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身体》，安迪·霍尔，书籍封面设计
编完拙文后半部分，也是余最不满意的部分，稍作了修改，有删有增，得罪了谁，也未可知，无奈文东著述，多叙心理、行为、肢体和语言的关系，在新批评看来，也就是和语境的关系。每个诗家，在特定的阶段，都是端起过姿势的，记不清谁说过，诗就是一种姿势。所以，为理解文东的写作，便难免附和也举些事由，并不针对谁，否者，批评就没法进行了。许多诗家就是不明白公共语境和私人语境之别。所以，余这辑索性题外看做是讨论“我们的身体”来着，本是余摄影的一个主题，与文东著述颇多暗合之处。恰好，剑锋也传有新作小图过来，和他以前的风格不同，我看都可以归于社会学意义的“我们的身体”。同时，又集几位我很喜欢的画家类似的作品，包括戴光郁、荷译、董重先生的绘画，他们偏居一隅，孤单单地坚持得极久，既有外省方言的特征，又有极个人化而绝不媚俗的主张，在我看来，都由了自己的风物养分，表现着“我们的身体”在当代是如何感知的，这些也正好都在文东曾论述过的范围，故也一并成为不可忽略的现代文献。
在《指引与注视》中，看得出，敬氏最早敏感“南诗”的语言企图，想通过本土方言，也包含对传统的冒渎不敬，来解决和官话系统以及“朦胧先驱者们”的差异性，当然，本地民俗和抽象也制约了这些。谁都明白，作为文学运动，形成独特的影响力，尤为重要。独特的影响，则意味着搞法，话语的和行为的。白话诗的衍变传统也不断暗示诗人该如何做，正像陈之展说的：“戊戍维新运动的主要人物，他们是新的政治家，同时也都是青年的诗人”，读了点“格致”和新旧约译文，懂得点西洋史，遂倡为“诗界革命”。有的流亡，有的被枭首。若按《尚书》古舆地，黔地为梁，贵州“启蒙派”那帮人也属外省此方言板块，而且，更像康有为、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直赴京畿，把政治、诗和行为，更炽热地融合在了一块，也是准备了回不来的，政治逸民的味道更足，剿灭也烈。而蜀地方言“地下诗”，则多混淆，也颇多疑惑，人事鱼龙混杂，洋溢着小市民的聪明和狡猾，染党锢也深，非细致不可。
李剑锋《局部麻醉》NO.1 40x40cm 亚麻油彩 2016
所以，敬氏特别强调用“事境”取代“语境”。事境的含义是：“一个具体时代生活里的人与事，它是贴近地面的，而不是仰头望天的，它天然适合于称述。”就语言和现实看，这是对的。汉语传统素讲“性命文章”，即言性命，便不能恍惚，即章学诚所谓：“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当革命决定一切的时候，理与事悖，言自然难以由衷。迄今观天下宏论，无不重蹈此沉疴，何止文艺。当然，主要毛病是“混淆”（含混乱而不惟混乱），许多只有写诗时才是诗人的，一染文章，便露出肤浅不究逻辑的马脚来。最奇妙的是，我越来越多的发现，诗人倒更像是活动家，而于彼此的理解力，诗也好，人也罢，甚至包括了传统意识形态的“密探惯性”，秘密话（蜀言悄悄话）并不全在口头，而在袖笼中的指头上，于科学都是要用另外的术语来代替，也就几乎是“散子豆花脑”，味杂而一无是处，既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我到纳闷的是，用了这样一种智力、心计和宿弊来写诗，解嘲，究竟能弄个啥名堂？尽管人人自命不凡，说起话来，一个比一个凶狠，独断，方言有“纠脱了肉”。福柯在《词与物》中曾通过博尔赫斯对东方秘径的痴迷（许多故事来源于中国类书），发现了东方主义想象中的和实际现实的汉语特征，称其为“苍天下面的堤坝文明”（蜀方言有：门槛汉）：“中国文化是最谨小慎微的，最为秩序井然的，最无视时间的事件，但又最喜爱空间的纯粹展开……（文字）导致了一种没有空间的思想，没有家园和场所的词与范畴，但是这种词和范畴却植根于庄重的空间，它们全都超载了复杂的画像、紊乱的路径、奇异的场所、秘密的通道和出乎意料的交往”。这不能不说是切中要害的。
不知为什么，这张上世纪由西方人拍摄的，记录“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民间武人身体动作的图片，总让我联想到现代诗歌的江湖行为
由此以往，怕这杂乱无章二等的民族，最终是要拿给一等民族作材料的。但凡写家，哪怕稍微冷静一点，读了福柯，便知他说的特征，是如何的真实而准确。所以，即便为了这某种程度的真实，未竟的真实，也亟需敬先生这样的人，通过某种途径，把特定阶段言与事的内涵告诉我们，现代意义的，非惟旧时体裁榷而论之各有专对的，后者刘知几《史通》辨析甚详，衍变至今，就言与事之本体，因过于琐碎弥漫，无不自然化作大众社会一切的话语行为，混迹下来，怕也只好用近代的口吻，叙之杂闻、杂感、闲话、杂语，通称杂文，小品文。敬氏通过当代诗辨析方言的作用，沿袭的就是白话文运动以来杂语的方法。就地缘政治而言，四川的确最具典型意义，否则，它如何会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遗憾的是敬氏未充分利用这方面的材料），就像某高人所言，李劼人一部《死水微澜》便可抵矛盾之《子夜》、巴金之三部曲《家》、《春》、《秋》。中国过去将来文学精神之冲突，怕也不会离李氏所叙太远，由那“不大光明的政治组织”——教民（西洋之变形）和帮会（黑社会之变形）性质构成。敬氏本即蜀人，所以，非常了解四川的历史语境和诗人的各种名堂，一点也不困难，细读也极老到，因他自己也写诗，虽许多人未曾注意到。
敬文东《用文字抵抗现实》，昆仑出版社，2013年
