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历史资料，历史悠久

商《戍嗣子鼎》
戍嗣子鼎，商代晚期。1959年5月河南安阳事后岗殉葬圆坑出土。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通高48、口径39.5×34.5、腹深24.6厘米，重21.5公斤。直口折沿，腹微鼓，双立耳，圜底，半空足，足的中腰略束，近马蹄形。口下有扉棱六条，口下饰由夔龙组成的兽面纹六组，三足上部亦饰兽面纹。
铭文字体大小不够整齐，但笔道镌刻清晰，雄伟有力，有的字体还具有典型的波磔体风格。器物本身和铭文内容对青铜断代、商代历史地理、以及古文字研究都有着一定的价值。

铭文：
丙午，王商（赏）戍嗣子贝廿朋，才（在管）宗，用乍（作）父癸宝（餗），隹（唯）王大（?管太）室，才（在）九月，犬鱼。

商《宰甫卣》
宰甫卣（宰甫簋），商代晚期。通高31.5、口径11×13厘米，重5.1公斤。口呈椭方形，腹和圈足呈椭圆形，盖的折沿甚高，上有花苞形钮，颈两侧有环钮，套接兽头提梁。盖顶和器腹饰兽面纹，盖沿饰夔纹，提梁饰勾连雷纹，口沿前后增饰浮雕兽头。铭文字数，盖、器同铭，各23字。铭文镌刻熟练精工，书法遒劲深峻，为金文书法艺术中杰作之一。
铭文：
王来□（兽）自豆彔（麓），才（在）□□（□次），王乡酉（飨酒），王□（光）宰甫贝五朋，用乍（作）宝□（□）。

商《司母戊》
司母戊鼎是中国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一家的农地中出土，因其腹部著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是商朝青铜器的代表作，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司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形制雄伟，气势宏大，纹势华丽，工艺高超，又称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8厘米、重875千克，鼎腹长方形，上竖两只直耳（发现时仅剩一耳，另一耳是后来据另一耳复制补上），下有四根圆柱形鼎足，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该鼎是商王武丁的儿子为祭祀母亲而铸造的。
司母戊鼎的发现
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鼎是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北的农田中，被当地农民吴希增探寻到的。
自从安阳小屯村发现甲骨文之后，质朴的当地农民逐渐意识到殷墟文物的价值，于是积极参加了探寻文物的活动。
1939年3月的一天上午，吴希增在吴培文的田地上用探杆探找文物，当探杆钻到地下十多米深的时候，触及到一个硬物，吴希增将探杆取上来二看，发现坚硬的探头卷了刃，上面还留有绿色的铜锈，他意识到探到宝物了。按当地规定，探宝不分地界，但探出宝来，宝物所在地的主人要分得宝物售款的一半。吴希增和吴堵文商定之后，当晚便破土挖宝了。挖掘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到半夜时分，挖下约10米深，宝物被发现了，先挖到的是器物的柱足，接着整个器物显露出来。当时，大方鼎的口朝东北，柱足朝西南，横斜在泥土里，大如马槽，但只有一个鼎耳，另一个鼎耳不知去向，人们在泥土中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估计，它在埋入地下之前，便被击断失落了。
第二天夜里，吴希增组织了四十多人往上提，他们在洞口上搭了一个架子，用两条粗约五厘米的麻绳，一条拴住鼎耳，一条拴住柱足，一部分人在上面用力拉，一部分人在洞下用杠杆撬起一头并将土填入底部，然后再撬另一头，再用土填起来，用这种办法一点一点地往上抬，当提到六七米时，粗实的绳子突然断裂了。此时，天将放亮，为防别人发现，又将洞口堵了起来。到了第三天夜里，终于将这个特大方鼎弄出了地面。
去向
方鼎的出土始终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消息还是泄露了出去。不久，驻安阳飞机场的日军警备队长黑田荣次前来“参观”，后北平古董商萧寅卿也来秘密造访，并表示愿出20万银元购买，但要求村民将鼎砸成四至十块，以便分批装箱运走。村民受20万银元诱惑，真的开始肢解方鼎，先是用钢锯条锯，但由于方鼎的硬度高，没锯动。后来，村民认为把方鼎破坏了太可惜，还怕万一萧寅卿不要，不完整的方鼎会很难出手，于是村民停止肢解，又将方鼎埋入地下保存了起来。
后来，消息传到日伪宪兵队耳中，宪兵队多次前来搜寻。村民为了防止宝物被日本人抢去，便采取了迷惑敌人的办法将方鼎转移到较远的地方埋藏起来，而在原来埋藏方鼎的地方，埋藏了别的出土文物。日本宪兵找到这一埋藏地点，将这批文物抢劫而去，而方鼎得以保存下来。（砸下的鼎耳亦因为岁月而丢失）。1946年6月被重新掘出，原物先存于县政府处。同年十月底，为庆祝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60寿辰，驻军用专车把它运抵南京作寿礼，蒋指示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
1948年夏，该鼎在南京首次公开展出，蒋亲临参观并在鼎前留影。而国民政府终究因重量问题没有把其运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鼎存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转交中国历史博物馆至今。方鼎那失去的一只鼎耳一直没有找到，专家们仿照鼎上另一只鼎耳将它补铸上去，算是完整了。

