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游天坛 肖复兴
北京晚报 | 2021年04月04日
▌
天坛，六百年历史的皇家建筑，曾经是祭天的场所，如今是许多人旅行的目的地，更是老北京人生活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天坛六十记》是肖复兴对北京生活的一次深情记录。肖复兴用自己在天坛写生的机会，贴近他们，记录他们，以朴实真诚的文字，写下了祈年殿、双环亭的美，也写下了此处北京生活的剪影——老北京人对悠长岁月的回忆，年轻一代的烦恼快乐，也有保安、环卫工对天坛的守护……正是这些人无论苦乐努力生活的劲头，让古老的天坛有了新生的力量。
2020年1月6日，正值节气小寒，我写完了《天坛六十记》这本书的最后一节——“六百个春天”。2020年，正好是天坛建坛六百周年，算是对天坛的一份纪念。
这不是一本介绍天坛历史或抒写天坛风景的书，它只是我在天坛所见所闻所画所遇所思所忆的拾穗小札，是一本个人片断式、短制式的即兴随感，亦即布罗茨基所强调的作者创作时“意识中所产生的自然法则”。他同时说：“也可以这么说，这是粘贴画和蒙太奇的原则。”他接着强调说：“这是浓缩的原则，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倘若你开始用类似浓缩的方式写作，全都一样，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写得都很短。”
我喜欢这种写作原则，在这本《天坛六十记》的写作中，学习和实验运用的就是这种原则，写得都不长。因为这种原则，不仅受制于作者的写作理念，还考虑了被资讯焦虑与生活快节奏所簇拥裹挟的读者。布罗茨基一言以蔽之：“纯文学的实质就是短诗。我们大家都知道，现代人所谓的attention span(意为一个人能够集中注意力于某事的时间）都极为短暂。”
书已写罢，小寒这一天后，我又接连去天坛多次，不为写作，只是习惯，仿佛脚步惯性，磁石一般指向天坛，去到那里转转，心里莫名其妙地充实一些。一直到1月20日，我又一次来到天坛。那一天，正值节气大寒。下午，我从圜丘出来，到成贞门西北侧，那里并排有两把座椅，我坐在那里画成贞门。春节将近，但除了工人在挂红灯笼，搭建庆祝春节的展牌，天坛里人不多。我和很多那时在天坛里的游人一样，不知道，或者说不敏感，一场疫情正饿虎扑食一般向我们无情扑来。
一位五十多岁的清洁工提着扫帚，走到我身边，好奇地看我画画，还特别称赞了我几句，我便投桃报李和他闲聊，问他是哪里人，过年休息几天。他告诉我他是山西人，说过年是最忙的时候，哪能回得了家。得等过完年，再请假回家了。
这天回家，晚上在电视里看到钟南山，得知了武汉的疫情，两天过后，武汉封城。真是没有想到，这个春节过得那样紧张。这个春天过得那样紧张。
再到天坛，已是4月。武汉解封，尽管全球范围内疫情依旧泛滥，但国内趋稳向好，人们多日锁门闭户的心情得以平复，像被揉搓得皱巴巴的手绢，开始展开，被渐渐熨平。封闭多日的天坛重新对外开放，我重到阔别三个月有余的天坛，感到分外亲切，也油然而生出很多感喟。
想起在这本书中最后一篇“六百个春天”开头写的那段话：“春天又要到了。这将是天坛度过的第六百个春天。对比古老的天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渺小的，都会生出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感慨。”不禁有些惊讶，感觉这段话像是今日新写的一样，竟然有那样尖锐的针对性。人，只有经历过灾难的磨洗，才会真正感知自身的渺小，而对大自然多一分敬畏之心。或许，这正是六百年之后的天坛，对于我们今日特殊的意义。古人到这里祭天，这里不仅有祈年殿，还有斋宫的敬天大殿，都巍峨矗立在苍天之下。我们今天不会再虔诚而谦卑地跪拜在它们的面前，但起码应该心存一些敬畏，而不敢再那么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
