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缺技工，德国做对了什么？
一直以来，德国的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都处于领先地位。一方面，德国许多企业都在其细分市场中拥有技术优势；另一方面，“德国制造”享誉全球。
德国产业的这种声望离不开其背后大量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支撑。德国拥有一支横跨多个领域、高素质的技术工人队伍，且这些工人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及收入水平。而想要成为这支队伍中的一员，门槛也相对较高。
2020年5月15日，在德国奥伯劳，模具制造企业SWO的机械师在生产防护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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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技术工人主要通过颇具特色的职业教育体系来培养，其核心是“双元制”职业教育。这一模式使德国青年失业率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也让德国企业保持着强大竞争力。为此，德国始终重视这种职业教育模式。
双元制，即把传统的“学徒”培训方式与现代职业教育思想结合的一种学校和企业合作办学的模式。在德国，它是除全日制职业教育和升学导向职业教育以外，高中阶段职业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特点和目的是能直接向企业输送成熟、合格的技术工人。
接受这种职业教育的学生要和培训企业签订合同，内容包括学习起止日期、学习内容、假期、津贴等。人才培养的过程采用工学结合的模式进行——学生部分时间在校学习理论知识，部分时间在企业当“学徒”，把课堂知识应用于实践（时间一般超过60%）。如此交替循环，通常在两年至三年半内完成整个职业教育过程。
最终，学生还要参加评估考试，通过后由相关行业协会颁发全国承认的执业资格证书。毕业学员既可进入之前接受培训的企业，或去其他同类企业从事相关工作，也可以选择继续深造，暂时不进入就业市场。
除了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分工协作之外，行业企业与教育界的合作也体现在宏观制度层面——无论学生就读的是哪个专业，在企业与学校的学习均分别遵循职业培训条例和框架教学计划这两套人才培养标准。前者在联邦范围内由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组织协调雇主协会、工会和教育界代表等多个利益相关方共同开发，后者则由各联邦州的文教部长共同组织的联席会议依据前者开发出来。
在这一机制下，企业与学校的人才培养在标准层面上实现了协调和匹配，大幅降低了校企之间在人才培养合作上的交易成本。此外，行业企业也参与到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考核中，并具有授予完成职业教育的学徒职业资格证书的权限。
校企双方在职业教育中的合作意味着，人才培养的总成本也由学校和企业共同承担。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德国产业界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上的投入甚至超过了公共财政的投入。当然，企业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可被学徒在培训期间参与的生产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所抵消。
对企业而言更重要的收益则在于，企业在此过程中招募到了从劳动力市场并不容易获得的技术技能型劳动者，为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
正是由于上述若干产业界与教育界、企业与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合作、协调与博弈的机制的存在，德国的职业教育既能够培养出高素质的技术工人，也能够实现学生、企业和政府在职业教育领域中的多方共赢，从而使双元制职业教育能够持续有效开展。
应当指出，德国的职业教育并不仅限于双元制职业教育，其也包含学校职业教育与“过渡系统”。尤其需要说明的是， 德国的职业教育是有一定的入门门槛的，并非所有学生都能接受双元制或学校职业教育。
学生如果未能达到企业或学校的要求，则需要进入“过渡系统”——通过补强文化知识和提前学习部分专业技能，提高接受双元制或学校职业教育的机会（现实中这部分学生的境况比较复杂）。职业教育内部的这一分流，尽管给部分学生带来了一定困难，但也通过筛选出学习基础较弱的学生，保证了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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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层次正逐渐提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尽管双元制职业教育本身定位于高中阶段，但近年来选择双元制的高中毕业生也为数不少。
原因是技术升级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使企业对学徒生的要求越来越严苛。加之就读普通高中人数的增加，可供职业教育选择的初中毕业生人数逐渐减少，于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尝试从高中毕业生中招募学徒。近几年，高中毕业生已经占据了所有学徒人数的约四分之一。
第二，伴随着传统双元制高中毕业生人数的增加，双元制大学逐渐兴起。双元制大学的前身是于1970年代在巴登-符腾堡州发展起来的职业学院，它于2009年转制成为巴登-符腾堡州双元制大学，并被赋予大学同等学历的资格。此后，又有数个联邦州建立了类似的双元制大学。