西周《何尊铭》
何尊铭，西周成王青铜器，藏于宝鸡博物馆。十二行123字，在西周金文中属于瑰异凝重一类的典型。其体势瑰异奇古，凝练厚重。结体间用肥笔，行款茂密。

春秋《子仲姜盘铭》
铭文：
佳六月初吉辛亥大师作为子仲姜沫 盘孔硕且好 用祈眉寿子子 孙孙永用为宝
子仲姜盘，春秋早期，公元前770年，7世纪上半叶。上海博物馆藏。此盘口径45厘米，高18厘米，重12.4千克。它形体较大，器质厚重，整器风格质朴浑厚，口折沿，浅腹，圈足，圈足下置三只立体爬行猛虎，老虎身体侧面与圈足边缘相接。盘壁两侧设有一对宽厚的附耳高耸，其外侧装饰有云纹。盘的前后各攀有一条立体曲折角龙，龙头耸出盘沿，曲体卷尾，攀缘于盘腹之外壁，作探水状；腹壁装饰着变形兽体纹。龙身躬背曲体，好似于跃入盘内水中。
盘内底所铸水生动物纹饰总共分四周，盘的中心是一羽长有头冠的雄性水禽，自此向外扩展，第一周为浮雕的两只青蛙与两只乌龟；第二周为四尾立体的小鱼；第三周为4只头上无冠的雌性立体水鸟，间以浮雕之青蛙和乌龟；第四周是浮雕的小鱼与立体的3只青蛙相互间隔。盘中所铸动物造型生动、活灵活现、呼之欲出。最具特色之处在于，所有立体的小动物均能于原地作360度转动。此种艺术装饰法是从前青铜器中绝无仅有的，不仅令造型单调的古青铜盘充满了活跃的情趣与生气，而且在青铜器铸造技艺上，也是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空前创造，此盘虽然使用分铸技术，可是要在盘底层中嵌进这批动物极其微小之底轴，并且还要垂直保证不被卡住，让每只动物在平面作360度旋转，在合范浇灌铜液的时候，盘与轴的接触之处仅能容纳一层非常薄的泥料，在铜液高温浇铸时令泥料不会脱落，而且使盘底又不会渗漏，此种高难度的铸造技艺，在此盘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子仲姜盘盘内能够在平面旋转的小动物平均长度只有6.5厘米，对于春秋早期青铜器铸造技术的进步提供了重要实物例证。这件精美的青铜盘铭文书体工整，文字精炼简要，并且有许多用语用韵异常精妙。整篇铭文是学术价值极高的史料，此盘纹饰精美，造型典雅，铸工精良，在现今无数商周青铜器中无一能媲美，可见其是多么弥足珍贵。

春秋《王子午鼎》
王子午鼎是春秋时期楚国的青铜器，墓中出土了一组共七件铜鼎，鼎上铭刻有“王子午”字样，七鼎由大到小排列，称为列鼎，此器是其中最大的一件。通高62厘米，匕长63厘米。1978年河南省淅川县下寺出土，现藏河南省博物馆。王子午鼎系分铸后焊接而成，采用了榫卯、中介物等新型构思，技艺之高超，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是第一流的水平。
鼎盖作平顶微弧，有圜形钮。盖、颈、腹内壁均铸铭文，腹铭84字，记述王子午作器的用途和歌颂自己的功德。