《指引和注视》是敬氏早期作品，即观堂所谓写作的第一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既热情洋溢，又目光独炯，这应是新批评所器重的，因这两者都关系到对生存的评价，瑞恰慈的《批评原理》尤其强调这点。如何看待诗的社会功能，一直让新诗批评无从下手，敬氏无论从社会学、语言学、民俗学、传播学出发，则混合给出了一个大致的轮廓。事实却早摆在那里，从十九世纪开始，报刊媒介，于欧亚大陆都孕育了社会杂闻这一样式，革命传单、劝业小册子，时事报道，连载小说，插图散叶，活页纸，侦探案件，花边新闻，东西方人互为传奇冒险（《点石斋画报》颇多这方面的内容），杂言八卦，副刊小品文……书写之穿插、剪切、回收、互文、拼贴、冒用……倾其所有，只是不断刺激改变着人的综合感知，文言白话，官话方言，就文化内容和自主性而言，并非是最主要的，即便今日，旧制度湮灭，也存此特征。钱钟书和他所讥讽的吴宓一类冬烘先生是文言的，但同样引人膜拜，钱钟书、张爱玲二氏小说是白话的，那阶层的守事和书生间的猜忌或小动作却是旧式的，王国维、陈寅恪弃西文却把学问做到最上乘，而洋泾浜大多成了翻翻匠。就翻译小说阅读感而言，民国的繁体魅力大于简体（或仅余个人经验），不光是质量，还在其非屈折语的弹性和密度，没有密度如何有弹性。故长期以来，周遭的文学蚂蚁，亮视干了，读余未曾贯通过，知余贯通之妙除了搬食（鲁迅叙之“取彼”），剽窃，便是伐异。看来，麦氏这条原理活该生效：媒介的影响力，不是发生在意见或观念层次上，而在改变我们感官使用分配比例或知觉的形态。用了反看政治景观，70、80年代的反叛者，如今怕早就大把大把地汇入了拥踅者领饷施烟花的队伍，不是他们背叛了自己的什么信条（过去有无也是个问题），而是景观社会新的价值诱惑让他们觉得性感。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现代诗，其反讽结构和复杂性，不是徐志摩、卞之琳或废名写得出来的，不是我们更聪明，或学问更好，而是中和的经验，借了人类道器的进步，今日更容易形成，山寨不山寨已绝非主要条件。朱湘也并不比海子悲观茫然到哪里去。敬先生察觉了这些秋毫，所以才说：“诗歌作为挑选和陈述日常事件的'器具’，如果在面对生活时显得过分简单，就是很值得怀疑的事情。”与卢卡奇“米开朗基罗的桌子比喻”是一回事。其实，这和诗本身也没直接的关系，爱丽丝由红墙奇境返回后，未及变身，还以为仍在和兔子洞里的兔子说话。豪言壮语的食指（郭路生）最近大言臧否——几乎是整肃蹑手蹑足的湖北之余秀华即此状况，不值一驳。余秀华讥之“再强奸一次”（第一次是王家新先生，王先生本也是荆楚之人，如何就成功人士般的莫非王土化了），恐比空洞的“未来诗”更深刻。这不能不让人感叹梁启超当年的“自古然矣”，“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如何就使脸色干预起“江南草长，洞庭始波”的南人情怀来：
西方蒸汽机车和铁路的运营几乎同时造就了日本和中国两种不同的现代化
这样的域别形殊，现时髦言本土气质，或就语言道风物声韵，经了革命意识形态哀悼系统的漫卷，混合，怕早猥琐至雌雄胴体自戕的文化里去了，南北莫有区别。政治的混合也是语言媒介的混合，所以，麦氏也是最早预言苏共解体之人。天下未乱蜀先乱，舍人知，而始皇不知，辛亥外省革命又应验过，红衣小孩（谣言传奇）的小道消息与铁路流言混合，再从中原的糊涂账分离出来，方言杂闻攻剽掠地，孙、蒋知，而清廷茫昧。川渎江汉分流，受六府之广逾河，“夏，中国之人也”，而亿万万同胞迄今却不晓夏都为何，更何况语言的递嬗和纲纪，蜀左言，通语（即后来的普通话）古今语混合，既雅又俗，带三分霸道独专七分匪徒口吻流变下来，学官不知，而敬先生知。所以，余以为，他此处的研究意义非同寻常。不过，关于同代的差异，抑或南北，抑或官话诗和民间诗，敬氏全纳入语文学意义的方言框架，恐难俱足。就方言策略整体而言，我们只能从统计学意义的词汇量和情状两方面来判断，没任何人在使用严格意义的方言词汇量超过百分之十的，上海人不会用哝哝吴语写诗，“淴浴”入诗有谁知道是洗澡呢，四川人也不会笨到通篇“狗日的”、“锤子”。那么情状究竟如何，便很容易拟于形容性描叙。若敬氏言：“四川'方言’构词法的重大特征是它鲜明的肉体性”，近余英时之“反智论”，都是当代批评极重要的假定，至少是一个值得衍生的主题，最早的勾勒者是梁启超，但用了来叙语言气质和具体的诗话（话语层面）操作，便十分麻烦。敬文东《被委以重任的方言》书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就语系看，蜀左言大部隶北方语系，非旧时南音，我们现在称“南音”是章炳麟所叙大革命后之“新方言”。四川地广，古梁益迄今行政切割紊乱，不知宗本，犹如少数民族之后分。迁徙、混合，若湖广填川，尤其南人北用抑或北人南用猜疑性政治技术调配，孳乳大量的官话转语，与旧官话混淆，遂生古今官话。迄今历史学的瓶颈，都卡在这里，若骨鲠在喉。若为何被边缘化极厉害的彝语系统（分布蜀、黔、滇），在正统官学藏缅语系的研究中，被发现与汉语竟属同源关系，而且越古越同源？这是不可思议的方言现象，当然，这仍在敬氏讨论的框架内。但，我发现，一种更可怕的遗忘仪式也恰好在这区域发生。彝族（也有其它民族）新生代诗人作诗，忒偏爱越过汉语官话和方言而直接采用英文写作，几成时髦，这里隐含了两种诉求：即音素文字被视为传统的“文明人”的技艺；其次，“文明人”则又以文明社会之独立平等来定义，所以，生出的第二种诉求，具有地缘政治的社会学意义。我曾特意阅过这类作品的汉译本，发现，文本镌携的经验或意识，并未逾官话的价值系统，甚或更糟。若不讨论价值问题，麦氏关于音素文字和图形文字对社会人格的不同塑造，分化，我是绝对同意的。尤其是泛论口语阶段和文字阶段对表达者感官的摄入及后效迥异这点，窃以为最能和敬先生的官话方言论接轨，可以转换到更本质的问题上来，也更细腻。若图形文字，更容易塑造部落文化范式，而部落式的文化却无助于独立个人或独立公民之形成，这一直是国语文学的要害，即便倡文学革命的人，今日所谓“新人”，怕也未必了解这点。显然，口语化写作，文字化写作——后者尚有视觉听觉的差异，必生出“乌托邦”和“意识形态”两种认知模式，曼海姆叙之甚详。再者，由磕头机似的微信自媒体也不难发现其双刃性，既传播善的，也把各种恶习，谣言、侦探、揭发、告密、攻讦、匿名信、污名化、电子大字报、模拟大众等等给淬炼出来，肉嗓门换作电嗓门，大声武气的雄辩转移为渗透脑皮层和内脏，奸诈之徒，更奸诈隐蔽，而且有恃无恐。