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诞生于统一,汉族是如何形成的?

现代人类与汉族的起源

分子人类学已经证明,现代人类是从古猿一步步进化而来。全人类都是由非洲东部的古猿演化而来。七万年前,现代人类的祖先——智人基本成形,随后在数万年间迁徙到了全球各地。5万年前第一批智人到达黄河流域,他们是今天蒙古等北亚民族血脉上的直系祖先。

汉族的先民在约2.5万年前从东南亚抵达黄河流域并且将前一批智人群体压往北方,最终主宰了黄河流域。与此同时,5.5万年前,智人迁徙抵达澳洲大陆;3.5万年前,智人进入欧洲;2万年前智人进入美洲,并且在1.2万年前抵达火地岛,智人在全球的扩散基本完成。全球所有民族都是智人的后裔,因此不同的民族智力和体力大都相近,所以决定了全球所有民族人性基本相同,诉求和欲望也基本相同。

走出非洲

汉族人是北京猿人的后裔吗?

北京猿人是1927年在今天北京房山区周口店发现的一种生活在约50万年前的直立人。北京猿人样貌与现代人差距极大,介于人与猿之间,且不会生火。一直以来,北京猿人都被认为是今天东亚地区主要居民的直系先祖,但在分子人类学充分发展后,这个结论被推翻。目前基本可以断定,北京猿人在十万年前灭绝,而今天的汉族人,无一例外都是7万年前从非洲走出的智人的后裔。同理,元谋人也和汉族并无关系。汉族的祖先们是和北亚各民族与东南亚各民族祖先竞争中的胜出者。

直立人是猿类演化成人类后最早的一个阶段内的形态,出现于300万年前并且延续到近10万年前。北京猿人和元谋人都属于直立人的一种。和智人一样,直立人也是在非洲进化进而迁徙到非洲以外。直立人据信分布在欧亚非三洲,而不到美洲和大洋洲地区。留在非洲东部的直立人后来进化为智人,而迁徙在外的直立人群体走上了不同的演化进程,但最终都走向了灭绝。

分子人类学是什么?

分子人类学是近几十年来DNA技术发展后兴起的一门通过研究人类基因组分子和DNA遗传信息来分析人类起源/民族演化/古代社会族群文化结构的学科。通过检查不同特定人群包括古代人类遗骸的DNA序列,科学家能借此判断其之间的亲属关系。通过分子人类学的研究,目前已经证实长江以南汉族人口大都来源于黄河流域汉族人口的南下迁徙,祖源上高度一致。

人类早期文明

一万年前,智人在全球的迁徙基本告一段落。此时的智人已经演化完全,可以视为现代人。人类早期主要依靠狩猎采集作为生存来源,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开始有意识的培育作物和驯化动物。约8000年前,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在今伊拉克)最先培育出了小麦,在约5000年前传入黄河流域。约7000年前,水稻在长江流域被侗台族群培育出来,并且在南方征服过程中被华夏人祖先得到。约10000年前,猪在黄河流域和西亚被驯化,同时期牛在印度和中东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被驯化;约6000年前,马在欧亚草原被驯化,并且在约3500年前传入黄河流域;约6000年前,水牛在东亚地区被驯化。

早期人类

作物的培育和动物的驯化使得人类脱离了依靠采集狩猎为生的时代,人类开始定居并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建造城镇,早期文明开始。早期人类本能的按照血缘关系以部落形式抱团聚居。血亲部落是人类最早的组织形式。在进入早期文明后,人类的聚居团体从血缘关系衍生到语言相近、样貌相似、行为习惯不冲突的临近部落,这些近似的部落组成了氏族联盟,建立了最早的城邦和国家。这一过程中共同的身份认同开始出现,氏族联盟之间也往往共享类似的样貌和口头语。“但是唯有产生文字和典籍以后,才能形成固定的历史记忆,产生真正的民族。”

现代考古学一般将城市、国家诞生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志。西亚地区最早迈入文明进程。约11000年前,西亚和埃及地区开始出现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距今约7400多年前,埃及地区开始出现城邦,约65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即两河流域)下游处,苏美尔人建立城邦,开垦土地,甚至锻造金属工具,二者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明。苏美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字。相比古埃及人和苏美尔人,汉族先民的文明进程要延后不少。约5000年前,得到了小麦的汉族先民进入了较为成熟的农业时代。约4000年前,汉族先民开始创造文字,并且在商时期发展出较为成熟的文字系统。由于汉族人将黄河流域称为中原,因此汉族先民创造的文明也被称为中原文明。

商王朝

先发是优势吗?

