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重温 | 《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
书名：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
作者: [英]伊懋可
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原作名: 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译者: 梅雪芹 / 毛利霞 / 王玉山
出版年: 2014-12-1
页数: 640
定价: 68.00元
丛书: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ISBN: 9787214133090
作者：伊懋可（Mark Elvin），1938年生于英国剑桥，1968年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擅长中国经济史、文化史和环境史。主要著作有：《中国历史的模式》、《中国文化地图》、《另类历史：从欧洲视角看中国论文集》、《华人世界变动着的历史》、《帝制后期中国的城市》、《积渐所止：中国环境史论文集》。
拙译《大象的退却》出版已届5年，这期间，承蒙学界同仁和其他各界人士不弃，阅读者甚众。其中，熟悉的和不熟悉的朋友对于译文或褒或贬，皆令我感激不尽。尤其对那些认真负责地指出译文谬误的朋友，我在此真诚地道一声，谢谢！
年前，出版社编辑先生谈及拙译再版勘误，我随即着手此事。现在，这项工作已接近尾声。当此之际，回首译事，感慨良多。别不多说，一句话，唯有在学术道路上勤勉自律，精益求精，才能心安！
——梅雪芹
译后记
大象退却了！大象虽然退却了，但要“驯服”它，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驯服”这“大象”，何时能“驯服”这“大象”？这是我多年来的一个心愿，也是我多年来一直盼望早日完成的一项工作。现在，眼看这一心愿即将实现，我也就能以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回顾这些年不那么轻松，并且颇为苦恼的“驯象”过程了。
这项工作的缘起，与瞿林东先生的嘱咐是分不开的。多年来，瞿先生总是嘱咐我，研究世界史，研究环境史，涉及中国历史的内容，要向家和先生学习，30年治外国史，30年治中国史。在瞿先生的嘱咐和期待下，我认真考虑了如何切入中国环境史，如何结合中国史做环境史研究的问题。为此，了解国际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动态和成果，可能是一个直接的途径。在这方面，海外中国环境史研究专家伊懋可先生的成果和建树，自然是一个方便我们走进中国环境史的门径。早在2001、2002年的时候，我已读过刘翠溶和伊懋可两先生主编的《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的译本和原著；2004年底又从包茂红先生对《大象的退却》（以下简称《大象》）的评介中初步了解了伊懋可的这一新作，并对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06年初，在瞿先生的指导下，我主持申报了《环境史研究与20世纪中国史学》的课题，开始了结合中国历史和史学开展环境史研究的学术之旅。而在设计这一课题时，《大象》一书成为了我们了解中国环境史研究成果的首选之作。是年8月，我去扬州参加由北师大史学理论中心与扬州大学合办的“走向世界的中国历史学”国际学术史研讨会，并去南京看望仲丹师兄：当师兄提议我考虑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准备推译的《大象》时，我也就没多犹豫，随即答应接下这份活。
诚然，对于《大象》的翻译，亦如我们以前的翻译实践，也是本着学习什么、翻译什么的宗旨着手的，因而有着明确的目标和坚持下去的动力，但只是在真正开始这项工作之后，我们才切实体会到它的不易和艰辛这些年，不仅我自己为此受苦受累，而且我指导的研究生同学也跟着起辛苦，他们甚至比我更辛苦。2006年秋季，毛利霞同学（现在河南科技大学任教）以尝试翻译《大象》开始了她的博士研究生学业，她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译出了该书第1至9章；与此同时，当年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宋俊美同学尝试翻译了其中第10至12章。这一年里，我自己译出了封面、封底、目录、致谢以及序言的部分内容，同时初步浏览了初译稿，感觉问题很多，并且很棘手。2007年9月我去日本神户参加欧洲和亚洲环境史比较研究学术会议期间，第一次见到伊懋可先生，开始就《大象》翻译中的一些问题向他请教。2009年新一届博士生入学后，我交代王玉山同学继续做他在读博之前就接手的《大象》译校工作。王玉山做得十分认真，他尤其在《大象》引用的中文文献的查对方面下了一番苦功夫。这时候，我自己则断断续续地在同学们翻译、整理的稿子上继续逐字逐句地译校。2010年11月到2011年1月我在剑桥大学做高访时，集中精力译校了《大象》第6－8章以及第9章的一小部分。那期间的2011年1月17日，在友人的陪同下，我到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与专程从牛津郡老家赶来的伊懋可先生交流了一整天，就翻译中遇到的许多具体问题进步跟他讨论解决。这一年回国后的春季，我将《大象》第1－9章的译稿发给了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府建明先生。之后，我又是忙里偷闲，一有空就摸“象”。从2012－2013学年秋季学期课程教学结束的第二天，也即2012年12月28日开始，我便全力投入《大象》一书的最后译校与完善工作，对绝大部分译文做了重译，同时尽可能订正了译稿中的错误，并且斟了原著的一些问题。这样，直到前阵子来慕尼黑之后的6月20日，才将除参考书目和索引之外的全部译稿发给江苏人民出版社新接手《大象》编辑工作的韩鑫女士。后来，我又仔细审阅了译稿，整理了少数遗留问题，一并发给了伊懋可先生，以便他审校，并帮助解决那些问题。
