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7世纪西葡殖民时期美洲天花的角色大剖析（下）

空间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编织了天花大流行的传染链，天花在“新大陆”传播的历史也是环境、病毒和人相互影响的历史。

三、帝国时期：群落环境的变迁和天花传播

随着西班牙殖民帝国的建立和外来移民的定居，美洲的空间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平衡关系被打破，产生了混乱不堪的局面。印第安人原有的传统社会结构分崩析离，美洲的区域环境出现了重大变化。这种区域环境又具体表现为一种群落关系，即居民聚集定居的大小城市、市镇、集镇、村落等。西班牙殖民者定居后的社会生活有两个中心——帝国城市和大庄园，印第安人则主要居住在村落。西班牙对美洲原有群落环境的重新缔造，体现出一种帝国推动下的群落空间和社会发展模式：宽阔、规则的行政中心；毫无规则、杂乱无章的采矿城镇；拥挤不堪、筑有工事的港口以及散落四处的农村茅舍。这种群落环境的梯度和人口密度增加了天花病毒的传染烈度。

在天花的传播过程中，城市的角色最重要。从1502年建立圣多明各城开始，西班牙人在美洲总共建立起二百多座新城镇。有的城镇直接建立在土著人原有的废墟上。例如，1578年，玛雅的埃斯基普拉斯(Esquipulas)新城，每年有8万人聚集在此朝圣。第二个阿霍日(玛雅人的宗教历法)，西班牙人就把传染病第一次带入这片属于玛雅人的土地。1548年，从墨西哥高原往南远至智利，在沿海和内陆都建立起帝国城市控制中心。其中，就包括墨西哥城和利马城两大著名的中心城市，也是大帆船贸易的集散地。之后西班牙对美洲原有土著居民聚集定居点进行了建造，充分利用城市空间聚落环境实现其控制美洲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职能。

城市是病毒横行的场域，这是由帝国城市空间聚落的特点和帝国城市的功能所决定的。从帝国城镇人口构成和职业特点来看，复杂的种族混合和多样化的职业群体有利于天花的传播。重新建造的帝国城镇具有多元共生的特点，形成了多群族的城市生态环境。1493年，随同哥伦布前往新大陆的1，500人中，有水手、士兵、绅士、冒险家、手工艺者、农民、传教士、商人、律师、官员和贵族等，他们由不同种族和不同职业的群体组成，成分十分庞杂。1519年拟定的一份新巴拿马城的委托监护制名单里记载：96名征服者中，只有一半是士兵和水手，这群人原为农民和手工艺者的不少于34名，10名来自城镇中的中产阶级和从事专门职业的人。新移民为了谋生，频繁展开各种公共社交活动，成了帝国城市的中心“人物”。最早到达美洲的西班牙移民主要从事裁缝、鞋匠、银匠、帮工等工作，后来他们又建立了各种职业行会，并接纳印第安人做学徒。另一个城市圣萨尔瓦多(San Salvador)建城后，便从一个印第安人密集的地区演变成非洲奴隶聚集的地区，这个城市和洪都拉斯因矿藏发展起来。根据一份职业调查记录，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的奴隶城(Pueblo de los Esclavos)中75%为农民，14%为仆人，几个牛仔，剩余的做日工，还有极少数幸运儿，两位地主，两名管家，一名圣器守司，一个木匠和一个织布工。贝略港(Puerto Cabello)则是一个巨大的集贸市场，到处都是商人、士兵、王室官员，熙熙攘攘。帝国城市形成了一个庞大、繁杂的职业群体，这些职业本身又具有流动性和聚众性的特点，不可避免地为天花扩散创造了条件。