相比两河文明和古埃及文明,汉族先民创造的中原文明要晚不少,这也说明相比苏美尔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中原文明是一个较为新兴的文明。但后来者居上,苏美尔文明在公元前17世纪便被阿摩利人消灭,古埃及文明最终在波斯人的入侵中元气大伤,今天其直系后裔科普特人是埃及土地上的少数二等公民,但汉族人却延续至今。先发不必然是优势,汉族人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且东亚地区较为安全和土地肥沃,因此能后来者居上。

汉族先民的早期文明

约7000-5000年前,汉族先民开始创造早期文明。仰韶文化是这一阶段内具有代表性的文明。仰韶文化分布在黄河中上游,发展出了彩绘陶器工艺,并且开始发展以种植粟为基础的早期农业。

约5000年前开始,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强势崛起并且西进替代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样拥有彩绘陶器的制造工艺,同时还发展出了玉加工工艺。龙山文化有较强的侵略性,对仰韶文化的替代性较为明显。仰韶文化呈现出小部落散居的特性,而龙山文化则体现出较大的部族联盟和城邦国家进行相互之间的博弈的特性。对龙山文化的研究发现过较大规模的祭坛和神庙甚至原始的宫殿遗址,这预示着汉族先民中间出现了第一批权贵,更大规模的国家组织即将出现。按照考古学标准,国家组织的诞生意味着文明的成熟。

龙山文化

汉族民族历史记忆的源头——黄帝,据信就是这个时代的人物。据《史记》记载,黄帝先是在阪泉之战中击败并降服了炎帝,后又在涿鹿之战中击败了九黎部并杀死其头目蚩尤。随后黄帝在其与炎帝各自所属的部族中树立了权威,成为了君主。据说黄帝共有二十五个儿子,其中十四人被分封得姓。这十四人共得到十二个姓,它们是: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衣。后世汉族人所有姓氏的源头都在其中。黄帝去世后,他的子孙相继接受了帝位,夏朝、商朝、周朝的君主其家族的源流也可以追溯到黄帝一脉。炎帝也有为数众多的后人,如周朝的齐国君主姜姓吕氏家族便是炎帝子孙。在汉族历史记忆的源头,黄帝与炎帝的后人成为了所有汉族人的祖先,也因此汉族人也自称炎黄子孙。

汉族的民族历史记忆:炎黄与五帝

对炎黄和五帝的追忆构成了汉族民族历史记忆的起点。尽管目前并没有出土能够证明炎黄和五帝其个人真实存在过的文物,但我们不难推测,在龙山文化取代仰韶文化后,一批具有集权性质的城邦国家和部族联盟的领袖们就是炎黄和五帝的原型。历史上著名的黄帝——蚩尤之间的斗争或许就是龙山文化取代仰韶文化这一历史进程在千年之后的后人口中的模糊但又神话性的描述。分子人类学证明,今天多数汉族人口是由6000年前数个超级祖先发展而来,对炎黄和五帝的追忆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共同血脉来源的“共同祖先”的追忆。

汉族历史上最早的王朝是目前还没被完全证实的夏王朝。目前能够部分证明夏王朝存在的考古发现是今天河南地区的二里头遗址。通过对该遗址的研究,目前可以证明在河南伊洛地区确实存在过一个早于商王朝的由汉族先民创造的且势力较强能够辐射大半个中原地区的王权政权。史籍中记载,五帝中的最后一位舜执政时期,河流泛滥水患不断,夏部族的大禹治水十九年消除了灾祸,因功得到了舜的禅让。

大禹去世后,其子继承了他的帝位,开创了世袭制的王权国家——夏王朝。尽管或许在4000年前汉族先民就进入了王权国家时代,但汉族先民的社会依旧是分裂的,黄河流域大部族林立,每个部族都有自己的族群社会和身份归属,且这些部族也并不共享相同的历史记忆,因此二里头政权或是夏王朝对这些部族不能实施直接统治。

二里头政权或夏王朝的统治范围也分为自己能直接控制的王畿和外服,这种局面延续到了整个商王朝时代。二里头政权或夏王朝时代,汉族先民从石器时代基本走进了青铜器时代,并且主要开始依靠农耕维持社会运作,从在山林间游荡渔猎的蛮族转化成为自我生产自给自足的文明族群。尽管在商朝以前,汉族先民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民族,但汉族先民们已经成为了一个靠农耕生产劳作而不是掠夺来满足自己的文明民族。

