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漫记—四小名旦李世芳前夫人姚宝琏人生散记（一）
浮生漫忆——姚宝琏的人生散记（一）
口述/姚宝琏 文/毛 兰
我叫姚宝琏，今年已经97岁啦。虽然我出身梨园世家，但并没有从事京剧这一行儿。旧社会里我是一个家庭妇女，解放后从1950年开始我走上电台广播工作的岗位，一直到80年代退休、返聘┄┄却又一直在做着有关戏曲（京剧）的工作，说来也真是很巧合的。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是一些年代久远的事情，在脑海里越是清晰得很，有很多朋友劝我写下来，因为诸多的原因，我久久都没有动笔。近些年见到许多梨园忆旧的文章，书上的、报上的、网上的都有，其中不乏涉及到我的亲属，甚至是我的家庭生活的。我发现有许多的记述与当时我的亲身经历是不相符的，甚至是错误的，若 是以讹传讹实在令人惋惜。所以在我的两位晚辈：我世来三哥（京剧名旦毛世来与李世芳是结义兄弟，行三。）的孙女毛兰、和她的夫婿赵炜的帮助下，写下了这篇零零散散的长文。文章记述的事情以我的回忆为线索，有一些记不准的事儿两位晚辈又辛苦泡图书馆去查资料，也着实费了好几年的功夫。我自从离开父母亲人独自到天津闯生活，相继在天津落户、再婚、退休┄┄可以说是历经坎坷的，就像一叶浮萍，飘荡在漫漫的人生路上。这篇《浮生漫忆》算不上什么回忆录，就是记叙了一些我亲身经历的陈年旧事，年岁久了，难免有所疏漏，希望广大读者多提宝贵的意见。
一、姚家本不是梨园世家
好多人都知道，我的父亲姚玉芙先生是梅兰芳京剧团的团长，他一生追随、辅佐梅兰芳先生，梅先生一辈子也离不了我父亲。梅、姚二位又互相有“救命之恩”，被誉为生死与共的“梨园羊左”。
其实我们姚家并不是梨园世家，家父出生于江苏省的吴县（现在的苏州），他3岁时家乡大旱，是和我的祖父逃难到的北京。祖父在家乡时就没有职业，甚至连住房都没有，父子俩住在一条破船上。到北京后祖父被同乡介绍去当佣人，境遇就可想而知了。年幼的父亲就被典卖到前门外“大街(现在西珠市口大街路南)迟家”做徒弟，跟贾洪林老先生学唱京剧老生。再后来父亲又到当时著名的“喜连升”（后来叫“富连成”）搭班演戏，据说唱的挺红的。早年间父亲就曾灌过京剧《卖马》的唱片，学的是谭鑫培老先生那一路的唱法。
旧社会的时候，伶人学艺出师后就要自谋生路了。我父亲17岁出师后就到天津搭班唱戏，不久倒仓（变声）不能演出，便流落天津。当时父亲曾经要过饭，也曾给大户人家做过书童。直到民国四年(1915年前后)梅兰芳先生搭俞振庭的“双庆社”到天津演出，是梅先生做了父亲的引路人，推荐他与自己同搭“双庆社”，才把我父亲又带回了北京。
回北京时我父亲的嗓子已经倒过来了，只是没了大嗓，小嗓出来了，并且又高又亮。父亲就拜梅先生为师改行唱青衣（当时艺人唱戏没有师父是不行的，在行里挂不上号，是不能参与营业演出的。），他俩虽是师徒关系，却像亲兄弟一样。梅先生介绍自己的老师吴菱仙老先生给我父亲说戏，父亲也是聪明好学、肯下功夫，逐渐的就能在营业开场时唱一出正工青衣戏了。后来我父亲又拜了著名的青衣泰斗陈德霖老先生为师，与王瑶卿、王蕙芳、王琴侬、姜妙香、梅兰芳一起，被称为陈老夫子的“六大弟子”。从这时起梅先生营业戏就不再唱《彩楼配》一类的戏了，把这些戏让给了我父亲。这阶段父亲经常演出的戏还有《六月雪》、《落花园》等等。他经常与姜妙香合演《孝感天》、与王凤卿合演《朱砂痣》，并演出过独角昆曲戏《思凡》，都很受观众的欢迎。
从1915年开始，我父亲与梅先生就没有分开过。1917年他俩同搭朱幼芬的“桐馨社”；1918年下半年搭朱幼芬的“裕群社”。旧社会戏曲演员社会地位低下，为追求平等，父亲和梅先生都认为要改变现状就要有文化，有文化就要学习，进学堂学习，争取自己在社会上应有的地位。他俩经介绍入“汇文学堂”学习了一段时间(1917年一1918年)，上午上学，下午演出。在学堂父亲专攻国文、英文两门课程，还兼学数、理、化。我们小时候他能给我们讲过代数、几何。进学堂学习也不是一帆风顺，当时旧的封建残余势力是反对伶人入学的。通过来之不易的学习，梅、姚二人不但提高了文化水平，并对当时自己的社会地位重新认识，认识到演戏应“于世道人心有益”，剧场应视为“普天下人之大学堂”，把演员看成“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不应自卑，应自豪，在那个年代父亲的思想可以说是很进步的。
1919年，父亲和梅先生共搭王毓楼、姚佩兰为班主的“喜群社”。这一个时期他与梅先生同赴日本演出。在日本父亲陪梅先生演出了《天女散花》饰花奴；他俩还合演头二本《虹霓关》，头本中父亲饰丫环，二本中父亲饰东方夫人；他自己演出了昆曲《思凡》饰尼姑色空，并与贯大元合演《武家坡》饰王宝钏，与高庆奎合演《战蒲关》饰徐艳贞。这一时期梅先生演出了很多古装戏：《黛玉葬花》是父亲的紫鹃，《千金一笑》是父亲的袭人……
