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机”的前世今生 ——2017年媒介考古学著作举隅
作 者：吕 黎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留声机电影打字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Thomas S.Mullaney, The Chinese Typewriter: A Histor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17
德国著名媒介哲学家基特勒的著作《留声机 电影打字机》终于在汉语中获得了重生，这可能是2017年中文媒介哲学研究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同时在英语世界中，斯坦福大学历史系的墨磊宁（Thomas Mullaney）在2017年出版了第一本讨论中文打字机的英文专著《中文打字机史》（The Chinese Typewriter: A History）。本文打算围绕这两本关于打字机的著作，谈谈媒介考古学的新进展。
一、什么是媒介考古学？
媒介考古学（Media Archaeology）在中国学界应该是个比较陌生的概念。在国内有限的介绍中，这个概念大多被翻译为媒体考古学。这个译名可能来自荣震华翻译的德国学者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的名著Archäologie der Medien。齐林斯基是媒介考古学的奠基性人物之一，这本2002年的著作是他对媒介考古方法论和哲学思考的总结。比它的英文版还要早两年，荣震华的中译本在2006年以“媒体考古学”为名由商务出版社出版。此后，这一译法为大多数中国学者沿用。但是，由于“媒体”一词在中文语境中更多地带有“新闻媒体”的含义，所以容易引发歧义，更会造成对媒介考古学的误读和误用。比如早期中国电影的发生是国内电影研究的一个热点，不少学者对从画像、影戏到电影的转变做了有益而有趣的勾陈和叙述，但研究者和评论者有时将这种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线性历史观和单一媒介观的研究看作是媒介考古学的演练。这是对媒介考古学的误解。正如德国学者托玛斯·埃尔塞瑟 (Thomas Elsaesser)指出的，在媒介考古学方法指引下的新电影研究需要“重新思考电影如何形成、电影如何透过众人的劳力与脑力 (及非人因素和偶然条件) 发展，还有最重要的是这个媒体如何在1895年左右被'发明’出来, 最终获得了'电影’一名”[1]。所以，新电影研究需要处理电影非线性的发展、被压抑的历史、电影媒介的整体生态和特定的历史脉络，以及旧技术对未来的不同想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埃尔塞瑟媒介考古学的口号是“运动影像有许多历史, 但不是所有的历史都属于电影”[1]79。我们从这个口号中可以清楚地知道，他关注的不是电影作为统一的媒体（无论是视觉的、艺术的还是新闻的），而是电影作为不同媒介（无论是视觉的、听觉的、机械的还是别的）的再媒介化。因此，媒介考古学可能比媒体考古学更少歧义，更符合学者们对Media Archaeology的设想和设计。
那什么是媒介考古学呢？ 芬兰学者尤西·帕里卡（Jussi Parikka）提出过一个为人熟知的定义：“媒介考古学通过旧的新媒介所带来的洞见来研究新的媒介文化，通常关注那些被遗忘的、诡异的、受忽视的机关（器）、实践和发明。另外，它还分析媒介文化中的记忆体制和创造实践——无论是理论的还是艺术的。媒介考古学将媒介文化视为层累积淀的，是一个时间和物质性的褶皱，在那里历史可能被突然重新发现，新科技迅速地过时。”[2]从这个四平八稳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帕里卡努力在媒介考古学的不同思想来源和不同研究侧重之间妥协。首先，媒介考古学对“被遗忘的、诡异的、受忽视的”历史的关注无疑受到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影响。本雅明《拱廊街计划》中那些幽灵般的闲逛者、拾荒人、妓女、文人也为媒介考古学提供了灵感。无论是福柯的不连续历史观和本雅明的救赎历史观都强烈地质疑了现代西方盛行的历史目的论和线性发展观，突显出历史的断裂性、不连续性、爆破性。其次，与这种历史观相应，“层累积淀”的文化观意味着媒介考古学的目的不仅是要挖掘媒介的原初，回到某个历史的起点和现场，而且是要让这样的历史时刻在当下闪现：媒介在那时突然变成了媒介，而同时这种媒介性又立刻被人们遗忘。再次，媒介考古学对媒介的话语和物质性双重强调暗含着英美传统和德国传统对福柯的不同解读。