明疠气藏在伏脊之前、肠胃之后，当它浮于外时便有目痛、鼻痛等，当它深入内后，又会有厌食、胃痛等症状。医生们不能误以为是伤寒，而采用黄桂枝等药物来治疗，想要使患者出汗，结果反而损耗其身体内的阳气，发热不仅没有退减，还伤及了胃气。因此，应服用吴又可开出的《达原饮》。
吴又可治疗瘟疫的方法
在《辨伤害时疫》中，吴又可说伤寒患者必有感冒之因，他们或是单衣露风、或是不慎落水、或是临风脱衣、或是当檐出浴，冒了风寒后，会使肌肤粟起、四肢拘急，才染上疾病。之后一般是畏风畏寒，发起高烧，脉络浮起数条，很容易辨别。如果脉紧而无寒，那便是伤寒；反之，脉缓而有汗，就是伤风。瘟疫则不同，即使你穿得很厚，也从未顶冒风寒，只要平时饥渴劳碌、焦思气郁，防疫力便会下降，使得疠气能够趁虚而入。患者会忽然觉得很冷，之后又发烧，但不再畏寒，即使身体发汗，病症也不见好转，而且一天重过一天。
吴又可认为伤寒与瘟疫在传染性和潜伏期上存在区别，“伤寒不传染于人，时疫传染于人。伤寒之邪，自毫窍而入，时疫之邪，自口鼻入。伤寒感而即发，时疫感久而后发。”伤寒来得会很猛烈，之后逐渐好转，时疫则来得较为轻缓，然后再日渐加重。
从原理上来看，伤寒的邪气会穿过人的身体，“始终有进而无退”，所以只要能让患者发汗，导引邪气流出身体，便可实现汗解；瘟疫的疠气则会滞留在体内，根深蒂固，因此需要用药物来击溃它，然后再导引其出去。简单的来说，伤寒就像平缓的清流，只要善于挖沟引渠，便可将其导出体外；瘟疫则像夹带泥沙的浊流，如果不事先将沙土去除，则水就无法被引导出去。
因此，在治疗瘟疫时，吴又可反对像伤寒那样先用发散之剂，强求发汗，这样只会损耗体内的阳气，徒劳无益而已。他在《达原饮》中讲述自己的治疗方法：首先要用三种药品（槟榔、浓朴、草果仁）来协力作用，进入疠气潜伏的地方，将其驱逐出膜原、使其溃败，这个过程就叫“达原”。在疠气被驱出表里之间后，必然上浮或下沉，游散于诸经，所以要用药物来促使其升泄，实现汗解。如果无法出汗，则说明疠气还盘踞在膜原，此时万不可再用药来促使其出汗。而是要继续回到“达原”的过程，务必使疠气溃散后才促其出汗，这种治疗顺序不可颠倒。
具体的药方要看疠气的种类以及患者的情况而定，因此《温疫论》中列举了诸多病例、开了许多药物的名字，在此不详叙。
如何防止瘟疫的感染与传播
在《温疫论》的论述里，我们已经发了现如今依然通用的许多防止瘟疫的手段。
例如，《温疫论》中说倘若本气充满，疠气就不易传进来。所以只要人的免疫力强，能够正常的通风呼吸，保持空气流通，就不易感染上疾病；又如吴又可指出疠气是从口鼻进入人体的，不像伤寒那样从毫窍进来，所以相对更容易防范，只要带好口罩、护目镜等，不与重患者接触就不易受感染。
此外，保持温饱、放宽心态、注意清洁都有益于防止瘟疫的侵袭。根据《温疫论》的断定，瘟疫并不是逆四时正气才生的病，而是遭受外界疠气才引发的，所以远离人群，尽量不出门，不与人接触，从源头上切断疠气的传染源显得至关重要。在瘟疫盛行的时候，务必要做好隔离工作，从源头上遏制住传播的势头。
对于个人来说，如果身体发热，也可以根据症状来自我判定，看它究竟是伤寒还是瘟疫。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在于，伤寒在用发散之剂后会逐渐减轻，而瘟疫只会日益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