二里头出土文物

农耕和文明民族对发展的意义

任何一个民族的上古时期都是过着采集为主的土著生活,正如今日亚马逊河流域的部落一样。随即,一些民族变成以狩猎游牧为主的蛮族,蛮族通常非常好战,但是积累的财富非常有限。只有变成农耕民族,才能变成一个“文明民族”,发达的农业是强大的商业和思想文化的基础。无论是雅典共和国的希腊人还是中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大多数人都是农民。汉族,和族与欧洲的各民族一样,都是文明民族,所以能创造惊人的物质和文化财富。而匈奴族、蒙古族和突厥人不然。游牧、渔猎的蛮族必须变成文明民族,才能有所创造和发明。在汉民族的历史记忆巩固,真正变成一个民族之前,我们已经是一个农耕的文明民族了,这是汉民族的光荣。

商与周——汉族的诞生

约公元前1600年左右,地处河北地区的商部族开始崛起,在其领袖商汤的率领下,商部族横扫了黄河南北,消灭了二里头政权或是夏王朝。商朝是汉族历史上第一个信史王朝,通过对今天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以及对出土的甲骨文的研究,不仅验证了商朝的存在,也证明了汉代《史记》中对商王朝记载的正确性。商王朝时期,汉族先民们聚族而居互不认同互不统属的局面依旧没有根本改观,商王朝的统治模式和二里头政权或是夏王朝一样。商部族直接控制的地区被称为内服,各个诚服的部族所在之地被称为外服,即内外服制度,外服及以外各个部族组建了方国这一政治单位,或臣服于商政权或与之敌对。

《禹贡》记载:

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 诸侯。
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尽管《禹贡》或为战国时代所作,但其内容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夏商时代汉族先民国家对包含了自己部族和其他部族进行统治的不同模式。

商王朝的势力范围相比二里头政权或夏王朝更广阔也更具体。其内服在黄河中游两岸,其外服则北到燕山,南抵江汉。有证据显示,汉族先民在商王朝时期首次获得马匹,并且将之用于战争和生产。商帝武丁在位期间,商王朝向黄河下游拓殖,进一步拓展了内服的范围。商王朝通过对外战争俘虏了大量人口,进而获得了大量的国家农奴,同时也使得商王朝的人牲祭祀变得相当频繁,这导致商王朝与外服和外服以外的各个部族的关系变得相当紧张。

商王朝历史上曾经频繁的进行迁都。约在商王朝开国200年后商帝仲丁在位期间,商王朝被名为蓝夷的东夷部族袭击攻破首都,势力大衰的商王朝进而陷入了内乱,在随后150年内多次迁都,同时也丧失了对江汉和关中河东地区的控制权,这一趋势直到商帝武丁在位期间才被扭转,但商王朝的扩张主力也转向东,不再过多关注西方和南方的局势。

东夷

东夷是周代以后对商王朝在东方黄河下游到两淮沿海地区不服从或为外服的部族的统称,在商王朝时代,东夷在商人口中往往被称为“尸方”和“人方”。尽管对中后期的商王朝而言,东夷曾是其生死大敌,但东夷整体上并不是有别于黄河流域其他汉族先民部族的异族集团。东夷与商部族乃至于周部族皆语言相通样貌相似,且其中包含属于炎黄一脉的神农氏后裔的姜姓成员、少昊后裔且与商人同源的子姓成员,与商、周等中原各部都存在亲缘关系,与其说是所谓的异族团体,不如说是分散在不同地域有一定的生活差异的亲戚,是切实的亲缘群体。

商王朝后期,商政权一方面降低了对关中地区的关注度,一方面频繁的人殉祭祀激化了其与外服和外服以外部族的矛盾,另一方面其政权内部也政局不稳。商政权末代君主帝辛杀死了自己的叔叔比干,用炮烙之刑打压政敌,商政权内部人心不稳。此时周部族入主关中地区,开始聚集力量。

从龙山文化扩张到整个黄河流域以来,黄河流域各个的族群趋向单一化。绝大多数部族相互之间语言相近,样貌相似,血脉同源,尽管各个部族之间没有一致的身份认同,聚族而居且相互分离,但汉族的物质基础已然确立。各个民族往往就是在这些相似的氏族联合中发展出来,汉族也不例外。