回顾上述的翻译工作经历，可以说，在这六七年的时间里，我和几位研究生同学仿佛都成了被这头“大象”牵着鼻子走的苦力，或者不妨说，我们是在为这头“大象”更好地游走于中国史学界而打了一份苦工，其中的苦楚，真是一言难尽。
做这项翻译工作，首先感觉到的痛苦，或者说遇到的一大困难和挑战，即是如何解决“文化的还原”问题。这一问题，在汉学论著翻译中早已被作为“首要问题”提了出来，它包括“汉文人名、中文史料、历史背景的还原”等。要解决这一问题，绝对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更何况，《大象》是一部环境史著作，而且是一个外国人写的中国环境史著作，其涉及的内容远远超出我们传统的历史学著述的范畴，举凡中国历史、地理、哲学、政治、经济、自然环境、思想文化、神话故事等等，以及承载和反映这些内容的各种文献，大都有所涉及，因此在这一著作中不仅出现了大量的包括海外汉学家在内的汉文人名，还有大大小小的很多地方及其名称。同时，这部著作也因引用和翻译的中文文献多、贡献大，而为中外环境史学者交口称赞。这样一来，需要还原的人名、地名、文献名以及文献本身就非常之多。在做这一工作时，我本人的心态一直是战战兢兢的，害怕稍不留神，出了什么岔子，从而造成难以原谅的错误，并贻笑大方。于是乎，为了做好相关的还原工作，尽可能不闹出误读、错译作者涉及的中国历史、地理、文化等等内容的笑话，我们使出了浑身解数。对于其中大量的以前几乎很少接触、甚至从未接触的文献用力尤深，力图一一还原作者所引用的文献本身，以及正文和注释中涉及的中文文献的作者名、书名和版本信息等，而还原注释和参考文献中中文文献的难度，点都不亚于翻译正文的难度。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总是尽力查找，核对。有时为了查找和核对一份文献，尤其是其中的某句话或某几句话，要花上一天，两三天，甚至一周多的时间。仅仅这一个方面的工作，若不以巨大的毅力和耐心都是难以撑下来的。
《大象》作为一部外国人写的中国环境史著作，有一些突出的特点这大体表现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大尺度的跨越，对象和方法上的多方面的综合，以及内部和外部的多角度的比较等。因此，这部著作不仅涉及古今中外很多时期、很多地方的环境、物产和习俗，而且涉及针对和讨论这些内容的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此外还涉及如何进行比较的思考论述和具体实践等。这样，除了上述的“文化的还原”或者说回译问题外，我们遇到的另一个困难和挑战，则是要翻译大量的原来不并熟悉的历史、地理和自然的知识以及有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法的内容，还必须随时准备跟着伊懋可先生在古与今、中与外不同历史语言文化中穿越、往返。那么，如何翻译好我们原本陌生的环境历史知识，如何将十分专业的多学科的内容理解到位并使译文让专业和非专业的读者都满意如何关照好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并合乎情理地迻译，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很让人挠头的。显然，终南捷径并不可取，投机取巧不过枉费心机。我们只能沉下心来，从头学起，认真对待。这里，针对上述几个“如何”问题，作点说明。
首先，阅读环境史著作，从事环境史研究，必然要涉及其他中学门类不那么在意的“环境”。这“环境”，笼统地说，是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发生关联的物质世界，按照伊懋可的解释，具体包括“气候、岩石和矿藏、土壤、水、树木和植物、动物和鸟类、昆虫以及万物之基的微生物等”，它们以复杂的方式既支撑着又威胁着人类，如果不涉及这种环境，就不可能完整地理解人类及其社会系统。在《大象》中，这样的环境要素贯穿全书，要理解并翻译好它们，并非认识那些英文词就能做到的。稍有不慎，就会出问题。因此，这是我们必须下功夫好好补上的一课，这里仅举个例子。
在第三章里，伊懋可在思考将森林辟作稻田以便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疟疾这一做法时，说了下面所引的一大段话：
…Depending on the region concerned, one of the several species of the Plasmodium protozoans that cause the disease are carried by a member of one or other of certain species of Anopheles mosquitoes, whose preferred habitats are not identical. The mosquito acquires the protozoans as the result of a blood-meal on an infected human. It passes them, in its saliva, back into the blood stream of another human victim in the same way. The female Anopheles lays her eggs on the surface of water in the spring, and the full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fter this takes about three weeks.
