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明：点点滴滴话高考

点点滴滴话高考

  张新明

“文革”结束后，高考制度的恢复，使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和莘莘学子欢欣鼓舞。全国很快掀起一股强大的学知识、考大学热潮。“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不读大学誓不休是当时年轻人群体的真实写照。可是，在那个年代要想考个大学真的太难太难。

　    现在的高中生返回头看当年的高考试题可能都会说:那题太简单了，让我做肯定能超出清华50分。没错，当时的高考题较之于现在的确容易得多，但对当时的考生来讲太难了！因为，大部分考生压根就没学过，或者说仅仅浮浅地学过一点也早已忘光。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学生因为是从特殊时期顺延下来的，基础教育残缺或者说是先天不足，大部分学生没有经过系统学习，不少学生高中毕业了还不知道初中数学里有负数，更别说什么抛物线二项式定理之类的；有的学生其它课程学得都不错但拒绝学习英语，临近高考都不知道英语26个字母长得啥样，考试时全凭运气瞎猜；应县一中派两名老师常年驻扎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学，搜集学习资料、分享模拟试题、补捉高考信息，目的是为了押宝猜题。

恢复高考后的前十年全国的教育仍然处于“复苏期”,没有扩招、没有民办高校，有限的本科院校与仅仅1%左右的本科录取率,以至于竞争过份激烈，半数以上的考生因为预考淘汰而无缘正式参加高考更别说登本科大学的校门。

那些年，高考前四十天或一个月首先要预考。预考根据考试成绩高低排名，一多半考生被无情地刷下而失去当年正式参加高考考试资格。然而，即便再难也无法阻挡期待重书命运且对知识如饥似渴的青年走上这座“独木桥”。因为，这决定的是日后究竟捧“泥饭碗”还是“铁饭碗”。

我的父亲是国家干部，那时的干部互相攀比:谁家出了几个大学生、谁家出了几个专科生、中专生。我是家里重点培养考大学的对象，父亲给我的任务是:必须考上大学。这是父亲的命令，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家庭在应县干部队伍中的声誉！所以，我没有任何回绝的理由，必须无条件地执行父亲的命令。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本想尽快完成父亲交给的考大学任务，却不想被一场大病硬硬耽误了两年多时间。一次次感冒复感、高烧再高烧差点要了我的小命。

病情稍好后，我一边休养一边学习。上午到教室里听课，下午在操场上锻炼身体。刚开始学的是文科，历史地理记住了不少，语文政治学得也有趣，但数学英语基础太差。1982年试着参加高考，竟然榜上有名，但未被录取。父亲看我学得可以，于是又提出了新的问题:要考就考个理科大学，不走中专也不走大专！言外之意是我必须由文改理，而且必须考上大学本科。

父亲的命令相当于部队首长的命令，没有选择，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不折不扣地完成。所以，1982年10月我到应县一中补习，正式由文科改为理科，这在母校的校史上应该是第一人。

距离下一次高考仅仅8个月的时间，我恶补了初高中数理化、英语生物五门课程，强迫自己的大脑必须记住每门课本的每一页有什么内容，特别是重点内容用手一次必须直接翻到某一页。一道题知道已知求未知，换过来知道未知求已知，如此反复、举一反三。补习期间，我把自己心仪的历史地理彻底放弃，甚至多数语文政治课也在做数理化习题，脑子里全部都是定理定义、公式单词。特别是英语，铆足劲和它硬干，学会一个单词加前缀和后缀必须记住至少十个以上单词，背熟词组和短句，结合汉语语法理解掌握英语语法。高考时，非常幸运地考了69分，成为八三年应县高考英语及格的六个考生之一。

那8个月我没敢浪费一点时间。每天坚持晚上9点半睡觉，从不熬夜迟睡。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嘴里含一口凉水，骑上自行车，扔开双把，把嘴里的水慢慢吐出来，用双手洗洗脸，然后用手绢擦干，这就是所谓的洗脸。到了学校，停好自行车，或操场或公路上慢跑5公里。

因为学习紧张，顾不上与同学交往，以至于当时同桌是男是女姓甚名谁到现在都回忆不起。为了节约时间，我母亲在家里三顿饭给做好、晾好，下课后我回家三口两口把饭吃完再返回一中教室，总共用不了20分钟。240多天除了吃饭睡觉锻炼身体，别的事情根本顾不上，甚至正月十五闹红火都不舍得浪费时间去看一眼。

因为过度用脑，高考前出现了头昏头晕现象，父母给买了几瓶补脑汁。装补脑汁的瓶子颜色是棕色的，类似后来的那种农药瓶子。别说，那种“补品”还真管用，我每天喝一大口，坚持了一个多月。头昏头晕现象减少，而且记忆力明显增强。