工具的进步与并时性，和个体不同的社会意识、动机是并行的触媒表现关系，跟方言相似，所以，敬氏一边发现其由威权话语分离出来的妙用，同时，也提醒大家方言之独断也可能偏至意识形态的缓冲。最终，工具不大可能靠工具的命题改善。维特根斯坦说了，“思想一定是某种独特的东西”。理查德·罗蒂也意识到，哲学的观察方法，主要还在关心人的思想和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谁都清楚，“眼睛是比耳朵更为确实的依据”这句话的意思，即人人眼界不同，所见同一之物便不同，而风闻、耳闻或自圆其说之杂闻则一。敬先生在叙及诗歌的反环境时，也叙过瞎子摸大象本事。即便誉为英雄中之英雄的亚历山大大帝，也可视为被文字高度定义之人，在他远征东方时，枕畔惟见荷马史诗《伊利亚特》，这样的热情、想象与灼见，要打击以口语和杂闻为粮秣的东方，固然势如破竹，但，“哥狄翁（Gordion）绳结”和一刀切，也仅仅是一个带启示性的大卫或十字军的远征神话。
李剑锋《马克思》 30x20cm 纸本油彩 2018年
而现代批评，则围绕的主旨则是祛魅。看得出，敬先生几乎是一路地解构神话（尤其是威权神话下之的诗学神话），直抵各式“地下神”和“母权制”，要把那独特的东西，从官话绳结和蛛网里解救出来，加以厘清。概属新批评路数——特别反对“将复杂的态度结构与物体的复杂结构相混淆”。归纳、概括的过程固然需要，但碍于吾民经文字高度定义一言蔽之的恶习，乌合之众所依赖的卑微无能，“证据和证明越贫乏，就越有分量”，遂孳乳简单断言，断言在现代社会诱导性运用，非常危险。好在，敬先生虽然偶尔犯险，却马上又意识到此危险。这就是我一向不大主张批评的“集束化”原委，一方面，这是官话评价系统最熟悉的模型，二来，把来源生成完全不同的个体卸载到统一的命题，殊易不自觉地掉进自设的索套，让“事境”流失。比如，就敬先生的方言框架（民俗、声调、历时性、青春冲锋、解放情结、偏激和大话……）而言，就我熟悉的一些诗家看，若翟氏、欧某（值得余观察想说的不多），无论先天气质，血统，后天的社会意识，认知模型，包括章句语法，均偏南腔北调的官话写作：前者主要表现在女性主义框架内，影响颇剧，也并非没有问题，永明近有“生活已表演化，人人都是表演家”的访谈，说明她具有反省的精神。因为，我们都明白，这表演除时政使然，也多由诗界顺风倒孳乳；至于后者，由余这里赚了些所谓“方法”（我会在《坎坎“次生林”》详叙），一知半解却又好先入主意，爱掸花子，遂肤浅常堕伪命题（见海外有叙其“皇权意识”并非无道理），以“社会学”伐社会学之本质，自划入“知识分子”最为搞笑，倒也懵了些批评家失语，不明其语境、来路，故也不识“山寨”之始早于军工。柏桦一边佳作跌出，却又一边胡采乱撷，以任性为乐子，精敏做派，反理性，故也多颠倒错乱，杂闻入诗蕴于古今官话，骨子里却地道为南糜，庶几谓“杂闻诗”，而杂闻密谋类型，无论旧时现在，因了革命遗绪，都和罪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其中强盗变作穷人的英雄，提醒我们，不可能之犯罪事实或可衍变心理语言行为得以补偿。再就粗俗、情色看，其实，北人旧时之“热炕头，胖老婆”，较了南人之宿醉残红，怕更土也更直接。所以，杨炼大话系统的“色情诗”，让这边偷腥习以为常的诗家读来，便食之无味，也无人有兴趣去写，放肆的社会刺激降低了文字定义的魅力。而张枣、柏氏、欧氏、废话一路，真谗起来，恐比杨氏还要下流也高明。叙“方言”类型摄入，倘若严格，如此纷繁的牵扯，如何分类？这跟海子虽为南人，意识表现却错位至官话中土相似，我曾在叙翟氏文中稍详。“官话”是一个时代之综合情结，甚至包括了表面与官话系统抵触的话语行为，官话系统也大可违约容纳某些诋毁而以显其张力，但却有其限度，诗家也固然知限度何在。故在余看来，翟、欧、海三家，在阶级革命完成后日趋漫画性质的景观社会（漫画是自己动手的经验形式，海子殁后，经由传统的史诗英雄情结与力道编撰推广），凝于京畿各种场面，凝于世博会之国族主义（反叛常混淆于传统）凤凰现场，都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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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略举各种反论，无非是想给文东杂闻式的比较分析提供互文，停顿一下，好看看，在话语叙述采用“集束批评”时，可能会得出前提不完全充分的印象，结论，与所主张的“事境”脱离。记得，偶清理出文东1999年写给我的一封信，那时，他还在华东师大，对批评所持的观点，今日读来，让余也不由脸红耳热。他这样写道：我自己有着许许多多的弱点，有时连自己也不能容忍。但我得说，我是一个品行端方之人，对生活，对所有的人，我都不愿以恶意去揣度，我热爱每一个有才能之人，但更爱才能超过我的人。在评价诗人、作家的时候，我宁愿只说他们好的方面，并不是我不知道他们不好的方面，我始终觉得，生活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艰难的。鼓励他们的善，包括优秀品质，我认为是一个批评批评家首要道德；批判总是第二位的，可是，难道鼓励就不是另一种批判了吗？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不光对共产社会发轫者马克思的历史观，持反对意见，对中国社会的操作也抱有深刻的见解。