由于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英语世界的学者更倾向于或者更容易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接受福柯。所以英美学者普遍地将媒介话语化，希望从先于媒介的话语网络中挖掘媒介的意义或者效果。德国学者则不然，他们对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信息”有更多的保留意见，重视福柯对机制（dispositif）的阐述，更多地从物质性的角度去理解媒介的意义。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德国的新媒体研究大多是关于硬件方面的。最后，记忆机制既指新闻媒体、档案馆、博物馆、网络等信息储存、交换、流通外在于人的社会机制和技术机制，也指媒介与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动态联系。如果说记忆机制的社会性和物质性不是媒介考古学特有的研究对象的话，那么媒介考古学在记忆的生理机制上有独特而深刻的新认识。也正是因为将媒介视为认知和感知的机器，所以有学者认为媒介考古学的目的就是考察和挖掘媒介成为媒介的知觉和感觉结构。在一篇对德国媒介理论的精彩评论中，美国华裔学者张正平教授点明了媒介以及媒介考古学的真相：“媒介居于中间；这一居中，这一居中的真相，以及我们对这一真相的理解是它们自己居中的事实。这些事实构成了媒介考古工作的确切遗址。”[3]
二、基特勒论打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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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了媒介考古学的基本研究取向后，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基特勒的工作和贡献。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是位思想深刻而复杂的哲学家：一方面，他誓言“将人从人文学科中赶出去”，另一方面，他被当作是黑格尔的继承人；一方面，他受到严格的德国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训练，另一方面，他是法国理论的德国传人；一方面，他常常被人们称为“数字时代的德里达”，另一方面，他的工作更明显地带有福柯思想的烙印。而与我们的讨论直接相关的是：一方面，他被公认为媒介考古学的先驱之一；另一方面，他自己并不愿意将自己的研究归在媒介考古学的名下。基特勒可能更愿意把自己看作是黑格尔的继承人。这不仅因为他们都曾经在（柏林）洪堡大学教书，更重要的是，就像黑格尔划时代地宣告了美学被哲学所终结，基特勒用媒介终结了哲学、文学以及所有的人文学科，这个终结具有同样的（如果不是更巨大的话）划时代的意义。基特勒对媒介的创造性理解与他青年时代研习法国理论密不可分。在20世纪70年代，以拉康、福柯、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思潮风行于英语世界。但在德国，学界主流对这些法国哲学家们往往嗤之以鼻。基特勒是当时少数几个认真对待法国理论的德国学者，接受了这些法国哲学家的一些基本立场。比如，基特勒接受了谱系学的历史观，试图寻找那些呈现出西方知识型断裂的概念。他对主体或者人的命运尤为关注，希望能找到作为话语效果的人在历史中的出现和消失。但基特勒又与这些法国哲学家有非常重要的不同，那就是他对物质性的坚持。他批评拉康、福柯、德里达等人的研究过于文本化、话语化，并对他们的理论做了媒介化的改写。这些重要的思想在他的教授资格论文《话语网络1800/1900》中有系统的阐述。这本出版于1985年著作的德文书名意思是“记号系统”，英文版将其译为“话语网络”。从英文翻译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福柯的影响，但德文书名其实取自德国法官史瑞伯（Daniel Paul Schreber）1903年的自传《一个神经症患者的回忆录》。作为历史上一位著名精神病患者，史瑞伯用“记号系统”这个术语来描述这样一种书写机制：在他妄想狂的幻觉中，他会不断地记录下来刚才发生的事情。这种自动化的书写机制无始无终、无处不在，将人的主体性与物质性的计划系统地接合在一起。这样，人就不仅像福柯在《事物的秩序》中描绘的那样，只是画在沙滩上的，然后被浪冲掉。人还是被“既定文化选择、储存和处理（的）相关数据”，而“话语网络”就是使这一切得以发生的“技术和制度系统”。[4]基特勒提醒我们，福柯的问题就在于他不重视技术性媒介的重要性，过于关注以书写为中心的话语。而1800年和1900年是话语网络发生断裂的两个节点，尤其是留声机、电影、打字机等自动化媒介在1900年左右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选择、储存和处理”数据的方式和能力。
