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卷中9·正心诚意》译文
答罗整庵少宰书
罗整庵（公元1465——1547年），即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明代江 西泰和人。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少宰（明清吏部侍郎的别称）。学术上主张理得于天而具于心，理气本为一物，著有《困知记》。陽明先生的这封回信写于正德十五年，罗的信见于《困知记》附录卷五。参见《明儒学案》卷四十七。
鄙人顿首谨启： 昨天幸蒙无倦教诲《大学》，因乘船匆匆，未能作答。清早，在船上稍有空闲，把您的信取出又阅了一遍。到江 西后只怕事务纷繁，首先在此略作答复，并请批评指正。 来信写道：“见道固然困难，若要体认道就会更困难。道的确不容易理解，但是，学也确实不能不讲。恐怕不能把自己的观点看成为学问的最高标准了。”
十分荣幸！我岂能听到这番话呢？我怎敢自以为达到最高标准而心安理得呢？我正想就天下之道而加以讲明。多少年来，对于我的学说，天下之人，有的讥讽，有的辱骂，有的不屑一顾。这些人愿意教导我吗？愿意一再开导我使我明白，只怕不能够救正我吧？但是，在天下钟爱我的人中，还有谁象您如此的深切周到，我该如何感激您的。孔子对“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深感忧虑。但今天的学者只要读了几天书，略懂一点训诂，就自以为能够知道学问了，就不再去讲究探求了，真可悲！道，必须体察后才有所见，并非见道后才下体察道的功夫。道，必须通过学习 才能理解，并非在讲学之外还有明道之事。然而，现在讲学的人有两种，其一用身心来讲学，其二用口耳来讲学。用口耳讲学的，揣测估摸，讲的尽是捕风捉影、似是而非的内容。用身心讲学的，所言所行，的确是自己具备的东西。能够知道这些，也就深谙孔子的学说了。
在来信中，您认为我之所以要恢复《大学》的旧本，主要是由于我认为人的学问仅该在内心探求，而程、朱格物的观点不免要到心外去探求。因而我就删除了朱熹重分章节的作法，削减了他所增补的传。 我不敢这样做。学，它怎会有内外之分？《大学》的旧本亦是孔子相传的旧本，朱熹怀疑它有遗漏错误之处而重新加以改正补充，我则认为《大学》旧本并未有遗漏错误之处，就全部根据旧本罢了。我或许有过分信任孔子的过失，并非有意否决朱熹重分章节的作法，并删削他增补的传。学问最贵在心中有所获得。我心中认为是错误的，即便是孔子的言论，我也不敢说它是正确的，何况那些比不上孔子的人？我在心里认为是正确的，即便是平常人的言论，我也不敢认为是错误的，何况还是孔子呢？再者，旧本已继承流传了几千年，现在读来，在文词方面朗朗上口；就工夫而言，既简易又可行。又凭借什么来肯定这段必须在那里，而那段必须在这里呢？这里是否缺少了什么，而那里又需要补充什么呢？并且，随即加以改正并适当补充，您是不是把背离朱熹看得过重，而把违逆孔子看得过轻呢？
来信写道：“若认为学问根本不必到心外寻求，仅应该专心返身自省，那么，“正心诚意”四个字不是全部包容了吗？又何必在学问的着手处用格物这一功夫让人迷惑不解呢？” 正是，正是！若讲学问的主宰，“修身”二字已经足够，又为什么非要讲“正心”呢？“正心”二字已经足够，又为什么非要讲“诚意”呢？“诚意”二字已经足够，又为什么非要讲’致知、格物”呢？只是因为学问的工夫详尽周密。然而，简而言之也只有一件事，如此才是“精一”的学问，这里正是不得不深思的。理没有内外之分，性也没有内外之分，所以学也没有内外之分。讲习 讨论，未曾不是内；返身自省，未曾就摒弃了外。若以为学问一定要到心外寻求，那就是认为自己的性还有外在的部分，这正是“义外”，正是“用智”。若以为返身自省是在心内寻求，那就是认为自己的性还有内在的部分，这正是“有我”，正是“自私”。这两种见解都不明白性无内外之分。所以说：“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从此处可以知道格物的主张了。“格物”是《大学》切实的着手处，自首至尾，自初学至成圣人，唯这一个工夫而已，并非只在入门时有这一工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均是为了修身。格物，使人所用的功夫每天有能看见之处。因此，格物是格其心中的物，格其意中的物，格其知中的物。正心，就是正其物的心。诚意，就是诚其物的意。致知，就是致其物的知。这里怎么会有内外彼此的区别？理仅有一个。从理的凝聚上来说称为性，从凝聚的主宰处来说称为心，从主宰的发动上来说称为意，从发动的明觉上来说称为知，从明觉的感应上来说称为物。所以，从物上来说称为格，从知上来说称为致，从意上来说称为诚，从心上来说称为正。正，就是正的这个东西；诚，就是诚的这个东西；致，就是致的这个东西；格，就是格的这个东西，全是所谓的穷尽天理而尽性。天下，并没有性外之理，并没有性外之物。圣人的学说不光明，主要是因为世上的儒生主张理是外在的，主张物是外在的，但不知晓以义为外的观点，孟子曾反驳过，以致于重蹈覆辙而不自觉。此处岂不是也有好象是而难以说明的地方吗？这是需要明察的。