The theory that the control of water by the rice-farmers, which involves the flooding of fields prior to transplanting the shoots allowed by the drainage of the fields as the harvest ripens, in some way reduces the opportunities for the successful reproduction of the mosquitoes is questionable，given the range of breeding habits of different species, and the preference of some for moving of water. The most likely cause of thee reduction of the incidence malaria seems to be the increased exposure of shade-loving species of mosquitoes, such as A.dirus mentioned above, to direct sunlight as the result of clearance. Otherwise an increased density of human settlement would simply have provided more infected humans to pass on the protozoans to local mosquitoes, and more accessible potential new victims for them to bite. Some degree of immunity of course may also have been selected for in the population as the generations passed.
这段话不仅涉及诸如“Plasmodium”（疟原虫）、“Anopheles”（按蚊）、“A.dirus”（大劣按蚊）之类的生冷词汇，而且包括针对不同蚊子孳生习性的差异所采取的减少蚊子繁殖机会，从而降低疟疾发病率的理论与方法的争论。这些词汇和争论是我们原来学习历史时从不接触的，理解和翻译起来殊为不易。这样，初译时将“The female Anopheles lays her eggs on the surface of water”硬译成“蚊子在水面上下蛋”，也就不足为怪了。虽然看到那蚊子的“蛋”，我又好气又好笑，但气过、笑过之后，也只得在临时补习蚊子种类、生长过程、生活习性和传播疾病途径等知识的基础上，一个词一个词地查，一句话一句话地解，一整段一整段地顺。于是，才能比较像样地翻译上面那段文字，同时也才能将前后文融会贯通。而类似这样的对我们来说词汇冷僻、内容陌生的叙述，在作为环境史的《大象》中比比皆是，翻译的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二，由于环境史涵括自然和文化，跨学科即成为环境史研究的个基本方法，而涉及不同学科的专业知识和理论，也就成为了环境史著作的基本特色。《大象》一书自然也是这样。那么，如何将其中包含的十分专业的多学科内容理解透彻，以使得译文既能让相关专业的读者读起来感觉像模像样，又能让非专业的读者读起来感觉晓畅易懂，这也是需要多动脑筋的。譬如在第四章的“西北边陲”部分，伊懋可先生在论述清末此地经济发展和人口规模对于木材需求增长的推动，并具体计算植树者的行事方式对树木生长和森林状况的影响时，所做的一番总结即包含了经济史内容和经济学的计算方法；其原文如下：
The example is of course unrealistic in several ways, most obviously because it ignores possible economies of scale, but it lays bare the mechanism at work. Once a reasonably reliable financial market was in place, when a cultivated or protected tree was felled was basically determined by when its approximately logistic rate of physical growth was overtaken by the intrinsically exponential rate of growth of a sum of money invested at compound interest. In the limiting case, when growth has stopped entirely, so that g＝1.0 retainingle tree for a further year reduces return to (50-5) 0.95＝42.75. Another oversimplification is that the foregoing ignores what could bedone with the ＄5 for P, protection services, that are released if the tree is sold at once. Invested at i, with the same value for b, it would yield a further net income of ＄0.475. Under this scenario cutting down at once would be the better optio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us have a demonstrable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In the hypothetical but plausible scenario Suggested here they could have created a cash-in imperative pressing on those growing trees.