作为《话语网络1800/1900》的姊妹篇，《留声机 电影 打字机》想要考察这些新发明怎样从光学、声学和书写上将数据流自动化分割，以及人类受到了怎样的影响。基特勒对这些发明的发明过程本身并没那么感兴趣，也不是要简单地回顾1800年或者1900年左右的技术发展状况，而是要向人们展现这些发明如何造成了人的生理结构的分裂，进而使人变成了只是思考、写作和语言的机器。在这三项发明中，留声机和电影是人类第一次拥有的可以记录无法书写的数据流的媒介技术，而打字机则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一种介于工具和机器之间的过渡品。这些发明完全改变了字母化或者文字化时代人赋予精神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从一开始，文字和排版就被字体和键盘标准化了，同时媒体也被真实世界的喧嚣所淹没——在那失真的电影画面和嘶嘶作响的录音磁带中。在标准化的文本里，纸张和身体、书写和灵魂完全脱离。打字机不能存储个体；完全被字母驯化的读者在阅读文字之后也无法产生一种具有超越意义的幻象。爱迪生的发明现世之后，由技术传媒接管的一切都因打字稿而消失了。从文字中产生可见可闻的真实世界的梦想化为泡影”[5]。在基特勒看来，不同媒体技术的出现也对应着现代精神分析对人类心理结构的分类，于是他用他的媒介理论改写了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拉康将人的心理分为真实界、想象界和象征界，以此来分析主体的生产问题。基特勒把拉康的分类看作是1900年左右媒介技术分类的另一个版本。电影通过光学幻象为观众提供了理想化的人类形象，这与婴儿在镜像阶段第一次确（误）认自己的统一形象一样，属于拉康的想象界秩序。留声机准确记录下现实世界的声音，并不区分有意义的音响还是噪声，这就如同处在表征之外的虚无的真实界。“打字机把书写变成了从有限的、排列规则的键盘上进行选择的动作……我们现在的文字要素是离散的，被空格分隔开来。因此，象征界就等同于印刷体字母。”[5]17正如象征界赋予能指意义和秩序，打字机精确控制了人的动作和思维。
打字机这种伴随着美国内战出现的工具因此具有了爆破性的革命作用，它不仅颠覆了书写的性别关系，也颠覆了书写和文学的物质基础。在历史上，诗人、作家、秘书、记录员、抄写人以及排版工都是男性，所以男性垄断了对文字的数据处理。男性作者的作品经过其他无数男性的手才能到达作者想象的女性读者手中。打字机的出现迅速改变了这一切。那些在教育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女性，不管她们的数学、拼写、计算能力多差，经过简单的培训就能熟练地使用打字机，从而使她们从家庭中解放出来而步入职场，最终使秘书和打字员变成了几乎完全女性化的职业。同时，也正因为typewriter同时指称打字机和女性打字员，暗示着女性成为机器，灵活的手指成了女性的全部，女性的身体既控制着文字的处理，同时又被机器和系统所控制。打字机还改变了思维方式、书写方式和文类。饱受高度近视和偏头疼痛苦的尼采在使用了汉森的手写球（打字机）后惊奇地发现，书写工具参与了他的思维过程。一方面，由于汉森的手写球操作不便，尼采的写作从长篇大论变成了精练短小的格言；另一方面，打字机如同机关枪，随着手指的敲击文字自动在纸上出现，“在短短的一秒钟内，书写行为不再是以人为主体的阅读行为。有了这些盲打机器的帮助，不论失明与否，人类都获得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新能力：自动化书写”[5]237。这样，写作不再是通过手写来延伸人类的个性、思想和精神，而是通过打字机在身体上留下痛苦的印记，以便把人变成遵守秩序的有记忆的动物。
随着电子媒介的出现，曾经区分开来的这三种媒介技术重新融合在一起。但正是在这些旧媒介的今生今世的生存状态中，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在前世的意义以及它们对人类的影响。