战国·齐《陈曼簠》
铭文：
齐（陈）曼不（敢）逸康，肈堇（谨）经德，乍（作）皇考吊（献叔饙盘），永宝用簠。
陈曼簠，战国早期齐国器铭。凡四行，共二十一字。大篆。通高11、口纵19.4、口横31厘米，重3.15公斤。窄沿外招，直腹下部向内折，然后收成平底，下承四只斜支足，足底作蹼形，腹两端有一对兽首耳。口边饰蟠龙纹，腹饰方折式卷龙纹。簠是祭祀和宴客时盛放黍，稷、稻、梁等饭食的器具。文字记述了陈曼为其皇考献叔作器的情况。李荫轩、邱辉先生捐赠。上海博物馆藏。
铭文字迹精劲谨严，用笔纵锐横方，结体多变，为战国早期古文又一体势。

李阳冰《滑台新驿记》

《滑台新驿记》立于唐大历九年（774）八月。篆书。原厂久佚，现存者或系元明间重刻，已残，横刻帖本，八行，行四字。石原在河南滑县。中国社会科学院藏宋拓孤本。
释文：
新驿记滑毫节度使李勉词李阳冰书 滑台旧 驿天宝 景申岁 大历甲 寅岁八 月二□ 记

西周《大盂鼎》
铭文白话译文：
九月王在宗周册命盂。王这样说：“伟大英明的文王承受了上天佑助的重大使命。到了武王，继承文王建立了周国。排除了那个奸恶，普遍地保有了四方土地，长久地治理着百姓。办事的人在举行饮酒礼的仪式上，没人敢喝醉，在举行柴、烝一类的祭祀上也不敢醉酒。所以天帝以慈爱之心给以庇护，大力保佑先王，广有天下。我听说殷朝丧失了上天所赐予的大命，是因为殷朝从远方诸侯到朝廷内的大小官员，都经常酗酒，所以丧失了天下。你年幼时就继承了先辈的显要职位，我曾让你就读于我的贵胄小学，你不能背离我，而要辅佐我。现在我要效法文王的政令和德行，犹如文王一样任命两三个执政大臣来任命你，你要恭敬地协调纲纪，勤勉地早晚入谏，进行祭祀，奔走于王事，敬畏上天的威严。”王说：“命你盂，一定要效法你的先祖南公。”王说：“盂，你要辅助我主管军队，勤勉而及时地处理赏罚狱讼案件，从早到晚都应辅佐我治理四方，协助我遵行先王的制度治民治疆土。赏赐给你一卣香酒、头巾、蔽膝、木底鞋、车、马；赐给你先祖南公的旗帜，用以巡狩，赐给你邦国的官员四名，人众自驭手至庶人六百五十九人；“赐给你异族的王臣十三名，夷众一千零五十人，要尽量让这些人在他们所耕作的土地上努力劳动。”王说：“盂，你要恭谨地对待你的职事，不得违抗我的命令。”盂颂扬王的美德，制作了纪念先祖南公的宝鼎，时在康王在位第二十三年。