这段话以假设性的论述，揭示了影响那一地区树木生长和森林环境的基本机制。它上接作者对想象的“植树者每年对每棵树都将会做点什么事情”的计算，中间还配上了题为“砍伐并出售一棵树的模拟收益，连同保护费以及一定利率的投资收益选择”的图表，接下来是对图表含义的解释、说明。很显然，如果不能全面、完整地把握前前后后的几段话的具体内容，包括正文和图表中一些字母、符号和数字的具体所指，也就难以理解并翻译好上面的那段话。在这个地方，我琢磨了两三天，好不容易才弄懂了伊懋可想要表达的意思，终于能用还算比较通顺又不失专业水准的文字将原文译了出来。而像这样涉及经济史内容和经济学计算或统计方法的叙述，在《大象》的“序言”和“结语”部分以及正文中还有很多处，理解和翻译起来同样是费力劳神的。
第三，外国人撰写的中国史著作，字里行间必然隐含着不同文化之的差异性，对于一部中国环境史著作来说，这同样也不例外。对此，我们在翻译的时候，断不能简单直译，而必须时刻想着关照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譬如在第七章的“山坳上”部分，伊懋可在对比欧洲近代早期的小麦和中国古代晚期嘉兴的水稻的种子一产量比时，引用、翻译了《嘉兴府志》中的一段史料，并做了相应的、必要的解释；它们分别如下:
[a] In general, for 1 mou one uses 7 or 8 sheng of seeds. [b] 16 ke make 1 le, and 8 le make 1 ge. [c] From I mou one harvests 360 ge of unhusked rice. [d] The best farmers in a good year can obtain 7 he of husked rice per ge[of unhusked], and 2 shi 5 dou per mou.
(1) From [a] and [d] it is clear that 7 (or 8) sheng of unhusked rice seeds give 250 sheng (2.5 shi) of husked rice. The multiplier is 35.71 (or 31.25). (2)Note next that 250／360 is approximately 0.7 (more precisely, 0.694...). This allows the conclusion via [d] that the ge was the le equivalent for unhusked rice (and hence also, it would seem, for seeds) of the sheng for huskedrice. (3)Hence, in volumetric terms, the multiplier for seed (unhusked, needless to say) to unhusked rice was about 51 (or 45).
前一段是史料，其中涉及我国古代主要的粮食容量单位，如合、升斗、石，以及先民表示水稻插秧密度和田产的基本术语，如颗、肋、个、亩。从中不仅可以看出古今度量衡和种田法的变化，而且可以领略同一语词所反映的不同文化及其表述的差异。对于那些单位和术语，今天我们中国人自己也未必搞得清楚，老外们理解起来就更加不易。可以想见，伊懋可先生在理解和翻译这段材料时有多么的纠结，以至他不仅事先要特别提请读者注意他“有意将gé错译为he的地方”，而且事后还要专门加以解释，于是出现了上面那段让人感觉晦涩难明，甚至可能存在问题的解释性文字，这自然也就增加了我们理解和翻译的难度。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英文对“稻”和“rice”的理解与翻译问题。
在英文里，表示中文的稻、米（饭）的可以是rice这一个词。因此，伊懋可在翻译那段史料的时候，为了让西方读者能更好地理解“rice”这一个词对应的“稻”“米”那两个字，不得不将它们区别为“unhusked rice”和“husked rice”，而他在翻译“稻”和“稻种”时，又略嫌啰嗦地加上了unhusked rice (and hence also，it would se，for seeds)”或“seds (unhusked，needless to say)”。他这么费劲地释译，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而我们在理解和翻译伊懋可释译的“unhusked rice”和“husked rice”时，则必须懂得，它们即是“稻”、“米”，对此不能简单直白地理解，并画蛇添足地译成“不去壳的稻子”和“去壳的稻子”或“去壳的米”。