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围城》 读懂钱锺书
《围城》是一部令人百读不厌的小说，喜欢它的人太多了。自上世纪出版至今的70多年来，一直如此，真可谓是经久不衰的好书。喜欢《围城》，想知道它是怎样创作出来的人也很多，为此出现了许多关于《围城》的解释与评说。评论多了，有没有较为贴近作者创作意愿的呢？有。杨绛先生于1985年写的《钱锺书与〈围城〉》一文中说：“在《围城》的读者里，我却成了最高标准。好比学士通人熟悉古诗文的来历，我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节的来历。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资格为《围城》作注释的，该是我了。”这是对《围城》的偏爱者说的。若仅就小说《围城》的创作过程及其文学性而言，杨绛先生于《围城》所说的一切，均当属《围城》正解。
然而，《围城》近30年来又出现了新的、令人难解的问题。很多人提出：作为大学者的钱锺书，何以能于70年前写出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小说《围城》呢？这是一个大问题。既是作家，又是学者，这是钱锺书先生对自己的定位。问题是，作为作家的钱锺书与作为学者的钱锺书，两者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又是什么呢？这的确是个难解的问题。新近，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曾经跟随钱先生30余年的栾贵明先生所著的《小说逸语》一书，解读了《围城》内外的一些趣事和难事。
莫逆于心的交情
本书作者栾贵明，1964年甫从北京大学毕业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工作，即开始了追随钱锺书先生的脚步，日日不辍，直至先生离世，凡30余年。栾贵明以师事钱锺书，钱锺书亦不负他所望。在文学、史学、文献学等诸多领域，栾贵明得到了先生的悉心指导。读什么书，怎么读，甚至怎样做笔记，钱锺书对栾贵明绝对做到了倾心教授。此外，至于钱先生对他耳提面命之所教，他自己耳濡目染之所学所得之受益，则是远非其他学人可以比肩的。如此，若将栾贵明之于钱锺书譬喻“子路受教”，当不为过。不过，若将栾贵明之于钱锺书譬喻为“阿难侍佛”，也许会更有意思。
二人如此交集30余年，当属至交，说成“金石之交”亦不为过。这样的栾贵明，解读钱锺书的《围城》，信乎？妄乎？
以小说的技巧打败小说
栾贵明先生的《小说逸语》，篇幅不长，信息量却非常大。因为他绝非仅仅是为《围城》的文学在作注释，而是更注重钱锺书先生之所说所做和学问。这是最为难能可贵之处。
栾贵明先生说《围城》开宗明义。《小说逸语》在“开头”就提出了钱锺书自说《围城》的两句话：其一，《围城》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这是说一个好的作家和学者的基本学养，是成就事业的前提。《小说逸语》从选字、构词、引语、造句、成章诸步骤分析《围城》的写作特点，实际上是在赞叹钱锺书先生高超的“炼字”功夫和修辞学素养。然而，这不过仅仅是成就伟大的基础和前提而已。其二，“我30多岁写小说《围城》，想用小说原本技巧打败小说。”这是具有很大爆炸当量的语言，可以说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一句话。栾贵明先生爆料了钱锺书先生心里话，其价值于钱学而言无论怎么说都不为过，因为这句话不仅隐含着钱锺书先生的现代人常说的“三观”，而且已将他的学术观也暴露无遗了。这是只有作为学者的作家才能说出的话。栾先生作此爆料的目的，全在于如何读懂《围城》，读懂钱锺书。实际上，《小说逸语》的几万字，就是围绕着这句话在解读《围城》，解读钱锺书。他要告诉读者：倘若不懂作为学者的钱锺书，那就很难读懂《围城》；或者说，倘若读不懂《围城》，也很难理解作为大学者的钱锺书。栾先生之用心，真可谓良苦矣。若对栾先生所云钱锺书先生这句话的含义加以概括，套用《小说逸语》引用《围城》中的一句话会十分贴切：“一句话的意义，在听者心里，常像一只陌生的猫到屋里来，声息全无，过一会儿'喵’一叫，你才发觉它的存在。”这是既适用于对钱锺书的解读，又恰似栾先生自况的描述。这于认识钱锺书先生，于认识栾贵明先生，都是耐人寻味的。
《小说逸语》从“以小说的技巧打败小说”这句话出发，从三个角度（维度）展开对《围城》，也是对钱锺书的解读。
《围城》的主题