“批评”和“批判”在汉语境显然是不同的技术用语，私信闲谈无碍，公知著文怕不行，而鼓励是另一种批判，有点吊诡。但，我不能不佩服他青年时代的胸襟，因他有辅仁之心，而且，就现已有的文章看，他也的确据恒言且保持了同一性，虽偶在具体论述时，生出与过去信念的冲突。如诗作分品级的问题，与精英论靠拢是很危险的，尤其在集权社会的组织模型下，不光涉及社会学，伦理学，阶级分化的现实，也涉及到一系列的价值判断，而价值行为的判断，又牵扯到经验事实的观察，排除个人憎爱，还涉“伦理中立”（韦伯语）与否，亦包括实用判断（即让我们满意不满意）和逻辑选言判断的澄清，若纳入后者，便又涉技术进步（写作）、文化、政治、历史、语言、诗学前提的种种界说。问题滋事之大，牵一而百发，非本文能胜任，若取价值判断，故建议读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条理俱在，讨论周详。在批评方法上弄清这点，“对年轻人的自我约束和伦理态度具有重要意义”，这点，韦伯眼光独炬。我之所以善意解嘲文东的“有写无类”（夫子言“有教无类”），千万别讹以为在该写谁不该写谁的层面，批评家个人选择，所涉事境，即便人情文章，副刊闲话，口语浅止，都无可厚非，现代评价本身，受了媒介影响即陷杂闻语境，欧陆之哲学，也早都取向杂闻时代的叙事风格（若齐泽克、罗兰·巴特、甚至本雅明），古典意义的磕碰，在黑格尔之后便结束了，综合曼海姆和罗兰·巴特的话说，或即稳定社会低级阶级的思想渗透，遂孳乳右派的神话激情，故群落文本，文社案牍，谁都写过，余也是，所以，在热拉尔·热奈特眼中，或只有一种文体——即“跨文本性”（诗学的对象是跨文本性，即超验性），显然，它有时很容易让我们把归拢芜杂的情绪和区别对象混淆起来，这是我和文东两代人，但涉批评，便会面临此种风险，而且，不可避免。所以，由《象罔》开始，我特别强调“让个人说话”。官媒之分栏（启蒙技术），最后都会统合在编者案或社论辐射之下，“头版头条”，即变相的“最高指示”，这是从业过新闻的人最熟悉的。有趣的是，《今天》也导向了这个保守主义的模型，一点也不奇怪。想并行的是，打一开始它就宣告了自己的“纯文学”性。，非政治性。
《我们的身体》，拈花微笑的毛泽东，布面油画，李斯特
所以，文东所用方式——“方言统合”，目的在脱离官话系统，因就职京畿院校，而经院批评的影响难免落有痕迹，即便如此，也无可厚非，只是这点会涉及其它问题，因具有时代特征，便带了某种普遍性，若愚熟稔的“谢冕式”、“洪子诚式”、“钱理群式”（既带后缀“式”，便非关个人，而指分析介入的方法，当余最近闻徐敬亚、谢冕二氏又抛出啥“三崛起诗人”，便不由遥想1995年贵州诗会，愚所言最好让谢老先生“下课”的问题，和我与柏桦间发生的“五表上墙”的故事”，文东叙过，但，发生地点错了），亦即“经院性的”集束批评，非关个人高明或目的，而关涉影响致用，我说的是各种个人渐渐汇聚的集体无意识的定制方式，包括一看即知是假命题的“中年写作”、“本土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一类。窃以为，统合批评与个别悬殊，易生抵牾。此种方式，或即曼海姆所叙意识形态认知（思想方式）、“组织化群体中彼此一起行动，也进行着反对彼此的行动”，鉴于现实，窃以为，无产阶级运动精神转换为现代“工团意识”覆盖错综复杂的身份认同，已明显综合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思想两者，倘若再贴上无党派和威权的标签，便使“绝对化的价值观越来越困难”。
《我们的身体》，成都桐梓林路1号室内，2020年，钟鸣摄
比如说，“泛诗人论”（指批评范畴）与诗品级之分，就容易生冲突。人皆不能以尚未说清的诗显贵，就像人不能用单独者说辅仁。人人皆诗人，诗人皆优秀，写诗即圣，诗皆有好，诗让人纯洁、伟岸，其实，也可以索命或让人官运亨通……诸如此类，听起来固然不错，但这都是一种假设，或即维特根斯坦形容的：都有温度，或，都有更大的善。但，哪一种温度够得着批评淬炼，什么条件才孳乳更大的善呢？亚里士多德在区别诗类型时，也只敢使用“类型的潜力”，言性格（行动中模仿的人），也叙之好人和卑俗低劣的人。故伟大的诗篇达古烁今，我们知道，这是一条漫不经心的逻各斯河流，像罗兰·巴特形容的，辉煌型、英雄式、强毅式，或还有骑墙式、小清新式，裹挟其间，而“我不关注整体了，漂移便出现了”，国家社会话语（经院格调、作协文联、文社团伙）支撑不住大家，河流便带着诗学所有的问题与时俱进，遂生漩涡，漂移，而漂移（Dérive）的文化含义，则可能与“难御”或“轻浮”雷同。克里斯托夫·拉许的社会流动和应许之地（乌托邦）的间隙，是阶级重新划分和冲突的根本。所以，我无数次借用史蒂文斯的句子：“黑鸟在飞，河流必然在动”。而这意象，未必不是来自恩培多克勒：“河底的黑色是由阴影而来，在深洞中也同样看到黑色”。关键在我们能否看见这黑鸟的投影，与漂流的关系，估算其距离。在永恒的诗学叙述中，文东自己也觉得精力要放在一流文本上，这就必须回到我们前面讨论的所有话题。
荷译《第五频道》 布面油画 100X80 2006年
现在，或可小结一下，批评是一个独立的流程，它包括了批评者本人的成长史和写作史，由敬先生我们看见了这点。可想而知，成长即变化，而变化，在古希腊哲人和先秦诸子看来，并不具真正的产生，就像史蒂文斯形容的The speech of clouds（云的话语），只象征着冥想者思想升华的状态，所以，在《坛子轶事》一诗中，The jar was gray and bare. / It did not give of bird or bush，（陈东飚译：坛子灰色而赤裸。/ 它并不产生鸟和灌木），究竟用“产生”、“赐予”还是其它及物动词，都受了“变化”或“流动”的制约——即由一物介入其它事物从而生成秩序的时刻。可以想象，依了这种看法，来观察我们任何的叙述或批评，每在我们敷词命名的一刹那间，任何的形容性或摹状，都成了“坛子轶事”。评家无非骑了时间的笤帚，不断地纠错归谬，即便出于闲散无聊的一瞥，初出牛犊的洞察、拍打，或耆髦之年平静内省。
《我们的身体》，成都天府二街室内，2020年，钟鸣摄