因为“稻”或“种”一定是带壳的，“米”或“饭”一定是去壳的，这对我们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质言之，虽然这里处理的仅仅是“稻”和“rice”这样的个别词汇，但面对的却是中西两大文化。由于文化的不同，在一种文化里一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一种文化里可能就要费很大力气加以解释了。只有注意和把握了这一点，才可能避免梁启超先生早就指出的“徇华文而失西义”或“徇西义而梗华读”的译书之二弊。而像“稻”和“rice”这样的表面上简单明了，实际上却因文化的不同，理解和表述起来未必那么简单的中英文语词，在《大象》中亦不在少数。如果说，伊懋可先生可以基于他浸染的文化用他熟悉的词汇和意思来表达，我们在翻译时却不能想当然地按一般的理解简单地处理。否则，一定会产出“不去壳的稻子”和“去壳的米”，结果可能会因为“丰富”了周作人先生批评的那种“卧着在他的背上”（lying on his back）的死译素材，而留下笑柄。这无形中却又增加了我们理解和翻译的难度。
此外，像《大象》这样一部行文口语化比较明显，而且时而微言大义，时而冗长累赘的著作，即使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读起来也觉得不容易，以至“《大象》是一本不容易读的书”成为了西方学者的普遍看法。而美国学者J.唐纳德·休斯在评论这一著作时，既在总体上认为伊懋可的行文连贯、清晰可读，也指出《大象》中有些模棱两可之处，尤其是许多句子没有动词。休斯所言极是。读《大象》原著，不时会碰到少则一两个词的非句似句的短句，多则八九行乃至十多行的似段非段的长句。因此，对于我们这样的读者来说，要很好地理解它，理解之后还要文从字顺地翻译它，的确是一件颇费周章的事情。这方面的具体内容，就不再说明了。
当然，上述各方面的困难，也是因为我自己的学养不足造成的。我从历史学出身，较长时间一直致力干不包括中国中的中国式的世界史教学与研究工作。久而久之，作为一个中国的历史工作者，反而很少学习和探究自己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很少接触记载中国历史文化的立献资料，更遑论深人了解中国的山川大地和飞禽走兽了。结果，面对悠久绵长的中国历史、浩如烟海的中国典籍、类型多样的中国地貌色彩斑的中国环境，咸觉自己就像一个文盲，一个白痴！在今年3月中旬与美国学者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通邮时，我即表达了这种感受。我还向他抱怨说，《大象》书的翻译工作占据了我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我希望再用一个月多点的时间“驯服”这头大野象。沃斯特随即回复邮件，并安慰我说，这是一本大部头的书，而且是一本不容易看懂和翻译的书，你要为自己试图努力完成这么一个项目而多多嘉奖自己。想一想，沃斯特先生说得很在理啊！如果通过我们多年的努力，能让外国学者喜过、忧过的这头中国“象”，最终走出”长期隐居的西南边境，“回到”曾经栖居的中原大地，使学界内外感兴趣的同胞能一睹其往昔尊荣，从而为中国环境史事业的发展，国际环境史交流的推进，乃至美丽中国建设愿望的实现贡献一份力量，那么，我们这几年的付出，不也是很有意义，因而很值得的么？！这么一想，也就有了几分欣喜。同时我还想过，有什么可嘉奖自己的呢？或许，这项译事带来的诸多收获，即是对自己最好的嘉奖吧。
尚可宽慰的是，虽然在翻译《大象》的过程中自信心大为受挫，但尔后也还能慢慢地恢复。而这自信心的恢复，实实在在得益于很多同学、朋友的帮助和鼓励。因此，我想借这个机会，真诚地感谢多年来参与这项工作、关心这项工作，并给予无私帮助的同学、老师和朋友们。如果没有他们的参与、关心和帮助，仅仅靠我自己，是完成不了这项工作的。首先，感谢一同翻译和直接参与这项工作的研究生同学。虽然这项译事远远超出了我们的学识和能力，从而构成了很大的挑战，但是我们之间从不相互抱怨，而一直以极大的毅力和耐心，广泛地查对，仔细地推敲，终于啃掉了这根硬骨头。因此，对于我和同学们来说，阅读和翻译《大象》的过程，也是大家一起学习、加深了解、共同提高的过程。想起来王玉山同学最让我感动后来我才知道，他译校《大象》的那段时间头发掉得很厉害，于是他干脆剃了个光头。他还将王秉钦先生所著的《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以及《以史为鉴中国翻译批评史启示录》等文献发送给我。及时阅读这样的著作和文章，多多注意翻译中的一些问题，对于保障我们有质量地完成这项工作，是有不小的帮助的。而参与这项工作的同学，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外，还有刘宏焘、江天岳、施雱和杨梓楠，他们在后期校改、完善译稿时，给予了必不可少的帮助。刘宏焘帮助解决了注释中遗留的许多问题，还替我搜集了国外有关《大象》的多篇评论文章；江天岳帮助核校和翻译了一些法文文献信息，还替我打印《大象》译稿并送给瞿先生审阅；施雱翻译了篇幅很长的索引；杨梓楠整理了参考书目中的著作和论文。此外，胡宇鹏在一些疑难汉字的录入方面予以了及时的帮助。同时，我还就实验方面的一些问题跟他做过讨论。