出乎我意料的是，来天坛的游人居然很多，大多是北京人，是带着孩子来玩的老人。放羊出圈一般，憋屈在家多日的人们，将自己放进天坛，多了笑声，多了生气，多了迎面扑来4月的草木清香。祈年殿、圜丘、皇穹宇、斋宫、神乐署、宰牲亭、神厨和神库这些室内的地方，暂时都还没有开放，但不妨碍春天已经烂烂漫漫地四处奔涌，二月兰和紫藤没心没肺地开得火爆。柏树林中的地上那一片铺铺展展二月兰明亮的紫色，和那些悬挂在架子上摇曳在半空中藤萝花妖艳的紫色，都紫得甚至有些惊心动魄。大自然，完全不管曾经发生的一切。在这一刻所呈现出的无情和有情，刺激着我的眼睛和心。
这之后，我又去过天坛几次，人越发多了起来。二月兰和紫藤花期过后，满园的月季盛开，芬芳诱人。花前花后，争先恐后拍照的人很多。祈年殿围墙前，摆出很多块展板，介绍天坛建坛六百年的历史。内垣和外垣的柏树林里，有约会的情侣，摘下口罩，情不自禁地拥抱亲吻。是啊，分开了那么长时间，在情人的心里，真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双环亭、百花亭里，草坪上，藤萝架下（只是我常去的月季园前那个藤萝架因老旧维修被围栏围起无法进入），人们三五成群，围坐一起。他们分别带来吃的喝的，边吃边喝边聊边笑边拍照，长长的流水诉说着分别多日友情的牵挂和思念……
那种兴奋的劲头，让我感动之余，也生发感慨。觉得聚会中似乎没有“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之感，刚刚发生过的灾难，如今依然全球蔓延的疫情，在眼前的一片繁花似锦中似乎化为乌有。不知为什么，忽然想起英国伟大的诗人奥登在他有名的《美术馆》里写过的一句诗——
一切是多么安闲地从那桩灾难转过脸，
……
太阳依旧照着白腿落进绿波里，
那华贵而精巧的船必曾看见。
只有六百年的天坛必曾看见。它老眼厌看往来路，流年暗换南北人，不动声色，在看着我们。这就是天坛的厉害。在“六百个春天”里，我写过这样一句话：“眼前的祈年殿默默不语，矗立在蓝天之下，天蓝色的琉璃瓦顶，不动声色，却不住晃我的眼睛。”今天我要再加上一句：祈年殿的琉璃瓦顶“也直逼我的心”。
五一劳动节过后，我去天坛，在神库外的红墙前，一对青年男女手里举着刚刚拿到的结婚证在拍照。男的很随意地穿着件白T恤，女的却特意穿着洁白的曳地婚纱，猜想那婚纱大概被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耽搁了很久。中午时分的烈日照射下，红墙红得那样耀眼，把她的一身洁白的婚纱对比得那样醒目。
我想起了奥登的前一辈诗人爱德华·汤玛斯写过的一首《樱桃树》的短诗，全诗只有四句——
樱桃树垂向古老的大路，
过路的人死了，只见一片落英，
满地花瓣像准备谁的婚礼，
这阳春五月却无一家成亲。
汤玛斯写的是战争之后的情景与心情，我想到的是疫情之后。这样的联想和对比，没有一点来由，似乎匪夷所思。
当然，重新回到天坛的人们，应该有劫后重生的欢乐聚会和尽情游玩的权利和心情，也尽可以谈情说爱，结婚，乃至离婚。天坛，如今不再是祭坛，而是人们游乐的园林。但我们来这里也不应该只是寻欢作乐，或只发思古之幽情，毕竟这里是一个和天密切相关的地方。
我在天坛静静地走了一圈，一路走，一路在想，天坛真是一个有意思的去处，其他公园无法与之相比，尤其是今天，更无法相比。因为它是天坛，我们在此面对的是天，是古人所认为的比人道更高一层的天道，比自然更高一层的主宰人类命运之神，亦即雨果曾经说过的：“比天平更高一级的还有七弦琴。”只不过，雨果的七弦琴，在天坛的神乐署里要奏出的是韶乐，是此曲只应天上有的天之曲。
无论是天，还是七弦琴，还是大自然，都要我们人类躬下身，垂下头，重生谦卑之情、虔诚之思和敬畏之心。尽管我们已经进入高速发展的电子时代，尽管我们已经驾着宇宙飞船飞上了天。
天坛的厉害，就在于，重新开放之后，让我们再次回到它的面前时，不是以萧瑟秋天落叶飘零林涛呼啸，而是用这春天灿烂无比的鲜花怒放迎接我们。它要以鲜花的芬芳，抚慰我们受伤的心；也要用鲜花的簇拥，刺激或者是考验我们是否会轻易被暂时的欢乐场景所迷惑，而迅速遗忘掉曾经甚至还未曾过去的灾难。
这一次去天坛，专门去了成贞门，依然坐在成贞门西北侧画成贞门。因为我想起1月20日小寒那天在这位遇到的那位清洁工，不知道他现在情况怎么样，回没回老家，或者回老家后再回没回到天坛来。我希望在这里还能碰见他。可惜，没有。只有成贞门依旧，北面的祈年殿依旧，南面的皇穹宇和圜丘依旧，却已经是人生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本文为《天坛六十记》后记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