大盂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圆形，立耳，深腹，三柱足，颈及足上部饰兽面纹。为康王时贵族盂所作的祭器。传为清代道光初年于陕西岐山礼村出土。
大盂鼎造型雄浑，工艺精湛。其内壁铸有铭文19行291字，记述康王命盂管理兵戎，并赐给香酒、命服、车马及1700余名奴隶之事，为研究西周奴隶制度的重要史料。原器出土之初，为岐山豪绅宋金鉴所有。后因家道中落，此鼎被其后人以七百两银子转让到西安。后来，又曾一度为左宗棠所有，数年后为答谢潘祖荫的厚恩，左宗棠以此鼎相赠。此后，大盂鼎便成为潘家的传世之宝，供于苏州潘家大堂。一九五二年由潘氏后人献给国家，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铭文载康王向盂叙述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国经验。认为文王、武王得以卓越的业绩立国，主要是由于其臣属从不酗酒，每逢祭祀，认真、恭敬，而商王的亡国教训就在于沉迷于酒。由此告诫盂要效法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并赐盂命服、车马、酒与邦司、人鬲等。盂在铭文中说明作此鼎也是为了祭祀其祖父南公。大盂鼎铭文是史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一向为史学家所重视。
大盂鼎又称盂鼎，之所以冠以“大“是为了区别于小盂鼎。这两个鼎同出，但小盂鼎原器已失，仅存铭文拓本。其书法体势严谨，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战国·秦《石鼓文》北京故宫本（选页）
故宫博物院所藏为明代拓本，孙克弘旧藏，后归朱翼盦，朱氏去世后，家属遵其遗嘱捐献故宫博物院。
此《石鼓文》册拓本浓墨精拓，麻纸挖镶裱。每半开纵28.4cm，横15.5cm，共18开半，每开6行，行5字。缺第八鼓，第五、七、十鼓每行只存一、二字。拓本有翁方纲、吴云、蔡文陛等跋16段。钤“翁方纲尝观”、“吴云平斋曾读过”、“王广之印”、“黄菏汀四十七岁后所得”等收藏印130方。拓本每鼓前有红色标号字体，据翁方纲跋为孙克弘书。拓本有附本二：一为《石鼓文音训》拓本，共20开，额半开，2行5字，音训19开半，每开10行，行13字，至元年间潘迪书，茅亮刻石，钤印2方；二为《周伯琦临石鼓文》墨迹，共13开，每开6行，行5字，前附页有无款小楷题签一，钤 “周郎”、“安元忠印”等印26方。
石鼓文是唐代在陕西凤翔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世称“石刻之祖”。因为文字是刻在十个鼓形的石头上，故称“石鼓文”。内容介绍秦国国君游猎的10首四言诗，亦称“猎碣”。今中国考古界一般认为是战国时代秦国的遗物。石鼓文的字体，上乘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从书法上看，石鼓文上乘《秦公簋》（春秋中期的青铜器，铭文盖十行，器五行，计121字。其书为石鼓、秦篆的先声，字行方正、大方。横竖折笔之处，圆中寓方，转折处竖画内收而下行时逐步向下舒展。其势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确有秦朝那股强悍的霸主气势。）法则，然而更趋于方正丰厚，用笔起止均为藏锋，圆融浑劲，结体促长伸短，匀称适中。古茂雄秀，冠绝古今。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由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故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誉。石鼓文对书坛的影响以清代最盛，如著名篆书家杨沂孙、吴昌硕就是主要得力于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风格的。
明代大收藏家安国的十种石鼓文拓本，自称十鼓斋。其中最佳者北宋拓三本，仿军兵三阵命名为《先锋》《中权》《后劲》秘藏之。这些均是世界上保存字数最多、最好的拓本，现皆流传到日本，藏于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

西周《小克鼎》

铭文:
　　唯王二十又三年九月，王在宗周，王命膳夫克舍命于成周，遹正八师之年，克作朕皇祖季宝宗彝。克其日用朕辟鲁休，用介康、纯佑、眉寿、永命、灵终。万年无疆，克其子子孙孙永宝用。
鼎高：35.4cm，宽：33.6cm，重：12.54kg。鼎圆形，硕腹，双立耳，蹄形足。耳上饰三头夔纹，颈饰窃曲纹，腹饰云纹带，足上部饰兽首纹。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小克鼎传为光绪十六年（1890年）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寺任村出土的青铜器之一。铭文中所述器主人为“膳夫克”，故称克鼎，又称膳夫克鼎。为与大克鼎区别，也称小克鼎。小克鼎造型雄浑厚重，花纹粗犷流畅，是典型的西周晚期铜鼎。
器内壁铸铭文8行72字。铭文大意是：在周王二十三年的九月，王在西部周原旧都宗周，周王命令膳夫克到东部新都成周洛阳发布命令，整肃王的部队成周八师。就在这一年克作了这批纪念其伟大祖父季并置于其宗庙中的宝贵彝器。克每日用它来祭享祖先，同时也就每日在宣扬他的主人周王的厚重美意。用来祈求康顺、福佑、老寿、长命、善终。愿克万年无疆，克的子孙后代永远宝用这批彝器。