……

功夫不负有心人，8个月的学习，我已由一名文科生彻底改为一名理科生。每次模拟考试，我都能从容应对、果断下笔，自觉已学了不少东西，考大学应该没多大问题。果然不出所料，高考前的预考，我的成绩竟然排在全县所有考生的第一！当时轰动了全县，这应该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事情。

正式高考时，每门课程我都能顺利答卷，除了提前做完认真检查一遍，我还有足够的时间把自己所做答案全部抄下来以备考后估分。

估分是由我的英语老师、我父亲和我三人对照标准答案，一点一点地扣题、一步一步地算分、一个要点一个要点地小计，然后确认自己得分。当时每门课程都估了最高分、中间分、最低分三个分数，然后将其平均，求得一个平均分。这平均分最后与高考实际成绩仅仅误差2.5分。这2.5分误差出现在语文上，其它几门几乎没有误差，就连政治课考了83分都一分不差。遗憾的是8个月几乎没有对语文课下辛苦，成绩出来后是81分，比平时少了十多分。对完答案，我跟我妈说:大学是肯定考上了，您准备拆洗行李吧。

估完分数开始填报志愿，由于当时报考信息很少，知己而不知彼，所以我第一志愿就报了标有“黑三角”的全国重点大学——山西农业大学。结果第一志愿就被录取。我的成绩超过当年录取分数线60多分、折合现在高考分数是670多分，结果没有勇气报考除清华北大之外的人大南开复旦等一流大学。想想当初同届另一个班的同学超我7分而被清华大学录取，自己不免有点为自己遗憾。不过，话说回来，当时的山西农大是国定88所重点大学(现985大学)之一，是名符其实的全国一流大学，被农大录取应该不亏，我从来没有后悔！在农大四年的时间1460天，我收获满满，除了收获知识、收获人脉，还收获了爱情。特别是系统地学习了书法，八五年获得了山西省大学生书画竞赛二等奖，有幸成为山西较早的中国书法家协会山西省分会会员。这对我后来人生轨迹的改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高考结束一个月之后，我平生唯一一次收到了邮递员亲手递到我手里的山西农业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一时刻的那份高兴、那份激动是一生中少

有的。

九月十二日是农大新生报到的日子。十一日下午我二哥骑摩托把我送到怀仁火车站，在那里与被农大录取的应县新生相聚。我们互相照顾，闲叙高考。有位同学看见我穿着一双旧猪皮皮鞋，劝我脱掉，怕到学校后影响我的助学金评定等次。说完后，我赶紧脱掉换上布鞋。当时，大家穿着朴素、大同小异。我上身穿着棕色夹克服，下身穿着兰色的确凉裤子，头上戴着一顶时兴的旧军帽。一路上，我组织大家吃饭喝水搬运行李，历时十七八个小时顺利到达学校所在地太谷。

出了火车站，看到各个系接待新生的往届生都举着欢迎新同学的牌子。我们几个老乡就此暂别，走到农学、畜牧、土化、农经接待处，拿着各自的行李上了被录取院系的接待车。

到了学校新南楼，我的辅导员姚老师已事先将宿舍分配好。我最初分在441房间，不到一个月又调到306号。我的宿舍四张上下床，住着七个同学，分别是来自太原、应县、长治、汾阳、临汾、运城、漯河。

刚入学，同学们不讲普通话，所以听不懂各自的方言，除了不方便交流还闹出不少笑话。比如汾阳话洗脸叫“死脸”，志祥礼让其他同学，就说:你死哇，你先死，你死完我再死。这话现在听起来都觉着恐怖。好在，四年下来，我们彼此熟悉到互相都能听懂方言。

报到后的第二天，我和同宿舍的同学转了整个校园。方才知道，山西农业大学是民国时代孔祥熙创办的名贤学院改建而来，不少建筑都是颇具民国特色的三层木楼，青砖灰瓦。校园内风景秀美、干净漂亮，沿路古树参天、粗壮整齐，植物园和楼宇之间新树花卉种类繁多、规划有序，俨然是一座公园式大学。

在闲转的同时，我们购置了日常生活用品，交了书本及学杂费，满打满算也没花50元。后来想想，那时上大学真便宜，每学期平均100元足矣，四年下来各种费用全部加起来顶多800元。

书归正传，还回到考大学。那时，我已完全懂得了学习的重要性，懂得了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的声誉和社会地位，懂得了大学毕业后会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所以，在完成父母使命的同时横下一条心要实现自己的心愿，通过考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

到现在，我十分怀念那段日子，经常梦里回味考大学的种种酸甜苦辣，并且永远感激它；回忆起挑灯夜读的时光，回忆起每天晨跑5公里，回忆起每个班学生太多没有走道、下课跳桌子……都会心怀激动。那个时段，完成了自己的人生过渡与锐变，积聚了自己一生最大的财富。人生中再也不会有那个时段拥有的那种专一、单纯、坚决的目标。如果有来生，我还会初心不改，不考大学誓不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