直到1921年，梅、姚与前辈武生名家杨小楼合作成立“崇林社”，前后有将近一年的时间。过去剧团的实权掌握在班主手里，主演只拿固定的戏份，这是不公平的。这一时期梅兰芳先生就认识到建团的必要，自己建团才能摆脱班主的控制，多排新戏，有益于社会进一步把京剧艺术介绍给世界其他国家。
1922年梅兰芳先生在许多朋友的支持下创建了“承华社”，社长梅兰芳，副社长就是家父。由于我父亲的脑子反应比较快，比较善于谋划，从“承华社”时期开始就为剧团处理一些业务往来上的事。当时与戏院之间接洽业务关系、剧团内部组织的人员调配、外地演出的相关业务等等，梅先生大多都用我父亲去联络。逐渐的父亲上台就越来越少了，后来抗战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承华社”相继更名为“梅剧团”、“梅兰芳京剧团”，团长也一直是我父亲姚玉芙(彭真市长曾授予任命书)，老哥俩这种合作关系一直保持到他们相继去世。
梅先生在京剧改革上也得到父亲的支持与配合。他提倡昆曲，父亲就陪他唱昆曲；他排古装戏，父亲就陪他唱古装戏；早年间梅先生还唱过不少时装戏，我父亲也陪他唱过。还有一个笑话：梅先生唱时装戏《邓霞姑》最后一场是邓霞姑结婚，扮演邓霞姑丈夫的就是我父亲。报纸上登出了他俩的一张剧照，被人拿到外地展出，并说这是'梅兰芳与福芝芳的结婚照片'，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承华社”初建阶段，有位王姓军阀占领了北京。当时军阀混战，凡占领了北京的军阀都要住大宅院，大唱堂会。他们把我父亲叫去，打算硬派梅兰芳去唱堂会。梅先生当然不答应，结果惹恼了这位大军阀。来人威胁我父亲说：“给你们三天时间，梅兰芳不来唱堂会，我先毙了你姚玉芙，再找梅兰芳算账。”父亲赶紧到梅家去商议对策，梅先生是坚决不答应。父亲也坚决支持梅先生，让梅先生先躲一躲由他来应付。梅先生当时就表示有难要同当，他先在六国饭店租了一个房间，安排下两家的女眷。又认真地对我父亲说：“咱哥俩豁出去了，你别怕，如果为此事枪毙了你姚玉芙，你家的事你放心，五姑奶奶(王家五姑奶奶，姚玉芙之妻王瑁卿)和大姑娘(我的姐姐姚宝瑺)我负责到底，有我姓梅的吃的，就有他们娘儿俩吃的，有我姓梅喝的，就有他们娘儿俩喝的。”父亲也表示“士为知己者死”义不容辞，当时东交民巷是外国人的势力范围，军阀们不敢进入东交民巷胡作非为。父亲在梅家与梅先生秉烛达旦等候“上刑场”。漫长的黑夜过去，结果是这位军阀兵败悄悄地逃出了北京城。军阀要枪毙姚玉芙的事传扬开了以后，当时社会各界把梅兰芳、姚玉芙比作舍命全交的羊角哀与左伯桃，成为一段佳话。
“承华社”成立后梅先生自己做了社长，主演从此在剧团中有了实权。新的事物兴起，旧的势力是不肯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这件事惹恼了那些平日不上台，专吃演出所得剩余价值的旧班主了。旧班主认为我父亲从中作梗，于是雇用一市井小流氓，用镪水加害我父亲。
那是1922年阴历九月，父亲记得正值吃“九皇素”的时候。他那天正准备到梨园公会参加聚会，在门口叫了一辆人力车。出门后父亲看见对面电线杆子下面站着一个人，鬼鬼祟祟地不知在干些什么，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在往水枪里灌镪水。只见那人手一抬，拉车人眼尖高叫：“先生快低头！”说时迟那时快，父亲赶紧低下头用礼帽遮住了自己的脸。镪水打在礼帽上，呢子礼帽被腐蚀了好几个洞。大部分镪水从礼帽上流下来，只有少量镪水透入到我父亲的右上额，一件蓝色衬绒袍子大襟上被烧出一块长二尺左右、宽一尺左右大洞，十分吓人，从面儿到里儿被腐蚀掉一大块。所幸父亲面部受伤不重，也不妨碍演戏，只在右额上留下一个小小的疤痕。梅先生知道后也是后怕不已，但从此后老哥俩的情谊更深了。真像大家了解到的一样，梅、姚两家亲如一家，连两家小孩子的名字排字都一样：梅家的孩子们都排“葆”字，如：葆琪、葆琛、葆珍、葆玥、葆玖；姚家用的也是“宝”字，有宝瑺、宝琏、宝瑄、宝琎、宝瑢、宝琮、宝瑾和宝瑜，两家的孩子取名也都有一个“玉”字边。
后来梅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演出，我父亲也就在家待业，从未参与过别的剧团。当年的红伶陆素娟、言慧珠等组班演梅派戏都托人请过我父亲出山，他都没答应。包括后来我爱人李世芳组班，把原“承华社”的演职员、乐队全吸收进来，只少姚玉芙和徐兰沅（因为李世芳的琴师是王少卿，又是李世芳的老师，故缺徐兰沅）。李世芳是多么希望他的岳父出山帮他一把，王少卿代李世芳前来劝说姚玉芙出山，这时姚家虽已生活困难，但王少卿的劝说也被父亲婉言谢绝了。
父亲一生没留下过什么财产，甚至连照片都不多，但姚家朴实、忠厚的家风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兄弟姐妹，我们个八人除了大姐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其余都在不同的岗位上辛勤工作直到光荣退休，安享晚年。