西周《大克鼎》（局部）
大克鼎为西周孝王时期器物。1890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任村出土，同时出土的还有鼎、钟等器，都属于一个名叫克的贵族。此鼎形体巨大，高93.1厘米，重201.5公斤。口沿饰兽面纹，腹部饰流畅的波曲纹。腹内壁有铭文二百九十字，铭文字体工整，笔势圆润，堪称西周中晚期青铜器铭文的典范。洋洋洒洒，无论在布局书写上、还是铸造效果上都十分精美，字体大小统一不失灵动，圆润古拙不失劲健，呈出一种舒展，端雅的风尚。
“大克鼎”出土于清末金石学和金石书法鼎盛时代，故其铭文书法在当时倍受推崇。堪称西周中晚期青铜器铭文的典范。
铭文内容主要叙述克依凭先祖功绩，受到周王的策命和大量土地、奴隶的赏赐，是研究西周经济制度的重要史料。现藏于上海博物馆青铜器展馆，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西周《静簋》
铭文：
隹（唯）王六月初吉，王才（在） □ 京，丁卯王令静（司）射学宫，小子眔 □ （服）、眔小臣、眔尸 □ （夷仆）学射， □ （雩）八月初吉庚寅，王 □ （以、与）吴 □ 、吕 □□□ （犅佮豳） □□ （师）邦君射于大池，静学无 □ （尤），王易（锡）静鞞 □ ，静 □□□ （敢拜稽）首，对 □ （扬）天子不（丕）显休，用乍（作）文母外姞 □□ （尊簋），子子孙孙 □ （其）万年用。
静簋，西周中期穆王时代器物。高4.1、腹深4.1、口径7.3寸，重7.9375斤。侈口束颈，下腹向外倾垂，兽首双耳，下有方垂珥，圈足沿外侈。颈饰垂冠回首夔纹和浮雕牺首，腹饰垂冠回首大鸟纹，均以云雷纹填地。
器内有铭文八行九十字，大篆。此时期金文大篆字体正由西周中期向晚期过渡。《静簋》通篇铭文均称舒适，淳朴典雅，有“笔短趣长”之势。不失为西周中期金文书法艺术的代表作。

西周《毛公鼎》
毛公鼎，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器物。道光末年出于陕西省岐山县。由作器人毛公（厂音）得名。直耳，半球腹，矮短的兽蹄形足，口沿饰环带状的重环纹。铭文32行499字，乃现存最长的铭文：完整的册命。共五段：其一，此时局势不宁；其二，宣王命毛公治理邦家内外；其三，给毛公予宣示王命之专权，着重申明未经毛公同意之命令，毛公可预示臣工不予奉行；其四，告诫勉励之词；其五，赏赐与对扬。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毛公鼎为为皇皇钜制，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其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奇逸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结体方长，较散氏盘稍端整。李瑞清题跋鼎时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

西周《散氏盘》

《散氏盘》被誉为“晚清四大国宝”的西周青铜器文物珍品——大盂鼎、毛公鼎、虢季子白盘、散氏盘，曾轰动一时。而这块散氏盘，因铭文中有“散氏”字样而得名。有人认为作器者为夨，又称作夨人盘。传清乾隆初年于陕西凤翔出土。高20.6厘米，口径54.6厘米。圆形，浅腹，双附耳，高圈足。腹饰夔纹，圈足饰兽面纹。内底铸有铭文19行、357字。内容为一篇土地转让契约，记述夨人付给散氏田地之事，并详记田地的四至及封界，最后记载举行盟誓的经过。是研究西周土地制度的重要史料。清康熙时，扬州徐约齐以重金购自歙州程氏，后又归於扬州洪氏。清阮元曾翻铸此盘，也有铭文拓本传世。嘉庆十四年，仁宗五十大寿时，新任两江总督阿毓宝从扬州盐商购得此盘贡入内府。历经道、咸、光、宣四朝，因年久失查，不知所在，1924年逊清内务府清查时，发现於养心殿库房。1935年《散氏盘》随清宫其它文物移交北平故宫博物院，抗战时曾南迁，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散氏盘，其铭文结构奇古，线条圆润而凝炼，字迹草率字形扁平，体势欹侧，显得奇古生动，已开“草篆”之端。因取横势而重心偏低，故愈显朴厚。其“浇铸”感很强烈，表现了浓重的“金味”，因此在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现代著名书法家胡小石评说：“篆体至周而大备，其大器若《盂鼎》，《毛公鼎》，……结字并取纵势，其尚横者唯《散氏盘》而已。”