栾先生说：《围城》的“故事情节和结构，人物性格和际遇都非常简单，简单得让人吃惊。”那么，《围城》的巨大成功来自哪里呢？栾先生引述了两段钱锺书的话加以说明。
其一，是钱锺书于1946年《围城》初版“序”中所言：“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栾先生在《小说逸语》中解释说：“《围城》的主题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题目，既是人类最根本的哲学命题，也是最深入的文学命题。”
《围城》是在写人，要研究人的“基本根性”。人的“基本根性”，关乎两方面的研究：一是对于人类生理体质特征的研究（即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二是对人的社会性的研究，包括几乎全部社会科学及人文、哲学的领域。《小说逸语》将其概括为“既是人类最根本的哲学命题，也是最深入的文学命题”。然而，作为小说的《围城》，又是怎样参与了这种研究呢？栾先生引述了《钱锺书论学文选》中钱锺书自己的解释：“作家不同于理论家的才具，正是表现在：对于人的情感溢亏生克的辩证法的揣摩，并探索其变化的奥秘。”栾先生不推论，不揣测钱锺书的意图，而是凭借对钱锺书先生及其著作的了解来判断《围城》的立意，让人不得不信服。《围城》是在写人，写人的困境，当然是在研究人的社会性。
其二，栾先生引述了自己作为学生所听到的钱锺书先生关于《围城》主题的教诲，来解读《围城》的主题。钱先生说：“我立意写的是人，不单单是中国人，更不是留洋回来的知识分子。我一再说，我是在写人，大一点说是写世界人类的困苦。至于具体主题，我无法照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啰。”
作为导师的钱锺书告诉学生说，好的小说必须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写人，二是能够给读者留出见仁见智的空间。作为学生的栾贵明之感悟程度也很高，《小说逸语》中引用了他当年所写的笔记：“小说《围城》不是依仗情节和人物掲示作品的主题，而是主要使用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思索和语言呈现出作品的主题。”用“小说原本的技巧”创造出雅俗共赏的小说来“打败小说”，做到了吗？有些作家做到了，于很多作家而言，谈何容易！钱锺书说，并不是“自以为要写就意味着会写”。
《围城》离《管锥编》很近
《小说逸语》还从作为学者钱锺书的角度对《围城》作了深度考察，将《管锥编》的立意与《围城》作了比较，指出《围城》“离《管锥编》很近，甚至就可称之为姐妹篇”。为此，栾先生拿出了早年学习笔记中的一张将《围城》与《管锥编》加以对比的表格（见《小说逸语》第143页），来说明两部巨著的内在关联。
栾先生说，这张表格曾呈给钱先生看过，钱先生看过后笑称“不予立案”。对此，读者当如何看呢？这也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笔者以为，栾先生之所以将这个问题提供给读者，是因为其中包含了他对《围城》，进而对《管锥编》，乃至钱学的独到见地。
首先，栾先生认为，作为作家学者的钱锺书，于作家、学者合二为一，是一种为时势所成就的化合。因为，钱锺书的才具使其能成就其中任意一方面的伟大，至于到底成就什么，完全是时势使然。因为钱锺书“既不（要）做反面教员，也不做正面教员”，“既作'活麻雀’，又作'活老鹰’”。
其次，栾先生认为，若能将对《管锥编》的认知用于理解《围城》，是有益的。“如果拿《管锥编》来证明小说《围城》什么，倒是能达到新鲜可口的效果。”至于新鲜可口到什么程度，那是要读者自己去下功夫的。因为，《管锥编》是从“人类文化困境”的角度来说明人类的。
结语
《小说逸语》的言说对象是《围城》，而更多则是在说《围城》的作者钱锺书。深入地了解一部好作品，必须对其作者进行深入的了解。《围城》写人、人类、人生的困境，《围城》作者本人的“人生困境”又何尝不若《围城》所写的人们“人生的困境”？这是人生的诡异。一个原本可以成就伟大作家事业的钱锺书，又成就了伟大学者的事业。作家、学者，孰轻孰重？
栾先生说钱锺书先生治学一向以“登泰山而小天下”（高度）和“开拓万古之心胸”（广度）自持，加上精勤不懈的努力才使他成了伟大的学者。《小说逸语》的出版于钱学研究当是件重要的事情，它以多维度的视角引导读者更深入地理解《围城》，更深入地认识钱锺书。倘若细心的读者能够将时间维度代入栾贵明先生多维度解读《围城》和钱锺书的铺排中，那就自然会得到一个全面而立体的钱锺书。这对于理解小说《围城》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