三、中文打字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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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特勒对打字机的开创性研究激发了人们对打字机的强烈兴趣。一段时间以来，中文打字机吸引了不少美国学者的研究兴趣，墨磊宁的专著《中文打字机史》是这个研究趋势下的最新成果。墨磊宁打算写两卷本的现代中文信息技术的全球史，现在出版的是第一部，涵盖了从19世纪40年代电报的出现到20世纪50年代计算机的出现这大约一个世纪的历史。在第二部里，作者要描述当今中文计算机和新媒体的现状。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西方电视主持人和观众都对各国代表团的入场顺序感到迷惑，因为这个顺利不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而是按照汉字的笔画和部首顺序安排的。西方人的迷惑其实反映了字母文字系统对表意文字系统的压迫，是语言霸权主义的一种表现。虽然墨磊宁从发生在北京奥运会的这件趣事开始他的叙述，但他并不是简单地将中文打字机的历史置于这种语言霸权主义内讨论：“这个机器不只是现代信息技术史上最重要也是最被人误解的发明，它还是（既作为物件也作为隐喻）一个相当清晰的历史镜头，从这里我们可以检查技术的社会建构、社会的技术建构以及中文书写与全球现代性之间复杂的关系。”[6]正如基特勒的研究显示的，打字机在西方社会造成了革命性的影响，因此人们也期待发现中文打字机在中国光辉的历史。墨磊宁的研究希望提供不同的历史叙述，从而发现另类的历史可以呈现出中文打字机的不同媒介性。在这个思路下，一个合理的问题就是：中国需要打字机吗？如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何必要写一部中文打字机的历史呢？字母文字与表意文字的巨大差异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中文不适合用于打字机。但是，尽管打字机没有在中国社会占据主导地位，但中国人比很多字母文化更早体验到了打字时代的到来。早在19世纪70年代，中国人在费城的万国博览会上见识到打字机后，就开始设想中文打字机的到来。由此，中文打字机的历史开始了。为了发明中文打字机，不仅汉字本身需要被仔细研究，也需要认真学习媒介技术。为了描述从19世纪70年代就开始的中文打字机的历史，墨磊宁在书中采取了不可知论的立场，就是要拥抱这段历史中的真实不协调、矛盾性和不可能性。在这个思路上，全书分八章叙述了中文打字机的历史，从最初想象中巨大的、拥有5000个键的中文打字机，到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谢卫楼（Devello Sheffield）发明的中文打字机，再到周厚坤为商务印书馆设计的中文打字机，再到林语堂的发明，一直到讲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中文打字机。墨磊宁最后得出结论，“魔鬼般的中文打字机不仅存活了下来，更重要的是，它还将以魔鬼般的、想象的形式在中文电脑上被强化”[6]321。墨磊宁的研究材料丰富，叙事清晰，但缺乏媒介考古学的问题意识，对物质性的理论阐释还不够充分。
除了墨磊宁的研究外，耶鲁大学的约翰·威廉斯（R.John Williams）和石静远（Jing Tsu）从不同方面讨论了中文打字机发展中的一个经典片段。林语堂对中文打字机的发展有重要贡献，他不仅发明出了上下形输入法，还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了第一台中文打字机。在一篇获得了美国文学协会年度最佳论文奖的论文中，约翰·威廉斯讨论了林语堂在设计中文打字机背后的哲学思考以及打字机对他文学事业的影响。在威廉斯看来，林语堂不惜倾家荡产地投入时间和金钱在中文打字机的设计上，不是为了经济的回报，而是企图用中国传统拯救西方的现代科技。威廉斯借用海德格尔对technê的理解来解释林语堂希望提供一种另类现代性的努力。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西方过度的现代化和技术化其实是techno，是对希腊人technê概念的误解。technê绝不是制作和操作，而是“知道”，是解蔽，是使真理、存在者显现，所以回到technê就是回到自然，回到技艺、技术、真理的有机整体。林语堂对技术的理解与海德格尔对techne的理解有契合处。首先，林语堂将techno/technê的区别空间化、性别化。如果海德格尔的区分是西方历史上的时间差别的话，林语堂认为西方现代文明是techno的、机械化思维的、男性化的，而东方文明是technê的、艺术思维的、女性化的。西方现代文明的危机需要中国文明的拯救。这个主题贯穿了林语堂一生，既激励了他的写作，也影响了他对写作工具的认识。其次，东方文明需要西方技术的帮助才能保存。在现代废除中国文字以及中文拼音化的喧嚣之中，林语堂希望通过发明中文打字机来证明中国文字与现代科技的和谐性。最后，正如手写机参与了尼采的思维和写作一样，中文打字机也参与了林语堂的思维和写作。中文打字机不仅作为描写的物出现在林语堂1936年的小说《唐人街》中，而且是小说主题的象征。中文和打字机的结合，象征男女主角的结合，象征着美国现代技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象征着中国移民、文化在融入（地理的、文化的、技术的）异域。所以中文打字机不仅仅是个机器，而且是对界限的跨越。所以威廉斯这样结束他对林语堂中文打字机的讨论：“我认为，尽管有不少缺点，林（语堂）很可能会把他的打字机赠给福柯，把它看作是福柯在博尔赫斯那里发现的'无法思考的空间’的现实化……福柯很可能会同意，林（在他的发明和他的写作中）将性别化刻板印象和机械化文字输入结合的努力为我们提供了重新思考技术—文化界限的动态可能性，而这种界限曾经是我们话语建构东西方知识型的核心。”[7]