敬先生那封信中流露的美好初衷，是完全可以保留的。但，我们也知，他这样说的前提，依据的是一个带“经验学派”意味的总和，看得出，他也阅过布拉德雷的《逻辑原理》，故知这样的总和，遇了实际经验，常常会生出不适应症。若用了总和去鼓励全部，便是神父的工作（还是劝善业），而非批评。T. S. 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也含了这个意思，在他眼里，文学批评不可避免地跟呼吸相似，阅读文本作出反应，便会在“我们自己头脑所做的批评工作中批评我们自己的头脑”。他的观点是，任一诗人，都不可能构成某种完整的意义，故要得完整的“历史意识”，就得由自己一代的语境（前提是了若指掌），与荷马时代以来的欧洲文学，乃至母语文学，“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整体”，才有“特殊本质”生成的可能。至于批评家，首要的即擅长发现这种个人最不象别人的地方。由此可见，是文学经验的共时性作了对话的底本。我在曼杰斯坦姆那里盗火，学会了一个词，即“氧化”，或“氧化过程”。但我是在反论的“非人化”意义上使用的，文东敏锐地发现了。本世纪的“霾文化”应验了这点，遂孳乳意义成为“倒装句”。那些一向把道德自我约束视若“鸡毛蒜皮”的“解放者”，也被这霾文化剥蚀细胞时，像温水青蛙被煮着，还会嘴硬否认此间没关系吗？这一切都源于变化契机，非预言之后效。契诃夫的《第六病室》里，只冲出疯婆子（见余诗作《契诃夫的夏天统通考》），而非巫医，就以这样的语境为前提。
俄国小说家契诃夫
文东的书，几乎本本锋芒毕露，成绩颇丰，不光涵盖了他即便后来才成熟的根本见解，最重要的是，他刻意和被批评者保持的距离（思想对话所必须的），让批评本身超越了流水账和面子活。不过，距离也有双重性，既让人退后一步自然宽，会有更开阔的视角，而同时，也生出间隙，并存在意识或空间之分寸感，如何把握，极为重要。比如，文东更看重文本分析，把直接交谈、观察、判断，尽可能地降低到可有可无，或也对，免受话语刺激，影响独立判断。有温度的真正含义，即媒介凉热的分配，间隙在叙述的及物方面，就带了媒介工具的冷峻，视其参与程度，叙之隔膜，景观社会的观察特征，是偏向“符号分析”角色的，但，主要还在，该担心我开篇提醒的混合媒介的延伸（批评最具此特征），首在“使发生”而非“使察觉”这一现象。所以，在气质形象摹写方面，凡被叙及者，都可能生出分裂感，让人高兴的幻觉，烟消云散——因为，我们对自己一无所知，所以，事情也就会变得陌生和突然。至少，当我读到“嬉皮笑脸的钟鸣”时，我赶紧端来镜子自我审视一番，开始对看见本身产生怀疑。我们人人自知的那一面，或本就是没有意义的符号，非靠外来的解读不可。
麦克卢汉通过新媒介演变关于“地球村”和“重新部落化”的思想，即便今天来看也算卓有远见
这点倒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们唠叨了百年的西化惊骇，倭人败华夏，现代主义之景观爆发，与东亚迄今未能平息的紊乱，病入膏肓，就是这最直接的现实，像麦氏所言，这种视觉爆发，多发生在“落后地区”（口语式文化），吾民亦称“西学东渐”。不过，汉语有些特殊，与麦氏所叙文字化社会与口语化社会博弈规律略异。吾民倒是被文字化高度定义的，观无数文艺匠人，国学冬烘，嗜炼一技而享百代的套路即可知，但，文字表达系统，因社会结构附庸于“卡里斯玛”（Charisma）的超凡脱俗和英雄气概，不受公民社会法律的约束，每个个人均在民主集合之外，便没有民主，宗教也没有作为精神转换为内在的价值取向，喜欢自暴自弃，又爱撒谎，再添政治整肃，文字的混合用途（语言之三大功能），遂退化只剩表达功能，一律地形容化，聪明趣味的诗格（玩词语转换），说绝对一点，当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诗家，是没有思想的（他们以为有），他们越是沉醉于绵亘不断的文字，内功与腕力，信息交流和指令性功能，便越空洞、萎缩、偏执。敬先生叙之“被掏空的叙述”。
《我们的身体》，画家荷译，钟鸣摄，2018年
口语还有个特征，即附加各种手势和姿势，犹如川剧之吐火变脸，盆景之扭曲，书法之章草狂草，杂闻之妩媚混淆和颠倒黑白，以及反面正用，都有“后不明白”以口语手舞足蹈补缀的特征。实际上，语言交流仍滞留在“信使时代”口语和耳朵的传播阶段，以及我们内心必然的右倾美学。成群结队的男女青年，坐在扬子江边捋胡须和冒根（蜀语辫子）时，的确该想想拿破仑在发明旗语电报同时，也训练部落武弁走直线，而为了加速流动，则又让人学会右行，日本败华夏，仅举国自觉右行便不可小觑。唤醒东方睡狮的妙药，怕在麦氏的发现：“拿破仑大军所到之处，车辆右行的规定保留下来，拿破仑从未进入瑞典，所以到1967年，瑞典人才转向车辆右行。他从未涉足英国，所以，英国的车辆仍然左行。即使在拿破仑时代，英国在自己习俗中投入的赌注都太大，习俗的转换就不可能了。”凯撒、拿破仑、亚历山大都未涉中国，所以，我们便只好高成本运行自己的部落语言，聆听人类最伟大的变革。左右行即鸡蛋的两端，营养是听力和敲呀敲，因为，景观暴力摧毁眼幕，只为了让流言挂满耳朵，靠了流言蜚语，即可收回殖民失地。所以，敬氏也提醒道：“声音不多了”。诗歌和音乐的关系，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对位关系。难怪，里尔克不断地描述耳朵与旌旗，本雅明却说：“所以决定性的一击都来自左手”。既然外在体验戴了如此多的面具，所以只好转向内在否定性体验，乔治·巴塔耶叙之断舌现象。加斯东·巴什则认为，失去骨肉和流量的体验，并不要紧，但失去看得见的火，隐形的火的传种，却是重大牺牲。德勒兹通过弗兰西斯·培根的“人类肢体研究”，发现的是对口语文字和摄影具象低迷的反叛，通过没有器官的身体模型（含了零星出现的碎片似的报纸杂闻），恢复具备“触觉的视觉”。余英时先生叙之中国文化一直存在的“反智论”，让人联想到博斯《伊甸园》三联画中的那只硕大的耳朵，再想想古哲人所言：
《我们的身体》，博斯《乐园》组画之一