商周部族之间也是如此,属于相互亲缘的部族。周部族在周文王姬昌时代开始称霸西方,通过干涉其他部族的内政和调停不同部族之间的矛盾获得了极高的威望。周文王去世后,其子周武王姬发即位,在公元前1046年集结各个部族的联军进攻商政权,在牧野之战后攻入商都朝歌灭亡了商政权。

民族的诞生

民族的诞生是多个氏族部落联合在一起,确立了相同的语言,样貌和历史记忆之后的产物。相同的历史记忆主要靠着典籍来保证相同。民族建立以后,民族的敌我之分就固定了下来。可以说,历史记忆是民族诞生的最重要因素。汉民族尽管文明比中东稍晚,但成为真正民族的时间非常早。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时期(蛮族时期)就确立了相同的历史记忆,很多民族进入农业社会成为文明民族的过程也是变成真正民族确立历史记忆的过程。总体而言,民族是由相似亲缘的氏族部落联合在一起建立的。汉民族就是商人和周人两个氏族联合的产物。而商人和周人都是龙山文化氏族的后代。汉民族并不特殊。就如同德意志民族是由四个日耳曼氏族部落萨克森,士瓦本,巴伐利亚和法兰克联合形成的一样。

汉族民族社会的诞生

周武王灭商以后,将其弟管叔、蔡叔、霍叔分封在东方,用来监视商部族残余势力,是为三监。周武王灭商三年后(前1043年)去世,死前任命其弟周公代行王事,这引起了三监的不满,进而勾结商政权余部和东夷各部叛乱。周公旦随机以宗室召公奭为副手亲自率军东征。周公东征范围规模规模浩大历时长久,根据《吕氏春秋》记载“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江南”。整个战争历时三年,史籍记载此战“灭国五十”,黄河淮河流域的各个部族方国几乎被一扫而空。

周公为了避免再有商部族和东夷反叛的情况发生,于是开始更大规模的分封。据《荀子》记载,“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为了管理分封出去的诸侯国,周公还确立了宗法制。宗法制中,周王室是大宗,大宗只有先王的嫡长子才能继承,分封出去的诸姬宗室是小宗,大宗对小宗有特权,小宗对大宗在礼法上要尊重,在命令上要服从,但小宗在自己的领地上也有主导权,其他异姓诸侯国则与周朝大宗定立甥舅关系。

为了保证各个分封诸侯国在几代人后对周朝中枢还有认同感,也为了消除商人和其他各部族与周人之间的隔阂情绪,周公旦制定了礼、乐制度,确定了依据血缘关系和等级身份,分别制定尊卑、长幼、亲疏之间的行为规范,所有姬姓和异姓诸侯国都要遵守。此外,周公还吸取商政权末代君主帝辛的教训,提出明德慎刑的道德规范,废除了商政权过于繁复残忍的人祭制度,实行敬天保民的新政,恢复前商地区的生产,让百姓安居乐业。

从二里头政权或夏王朝到商王朝这1000年间,在黄河流域居住的汉族先民以部族为单位建立方国分离而居,各个方国之内自有一套身份认同和族群社会,而各个方国之间则有身份隔阂,尽管在龙山文化扩张后,汉族先民们在语言、样貌、血脉上彼此相通,但分离的局面直到周初也没有改观。

周公发动东征将大多数方国消灭并派遣诸姬子弟担任其地的诸侯,打破了各个部族固守自身的社会边界,使得血脉相通的各个方国居民开始混居,又施以仁政,废除人祭,安抚了经历战争后的方国百姓,最终又通过礼乐制度将周人 商人和其他各个部族都囊括到一个政治、社会体系下,进而实现了黄河流域各个汉族先民部族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统一。除了政治上的建设,还有文化建设。西周制定了标准的语言——雅言。

整理制作了典籍《周礼》作为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周的法律。周武王灭商灭商以后,周朝开始以“夏”称呼自己,此夏一般认为是西或者大、美的意思,华也是同样的含义,此后华夏认同开始迅速扩散到周朝和其下各个诸侯国中,社会统一 身份认同一致的华夏族就此成型,这一切离不开周公的努力,可以说,周公是名副其实的汉族之父。

我们可以看出来,所谓“华夏族”就是汉族在初诞阶段使用的名字,和汉族是大名和小名的关系,两者在历史记忆上完全相同。而所谓华夏族,本质上就是商化周人,是周人融合商人等多个汉民族祖先氏族联盟建立的民族。

周朝是大一统的华夏族民族国家吗?