西周《大师虘簋》
铭文：
正月既（朢）甲午，王在周師（量）宮。旦，王各大（格太）室，即立（位）。王乎（呼）師（晨）召太師虘入門，立（中）廷。王乎（呼）宰曶易（錫）太師虘虎裘。虘（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用乍（作）寶（簋）。虘（其）萬年永寶用。唯十又二年。
大师虘簋，高18厘米，口径21.5厘米，足径23厘米。此器为西周晚期标准器，内容记载周王册命赏赐，对研究西周晚期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和学术价值。
大师虘簋器传1941年陕西西安出土，据著录传世两件，今分别藏于上海博物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器低体垂腹，形制很特殊，尤其腹两侧的龙耳，甚为少见，经与上海的器形纹饰校对，应是第三件大师虘簋。
大师虘簋器盖同铭，各铸七行七十字，记载周王十二年正月既望甲午日，王命令师晨引导大师虘进入师量宫，又命令宰曶赏赐给大师虘的物品为虎皮的裘衣。

西周《史颂鼎》
铭文：
隹（唯）三年五月丁子（巳），王才（在）宗周，令史颂（省苏）友、里君、百生（姓），帅（堣、偶盩）于成周，休又（有）成事，章（苏宾璋）、马亖（四）匹、吉金，用乍，颂（其）万年无彊（疆），日（扬）天子令?（景命），子子孙孙永宝用。
史颂鼎，西周。上海博物馆藏。通高37.3、口径35.7釐米，重9.25公斤。此器物大立耳，垂腹，近平底，三蹄足。口沿下、腹部和足部上分饰变形兽体卷曲纹、波曲纹、兽面纹。铭文共六十二个字，记载了史颂受周王之命省视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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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篆书
篆书之时代远，而接触之机希，故人以为难，其实难于人门，若途径斯启，则其易有出乎初习时畏葸心理之外。至用笔轻重缓急，跳脱顺逆，变化毫厘之间，而超乎笔墨之外，意会神通，非能口授。归而揣摩，积其日久，闲有一得，会于心而应乎手。
　　登高必自卑，筑垣坚其基，习甲骨金文先小篆，其理一也。未闻舍卑下而可脐巅顶，基未坚而墙不倾圯，不由小篆以溯其源，而能得甲骨金文之法度。近人初学篆，非曰甲骨，即曰钟鼎石鼓，好高骛远，心颇可嘉，见解实误，试思吾侪生三千年后，文字变化至若干形体，犹之距大河，舍舟揖之徐徐，而欲超跃彼岸，岂可能达，是小篆为甲骨金文之津梁也。古文纵横跌宕，形虽错综，实具法则，其初未尝不由平正而申变化，若舍平正而即错综，未敢以为得。
　　习篆固须指导，择帖临摹亦占同等重要，盖人手不正确，则流于曲径，终身不拔，皓首难通。许慎说文解字十四卷，部首五百四十部，为读说文之基础，文字之偏旁。说文刻本不　计数，笔画讹误，结体疏劣者亦复不少，而以陈灃手写刻本为第一（渣粤人，字兰甫，精小学，尤善小篆，其说文刻于粤，一字一行本）。写部首为帖，结体准确茂美，则以吴大澂、杨沂孙两家为尚，吴参以钟鼎笔法，方整浑厚，杨圆润秀逸，市间所售，墨本影印，下真迹一等。及得其诘屈之法，则易南唐徐铉所临秦绎山刻石，宋郑文宝刻于陕西西安，又一刻在山东邹县，秦本瘦而鲁本肥。郎邪刻石，气度融浑，惜多剥蚀，初学恐易流于滞拙，绎山虽逊，矩矱尚存，结体可窥，用笔堪寻，及至横平竖直，圆转应手，而后始可上及郎邪。盖绎山者，固其根本，稳其肘腕，而郎邪者，严其体态，培其气韵也。魏正始三体石经中之小篆为极好之字范，转折方整，接笔明晰，惟其垂直略尖，应改圆势，恐变本加厉，而易滋流弊矣。
　　篆书形长，写时摺格长二寸七分，宽一寸七分，据此度消长。字不宜过小（最小如上度），以免日后气势不能舒展。初写篆书，苦不知如何着笔，其实次序与楷书略同，如“口”字先横而后左右（先左右而后横亦可，惟“口”字则必先横），两面垂画不宜过曲。左右斜笔亦当如是，否则软弱。草字中直当与左右笔齐，竹则反是。