遗憾的是，可能因为意象过于纷繁，敬先生没有发现贯穿我诗作的“耳之歌”，《树巢》有专章，《耳人》（故事来源于《聊斋志异》）可谓专篇，利用民俗材料描叙此种冲突。即便已处今日电子讯息时代，人们仍适应了靠传说和流言过日子（政治神话也靠放谣言造势），而培养不起自我约束和观察。所以，文东首次（就个人拥有的资料）用“分析性”述说作诗的技术特征，是个发明，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汉语从来就不是分析性的，更不可能用于诗学，即便西学，也多用于哲学领域，而非诗歌。因为，“分析性”作为术语本身，涉及技术定义的地方颇多。在文东也很熟悉的M. 怀特海那册《分析的时代》，只读序言，便知，但涉分析，就一定会牵涉逻辑和常识问题。若这“分析”和“诠释”（Interpretation）有所交叉，诠释动词interpret的意思是，阐明某个深奥或神秘的东西的意义，使字、词、作品或作者的意图清晰或者明确，达到诺思洛普·弗莱说的“意图性”语境，那么，就又牵涉语义学、政治神话、社会学，或一并为国家社会主义语言，即便严格推论，我们也明白，是在既非真也非假的悬置中。那么，分析性，到底是指思维模式，语法章句，还是通篇的暗示或象征？有批评家就不承认个人的象征主义一类说法，那么个人的本质特征，由此角度在便很难阐述。若指思维模式，即便是乔治·斯塔纳说的“语言螺旋之人”（维特根斯坦最反对的），那也不止一人符合其条件，或规则。即便解决了个人情感性的认知属性（克罗齐怀疑这点），诗的分析性能确定下来，那么，倘若欧某是分析性的，钟某是不是，还有其他人，如何分辨？潜意识、含混、歧义，反讽结构，又当如何解决？“一首诗最明显的文学语境就是其作者的全部创作”，我极赞同，那么，作为诗的经验，包括外部修辞和内在意图，都为心理学批评（文东即此模式）提供了基础，传达出的和未解决的便一样多，那便不是细读时摘句偶举一二就可以明辨的。何况，即言分析性，就必涉推理，也就有正确和不正确之假设，要看前提、论证过程、省略、所涉现实（语境论证）和结论……看来，用了“分析性”界定个人作诗的技术特征，很容易陷入自己的连环套。西学批评，一般用大致的风格来区别诗歌类型，若埃米尔·施塔格尔就分作抒情式、叙事式、戏剧式，相应的语言范式是回忆、呈现和紧张。
戴光郁《人质》，水墨、宣纸、亚克力、亚麻布，作者藏
我当然知道，现代诗语言的混合型意图，更加自由，也更多可能，若愚不那么客气，庶可肯定地说，愚很早就自觉运用了“分析法”，浅尝几下，即觉悟传统抒情诗的方式已死，遂倡社会学之分析性介入，即便如此，也未必解决了分析性技术介入本身的定义问题。何况，但涉理性分析，那一切的修辞、所指，都不可避免地要触及人真实的存在（不说现实），这才是检验分析性生效与否的平台，至少，从诗人的真正品质同景观社会构成否定关系与否看，许多学官胡乱阐释的作品，就不在分析性范畴。恰恰诗学（含作诗论诗）脱离母语、社会、政治现实，“写得溜”的一大把。乔治·斯坦纳说得好：“那些弄残语言的人，语言会报复他们。”文东勇于涉此，说明，他深知作为批评家之艰难，却不可能过那种传统批评意义的“二手生活”。批评自身即媒介，不是对象的伴随物，或处理器，故具媒介的特征，先使其发生，便不太管作者个人动机和各种不确定性，只要你承认诗歌语言凭借的是可交流的知识，那它就可以识别，自有语境可鉴，并在巴赫金和托多罗发所叙的对话范畴产生延续性。作为批评，弗莱交代甚明：要么转向文学结构，要么，转向组成文学社会环境的其它文化现象，比如心理学，甚至逻辑学，有没有诗之逻辑呢，既然我们已察觉分析的迫切性，又嗜好哲学？文学如果真像理论家说的，持续关注的是人的形象，人类行为的方式和动机，那么，我倒更主张考虑弗莱所言：“批评理论所需要的是另外一种更深刻植根于更广泛的文学经验中的东西”。诗最终表达的是我们与身俱在的经验而非诗分行本身。广东诗家长久讨论着“完整性写作”，“完整性”是什么呢，在柏拉图，是把腾说的诗人赶出共和国，因为他们破坏假设而完整的社会秩序，在赫拉克利特，则是把荷马从赛会逐出加以鞭笞，因他是星相家，地球四方，他只识得东方和西方，他了解小亚细亚，对巴比伦却一无所知，在麦克卢汉，则是鱼儿穿梭的反环境，他发明了“媒介即信息”，换了说，形式即内容，如是再想想“虚构”是啥玩意。
董重《耶稣捉鬼》布面油画 140X140cm 2008年
写作是人人心里都明白的，诗，空言跳荡黠陋易饰马脚，文章一句跟一句的讳莫如深难掩话语流变。若《指引和注视》大结构，上篇涉舆地民俗方言，袭了法国、俄罗斯“外省文学”的观念，下篇，则涉中国诗话从未涉足的“资本的谋杀”，也是现代诗大宗庞德诗学体系最另类的知识考古，此君言银行二种，The MONTE DEI PASCHI and the devils，移植俄国“白银时代”诸家——尤其曼杰斯坦姆，即荷兰式的彼得堡和沉闷的时代，金融市场却能打破这沉闷，但，速度则未必能让心脏受得了，所以，焦灼的曼杰斯坦姆嫌阿赫玛托娃赶火车来见他的速度是安娜卡列尼娜的速度，没人在流连托尔斯泰的啰嗦，契诃夫注意到，火车上，人们捧起吹嘘的是中篇小说，通过狄更斯打听到的伦敦辐射，也只能是“旧金融中心的董贝事务所和泰晤士河浑浊的河水”。移植汉语诗家，则像北方麦子似的成片地弋倒，所以我说，在海子和多多之后，麦子的象征宣告失效。张枣诗里不断地出现分币，跟曼杰斯坦姆诗里的钻戒相似，另一些眼睛骨碌骨碌地打转，还要辅以排斥异己的手段。柏桦八十年代中期就在信里失望和惊喜交集：“重庆年内可出大事，我交的全是经济界的巨子”，“我结识了一个很有钱的人”，“□富翁我仍保持联系，另外我又在接触另一个富翁，这个可能被我真的搞疯……我这学期要在重庆出击一下，频频搞一些富翁”……蛮可爱，不是吗，因为我很了解，并非他要故意兴师动众地拜金，而是他过于敏锐地嗅到，金融经济将更换“老大哥”成为新的主宰，变化，这是1989年后最大的变化，所以，我写的“疯子从黑色的算盘打出一行诗”，实乃和史蒂文斯的“金钱是一种诗”（Money is one kind of poem）同构，算盘是传统的结算方式，钱串串成为现代诗的语言景观，亦如城市成为诗人的景观，与庞德所叙相仿：The city of today is picturesque，and demoded, it belongs to the gothic phase of our cycle. 看来，蜷缩在政治金融的膳宿公寓里的景观社会，并非居伊·德波最早嗅及，而是庞德。关键是，对于时代的沉闷，诗一筹莫展。即便现在回忆起那段时间，财富和诗相互抛想象力的绣球，他也知道，非用本能的五官来记忆，“有时，我们用脊椎来记忆，而非脑筋……用足、用眉、用耳、用齿、用唇……突然，我用鼻子记起了这一幕”。批评家注意了，这不是作者本人的鼻子，而是被他打烂的一只婚姻仳离的鼻子。当时，他在信里叮嘱我千万莫告诉别人，尤其是我的家人，怕留下不好的印象，我尊重其交待。而现在，他自己想说这件事了，在得到终极的“保护人”（柏桦：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需要保护人，永远需要）——文东之“制度性管理”后，获得了平静，诗，也写得越来越乖巧、精致。该书下篇所叙“强人时代”，是此国文明最后阶段不可避免的话题，主要涉及语言的阉割与语境实证，这是全书材料运用的精辟所在。
