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陵到苏州，古代刻书那些事儿
《本草纲目》世界闻名，为明代名医李时珍所著。但是《本草纲目》卷帙浩繁，刻印困难，很多书商不敢接手，李时珍辗转多年，终其一生未见到此书付印。李时珍是湖北人，但《本草纲目》首刻却是在金陵（今南京），为什么呢？当时的江苏刻书全国有名，金陵、苏州地区集中了很多出版机构，可谓是全国的“出版中心”。
明代金陵刻书业在全国举足轻重
江苏出版历史悠久，明代定都应天府（今南京）后，着力发展出版业，金陵成为明代的出版中心之一，当时出版业名为刻书业，以雕版、活字等多种形式刻印图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首刻于南京，芥子园、十竹斋曾经是响当当的出版业名字号，《芥子园画谱》《十竹斋笺谱》则是出版物中的精品，至今仍然有着广泛的影响。
▲《芥子园画谱》 现代新编
▲《十竹斋笺谱》荣宝斋翻印版本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南京，在南京设立国子监，不仅负责教育，也管理刻书，官刻图书业由此大兴。明朝南京最大的刻书工程是刻印《大藏经》，后来国子监又刻印了典籍《大广益会玉篇》《古今列女传》，建筑书《营造法式》，农书《农桑撮要》《栽桑图》，医书《大观本草》《脉诀刊误》，通俗读物《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居家必用事类全集》等书籍。
明代刻书业兴盛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城市经济的发展，士大夫进入市民阶层，对市民文化需求增加，市民文学发展迅速，话本、拟话本、戏曲创作大量涌现，刺激了刻书业的发展；第二，明人好名，士大夫往往以刻书为荣，文人刻书是社会价值的体现，也可以博得社会名望；第三，因为洪武年间免除了书坊书籍税，刻书、卖书可以赚更多的钱，由此民间刻书业大盛。
▲ 明代刻书
因为有市民文化需求，图书销售情况很好，有利润可赚，写书与刻书、卖书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有明一代，小说创作进入成熟和繁荣期，创作的小说在250部以上，一部小说由各地不同书肆刊印达十数次的也不在少数。小说、戏曲的广为刊印，给创作者、刻书者带来声音，不仅调动了作者的创作激情，又提高刻书者的印书积极性。
明代著名学者胡应麟认为，金陵刻书业兴旺，在全国举足轻重，也就只有福建建安书林可以相比，也由此形成了明代的金陵、建安（福建）和徽州三大刻书中心。金陵刻书业的繁盛，除了官刻机构刻印了大量图书，最重要的表现是私人刻书店号的众多，从业者队伍的庞大。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云——
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鉅帙类书咸会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闵中十三，燕、越弗与也。
明代私人刻书有唐对溪的富春堂、唐绣谷的世德堂、唐鲤跃的集贤堂、唐锦池的文林阁、唐振吾的广庆堂等50多家。也有学者对此有不同意见，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中认为明代金陵书肆有93家，比福建的建阳还多9家。金陵私人刻书，内容十分广泛，经史子集，无所不有，但是刻书最多的还是插图小说、传奇、戏曲和图画本。
金陵书肆不仅刻书多，质量高，明时版画刻印大量版画作品，仅金陵富春堂就刻有插图1000多幅。小说、诗歌、传奇、戏曲内容的图书刻印量比较大，明代刻印此类图书的总量约有二三百种，其中仅富春堂一家就刻有《搜神记》《白兔记》等近百种。
明万历年间金陵富春堂刻刊本《窥妻出香图》
万历年间金陵积德堂刊本《韦皋克孝同打猎图》
此外，金陵刻印的图画和书中插图也非常精美。插图突出人物造型，运用粗墨勾画，线条粗壮有力，刀刻大胆泼辣，人物更显雄姿、挺拔，尤其是阴刻和阳刻并用，线条与大片墨色结合，有突出的明暗对比，根据这些特点，读者一拿到刻本，通过插图线条、刻工，就可以分辨图书是否是金陵本。
古代苏州刻书的辉煌
古代苏州是我国刻书业最早的发祥地之一，在整个中国雕版印刷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相传旧时苏州有“刻书赛积德、藏书胜藏金”之说，称“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
明清时期，苏州是当时江苏的两个刻书中心之一，在全国颇有盛名。当时有手工业刻书坊若干，刻工数百人，民间书坊四十余家，大多在阊门内外和吴县前。因而苏州“书肄之胜，比于京师”，而京师书贾中，又有不少苏州人。
明代苏州的刻书业，据明胡应麟在他所著的《少室山房笔丛》一书里评论说——
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甚寡，闽本最下，诸方与宋世同。