由于实行分封制,长时间内周朝都不被视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大一统的桂冠被戴到了秦朝的头上,但这种观点目前已经经不起推敲。周朝在其本土以外册封了数以百计的诸侯国,对这些诸侯国,周朝采取了三种方式加以控制:其一,设立朝见制度,即“诸侯之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这种朝见不光具有礼仪性质,还是周天子对诸侯政绩的考察方式,考察不合格的诸侯会被天子责罚。

此外各个诸侯国君主更替时,必须朝见周天子并得其任命,否则其君位将得不到认可。其二,设立国监制度。根据今天对汉水流域小国濮国的考古,周朝在各个诸侯国都设立了监察官员,“仲几父使几使于诸侯、诸监”,这些监察官员都有不低的政治地位,专职监视诸侯国内政并与周天子联络。其三,设立命卿制度。在西周时期,周廷对各诸侯国内有人事任免权,“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

周廷对诸侯国高级官员有绝对的任免权,在齐国,周天子曾任命叫引的贵族统领齐国军队,“引,余既命汝更乃祖司齐师,余唯申命汝”。此外周天子还可以自由调动诸侯国军队,“王令师俗、史密曰“东征!”....师俗率齐师、遂人左周伐长必”,在战争期间诸侯国军队必须被周天子领导。在整个西周时期逾200年间,这几项制度大都得到了较好的执行,各个诸侯国君绝非可以号令一方的存在,相反他们只是世袭的守土长官,在继承、军权、官员人事权上都没有自主权,而周廷对这些诸侯的掌控力甚至超过了其后不少汉族帝国中枢对地方流官的控制力,从这个角度而言,周朝是华夏民族历史上第一个名正言顺的大一统帝国。
周朝在各个诸侯国设立官僚的时间远早于春秋战国分崩离析的时间,某种意义上,不是分封导致了分裂,相反是周朝中枢被犬戎攻破后关中本土沦陷导致周朝对各国官僚任命、军队指挥的能力削弱才导致身为守土长官的诸侯化身为军阀取得自主权。春秋战国封建的基础并非来自于周朝的分封,恰恰来自于统一的崩溃。

民族诞生于统一之中,周消灭了商,周公平定了商人残余的叛乱,建立了统一的国家,然后才能谈得上建立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从这个角度来说,周在一开始当然的统一国家,也唯有统一才能诞生民族。

一些古典时代和中世纪诞生的文明民族往往也在农业社会到达了较高的水平,对周边的土著产生了压倒性的优势,以至于少量贵族家庭就能驱逐和吞并大片土著的领土,而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在通信技术落后的古典时代甚至中世纪时代,这些民族为了扩张往往会采取分封制。无论是汉人的周王朝,还是德意志日耳曼人奥托大帝建立的神圣罗马帝国,都有这个从“原始统一”转向分封制的过程。不过,分封制持续时间如果太久,各个邦国扩张太远,自身变得强大,离心力变强,就会变成一个个独立王国。但这日后的分裂,并不能说明民族社会一开始是不统一的。

横向比较

周公制礼和分封(公元前1000年)是汉族民族社会成型,汉人成为真正民族的标志。此时,全球其他地区的族群,其民族社会成型的进度各不相同。

日本列岛以及东南亚地区大都还处在部族社会时代,没有民族社会成型,甚至不排除尚未进入农业时代的可能性。朝鲜半岛据信有商政权余部箕子建立的存在,后被周朝册封为诸侯国,这使得朝鲜半岛北部开始进入农耕文明时代,但箕子建立的政权与其说是朝鲜半岛居民的自发政权组织,不如说是华夏人民族社会的衍生,是汉族历史和民族记忆的一部分。朝鲜民族的前身大概此刻进入了农业社会成为了文明民族,但要真正成为民族拥有自己的历史记忆还需要时间。

