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功绪:老家的盛宴——吃新鲜|周功绪|猪肉|蒸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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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的盛宴——吃新鲜
周功绪
“三女,快喊婆婆爷爷、爸爸妈妈他(她)们来吃新鲜,几张桌子快坐满了。”
“好,幺婆婆,我们马上就来……”
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几十名乡亲在我们周家老屋“吃新鲜”的一个缩影。
吃新鲜,是我老家的一大传统风俗。吃新鲜,因为鲜而神奇,因为吃而雅兴,因为美而向往,因为情而留恋。吃新鲜,一般要轮换三百多天才能吃到当年的第一次,一年到头最多也就是可怜的几次而已。
吃新鲜,用我们老家的话说,就是吃“年猪饭”。
在那个年代,吃新鲜,可不是一般的饭,从某种程度上说,它的吸引力、它的诱惑力、它的影响力和它的关注度远远超过端午饭、栽秧饭、月半饭,甚至超过团年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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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苕米子吃,有土豆吃,有半饭半菜吃就算谢天谢地了。那些年代吃大鱼大肉哪像现在这么简单,这么方便,这么普遍,可以说,一年到头难得吃上几次,即使来了贵重客人,也未必能吃上一口新鲜肉。那“一年到头望穿新衣服,一年到头望吃年猪肉,一年到头望走人家或来客人(改善生活)”的心情,用望穿秋水、望眼欲穿来表达,再恰当不过了。
在那凭票买肉的年代,吃新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无论是谁,无论什么情况,都得把国家定购的那头生猪任务完成后,才能如愿以偿。那些年代,杀年猪的唯一“通行证”就是“宰杀证”,而《宰杀证》的唯一来源就是完成生猪定购任务后,由食品所代发。
在那交通闭塞的年代,在远离周家屋场七八公里的长江边沿的黑岩子集市上,有个专门为国家收购生猪定购任务的“食品所”,在这个当今很多青年人不知道的地方,那农民老大哥“背着生猪,上交国家定购任务”欢天喜地的样子和一艘艘机动船将生猪运往上海、武汉、宜昌等地川流不息的场面,至今还在我脑海里飞扬。
国家定购的生猪,至少120斤以上,若斤量不够,只好沿途背回,待其斤量足够后,再背去上交。在卖任务猪的羊肠小道上,大哥和二哥不知帮助没有背猪能力的困难户排过多少忧,解过多少难。
吃新鲜,很讲究,一般要等到冬月中旬以后,才能饱到口福。一来等年猪长得肥肥的壮壮的;二来便于猪肉的腌制和腊肉的熏制;三来办好年货的重头戏。
吃新鲜之前,一要选个“六畜兴旺”的日子;二要提前与杀猪佬“咬”好口;三要提前邀请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届时参加年猪宴;四要把最好的烟、最好的酒和最好的菜奉献出来,让五湖四海的客人吃个痛痛快快;五要相互坐庄,相互分享,相互恭喜。
母亲对年猪的厚爱无以言表,在杀年猪的那天,我亲眼看到母亲一大早,提着一大桶香喷喷的红苕掺包谷面,让心爱的年猪尽情地享受了最后一次的“山珍海味”。母亲那心如刀绞、依依不舍的样子,永远藏在我的心里。
“幺妈,水烧开没有?”。
“早就烧开了,就等你了,师傅。”
“好的,还有几分钟,我把大爹他们这一头杀完了就过来。”
“幺儿,快喊大哥二哥三哥四哥去,马上就要杀我们的年猪了……”
“快把猪耳朵和猪尾巴揪住……”
话还没说完,那红彤彤的猪血,像彩虹一样,一泻“千里”。
不到分把钟的时间,一头可爱的年猪,就这样在杜远金这个老道的杀猪佬的刀光下,极不情愿地离开了我们。
“么妈,快把猪血端走。”
“么妈,快把腰花拿去爆炒。”
“么妈,快把五花肉拿去蒸蒸肉……”
“师傅,半边多重呀?”