　　人手之初，结构易犯之病凡二，独体字上疏下促则痿痹，合体字左倾右拒则懈弛。纠正之方）紧上松下，左右相顾。匪惟挺拔，气复贯注。转处不可过圆，须知顿错，意到笔留，韵由是生。今所见之钟鼎碑刻，笔画光圆，不露痕迹。盖一器之成，经过四阶段：一、将字阴文正体刻于木石之上，是为范母；二、印于土质，则成阳识反文，是为范；三、鼓铸时，将铜注范中，而成正体阴文；四、入范时，笔画容有未清晰，或鼓铸间为流质所侵没，器成后，必须用刀一一修治刮光。经四次之变革，只存字形，笔意尽矣。碑刻由匠人勾勒上石，转折锋芒都为削去，光洁圆滑，已非本来面目。彝器经二三千年之沉埋，如遇土质咸潟，文字必有残蚀，碑刻因风雨而剥落，景响尤大。吾人习其斑剥者非也，从其光润而无转折者亦非也，然则何居，曰当追想当日写时之着墨，接折之笔迹，则庶几乎。
　　执笔指宜凌空，管正不倚，下笔中锋，则上下纵横无阻滞，前人所谓鹅掌法，即四指舒昂而不内拳，后人臆解，遂为所惑。康有为薄唇轻言，其广艺舟双揖，阅之徒乱心意，本人亦复言行相违，未尝能躬亲厉行之。起笔毋重，住笔毋尖，回环合抱，体态庄严。小篆之笔柔而劲，金文之笔劲而柔，劲而柔易，柔而劲难。知运乎此，则篆书之能事尽之矣。
　　小篆既具根柢，始可漫及他体。汉碑篆额，或方整，或瘦劲，多宕逸可喜，惜一额为字无多，而势各殊，可择其笔意相近者临摹之。（中华书局印行之汉碑额，收集虽未完备，可观大略）开母庙碑其字体方，用笔圆浑不易学。魏三字石经小篆可多临摹，以其近于郎邪诸石刻。吴天玺纪功碑，气势雄奇磅礴，魄力之大，莫可比拟，用笔方削，学之不成，易蹈偏锋，禅国山碑体态雍容，可三致意，汉祀三公山碑，犹存隶意，字体长短任意伸缩，只堪玩味。袁安袁敞两碑，别字既多，气韵复薄，殆晋时所追刻。石鼓为秦刻石，迹近钟鼎，熟于篆始能箸笔。金文以周器字为最多，大盂鼎行笔方整，气度雄伟，犹存殷商遗矩。毛公鼎浑元，有如楷书中之鲁公。散氏盘文多错范，笔画纠镣，非精于字学，未尝不写误。列国金文，如宋齐梁陈秦楚等，整齐柔和几近小篆，而茂美叹观止矣。秦公毁者，大篆之孙，小篆之祖，虽临千万遍，有利而无弊者也。木刻及石刻钟鼎书籍，决不可据，尤以薛氏钟鼎款识法帖，讹误最多。甲骨为契刻，笔画如百炼钢，今以毛锥写之，实大不易。铁线篆笔画如一，布白务极停匀，重在形体，有转而无折，仅以功力称，不能以韵胜，浮薄而欠沉实，李阳冰城隍庙等是也。
　　写篆不读篆书，犹童蒙离乎影本而不知着墨，说文为识篆基本书籍，若能写若干通，则会意假借之意，形声离合之法，可以略得旨趣。钟鼎专书尤夥颐，吴大澂愙斋集古录，吴式芬搪古录金文，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每器皆附有释文。字书中以容庚之增订金文编最为矜慎完备（商务印书馆印行）。甲骨文拓本有刘鹗铁云藏龟，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后编、续编、精华，铁云藏龟之余。而王国维戬寿堂殷墟文字，容庚殷契卜辞，郭沫若殷契粹编，及予之福氏所藏甲骨文字、殷契佚存，皆附有考释，字书中有罗氏殷墟书契考释，王襄殷契类纂，予之殷墟文字类编，孙海波之甲骨文编，皆为必读之书，识字途径。我国对于一切艺术，首重气韵多读多见以孕育，下笔自有千古，而不流于凡庸。秀韵柔弱，笔墨不辍，犹可挽强，庸俗粗旷，无法救药，谚谓百病可治，惟俗不可医，至哉言乎。
　　古笔短颖无长锋，长锋不可用，西北出土之汉居延笔可以参证。羊毫太软，紫毫过刚，羊八狼二则刚柔得乎中。锋不宜全开，全开则力难达，最多以八成为度。盖腕运于指，指达于管，管迫于锋，留其二使管与锋有所联系，旋转自如，而免失其控制。初写篆，起笔易露芒角，回锋则圆满，前人剪尖，万不可从，笔意存乎锋，而中锋之主，端赖是也。又有将帛卷如管，齐其未茹墨书之，虽成天然之玉柱体，而笔笔无力，索然寡味，徒具刍形而已。
　　墨不宜宿，宿则滞笔，墨汁伤笔裹锋，有百弊而无一利。初习篆，纸不可过滑，宣纸有生熟之分，平时两用，熟其性质，以免日后有所偏向。