印度地区由于缺乏史料,我们尚不清楚此时是什么民族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只知道,约在公元前2000年前,一批从东欧和高加索地区出发抵达印度的雅利安人击败了印度地区大多数土著族群,确立了种姓制度,并且分裂为多个邦国相互博弈,但雅利安人到底是对一个民族的称呼还是一个泛指的民族集团目前还不得而知,印度的民族社会成型进程至今成谜。古印度人早早就进入了农业社会,雅利安人也迅速学会了农耕,可一般来说,我们认为古印度人和雅利安人至少到公元前1000年还没有确定相同的历史记忆,变成一个统一的文明民族。

两河流域从公元前4500年前苏美尔人建立民族国家以来已经经历了数次文明替代,不同氏族联盟在吸收前一个的技术成果后以叠罗汉的方式在前者的尸骨上建立了新的国家和政权,可谓是血雨腥风一片混乱,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此站稳脚跟,也几乎没有一个氏族联盟能形成自己稳定的历史记忆成为真正的民族。不过有两个例外。犹太人扫罗(公元前1000年左右)统一了各个犹太人部落,建立了以色列王国。日后犹太人完成了《圣经》并发明了犹太教,如同周礼确立汉人历史记忆一样确立了犹太人的历史记忆。另一个例外是波斯人,波斯人在公元前6世纪建立了波斯帝国,随后横扫中东。波斯人不仅武力惊人,维持了长期的统治,改变了中东地区各方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更是通过琐罗亚斯德教等方式确立了本民族的稳定历史记忆,这也是波斯人存活至今的原因。

埃及地区是西亚和地中海沿岸少有的建立了稳定的民族民族国家的地区,古埃及民族从7400年前建立文明后经过两千多年的博弈最终于约3100年前建立了统一的国家,随后经历了数十个王朝的更迭,其经济、社会财富和技术也在期间慢慢的得到积累并大放异彩。在此期间,埃及民族通过发展圣书字和埃及多神教的方式确立和巩固了相同的历史记忆,比汉民族早1000年以上。所以尽管在公元前17世纪古埃及民族一度被喜克索人征服殖民,但最终古埃及人还是推翻了外来的敌人获得了独立。独立后的古埃及人参与了西亚地区的争霸战争,但战争也让古埃及人陷入了泥潭,有时刻因战争不利而再度沦为亡国奴的危险。今日古埃及人的遗民便是被埃及的阿拉伯穆斯林称之为科普特人的群体,他们大多数信仰基督教中的科普特正教。

欧洲地区此时还是一片混乱,凯尔特人在今天法国和英国以部族为单位聚居,日耳曼人在莱茵河以东同样以部族为单位聚居,但都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民族社会,希腊地区此时刚刚经历了毁灭性海上民族入侵,属于希腊语族的迈锡尼王国覆灭,多利亚人等同属希腊语族的亲缘部族从希腊半岛的群山里钻出填补着亲戚们留下的空地,希腊民族的成型还需要几百年的磨砺,而在意大利半岛上,各个族群的争霸愈演愈烈,拉丁人还缩在台伯河下游抱团取暖,不知后来的命运。

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同时大约出现了西非的班图黑人南下压迫桑人等肤色较浅面貌接近黄种人的老非洲人群体的大事件,但无论是班图黑人还是桑人其族群的民族社会都没有成型,内部也没有统一的身份认同意识。在美洲大陆上,在中美洲地区和安第斯山地区已经出现了以农耕为基础的城邦国家,这些城邦国家的居民大约是今天玛雅族和历史上建立过托尔特克帝国的纳瓦族以及建立过印加帝国的克丘亚族的先民,然而他们并没有典籍也没有历史记忆,而美洲其他地区,可能甚至没有进入农业时代,各个部族依旧依靠狩猎采集为生。

而在辽阔的欧亚内陆,最早的游牧民已经开始出现。游牧民的出现有两个先决条件,首先是牲畜的驯化培育,其次是在完成牲畜的驯化培育前乃至于开始抛弃定居生活前需要一定的文明基础来维持生存。因此游牧民的前身大都是农民或起码有一定农业基础的人群。大约在周朝建立期间,在哈萨克草原深处,第一批完全的游牧民已经开始孕育,但在当时,游牧民的民族社会还没有成型。

尽管汉族并不是最早完成民族社会构建的文明民族,但也是最早的一批,只有埃及人比我们领先,只有犹太人和波斯人与我们可以相提并论,汉族可以无愧的自称自己是“最古老的民族”。尽管文明稍晚,但汉族先民成为民族是最早的一批。迅速成为真正民族,这正是我们民族后来居上、发展迅速、并控制了东亚大陆大片土地的根本原因。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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