之所以您对我的格物观点心存疑虑，因为您认定它是内而非外；认定它只肯定返身自省而摒除了讲学探讨的功夫；认定它只一心注重简约的纲领本源，而忽视了详细的细节条目；认定它深陷于枯槁虚寂之中，而不能穷尽物理人事的变化。若真如此，哪里只是圣学的罪人、朱子的罪人呢？这是用异端邪说欺骗百姓，这是背道离经，人人都可以讨伐诛灭他。更何况您这样正直的人？若真如此，世上略懂一些训诂，知晓一点先哲言论的人，也都能明白它是错误的，更何况您这样贤明的人？我所讲的格物，把朱熹所谓的九条全囊括进去了。然而，我的格物有中心，其作用与朱熹的不同。这正是人们说的有毫厘之差。但在此处，差之毫厘即可产生失之千里的错误，所以不得不辨明。
孟子严厉指责杨朱、墨子是“无父无君”。其实，杨、墨也是当时的贤士。假若他们与孟子同时，也未必不被称为贤者。墨子主张“兼爱”，是行仁过了头；杨朱主张“为我”，是行义过了头。他们的学说，并不是要灭天理乱纲常而眩惑天下，但是，其所产生的弊端，孟子比为禽兽 夷狄，这也就是所讲的用学术来灭杀天下后世。如今，世上的学术毛病，能说是学仁太过分了吗？能说是学义太过分了吗？还是学不仁、不义太过分了呢？如果与洪水猛兽相比，我不知道他们会怎样？孟子说：“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孟子的时代，杨墨学说充盈天下，人人推崇，不亚于今天的人推崇朱熹的观点，其时，才孟子一人与他们争辩。唉，真可悲！韩愈说：“佛、老之害，甚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坏之先，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
哎！若我者，更是不自量力，的确认识到了自身面临的危险，至死也不能挽救这种局面了。正当众人在欣喜欢悦时，我则流泪叹息；正当世人怡然自得地同流合污时，我则独自忧心忡忡疾首蹙额。此种情况，若非我神经错乱丧失理智，那么，一定是有极大的痛苦潜藏心中。此种情况，若非达到天下至仁的人，那么，谁又能明察呢。我著写《朱子晚年定论》，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其中，书上年代的早晚，的确有些未经考证，虽不一定都是出自晚年，但大部分是写于晚年的。我的本意在于婉转调停朱陆的论争，重要的是讲明圣学。我生平对于朱熹的学说奉若神明，一旦与它背道而驰，心里的确也很难受，因此，无奈才作了《朱子晚年定论》。“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不忍心与朱熹的学说相抵触，这是我的本心！无奈之下与它抵触，是因为道原本如此。不作直说，道就不能显现啊！您认为我是执意要与朱熹不同，我岂敢自我欺骗？道，原本是天下公有的道；学，原本是天下公有的学，并不是朱熹可以个人私有的，也不是孔子可以个人私有的。对天下公有的东西，只得秉公而论。所以，对于正确言论，即便与自己的不同，也对自己有益；对于错误言论，即便与自己的相同，也对自己有损害。对自己有益的，一定会喜欢它；对自己有害的，一定会厌恶它。那么，我今天所讲的即使与朱熹不同，未必不是他所喜欢的。“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然而，“小人之过也必文”。我虽然没有出息，是不肖之人，但对待朱熹岂敢用，小人之心啊！
您的谆谆教诲，反复数百言，都是因为不理解我的格物主张。如果认识了我的主张，那么，您所讲的都可以不用辩论，也能毫无疑问。所以，我不敢再细细述说，以免累赘。但是，我的主张若不当面陈述，用纸笔一下子是很难说清楚的。哎！您对我的开导启示，可以说是诚恳而又周详了。钟爱我的人，谁又能象您这样呢？虽然我很愚蠢，怎么能不感激佩服您呢？但是，我不敢毅然舍弃心中真切的想法来听从您的教诲，正因为不敢辜负您的深厚，也想以此来报答您。秋后返家时，一定去拜见您，以满足当面请教的心愿，万望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