从空间形态看，帝国城市具有集中的特点，群落空间内经常有往返的商业活动，新的传染病在印第安人中的传播机会就会增加。典型的帝国城镇通常包括一个巨大的广场，延伸出很长、宽阔、笔直的街道，相互交叉形成统一的街区。大广场有会面场所，经常举办各种宗教仪式、大型的商业活动。这里商贾云集，凌乱不堪。每个街区分成教堂、市政会和监狱，同时划出修道院、医院、屠宰场、肉店。每星期有一次集市，鼓励生产欧洲商品。与周密规划的西班牙人居住的街区形成鲜明对比，印第安人的街区则凌乱不堪。通过对17世纪通哈(Tunja)城的研究，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帝国城市的群落空间和社会环境是怎样向四周拓展和巩固起来的。建于1559年的通哈，到1623年已经拥有476栋建筑、20座修道院和教堂、7座公共建筑物和手工工场，人口包括3，000名成年西班牙人和人数不明的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种人。城市官员住在带有天井的两层楼的瓦屋；地位较低的西班牙人，包括商人、手工工场的师傅和工匠，居住在狭窄的草顶住宅里；非欧洲人和混血儿干重活，往往居住在城外的茅屋里。商业交往分三个层次：15家大商队、30个骡子队以及两个星期一次的集市。类似的三层次体系也存在于新西班牙，尤卡坦的长途贩商和委托监护主关系密切，零售商同农村做买卖，小商贩则同印第安人村落做交易。城市带动商品和货币流动的同时，也意味着传染病的扩散，因为这不需要中间宿主，只要直接接触就能感染。

除此之外，群落空间和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使得天花在美洲的传播呈明显的聚落性。多形态的大庄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天花的大流行让印第安人口急剧减少，西班牙人乘机占有土地，辟为大庄园。庄园由皇家官员和庄园主经营，印第安人沦为债务奴隶，生活变得更不安定。社会结构的改变致使新的经济方式以债役制和雇佣劳动制为基础，开始向农牧业、采矿业、制造业转变。由皮萨罗建造的利马城，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为大洋贸易的枢纽。该城的大量财富投入不动产(农场、葡萄园、制糖业和牧场)、手工工场和受委托监护的印第安人身上。贝尔纳韦·科波在《利马的创建史》中叙述：他在1599年达到利马时，城里只有四、五辆马车，30年后增加到二百多辆。1580年又重建布宜诺斯艾利斯城，作为内陆新居住地通向大西洋的港口。利马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商业改变美洲大陆殖民的典型模式。各个层次的商业活动产生出大批商人，他们本人也是庄园主、矿主或者牧场主，交叉穿梭于种植园、畜牧场、大庄园、矿山之间，既调剂了各地区的工、农业产品，也传播了天花这种“副产品”。1599年，西班牙传教士巴纳巴斯(BernabéCobo)在其日志《新大陆史》(Historia del Nuevo Mundo)中记载：1556-1561年秘鲁发生了一系列的传染病，其中1546年暴发的天花给秘鲁致命打击，天花传遍全国，土著死亡人口触目惊心。1558年的天花蔓延对利马周边地区产生了致命的破坏。1585-1586年，利马的3，000名印第安人因天花而死，特别是秘鲁的北部海岸，因为那是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首次接触的地方。

由于大量的土著病亡，殖民者改而采用非部落化和重新安置的方式规划和建造印第安人村镇。他们把分散于小村落的土著幸存者集中于靠近修道院的欧洲式市镇里居住，组成新的城镇，称之为“土著村落”(Reducción)。1512年颁布的《布尔戈斯法》(The laws of Burgos)明确规定，土著茅房面积为450平方英尺。1551年，西班牙敕旨规定“印第安人必须集结到村镇，不得分散居住在由大山和小山分隔的地方”。土著村镇一般建立在界线不明的空地，唯一突出的建筑是俯视广场的教堂。1560年，殖民者开始大规模修建新村镇，大部分土著随村镇迁移至地势低平的地方，被重新安置于人口集中的新村镇(Congregación)的狭小空间里。这种聚集性的安置方式不但没有阻断天花的肆虐，反而助长了天花的传播。1576-1581年，瘟疫频频发作，之后便是大饥荒。体弱者尤其是穷人遭受饥饿之苦，常常毙命于天花大流行产生的次生灾害。在葡属巴西，耶稣会为了保护幸存的印第安人，把他们安置在村社里，在一定程度上使其免受天花的侵扰。耶稣传教村落生活的印第安人比葡萄牙城镇和庄园的奴隶条件略好，存活率稍微高于环境更为恶劣的城镇和大庄园，这同样体现了群落环境对天花传播的重要影响。