又说——
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希。燕、越、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
还说——
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荟萃焉。
可见当时苏州的刻书事业在全国所占的地位。
明代正德、嘉靖、万历三朝，苏州地区刻书最盛，形式也丰富多彩。大致正德、嘉靖两朝，盛行宋体字，字体都很整齐，行格紧密，结构趋向方整，版式大都是白口、左右双边栏，纸张也很讲究，成品美观悦目。这一时期复刻宋元版古籍很多，内容也更为广泛。官私刻本都很丰富，为明代刻书的黄金时期。
当时刻书最多的是长洲（今苏州）顾元庆的“大石山房”，曾刻《顾氏四十家文房小说》等，自正德十二年至嘉靖十一年（公元1517年—1532年），前后经过十六年时间，始刻竣完工，可见工程之艰巨。顾氏所刻印的书籍，校刻都很精审，很受藏书家的欢迎和珍视。
此外，嘉靖四年至六年（公元1525年-1527年），苏州府震泽王延哲所刻《史记》，刻工精美，是《史记》复宋本的最佳刻本。据王士禛《池北偶谈》载，王延哲刻《史记》有一段逸闻趣话。一天王延哲碰到一个卖书人，手持一本宋刻本《史记》，讨价三百金。王延哲对卖书人说。“卖给我，不过钱要到一个月后来取。”事后，王延哲招集善于刻书的能工，按照这本《史记》摹刻。一个月时间就把书刻好了。一个月后，卖书人来要钱，这时王延哲对卖书人说；“钱不给了，还是将原书还你吧。”卖书人不辨真伪，拿了就走。不多时，卖书人又来找王延哲说：“这虽是宋刻本，不过我看纸张较差，不如你拿去那本《史记》，大概你给弄错了。”王延哲笑着把其中秘密告诉了卖书人，并且取出新刻的《史记》数十本，对卖书人说。“你不是要三百金吗，现在如数给你，而且为你的那本宋刻本《史记》，幻化出千万本化身了。”卖书人听了也喜出望外。据王士禛说，现在流传的震泽王氏摹刻本《史记》，就是这个时候刻的。逸闻难免夸大，但王本《史记》雕镂校勘之精，确可达到乱真的程度。
打击盗版，古已有之
明清江苏吴中一带，文化发达，不论是小说还是科举参考书，都卖得很好，于是，盗版也如影随形，跟风而上，搅乱市场，弄得正版书商苦不堪言。
冯梦龙就曾经在他的《智囊》一书中写过这样一个防盗版的做法：吴中镂书多利，而甚苦翻刻。俞羡章刻《唐类函》将成，先出讼牒，谬言新印书若干，载往某处，被盗劫去，乞官为捕之，因出赏格，募盗书贼。由是《类函》盛行，无敢翻者。
说是某书坊主怕自己的书被盗版，还没出，就先跑到衙门报案说有人盗版。衙门发出海捕文书去抓人，因为此时正版还不见踪影，那么出现在市面上的自然都是盗版了。其他书商吓得惶惶不可终日，他趁机再上市，不仅版权得全，又炒作了一把带动销售，简直是天秀。不过，这大概也只是文人的美好愿景罢了。
▲ 宋画里的书坊
到了清朝，因为盗版而烦不胜烦又走上打击盗版第一线的名人，首推我们的大才子李渔，他写的小说和戏剧实在是太火了，出一部火一部，火一部盗版一部，当时交通那么不便，他刚出的小说却只要数日就能在三千里地以外的地方见到。最让李渔生气的是，有些不良书商随便找本粗制滥造的小说就冠上他的名字出版，欺骗李渔的粉丝。盗版书商赚得盆满钵满，李渔呢，却是声名财富两失。
“至于倚富恃强，翻刻湖上笠翁之书者，六合以内，不知凡几。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当决一死战，布告当事，即以是集为先声。总之天地生人，各赋以心，即宜各生其智，我未尝塞彼心胸，使之勿生智巧，彼焉能夺吾生计，使不得自食其力哉！”右上角“如有翻印，火焚绝嗣”李渔很生气，后果……不很严重。那个时代对知识版权的认识毕竟有限，法律也跟不上，就算告官，盗版书商也不会受到多么严重的打击。但大才子还是聪明，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自己开书坊，自己出版。他后期写的小说，基本都在自己的芥子园印刷出版。由于改良了印刷术，又注重装帧审美，他的小说投入市场后，辨识度极高，一般书商没有办法印刷出他这样的效果。此后，读者们认准了他的“芥子园”品牌，不再受盗版欺骗，也就杜绝了无良书商的盗版现象。
▲ 右上角“如有翻印，火焚绝嗣”
芥子园的事业后来越做越大，李渔不光印刷自己的小说，还根据读者的口味编辑出版了大量通俗小说。这些书籍价廉物美，一经投放市场，便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盗版书商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
芥子园书屋后来几经易主，但一直维持着李渔开书屋时的经商作风，因此名气越来越大，在清朝延续了二百多年的历史，成为中国出版史上百年书屋。这可能也是反盗版的历史上最积极正面的一例了吧。
参考文献:
1、黄强黄不息：明代金陵刻书业在全国举足轻重
2、善本古籍：宋元时期苏州的刻书与藏书
3、阿可讲历史：观史 | 盗版，古已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