其次，感谢那些帮助我们更好地还原汉文人名和地名，并翻译法文、德文、日文、意大利文等文献信息的其他同学和老师。关于汉文人名、地名的还原或回译问题，虽然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一直很在意，但仍然难免会出现问题，甚至出现错误。记得我在推敲译文期间，北师大2007级本科生李源同学提示我，美国学者Nicola Di Cosmo有响亮的中文名字“狄宇宙”，音译他的原名是不合适的。200级研究生陈桂权同学则校正了初译稿中将“沔阳”误译为“绵阳”、将“大小金川”误译为“大小金河”的错误。而每当我遇到注释中除英文外的外文文献信息时，就不得不搬来援兵，于是，北师大法国史专家庞冠群、日本史专家唐利国、德国史专家孙立新，以及北大意大利史专家张雄等学界友人，前前后后都被我打搅过。他们总是及时施以援手，答复相关的外文文献信息的翻译问题。
再次，感谢2008年以来参与《环境史研究与20世纪中国史学》以及《中国环境史·近代卷》课题研究工作的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分别是北师大历史学院的李志英教授、倪玉平教授和王志刚博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的张伟兵研究员，以及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博士后工作人员肖凌波博士。虽然其中有些朋友最初并非课题组成员，但是他们欣然接受了我的调整和安排，加入课题研究工作之中。因为他们的加入和帮助，使得课题研究工作能比较顺利地开展，同时使得我本人更有动力去完成《大象》的翻译工作。在这方面，作为水利史专家的张伟兵和王志刚还具体审校了《大象》第六章译稿，指出并帮助解决了其中遗留的一些问题。
深深感谢瞿林东先生，因为瞿先生的鼓励和期待，我才有勇气接近中国历史，尝试以环境史的视角认识一些问题，拓展一些研究，这将会成为我后半生的学术工作的一部分；瞿先生还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时间审阅《大象》译稿，及时指出其中的一些错误，并对一些文字加工润色。同时感谢南开大学的王利华教授，在《大象》翻译工作之初，他就给与了关心和帮助，指出了初译稿中生硬翻译的痕迹和错误之处；在我恳请他为拙译作序时，他又不顾劳顿，慨然应允。同样要感谢北京大学的包茂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夏明方教授和侯深博士，以及社科院世界历史所的高国荣博士，他们一直是我学术事业上的同伴；至于《大象》译事，这本身即是在包茂红的书评文章的影响下开启的，而在翻译过程中，他们都给予了工作上的支持和心理上的安慰。
也要感谢伊懋可先生本人，还有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海外高级文教专家的唐纳德·沃斯特，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慕尼黑大学雷切尔·卡森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克里斯托弗·毛赫（Cristof Mauch）。因为伊懋可先生的著述，才有了这项翻译工作的源头；不仅如此，在翻译过程中，这位老先生还在年逾古稀、精力不济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审阅译稿，并帮助解决遗留问题。因为有了沃斯特和毛赫的无私帮助和慷慨资助，我才能坚持环境史研究和国际交流，才能有机会来到慕尼黑，进一步开展有关泰晤士河污染的研究和撰述；同时也才能在十分安静的环境中，加快完成拖延日久的《大象》翻译工作，细细品味这项工作的意义。
最后，特别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府建明先生和韩鑫女士，我清楚，没有他们当初的安排和后来的极其耐心的等待，也就不可能有这部我们自己还算满意的译作。但愿拙译的问世，少给《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增添让人诟病的话题，从而对得起他们的等待和付出。
梅雪芹
2013年7月6—7日于慕尼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