结论

通过梳理16-17世纪天花在西葡属美洲大流行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空间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编织了天花大流行的传染链，天花在“新大陆”传播的历史也是环境、病毒和人相互影响的历史。“地理大发现”让美洲成为欧洲人主导的“大西洋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亦使天花的传播变得更加便利。天花在西葡属美洲的大流行与美洲的特定环境息息相关。欧洲环境的缓慢变化使得病毒与人最终达成一种平衡，即在某种程度上病毒和人相互适应，而16-17世纪美洲环境的剧烈变化则打破了这种平衡。病毒和宿主各自的生态系统也发生了变化。从疾病的空间环境看，“新大陆”的印第安人原本没有类似天花这样的烈性传染病，天花被欧洲人和非洲人散播到缺乏后天免疫能力的美洲印第安人当中时，就变成了致命的杀手。从社会环境的角度看，天花的传播和人际的密切接触有关。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新大陆展开的各种征服、贸易和传教活动，以及帝国建立后的城市改造等各种综合因素对环境产生了强烈的干扰，使病毒的生存环境发生剧烈的变化，致使天花在美洲大流行。

天花大流行给西葡属美洲带来深远的影响，涉及人口、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

一，天花病毒作为殖民者的“生物旅行箱”代替土著人的“生态系统”，从而征服后者。印第安人因疾病大量死亡引起的心理危机削弱了其意志和抵抗能力，这在客观上加快了西葡殖民者的武力征服过程。

二，促使黑奴制的开启。随着征服后殖民活动的频繁和深入，造成最明显的变化是印第安人人口的急剧减少，以及相应的劳动力短缺和经济衰退。印第安人病亡使殖民地生产陷入瘫痪，印第安社会的破坏和解体也使得王室面临丧失贡赋的危险，因此，殖民者开始考虑开启黑人奴隶制度代替已经陷入穷途末路的印第安奴隶制，最终促使黑奴制的形成。

三，长期的疫情改变了印第安人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印第安人的传统生存模式因疫情加速瓦解，他们的健康状况变得更糟糕，寿命也变得更短。1581年，西班牙国王在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法庭断言，美洲三分之一的印第安人已经死亡，幸存者必须为死者交纳赋税。恶劣的生活条件促使印第安人营养水平下降，社会压力增加，很多印第安人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他们选择酗酒、嚼食古柯叶、逃离甚至集体自杀等行为来寻求解脱。

四，天花大流行对美洲印第安人的社会文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阿兹特克和印加文明在传统的体制下创造出高水平的文化和政治形式，终因病毒这一“催化剂”加速了消亡的进程。天花大流行改变了美洲的人口结构，即使有少数幸存者也无法保存印第安人传统文化，当地某些知识和技术开始消失，甚至失传。其中，作为美洲印第安文明和欧洲文明最早接触点的加勒比各岛、墨西哥中部和南美洲安第斯山区中部，受到的摧残最大。印第安神庙被摧毁，金字塔被夷为平地，文化遗产或被洗劫一空或被付之一炬。殖民者在印第安人的庙宇上加盖了欧洲式的教堂，迫使他们改变信仰。作为文化载体的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也被“植根”在美洲大陆，今日的拉美有的地区土著本族语已完全消失；库斯科(Cuzco)、亚松森(Asunción)和尤卡坦的梅里达(Mérida)三座城市部分保留了本族语言，出现了西班牙语和土著语并存的现象。不仅如此，被保留的印第安语言中的很多词汇也为美洲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所吸收。外来传染病加速了美洲古老文明的“毁灭”和欧洲文明的“移植”，由此形成了如今独特的拉美文明。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减少天花大流行造成的损失，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控制和预防方面做了一些努力，这些措施在客观上促进了拉美医学的发展。1803-1806年，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King Carlos IV，1788-1808年在位)敕令医师巴尔米斯(Francisco Javier de Balmis)和萨尔瓦尼(José Salvany)领导皇家慈善疫苗远征运动，进行过6万多次的接种，对控制天花在美洲的大流行意义重大。

- 完 -

来源：《世界历史》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