研池宜大，虽不必端歙，应择质坚细用之。世人好以有文字汉砖作研，凿体伤肤，残贼古物，予所不取，且陶质粗劣，发墨不细，注水易干，胶黏裹锋，难于回旋，谚谓善书不择笔墨研，实为谰言，善事利器，古人岂欺我哉。闻东坡挥毫之先，磨墨盈盘，用时隔以沸汤，故墨厚有光，香气四溢，如汁粗劣，岂能若是。
　　唐以前彝器出土少，金文风气未开，故无书之者。骑省以善小篆称，厥后则李阳冰，结体多未安，跼促欠大方。乃自云斯翁之后直至小生何其妄也。宋郭忠恕汗简三卷，征引古文凡七十一家，原书十九不传于世，文字奇谲，未尽可据，当为六国以降好奇之士所拟造，阁帖中篆文，同有此弊。宋小明篆，闲见于墓志盖，规矩制度，文字之法，荡然无存。明安国好篆文，尤酷嗜石鼓，聚毕生精力，罗致宋拓至十本，其小篆见所题石鼓甲本，凡数百言，未敢称善也，有清乾嘉之际，金石之风盛行，竞相搜集山川所出鼎彝古文，荆莽隐晦之摩岩碑刻，或成专书，或资临摹，邓完白精四体，绝群一时，而不及钟鼎。钱坫小篆，好作阙臂长足之姿。朱为弼张廷济辈，虽能金文，亦不过徒具参差状态，而未甄远古笔法。陈介棋所藏金石陶瓦，甲于侪僚，鉴别之精，前无古人，钟鼎法则，可窥堂奥。胡澍、吴熙载、杨沂孙篆皆平当，莫友芝稳健大雅，赵之谦剑拔弩张，黄土陵金文小篆，气度雍穆，惜未能舒扬。王瓘横粗直细，阔肩长足，媚气扬溢，篆法荡然矣，吴大澂勖于篆学，钟鼎用笔，略得其秘，惜接折不露痕迹，失之拘縻，丁佛言知其非，而未能尽脱羁绊。罗师振玉峭拔遒劲，渊雅安详，如天马行空，寒谷傲梅，启小篆用笔之方，握甲骨金文不传之钥，郑孝胥晚岁小篆，极见工力，行笔潇洒，流利柔和，能窥骑省之堂奥。吴俊卿以善书石鼓闻，变合文平正之体而高耸其右，点画脱漏，行笔骛磔，石鼓云乎哉，后学振其名，奉为圭臬，流毒匪浅，可胜浩叹。夫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为自然之梯阶。宁人正轨而平稳，不蹈歧途而险戏，与其博一时流俗之誉，曷若终身无愧于心，此予所以力主摹古而不临今，意在斯也。

（佚名）

篆书是大篆、小篆的统称。大篆指甲骨文、金文、籀文、六国文字，它们保存着古代象形文字的明显特点。小篆也称“秦篆”，是秦国的通用文字，大篆的简化字体，其特点是形体匀逼齐整、字体较籀文容易书写。在汉文字发展史上，它是大篆由隶、楷之间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