石静远则将林语堂的发明置于20世纪20年代众多相互竞争的文字方案中，试图发现林语堂发明的独特性及其在冷战时代对机器翻译的影响。和墨磊宁一样，石静远也注意到字母文字系统和表意文字系统之间的不对称性，但她更关注在这两种文字系统的转换过程中，处理字母文字的机器如何转换成用来处理表意文字的机器，以及这种物质性又对表意文字系统本身产生了什么影响。在20世纪初关于中国文字的讨论中，一个隐含的问题框架就是表意文字是否适合现代科技，因此文字问题成了民族兴亡的政治问题。不仅一些外国传教士提倡将汉字拉丁化，很多中国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方案来取代汉字。到了20世纪20年代，林语堂提出了一个新见解，那就是简化汉字笔画和为汉字提供拉丁化方案可以并行不悖。在认真研究了丹麦语言学家奥托·叶斯柏森（Otto Jespersen）和美国语言学家亚历山大·梅尔维尔·贝尔（Alexander Melville Bell）的学说后，林语堂终于发明了可以“不学而能”的上下形检字法。这种检字法破除了以前声部和义部之间的区别，因而消除了表意文字和字母文字之间检索难度的区别，打破了字母文字普遍性的神话。在林语堂发明的中文打字机上，键盘不是字母，而是他精心安排、组织的部首。当林语堂在20世纪50年代将他的中文打字机专利卖给一家美国公司时，美国空军正在开展机器翻译的实验。林语堂的部首键盘被认为是研究中文的原型，所以被军方交给IBM继续研发。这样，林语堂发明中文检字法成了数学家瓦伦·韦弗（Warren Weaver）寻找普遍代码时的参照，“就机器翻译将中文作为它的普遍化工程一部分而言，现代的汉语改革在半路上遇到了自身对全球媒介性的追寻”[8]。
尽管关于中文打字机已经有了许多有趣的研究，还有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比如中文打字机的性别问题、中文打字机与中文思维和写作的关系以及中文输入在电子媒介中对人类身体的控制，等等。我们需要更多媒介考古学的研究为我们讲述中文打字机在前世今生的幻形。
注释
[1]托玛斯·埃尔塞瑟.媒体考古学作为征兆(上)[J].电影艺术,2017（1）:78.
[2]Jussi Parikka. What is Media Archaeology?, Cambridge: Polity, 2012: 2—3.
[3]张正平.论手指与物：开场白[J].文学与文化,2016(3):80.
[4]Friedrich Kittler. Discourse Networks, 1800/190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369.
[5]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留声机电影打字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15.
[6]Thomas S.Mullaney. The Chinese Typewriter: A Histor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17: 23.
[7]R.John Williams. “The Technê Whim: Lin Yutang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Chinese Typewriter.” American Literature, 82.2 (2010): 414.
[8]Jing Tsu. “Chinese Scripts, Codes, and Typewriting Machin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Modern China, 1880s—1940s. Ed.Jing Tsu and Benjamin A.Elman. Leiden: Brill, 2014: 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