“半边五六十斤哟……”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那一桌桌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美食佳肴,在母亲和二妈等厨师的辛勤耕耘下,就来到了我们的眼前。
“立华,坐过来,这边好挑蒸肉些。”
“幺爹,我这边也有。”
“先贵,今天多喝几杯。”
“好的,幺妈,您们忙了半天,快来吃。”
“今年的血晃和蒸肉,真好吃。”
“你们喝酒的慢慢喝,多喝几杯……”
万万没想到,这些温馨而又浪漫的美好记忆,已离我们40多年了。
血晃子、瘦肉丝、炒猪肝、爆腰花、排骨炖萝卜汤和包谷面蒸蒸肉,是我们舌尖上的最爱。那“云雾缭绕”,香气飘飘的年猪肉,无与伦比。尤其是排骨纯萝卜汤和包谷面蒸蒸肉,那排骨的酥香味和清香的萝卜口感、那包谷面蒸蒸肉特有的肥而不腻、回味无穷的味道,一看就想吃,一闻就入迷,一吃还想吃。那种味道,用香飘十里来表达,一点也不为过。
包谷面蒸蒸肉,不是一般的好吃,若是将其煎成锅巴蒸肉后,那“香到极致、美到极致”的味道,不是天下一绝,胜似天下一绝。
包谷面蒸蒸肉,是我一生中的超级最爱,我不知在大江南北品尝过多少次,但遗憾的是至今仍没找到那原有的味道。要是哪家农家乐主打这个民间品牌的话,不知要“火”到什么程度。
很小的时候,我曾好奇地向母亲问道:包谷面蒸蒸肉,怎这么好吃?母亲微笑着告诉我:用包谷面和红苕喂的年猪,与用饲料喂的年猪,完全不一样,用包谷面和红苕喂的年猪,天生的就是香。
吃新鲜的客人陆陆续续离开后,忙碌了一天到晚的母亲和父亲,完全不知道休息,紧接着又去灌香肠和腌肉去了,那跳进跳出、忙得不亦乐乎的样子,真叫我既高兴又心痛。
“看哪家年猪大,看哪家年猪膘厚”,是我们老家吃新鲜的一大传统赛事。
“幺爹,今年半边168斤。”
“年成还可以,比去年重了50斤。”
“幺妈,肉膘足足一巴掌多厚。”
“哟,没想到这么肥呀。”
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户后,我们有史以来杀的第一头大年猪,比七十年代中叶杀的那头小年猪,足足多了216斤优质猪肉。
“挨家挨家吃,家家户户吃”,是周家屋场吃新鲜的一大传统,那几十名父老乡亲,欢聚一堂,欢声笑语,畅所欲言,对酒放唱的温馨场面,几乎与一家人一模一样;那热闹非凡、心情舒畅的氛围,就像解小东的“咱们老百姓啊,今日真高兴”的流行歌曲一样,唱出了激情,唱出了欢喜,唱出了风采。
后来,我们吃新鲜的口福越来越好、越来越美、越来越多。去年,我回老家买年猪肉时,93岁高龄的母亲无比兴奋地向我讲述了几大来之不易的变化:一个是六、七十年代,能吃个百把多斤年猪的,就算万幸了;一个是八十年代,吃个两三百斤年猪的,比比皆是;一个是九十年代后,吃几头几百斤年猪的,大有人在;一个是二十一世纪后,家家户户种上了茶叶,栽上了夏橙,虽然没有种粮食了,虽然喂年猪的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但几乎天天都有新鲜肉吃了。
在漫长的吃新鲜的美妙的世界里,我似乎吃出了不同时代的回味与感悟。我想,吃新鲜,应该是民间文化传承的盛宴,应该是亲情友情乡情日益升华的盛宴,更应该是千家万户分享五谷丰登的盛宴。
周功绪,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夷陵区作家协会会员,当代美文杂志会员,星空诗社会员。作品在《当代美文杂志》《湖北网络文学》《湖北田野》《三峡文学》《三峡日报》《宜昌记忆》《新三峡》《夷陵收藏》等报刊杂志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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