李剑锋《用橙色来打击你》 65x100cm 亚麻油彩 2015
当然，也有明显的不足，即所截录诗节，在元诗整体上下文的意图，是或不是，正确判断或谬误，在嵌入批评文本的叙述后，脱离语境，或批评“事境”，便有误读在先之虞，会直接降低论述的纯度。若从欧氏《汉英之间》所引章句，即便断章，也隐匿着用媒介延伸理论来看是错误东西，大致源于元诗语境的自相冲突。因欧氏作诗，多“射复之学”，袭“社会学”而又违社会学之主张，好玩观念，离事言理混淆的颇多，既在知识生成方式，也在潜意识，故忒需先整体把握。作诗固不在普通语法上，但，无论我们如何跳来跳去，飞翔也好，垂直下滑也罢，无论掀起多少皱褶，诗所传播的经验知识，则一定在推论的逻辑轴线上，尤其是现代分析性诗歌，即福柯所言，文化代码确定人人之经验秩序，除非我们自称用的是猪脑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天马行空的伪命题和围绕这些命题，再捉了自家头发说离开了地球的玩意。这难道就是维特根斯坦在其《哲学研究》中说的“新的语言游戏”吗？我们许多人是由史蒂文斯的想象力发家的，那我们再来读读史蒂文斯那首《词语做的人》，看空想和乖僻命题的关系：Castratos of moon-mash——Life consistsOf propositions about life.最好顺读后，再换反讽方式读一下看。我认为，文东经历了《指引和注视》后，意识到了许多问题，所以，也就转向了“话语研究”。人文环境的氛围，越加急迫地让人不能不意识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传统价值焚若灰烬，除了老调重弹，已无枝可栖。普世价值为极权主义和人文主义同唱，这是很奇特的一种现象。底层往上流动，文东因集束批评未更多地注意，这就又涉及我们或还必须返回国家、阶级和身份认同的问题上来。敬氏在其书中分为上层和下层文化，加精英文化，与克里斯托弗·拉什相似。此分化，如今借助货币资本（在其诗学中叙之“银行”）越演越烈，这困惑了许多人。在渐渐丧失价值和方向感的几代人中，大家无人不同，都是参与者，不能说无辜，也犯不上自我作践背负罪名继续沉沦，每个人，都是这部机器中的对话者，也因人人之质疑而不同，除非我们无条件地承认，往昔就是一个必须接受的现实，就像承认历史是某个巫师虚无的回忆，首要的就是德勒兹描述的“集群和污染”。
或只有卡夫卡笔下的老鼠歌手约瑟芬，能在异常的时刻意识到：“任何一种道德学说、政治理论、奖惩制度抑或信仰体系......都意味着管理人的动作、行为”，既包括“器官立法”，也包括了耗子民族的历史回溯。显然，敬先生的“牲人盈天下”，是种极度悲观的看法，涉及到哲学“非人化”的性质。现代文艺之“非人化”的问题，大致是由奥尔特加·伊·加塞特那里开始的，和我们一样，当时之西班牙，也遇到了和我们一样讨厌的问题：大众人。我们的问题，怕又复杂了许多，不光像庞德意识到“美是困难的”，而且，连说清各种认同之价值，也极困难。最悲哀的是，过去，人皆熟悉的变革意识日趋淡化本身就说明，一个中国式景观社会的来临，它会将一切冲突，愿意或不愿意，都给裹挟入永恒的障碍之中，你只俯首称臣即是。我和文东两代人所熟悉译介的哲人、社会学家，没有不探讨这一问题的：马克斯·纬伯、尼采、让-弗郎索瓦·利奥塔、罗兰·巴特、德勒兹、巴赫金、乔治·巴塔耶、雅克·德里达、本雅明、乔治·斯坦纳......更不消说，为极权主义和世俗崇拜阴影笼罩摧残过的文艺家、诗人。而且，我相信，任何时代的动荡，都会继续带来事境、人缘的分化，世俗意义的小人、狡童（新儒学所叙君子系统之对立面）终归是要走到一起来的。因他们的精明，老道，借了还不光表现在生存趣味、事功的技艺上，而更表现在成群结伙，控制思想的层次上，即便钱理群先生“极端的利己主义”也不能概其全。遗憾的是，就学问看，这也可谓“理性主义”，——但，是韦伯定义的“实际的理性主义”，一种首先通过计算来支配事物的能力，是广义语言的意义关联和厉害关系制度化的结果。敬先生从“话语研究”开始，撰述主旨，多指向这里。沿用夫子之谓，并不那么严谨界定的话，庶几可谓：小人的理性主义。针对此社会特征，韦伯又道：“不管主观如何真诚，实际上在多数情况下不过是报复欲、权利欲、掠夺欲和俸禄欲在伦理上合法化”，此种悖谬，他叙之“与魔鬼的势力为伍”，同时，也就一并牵涉在如此悖谬压力下相对立的责任。敬先生所有的著述，此起彼伏，都隐伏着这责任感。
李剑锋《十二分钟的流行》 70x55cm 亚麻油彩 2015
遗憾的是，继《中国当代诗歌的精神分析》后，他的《随“贝格尔号”出游》和《牲人盈天下》，我虽读过，但，心里明白，阐述这两本书超越了自己现有的能力和精力，虽也明白他说的什么。两本书都写得极专业，也更纯粹，看得出，是其扛鼎之作。他在叙熟悉的南诗系统后，遂觉语言学运用于批评的效果，在批评领域逃离官话，又生出“话语”（discourse）的问题，前本书，就批评对象而言，毕竟是过山打老虎，人人有份，虽很温暖，像批评契约，具有普遍性，与“语境批评”也吻合。我称其文章——尤其论述诗学的为“语境批评”，是因为欧人之“新批评”中有此一说。开始于瑞洽慈，瑞洽慈在其批评中，引入了心理学和语义学，开创了欧人批评的新时代。而且，很早，就传入中国，给予批评很深的影响。敬氏应该很熟，倒不光因为他的两本书都使用了“精神分析”的字样。诗歌的时代精神，或语言的区域特征，作为整体现象，和运用弗洛伊德原理解析诗，是两码事。尽管，他的确有时也运用一下心理学的分析技术，但非专门。而语义学，他却和新批评是一样的，大量地运用，并综合了社会学，通过现代方言叙述，为诗个寻找新批评界线，这和“白话文运动”关于语言的争论，有一脉相承的东西，但，语境则不同。