如今，传统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仍然定位于高中层次，且以初中毕业生为主要招生对象，学生在职业学校和企业两个地点学习；双元制大学则定位于高等教育的层次，以大学生为招募对象，学生在大学学习的同时在企业接受职业导向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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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德国的技术工人在德国社会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认可度。
一方面，从事技术工作能够带来比较体面的收入。
根据德国统计局的数据，接受职业教育技工的平均收入接近德国所有劳动者的平均收入，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而且，技术工人的主体——完成了职业教育的劳动者，在低收入比例和贫困率上明显低于未能完成职业教育的劳动者。
2017年9月21 日，嘉宾在北京国际设计周开幕活动中参观德国手工制造展
此外，部分技术工人在职业发展过程中，通过继续提升职业资质有机会成为雇主，从而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以及较高收入。
另一方面，技工职业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认可度也较高，这点深深扎根于德国的社会和文化土壤之中。
在德国，很少在公共媒体中见到“财务自由”这样的词汇，而职业则被赋予极高的重要性。 人们普遍认为，通过自身的能力拥有一份职业，并获得正常的工资性收入，是一件值得尊敬的事——职业给予生活以品格，并有助于个体的自我实现和个人发展。它不仅提供个人生活的基本保障，也为个人履行其他社会职责创造条件。
这一观念具有较为深远的历史渊源，至少可追溯至马丁·路德翻译《圣经·新约全书》的16世纪。自那时起，在德语国家，职业的划分逐渐被看作是上帝的意志，并反映了社会的“自然”状态，职业伴随终身，且所有职业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而职业的平等性赋予了普通劳动者以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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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得职业资格证书开始工作之后，技术工人有终身学习的机会，这其中既包含生活领域中以提升自我素养等为目标的学习，也包含比较系统化的职业继续教育的途径。
职业继续教育不仅是技术工人进一步学习和提升知识与技能的重要方式，更重要的是，在部分职业领域中创业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获得继续教育的资格证书（师傅证书等）。在德国，获得继续教育的证书，成为师傅或技师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可以获得较高的社会声望。
继续教育的资格证书还是技术工人进入大学学习的重要条件。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与高等教育体系在传统上是两个差异显著、彼此分离的系统，原来并没有融通的路径，但自2009年起，完成职业教育的学生也有机会通过职业继续教育等途径实现升学，这为部分希望进一步提升的技术工人打开了向上的职业发展通道。不过，统计数据显示，真正通过继续教育实现就读大学目标的人数比例仍然很低。
在过去若干年中，参与继续教育的劳动者占比往往都在40%以下，这在欧盟范围内也是一个相对较低的比例。 可以说，与职前的双元制职业教育相比，德国的职业继续教育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相对较弱，且以更加碎片化的形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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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战争带来的劳动力短缺，德国在二战后经济腾飞时期曾经从土耳其和意大利等地引入大量“客籍劳工”。但在移民政策方面，德国在较长时期内采取了分化排斥的政策。
自上世纪末以来，伴随着德国人口老龄化及移民背景人群所占比例的增加，德国逐渐改变原来的移民及移民教育的政策，开始系统化地尝试让移民群体更好地融入德国社会的举措。
在2007年提出促进移民融入德国社会的纲领性文件“全国融入计划”之后，2008年，联邦州与各州又进一步提出“德国技能促进行动”。该行动包含了一系列直接或间接促进移民青少年及成人发展的计划，涵盖了从幼儿教育到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的诸多教育领域，旨在为移民群体提供公平条件和通过教育实现发展的机会，提升国家科技竞争力，保障科学及技术人才供给。
近些年来，德国更是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吸引技术移民、优化移民教育。
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政策方面，强化向高技术移民倾斜。比如，绿卡政策上对紧缺的IT人才给予较长年限的劳动及居留许可。同时，通过提升移民群体的教育水平，增强对海外人才的吸引力，使之更好地融入德国社会。
此外，德国政府也在努力通过推动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来实现其宏观经济社会目标。
具体来说，德国政府相应部委与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德国复兴开发银行、德国国际合作公司、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及德国海外商会等合作伙伴，通过咨询和知识传播的方式，支持尝试在其本国建立和强化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外国政府和社会合作伙伴，响应德国企业在海内外的人才诉求，加强德国企业在海外的活动和技术转移，同时支持在海外的德国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机构，提升德国职业教育在全球的声望。
（作者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