董重《无题》 布面油画 130X100 2018年
我说了，因为是杂闻时代散点透视法式的平面叙述，思想上，又刻意抱了消除革命残余“对立划分”的态度，消除此残余，即削弱进口的马克思，但在契约批评的轴线上，却很难突出对话问题的实质——即“交流的偏见”。所以，他又转入《随“贝尔格号”出游》的主题，这个“进化工具”的比喻，也很恰当，因他稽考的恰恰是汉语社会的文化遗传，有此即有彼，所以，在话语的本质明确后，《牲人盈天下》也尾随而至，中间还有个成品检验，即《事情起了变化》。他在叙述话语过程中概括的“双重循环”（意识形态话语和事情相互孳乳之覈），其主旨在“语言异化”的问题，他叙之“语言拜物”，而也在语境真实性方面。这个问题按理说，是批评可以一竿子插到底的致命工具，还涉及言语行为和社会行为这一小对子，随处可见巴赫金、托多罗夫、波德里亚、巴塔耶、德里达等的影响。在这基础上，又再给予母语大话背景综合的稽考，哲学的，语言的，文化的，遂才有《牲人盈天下》形而上的解决。我曾设想，倘若，他先完成这后两本，再写诗学的，会是个什么结局。但，没这可能，性命文章就是性命文章。其实，即便他回过头再修订诗学的，怕也大有斩获，但，他似乎又矢志不吃回头草。这我倒理解，我自己也是厌倦这充满“水仙美男女”的诗界良久，若不是对自己的经历负责，循知人论事的传统，谁愿费心血写那劳什子文章。
《我们的身体》，格瓦拉死后最后一张图片，被誉为与“耶稣受难”的圣象同构
客观而论，《牲人盈天下》应是本世纪前十年少有的杰作，精神史之榷论，但不知为何，除了让人望而生畏，敬佩，似乎在文化界、哲学领域，没见多少阅读和呼应，或我孤陋寡闻。试着想了几个原因，首先文体上，杂闻随笔体例，与官话系统的风格沟壑仍深。其二，此书诞生时代，正是几千年来被文字定义的吾民到了极度厌倦的时刻，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德勒兹的《千高原》、本雅明之《拱廊街计划》有人啃，敬先生的书，却少有人啃，或也和世界恰好提供了一个聊补无米之炊的景观社会有关，阅读急速肤浅化，图像化，杂闻纵横交错汇聚的板式叙述，为网络小说和游戏机取代……或什么原因也不是，就是媒介自身孳乳的定律，因其繁复，密度和弹性，固属凉性，需读者参与程度较高，而社会之沉闷和压力，又不提供此条件。另一个因素也可参考，即整书的构架，似乎应验了马修·阿诺德那著名的格言：让思想围绕一个人们曾百般努力却无法洞察其奥妙的课题自由驰骋。我认为，韦伯的“中国叙述”，余英时先生的全面透析，都属此类型，有时，是局部见解内外有别，像歌德所言，对一国之营养，于另一国即鸩毒。高瓴建屋的喜悦，笃实，有时，却很容易被琐屑闲话破坏，若，米国和日本都有皇室，如何仍较我们文明进步？另，各国史上，谁没诸子百家，曰夫子一类，暴君，蠢货，何曾又碍了现代性？我常听各种学官，一知半解，要么叹儒家之君臣思想，道家之迷信阻碍了中国进步，而我则怀疑，儒家经典，怕他们至多也就晃过几眼。卡内蒂的小说《迷惘》颇有意思，开篇即叙汉学家和孩子对话，那顽童也知汉语、长城的模样，教授却明白，即便如此，那也是没有真实世界的脑袋（文东叙过此话语模型），然后，教授自己亦进入没头脑的世界，连人带书，被那颇能算计的女官家搞定，最后，是巴什拉不知从哪一把火全给烧掉，释放出光的脂肪酸，世界遂又返回头脑。这都是报刊闲话。
李剑锋《圣人 》130x100cm 布面油彩 2018
这里有件著述史上的事情值得注意，余英时先生撰有大部头《历史与思想》（1976年刊行），几十年来，不知重印过多少回，想必影响甚剧。其中有篇《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副题是“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传统”，虽未言意识形态之管理，而与文东的旨趣，或可谓异曲同工。先刊于《联合报·副刊》，给他在香港的老师钱穆先生见着，“给先生带来了困扰”，“钱先生认为我仍然盲从梁启超以来的流行说法，以'帝王专制’四字来抹杀中国的政治传统，持论过于偏激”云云。宾四先生后来写了篇近万言的《皇帝与士人》，刊于《联合报》，对余英时进行了未指名的驳斥。当然是“就学论学”，所以，也未伤师生和气。余先生作过改动，但，并不大。宾四文章，后来易名《帝王与士人》，收在《晚学盲言》，又入《钱宾四先生全集》。我与文东，非师生关系，自认识他后，均淡淡之交，只是年龄较他多苟活些年岁，其它都是平等的。叙宾四和余先生文牍事，无非是提醒“宏论”的利弊。当然，余英时和敬氏剖析中国同，立意和角度则迥别。阅韩少功先生为敬氏所作的序，想“捏了一把汗”担心的是同样的成分，因文东的确“选择了一个艰深得不能再艰深的话本，玄奥得不能玄奥的回目——向'话语拜物教’发起挑战”。这立意本身，我以为没啥问题，也就是大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一直叨咕的“语言异化”问题，文东是拿了几千年的汉语作靶子，不足为怪。不过，韩先生的提醒倒值得一提：“……需要自警的是，如果我们没法找到非语言的认知通道，没法找到超逻辑的实证坐标，没法测出隐在语言纵深的实在之基、实在之根、实在之重力，那么一不留神同样会深陷话语迷阵，不一定比我们的对手走得更远。”这些话，是很高明的，余还说不出来。写这篇文章，一是想报文东多年来对我做人做事坚信不疑这一饭之恩，是在围绕余颇多流言蜚语，亦含恶意诬枉的前提下，不知，盖阙如。余困学以来，惟张枣君、文东做到了这点。余仅用笨拙的认真，善意真实的文字报答他们。也算为拙著寻了一个“合目的”的结尾。
荷译《门厅》No 3 布面油画 60X50 200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